中国媒体快报：敏感周年纪念日、习近平访港、澳大利亚干预中国“软实力”(Issue 120, Simplified Chinese)

本期分析：日益臨近十九大資訊管控創新高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下個月，中國領導人將齊聚北京參加中國政治日程上最重要的一個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屆時將宣佈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的新成員名單，其中包括可能在2022年接替習近平的人選。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選出現在名單上，那麼人們將普遍推測習近平會試圖打破慣例並尋求第三個任期。

中國最高層官員的任何會議都會使政府強化資訊管控，而隨著這一尤為重要的黨代會的臨近，各種限制措施達到了一個新境界。那些分享禁聞、揭露濫用權力和發表逆耳言論的人將會面臨額外的危險。

在過去幾個月，眾多地方政府的網站一直在強調十九大的重要性，稱之為公安機關「貫穿全年工作的主線」。為了籌備這個會議和確保「一個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自7月以來公安部門和網路管理部門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會議和調研。

儘管十九大將在北京召開，但是資訊管控，無論是對互聯網還是其他媒體，卻是全國範圍的。遠至新疆、吉林、貴州和四川等省區，政府都採取了各種措施來監控網路媒體、訪民、被查禁的法輪功信仰團體成員和其他潛在的政治異見人士或維權人士。

在其他的新措施中，當局在網路應用商店裡取締了VPN以限制使用者獲取未經審查的內容、調查了主要社交媒體網站在審查「不良言論」方面的表現，並且採取新措施，在10月1日之前強制實行網路實名制。

8月3日，由公安部主持，各網路資料中心和雲端服務公司舉行一個了全國範圍的演習，旨在「為黨的十九大召開打造網路安全」。據稱，網路資料中心被要求演習迅速關閉包含有害內容的網站，並向警方舉報網站所有者。儘管公安部沒有公開這次演習，但是很多網路服務商通知了他們的客戶可能出現的服務中斷，而媒體報導也顯示，某些公司的網站確實出現了暫時性關閉。

上周，9月7日，中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CAC）發佈了一套新的《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將於10月8日生效。這些規定強調在類似騰訊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群主和資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從而強化執行官方對資訊內容的限制，並應將違規者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那些未能遵守「管理規定」的群主和資訊服務提供者自己也面臨被懲處的危險。即便沒有這些新的法規，8月中旬，雲南省也有一位人士因為在微信發文嘲諷習近平而被判處行政拘留五天。

在互聯網之外的領域，儘管對很多中國異見人士而言，這樣的騷擾和嚴密監控早已是家常便飯，但各類維權人士、律師和那些在重要政治活動前後通常受到限制的人士還是已經感受到了壓力。若干維權人士反映他們在前往香港時遇到了困難，其中包括著名的女權活動人士武嶸嶸。她原本計畫自9月1日起在香港大學開始攻讀碩士學位。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人權律師高智晟在8月13日又遭拘留，他在過去的監禁中一直受到酷刑虐待。

隨著會期臨近，那些唱反調的人士很可能「被度假」到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北京的民主活動人士查建國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在8月底國保人員已經開始「問我在十九大期間想去哪裡度假」。而那些因政治性指控被審判的人士，如博客作者吳淦和律師江天勇等人，或許會在會議開始前被宣佈刑期。

大批普通的互聯網用戶和網站所有者將會因為新規定而面臨潛在危險，包括有針對性的言論審查、拘捕和犯罪指控。這些新規定很可能將使得今年會議的籌備不同於以往。中共2017年所採取的法律、技術和行政的管制手段力度明顯比領導人換屆的2012年大。這些管制手段在會議結束後還將長期存在。

當局為了確保一場精心編排的領導層重新洗牌會議而採取的極端措施，反映了這個政權的不安全感和獨裁領導人明顯的孤立狀態：在這個國家正經歷近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時，大多數的中國居民不僅不能參加會議，甚至連試圖在網路上發表意見也有惹禍上身的危險。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游欣儒（Cheryl Hsin-Ju Yu）亦為本篇文章的研究提供了協助。另一個版本的文章已於2017年9月14日發表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中國政府採取新措施，填補網路言論審查漏洞

藉由2016年通過並於今年6月1日生效的《網路安全法》，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填補它的網路言論審查機構尚存的漏洞。採取的手段包括一系列管制規範、調查處理和中斷主要網路服務商的服務。

取締VPN：7月29日，蘋果公司從它在中國的線上商店裡悄悄地撤下了十幾種VPN應用程式。這家公司在TechCrunch網站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解釋了工信部要求它「在中國下架一些不符合新規定的VPN應用程式」。國際社會批評蘋果公司屈服於北京的壓力而沒有像在其他國家那樣進行抵制。在8月，網信辦還責令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在它的店鋪中下架非法的VPN應用程式。據稱，一些豪華酒店，像北京的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在官方責令取締之後已經停止提供VPN服務。工信部在1月宣佈了展開一項為期14個月的行動，清理非法網路連結。這一行動將會明顯地削減VPN服務，尤其對中國的普通用戶。
查處社交媒體平臺：8月11日，「網信辦」宣佈它正在調查三家違反新的《網路安全法》的網站。騰訊微信、新浪微博和百度貼吧都被指責存在「有用戶傳播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資訊」，包括發佈涉及謠言、色情和暴力內容的帖子。「網信辦」宣稱，他們是通過用戶舉報獲知這些違法行為，並提供了一個24小時熱線以鼓勵更多的舉報。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費格斯·萊恩（Fergus Ryan）說，通過鎖定調查最大的幾家網站，「網信辦」向那些小公司傳遞了一個資訊：「他們必須嚴肅對待新的《網路安全法》。」
WhatsApp應用程式被封殺：7月18日，WhatsApp服務在中國被完全中斷。第二天恢復部份服務後，到目前為止似乎已經全部恢復正常，但是分析人士懷疑這次中斷是一項計畫的一個步驟，旨在將使用者轉移至微信。在微信平臺上使用者的資訊和活動能夠受到監控和審查。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的技術特徵是點對點加密。

監控措施升級：實名登記、新疆的間諜軟體、人臉識別

在監控政策和技術方面出現的新趨勢，反映在中國日益無孔不入的資訊管控。由於缺乏足夠的隱私保護，這些新變化將大大增加權力濫用的可能性，包括拘捕和懲罰那些發表和平的宗教和政治觀點的人。這些人的觀點為中共所不容。

實名登記：8月25日，「網信辦」宣佈了將於10月1日生效的新法規，要求線上評論必須進行實名登記。為此，使用者可能必須掃描他們的身份證件。「網信辦」還要求在BBS論壇上進行實名登記。中央政府為實施實名登記已經進行了數年的努力，但這次的新法規有2016年通過的《網路安全法》作為法律依據。
新疆的間諜軟體：7月10日，新疆居民獲知他們有10天的時間在他們的手機上安裝監控應用程式「淨網」。那些在檢查站被發現沒有安裝「淨網」的人將被處以最高10天的拘留。到7月17日，已經有些照片在推特上流傳，顯示員警在新疆的檢查站核查手機上是否安裝了這個應用程式。當局宣稱，這個間諜軟體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是隨即便出現了有人因談話內容被監控而遭到拘留。自由亞洲電臺7月13日報導，同在一個微信群的10名哈薩克婦女，在安裝這個應用程式之後不久，就因討論移民去哈薩克而遭到拘留。
人臉識別：現在河南南陽的航空旅客無需掃描登機證，只需進行面部掃描即可登機。這個由百度提供的人臉識別軟體，估計將會推廣到全國各地的機場。在杭州，肯德基旗下的一家新餐廳在全球首推「微笑付款」（ Smile to Pay）服務，而深圳街邊的大螢幕則告知「人臉識別智慧抓拍行人闖紅燈」。隨著在全國各地數億隻監控錄影機的安裝，根據公安部2015年的一份檔案，政府計畫利用人臉識別技術建立一個「無處不在的，完全聯網的，永不掉線的和完全可控的」系統來監控它的居民。

面對中共無所不在的言論審查，網民仍紀念劉曉波

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主宣導者劉曉波在7月13日因晚期肝癌併發症逝世。從2009年起，他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而入獄服刑。儘管他於6月26日獲准保外就醫，他的對外通訊一直受到限制。

言論審查機構在劉曉波逝世後高速運轉，試圖限制消息的擴散、限制劉曉波照片、言論和著作的流傳，並且限制他人紀念劉曉波。中國數字時代監測到在新浪微博上有八個相關搜索關鍵字被封鎖，還有六個關鍵字不能出現在帖子裡，包括「我沒有敵人」、「蠟燭」和「安息」。蠟燭表情符號也不能使用。多倫多大學的公民實驗室報導，與劉曉波有關的關鍵字和圖像不僅在微信朋友圈，而且在微信的群聊和私信中都被封鎖。公民實驗室在以往沒有監測到圖像在私信中被封鎖，這顯示了言論審查到達了一個新的境界。

同時，中國官方媒體還針對外國聽眾在劉曉波事件上展開宣傳，並將這些宣傳放置在推特和YouTube等在中國被封鎖的社交媒體上。在面向國內的媒體上幾乎沒有任何報導：瀋陽司法局在它的網站上發佈了一個簡短的聲明，而央視一套只是播放了一個宣傳短片。與此相反，有關劉曉波逝世和匆忙海葬的報導充斥了《環球時報》英文版，中國環球電視網北美分台（CGTN America, 中央電視臺下屬）還在其推特帳號上發佈了劉曉波逝世的新聞。劉曉波的大哥劉小光出現在香港電視上，感謝中共所提供的醫療救護和在劉曉波逝世兩天後安排葬禮。

8月18日，由於北京方面受到日益強大的國際壓力要求公佈劉曉波遺孀劉霞的下落，一段她的影片出現在YouTube上。在這段影片中，她說她正在「另一個地方休息」，並請大家給她獨自哀悼的時間，而與她關係密切的朋友們則說這段聲明似乎是被迫而為。劉霞自2010年以來一直遭到非法軟禁，不過被允許在她的丈夫保外就醫期間前往陪護並參加了葬禮。香港活動人士呂思清（Frank Lu Siqing）在9月2日與劉霞通了電話，說她已經回到北京，但依然極度抑鬱和悲慟。她顯然還處在軟禁之中。

儘管官方力圖壓制有關討論，中國網民和活動人士依然繼續悼念劉曉波並呼籲釋放他的妻子。很多人將北京7月13日遭遇的那場暴風雨解釋為一個富有寓意的隱喻。在網路世界之外，有兩人因搜集整理讚頌劉曉波的詩集而在廣州遭到刑事拘留。外界觀察人士認為，對劉曉波實行海葬是為了防止他的支持者拜謁他的墓地，而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說「實際上整個大海都成了我們可以接近他的地方」。在廣州和福建有追悼者因在海邊舉行悼念活動被拘留，而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海邊擺放空椅子，暗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那把屬於劉曉波的空椅子。香港是中國唯一允許可以公開紀念劉曉波的城市，有一次紀念集會有大約1,500人參加。

儘管外國政府在劉曉波待遇問題上對北京的譴責一直相對軟弱無力，且中國政府試圖將他從公眾記憶中抹去，但是民間對劉曉波逝世的反響以及持續呼籲釋放劉霞都表達了人們對他的長久紀念。

香港：記者出庭受審、BBC新聞被取代、颱風報導受限制

8月17日，一名香港法官在一項判決中判處黃之鋒和另外兩名雨傘運動領導人入獄服刑，而輿論普遍認為這一判決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和公民自由。不過，這起眾人矚目的案件只不過是最近若干威脅香港言論自由事件中的一起而已。以下事件正應驗了香港記者協會年度報告中記錄的更廣泛的趨勢，這篇發表於7月的報告題為《一國圍城》（Two Systems Under Siege）。

實習記者被控藐視法庭：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的前實習記者麥盈湘（Mak Ying-sheung）8月10日出庭為自己辯護，她被控2014年11月在旺角的一次抗議活動中未能服從法庭的清場命令。當時，她的記者證還在辦理過程中，她遭到拘捕時正打算幫跌倒在眼前的黃之鋒站起來。在審判中，檢方播放了一段有人呼喊口號的視頻並聲稱那人就是麥盈湘。她對此予以否認。她還被問到「In-Media」代表「香港獨立媒體」，是否意味著支持香港獨立於中國大陸。麥盈湘解釋說「獨立」僅指這家媒體機構自身而言。保護記者委員會將此案稱為針對麥盈湘的「合法騷擾」，並要求檢方撤銷所有指控。
BBC廣播被中國官媒取代：9月4日，在香港電臺第6台（AM675）24小時播出的BBC國際台節目被香港電臺（RTHK）用央廣主要是普通話的「香港之聲」取代。BBC自1978年以來一直在香港電臺廣播。BBC國際台將只能在晚11點至早7點在香港電臺第4台和一個調頻頻道播出。由香港政府運營的香港電臺的一名發言人說，進行這一變動是為了「加強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文化交流」。但是，香港筆會則表示擔心這一變動會將「披著新聞外衣的宣傳強加給香港」。
颱風過後媒體受限制：8月26日，四名香港記者在鄰近的同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邊界被禁止入境。他們試圖去報導颱風天鴿過後的清理工作。邊境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在一份通知書上簽字，承認根據《澳門內部保安綱要法》，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近年來，據稱還有其他香港記者被禁止入境澳門。當地的和國際的新聞自由組織——包括香港記者協會（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香港外國記者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以及澳門葡英傳媒協會（Macau Portuguese and English Press Association）——都發表聲明質疑最近發生的事件。於此同時，有至少五家澳門媒體機構試圖對颱風後果的報導進行「規範」，命令他們的員工要「報導更多好人好事，向社會積極散播正能量，少向政府特別是最高負責人問責」。這些命令呼應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號召在中國媒體上推廣「正能量」，並且讓人想起大陸經常向媒體下達的宣傳指示。

中國之外：學術自我審查、義大利扣押維吾爾維權人士、加州人權決議擱淺

劍橋大學出版社向言論審查折腰：8月18日，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CUP）遵照中國政府的指示，從頂尖的中國研究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中國網站上撤下了315篇文章。面對國際學術界的怒火，劍橋大學出版社在8月21日恢復了被撤下的文章，但是這一插曲引起了人們對北京在海內外廣泛干涉學術自由行動的關注。《中國季刊》編輯蒂姆·普林格爾（Tim Pringle）說，劍橋出版社決定撤下文章前沒有得到《中國季刊》的同意。同樣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亞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也收到一份類似的通知，要求刪除94篇文章和書評，但是被他們拒絕了。第三份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也據稱被要求刪除27篇書評。在這些案例中，針對的內容主要是有關西藏、文革、新疆、法輪功和1989年天安門抗議，但是所選擇的文章似乎相當草率，顯然是根據標題的敏感關鍵字，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在內容上也同樣敏感的作品。
萬達收斂在好萊塢投資：房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健林曾計畫征服全球電影產業。但是他的公司，大連萬達集團在7月宣佈將出售它旗下的青島東方影都，價值73億美元。影都在2013年開張，當時有若干好萊塢明星前往助興，但是這座影視拍攝基地至今沒有完工，也沒能吸引任何美國或中國的製片人。持續數年在美國的瘋狂收購——包括AMC院線和傳奇影業（Legendary Entertainment）——之後，這一售出意味著萬達正在失去它在好萊塢的立足點。王健林的商業帝國最近以來一直因其負債驅動的海外投資而受到中央政府日益嚴厲的監控。而它大肆炒作的電影《長城》，儘管有麥特·戴蒙這樣的國際演員陣容，今年年初在美國的票房仍遭遇慘敗。
中國學生在主權問題上對抗澳洲教師：今年，澳洲的高等教育機構經歷了數起中國學生表達政治憤慨的事件，其中包括8月份的兩次事件。他們感到中國的主權受到冒犯。在第一起事件中，由於一位講師使用了一幅將中國宣稱的某些領土劃為印度一部分的地圖，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中國學生衝上社交媒體聲討。這個故事被貼在「悉尼留學生互助會」的微信公眾號上，題目是「氣憤！悉尼大學一印度老師PPT課件竟現‘分裂中國’地圖！請立即更換，絕不能忍！」雪梨大學代表這位教師發表了一份道歉信。幾天之後，紐卡索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一位教師成為了攻擊目標，因為他使用了透明國際組織的一份報告，此報告將中國、台灣和香港分開列為獨立的單位。中國學生秘密錄製了與這位教師的一次會見，在錄影中他們說：「我們中國學生在課堂裡占了三分之一。你讓我們感到不舒服。」而這位教師回答說：「如果你們覺得因此受冒犯，那只是你們個人的觀點。」這段錄影被中文版《今日澳洲》（Sydney Today）發佈在YouTube上。紐卡索大學為這名教師進行了辯護，並對中國學生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表示失望。澳洲有關專家注意到，有些中國學生害怕如果他們表達了一些不同觀點會被他們的同胞向領館舉報。而很多中國學生無法融入其他非中國同學的狀況也被北京用來強化它的意識形態影響力。
義大利警方扣押維吾爾維權人士：7月26日，世界維吾爾人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在前往義大利參議院的途中遭到員警阻攔。他原本要去參加一個由義大利非暴力激進黨和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聯合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談話。經過義大利警方採集指紋、拍照和檢查證件，已經是德國公民的多里坤·艾沙在四個多小時之後被釋放。當艾沙問那些警官他為何遭到拘留時，他們告訴他這是因中國方面的請求。中國已經對艾沙發出了國際刑警紅色通告（不是國際通緝令），但從未說明他究竟涉嫌哪些罪行。
FBI因網路攻擊逮捕一名中國人：8月24日，FBI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了中國公民于平安（音，Yu Pingan）。于平安和其他兩名在中國的同謀根據《電腦欺詐與濫用法》被控對至少三家未具名美國公司進行網路入侵。據稱，這三人使用了Sakula（櫻花）惡意軟體，是2015年入侵聯邦政府人事管理局（OPM）所使用的同樣的軟體。那次入侵獲取了數百萬美國公民的機密身份資訊。如果于平安被發現為中國政府工作，他的行為就將違反2015年中國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達成的協議。該協議規定不得入侵對方公司以獲取智慧財產權或其他商業利益。
中國領事館施壓使加州停止人權決議案投票：8月29日，加州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一致批准了一項決議，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兩天後，若干名州參眾議員都發表講話支持決議和那些在中國受迫害的人士。但是在9月1日，州參議院出人意料地投票將這份決議（SJR10）退回法規委員會，阻止該決議進入參議院全院表決。這一拖延似乎與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寫給加州立法機構成員的一系列信件有關。根據媒體報導，這些信件認為決議案的通過「將會嚴重傷害加利福尼亞州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並「破壞加利福尼亞州與中國的友誼」，暗指加州與中國緊密的經濟聯繫，包括貿易、旅遊以及遍佈各個大學的大量中國學生。

本期良心犯：盧昱宇

盧昱宇原先是農民工，後來成為一名公民記者。2016年6月，他和女友李婷玉一起在雲南省遭到拘押。他們兩人一起記錄、整理和分享中國各地罷工和抗議的報告。8月3日，盧昱宇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入獄四年。李婷玉在今年4月受審並最終獲得釋放。他們二人的判決書至今尚未公佈。

他們二人為了發現、追蹤和再現各種抗議事件的記錄和照片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欽佩，而且需要具備細膩的方法才能在審查機構刪除之前去鑒別和捕捉這些內容。2015年，他們搜集了大約3萬起抗議示威活動的資料，涉及土地糾紛、罷工和環境等問題。他們通過博客和社交媒體平臺在國內外分享了這些資訊，包括一個推特帳號「非新聞」（@Wickedonna）和一個Tumblr帳號，這是現存屈指可數的可以追蹤他們做過的事的途徑之一。他們的記錄被記者、研究人員和維權人士廣泛採納，尤其是因為政府自己不再公佈「群體事件」的統計資料。他們的工作為他們贏得了2016年由記者無國界組織頒發給公民記者的新聞自由獎。

盧昱宇的判決之所以顯得不同尋常是因為他的工作集中在記錄而不是維權行動或組織抗議，異見人士通常更加會因為這兩種形式而以「尋釁滋事罪」受到懲處。然而隨著網路言論審查升級和學術自由也日益受到嚴控的時刻，他的工作方式也難以「逍遙法外」了。

盧昱宇依然被拘押在雲南省大理市，他告訴律師們他遭受毆打和被剝奪睡眠。他的律師們說，他已經對判決提出上訴。

未來看點

十九大前將出現更多言論審查和拘禁：儘管已經加強了網路和媒體管控，在計畫於10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前非常可能進一步強化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基於過往重大事件的經驗，需要關注審查機構指示媒體不得報導的題材範圍（包括公共衛生威脅）；關注對重要維權人士的拘禁或逐出北京；關注言論審查手段的新變化，包括有針對性的關閉規模較小的網站或是封鎖分享政治敏感資訊的微信群。

Facebook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最新努力：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臺之一，Facebook自2009年起在中國被封鎖。但是這家公司和它的創辦人近年來一直在與中國管理部門接觸，試圖找到途徑獲得這個國家高達6億的互聯網用戶。上個月，Facebook在中國發佈了一個新的照片共用應用程式Colorful Balloons，但是這個應用程式是通過一家當地公司發佈，並且不帶有Facebook的商標。9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Facebook雇用了一名中國前政府官員和領英公司（這家公司遵守中國政府的言論審查要求）的行政主管來處理它與北京的關係。關注這個新應用程式的市場表現，尤其是在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應用程式屢遭中斷的情況下；關注Facebook公司計畫推出專門針對中國的其他新措施。

根據新《國歌法》對香港維權人士的懲處：9月1日通過了一部新法律，以無禮方式對待中國國歌者將被判處15日以下拘留。鑒於過去有支持民主的立法會議員因嘲弄國旗而受懲罰，以及香港球迷發誓無視新的法律，關注香港居民可能遭遇的抓捕與檢控。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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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兩名中國網站創辦人、一名詩人和一名臺灣非政府組織義工，因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權而在中國遭到拘押。他們是國際「給良心犯寫信」活動當前的焦點。訪問相關連結為黃琦、劉飛躍、吳明良和李明哲發出你聲音。居住在香港的朋友們，請簽署公開信要求恢復BBC國際台24小時播出。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日益临近十九大信息管控创新高

本期良心犯：卢昱宇

本期良心犯：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

本期分析：日益临近十九大信息管控创新高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下个月，中国领导人将齐聚北京参加中国政治日程上最重要的一个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将宣布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新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可能在2022年接替习近平的人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选出现在名单上，那么人们将普遍估计习近平会试图打破惯例并寻求第三个任期。

中国最高层官员的任何会议都会使政府强化信息管控，而随着这一尤为重要的党代会的临近，各种限制措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那些分享禁闻、揭露滥用权力和发表逆耳言论的人将会面临额外的危险。

在过去几个月，众多地方政府的网站一直在强调“十九大”的重要性，称之为公安机关“贯穿全年工作的主线”。为了筹备这个会议和确保“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自7月以来公安部门和网络管理部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调研。

尽管“十九大”将在北京召开，但是信息管控，无论是对互联网还是其他媒体，却是全国范围的。远至新疆、吉林、贵州和四川等省区，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监控网络媒体、访民、被查禁的法轮功信仰团体成员和其他潜在的政治异见人士或维权人士。

在其他的新措施中，当局在网络应用商店里取缔了VPN以限制用户获取未经审查的内容、调查了主要社交媒体网站在审查“不良言论”方面的表现，并且采取新措施，在10月1日之前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

8月3日，由公安部主持，各网络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公司举行一个了全国范围的演习，旨在“为党的十九大召开打造网络安全”。据称，网络数据中心被要求演习迅速关闭包含有害内容的网站，并向警方举报网站所有者。尽管公安部没有公开这次演习，但是很多网络服务商通知了他们的客户可能出现的服务中断，而媒体报道也显示，某些公司的网站确实出现了暂时性关闭。

上周，9月7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一套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于10月8日生效。这些规定强调在类似腾讯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群主和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从而强化执行官方对信息内容的限制，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违犯者。那些未能遵守“管理规定”的群主和信息服务提供者自己也面临被惩处的危险。即便没有这些新的法规，8月中旬，云南省也有一位人士因为在微信发帖嘲讽习近平而被判处行政拘留五天。

在互联网之外的领域，尽管对很多中国异见人士而言，这样的骚扰和严密监控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各类维权人士、律师和那些在重要政治活动前后通常受到限制的人士还是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若干维权人士反映他们在前往香港时遇到了困难，其中包括著名的女权活动人士武嵘嵘。她原本计划自9月1日起在香港大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人权律师高智晟在8月13日又遭拘留，他在过去的监禁中一直受到酷刑虐待。

随着会期临近，那些唱反调的人士很可能“被度假”到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北京的民主活动人士查建国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8月底国保人员已经开始“问我在十九大期间想去哪里度假”。而那些因政治性指控被审判的人士，如博客作者吴淦和律师江天勇等人，或许会在会议开始前被宣布刑期。

大批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和网站所有者将会因为新规定而面临潜在危险，包括有针对性的言论审查、拘捕和犯罪指控。这些新规定很可能将使得今年会议的筹备不同于以往。中共2017年所采取的法律、技术和行政的管制手段力度明显比领导人换届的2012年大。这些管制手段在会议结束后还将长期存在。

当局为了确保一场精心编排的领导层重新洗牌会议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反映了这个政权的不安全感和独裁领导人明显的孤立状态：在这个国家正经历近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时，大多数的中国居民不仅不能参与会议，甚至连试图在线上发表意见也有惹祸上身危险。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游欣儒（Cheryl Hsin-Ju Yu）亦为本篇文章的研究提供了协助。另一个版本的文章已在2017年9月14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中国政府采取新措施，填补网络言论审查漏洞

藉由2016年通过并于今年6月1日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填补它的网络言论审查机构尚存的漏洞。采取的手段包括一系列管制规范、调查处理和中断主要网络服务商的服务。

取缔VPN：7月29日，苹果公司从它在中国的在线商店里悄悄地撤下了十几种VPN应用程式。这家公司在TechCrunch网站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解释了工信部要求它“在中国下架一些不符合新规定的VPN应用程式”。国际社会批评苹果公司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而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进行抵制。在8月，网信办还责令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在它的店铺中下架非法的VPN应用程式。据称，一些豪华酒店，像北京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在官方责令取缔之后已经停止提供VPN服务。工信部在1月宣布了展开一项为期14个月的行动，清理非法网络链接。这一行动将会明显地削减VPN服务，尤其对中国的普通用户。
查处社交媒体平台：8月11日，“网信办”宣布它正在调查三家违反新的《网络安全法》的网站。腾讯微信、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都被指责存在“有用户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信息”，包括发布涉及谣言、色情和暴力内容的帖子。“网信办”宣称，他们是通过用户举报获知这些违法行为，并提供了一个24小时热线以鼓励更多的举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费格斯·莱恩（Fergus Ryan）说，通过锁定调查最大的几家网站，“网信办”向那些小公司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必须严肃对待新的《网络安全法》。”
WhatsApp应用程式被封杀：7月18日，WhatsApp服务在中国被完全中断。第二天恢复部分服务，到目前為止似乎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但是分析人士怀疑这次中断是一项计划的一个步骤，旨在将用户转移至微信。在微信平台上用户的信息和活动能够受到监控和审查。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的技术特征是点对点加密。

监控措施升级：实名登记、新疆的间谍软件、人脸识别

在监控政策和技术方面出现的新趋势，反映在中国日益无孔不入的信息管控上。由于缺乏足够的隐私保护，这些新变化将大大增加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包括拘捕和惩罚那些发表和平的宗教和政治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为中共所不容。

实名登记：8月25日，“网信办”宣布了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新法规，要求在线评论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为此，用户可能必须扫描他们的身份证件。“网信办”还要求在BBS论坛上进行实名登记。中央政府为实施实名登记已经进行了数年的努力，但这次的新法规有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作为法律依据。
新疆的间谍软件：7月10日，新疆居民获知他们有10天的时间在他们的手机上安装监控应用程式“净网”。那些在检查站被发现没有安装“净网”的人将被处以最高10天的拘留。到7月17日，已经有些照片在推特上流传，显示警察在新疆的检查站核查手机上是否安装了这个应用程式。当局宣称，这个间谍软件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但是随即便出现了有人因谈话内容被监控而遭到拘留。自由亚洲电台7月13日报道，同在一个微信群的10名哈萨克斯坦妇女，在安装这个应用之后不久，就因讨论移民去哈萨克斯坦而遭到拘留。
人脸识别：现在河南南阳的航空旅客无需扫描登机证，只需进行面部扫描即可登机。这个由百度提供的人脸识别软件，估计将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机场。在杭州，肯德基旗下的一家新餐厅在全球首推“微笑付款”（ Smile to Pay）服务，而深圳街边的大屏幕则告知 “人脸识别智能抓拍行人闯红灯”。随着在全国各地数亿只监控摄像头的安装，根据公安部2015年的一份文件，政府计划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建立一个“无处不在的，完全联网的，永不掉线的和完全可控的”系统来监控它的居民。

面对中共无所不在的言论审查，网民仍纪念刘晓波

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民主倡导者刘晓波在7月13日因晚期肝癌并发症逝世。从2009年起，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而入狱服刑。尽管他于6月26日获准保外就医，他的对外通讯一直受到限制。

言论审查机构在刘晓波逝世后高速运转，试图限制消息的扩散、限制刘晓波照片、言论和著作的流传，并且限制他人纪念刘晓波。中国数字时代监测到在新浪微博上有八个相关搜索关键词被屏蔽，还有六个关键词不能出现在帖子里，包括“我没有敌人”、“蜡烛”和“安息”。蜡烛表情符号也不能使用。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报道，与刘晓波有关的关键词和图像不仅在微信朋友圈，而且在微信的群聊和私信中都被屏蔽。公民实验室在以往没有监测到图像在私信中被屏蔽，这显示了言论审查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

同时，中国官方媒体还针对外国听众在刘晓波事件上展开宣传，并将这些宣传放置在推特和YouTube等在中国被屏蔽的社交媒体上。在面向国内的媒体上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沈阳司法局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而央视一套只是播放了一个宣传短片。与此相反，有关刘晓波逝世和匆忙海葬的报道充斥了《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国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CGTN America, 中央电视台下属）还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了刘晓波逝世的新闻。刘晓波的大哥刘小光出现在香港电视上，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医疗救护和在刘晓波逝世两天后安排葬礼。

8月18日，由于北京方面受到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公布刘晓波遗孀刘霞的下落，一段她的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在这段视频中，她说她正在“另一个地方休息”并请大家给她独自哀悼的时间，而与她关系密切的朋友们则说这段声明似乎是被迫而为。刘霞自2010年以来一直遭到非法软禁，不过被允许在她的丈夫保外就医期间前往陪护并参加了葬礼。香港活动人士吕思清（Frank Lu Siqing）在9月2日与刘霞通了电话，说她已经回到北京，但依然极度抑郁和悲恸。她显然还处在软禁之中。

尽管官方力图压制有关讨论，中国网民和活动人士依然继续悼念刘晓波并呼吁释放他的妻子。很多人将7月13日北京遭遇的那场暴风雨解释为一个富有寓意的隐喻。在网络之外，有两人因搜集整理赞颂刘晓波的诗集而在广州遭到刑事拘留。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对刘晓波实行海葬是为了防止他的支持者拜谒他的墓地，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说“实际上整个大海都成了我们可以接近他的地方。”在广州和福建有追悼者因在海边举行悼念活动被拘留，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海边摆放空椅子，暗指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那把属于刘晓波的空椅子。香港是中国唯一允许可以公开纪念刘晓波的城市，有一次纪念集会有大约1,500人参加。

尽管外国政府在刘晓波待遇问题上对北京的谴责一直相对软弱无力，且中国政府试图将他从公众记忆中抹去，但是民间对刘晓波逝世的反响以及持续呼吁释放刘霞都表达了人们对他的长久纪念。

香港：记者出庭受审、BBC新闻被取代、台风报道受限制

8月17日，一名香港法官在一项判决中判处黄之锋和另外两名“雨伞运动”领导人入狱服刑，而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判决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和公民自由。不过，这起众人瞩目的案件只不过是最近若干威胁香港言论自由事件中的一起而已。以下事件正应验了香港记者协会年度报告中记录的更广泛的趋势，这篇发表于7月的报告题为《一国围城》（Two Systems Under Siege）。

实习记者被控藐视法庭：“香港独立媒体网”（In-Media）的前实习记者麦盈湘（Mak Ying-sheung）8月10日出庭为自己辩护，她被控2014年11月在旺角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未能服从法庭的清场命令。当时，她的记者证还在办理过程中，她遭到拘捕时正打算帮跌倒在眼前的黄之锋站起来。在审判中，檢方播放了一段有人呼喊口号的视频并声称那人就是麦盈湘。她对此予以否认。她还被问到“In-Media”代表“香港独立媒体”，是否意味着支持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麦盈湘解释说“独立”仅指这家媒体机构自身而言。“保护记者委员会”将此案称为针对麦盈湘的“合法骚扰”，并要求檢方撤销所有指控。
BBC广播被中国官媒所取代：9月4日，在香港电台第6台（AM675）24小时播出的BBC国际台节目被香港电台（RTHK）用央广主要是普通话的“香港之声”取代。BBC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香港电台广播。BBC国际台将只能在晚11点至早7点在香港电台第4台和一个调频频道播出。由香港政府运营的香港电台的一名发言人说，进行这一变动是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香港笔会则表示担心这一变动会将“披着新闻外衣的宣传强加给香港”。
台风过后媒体受限制：8月26日，四名香港记者在邻近的同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边界被禁止入境。他们试图去报道台风天鸽过后的清理工作。边境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在一份通知书上签字，承认根据《澳门内部保安纲要法》，对“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近年来，据称还有其他香港记者被禁止入境澳门。当地的新闻自由組織和国际新闻自由組織——包括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以及澳门葡英传媒协会（Macau Portuguese and English Press Association）——都发表声明质疑最近发生的事件。与此同时，有至少五家澳门媒体机构试图对台风后果的报道进行“规范”，命令他们的员工要“报道更多好人好事，向社会积极散播正能量，少向政府特别是最高负责人问责。”这些命令呼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召在中国媒体上推广“正能量”，并且让人想起大陆经常向媒体下达的宣传指示。

中国之外：学术自我审查、意大利扣押维吾尔维权人士、加州人权决议搁浅

剑桥大学出版社向言论审查折腰：8月18日，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CUP）遵照中国政府的指示，从顶尖的中国研究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中国网站上撤下了315篇文章。面对国际学术界的怒火，剑桥大学出版社在8月21日恢复了被撤下的文章，但是这一插曲引起了人们对北京在海内外广泛干涉学术自由行动的关注。《中国季刊》编辑蒂姆·普林格尔（Tim Pringle）说，剑桥出版社决定撤下文章前没有得到《中国季刊》的同意。同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也收到一份类似的通知，要求删除94篇文章和书评，但是被他们拒绝了。第三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也据称被要求删除27篇书评。在这些案例中，针对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西藏、文革、新疆、法轮功和1989年天安门抗议，但是所选择的文章似乎相当草率，显然是根据标题的敏感关键词，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在内容上也同样敏感的作品。
万达收敛在好莱坞投资：房地产和媒体大亨王健林曾计划征服全球电影产业。但是他的公司，大连万达集团在7月宣布将出售它旗下的青岛东方影都，价值73亿美元。影都在2013年开张，当时有若干好莱坞明星前往助兴，但是这座影视拍摄基地至今没有完工，也没能吸引任何美国或中国的制片人。持续数年在美国的疯狂收购——包括AMC院线和传奇影业（Legendary Entertainment）——之后，这一售出意味着万达正在失去它在好莱坞的立足点。王健林的商业帝国最近以来一直因其负债驱动的海外投资而受到中央政府日益严厉的监控。而它大肆炒作的电影《长城》，尽管有马特·戴蒙这样的国际演员阵容，今年年初在美国的票房仍遭遇惨败。
中国学生在主权问题上对抗澳大利亚教师：今年，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数起中国学生表达政治愤慨的事件，其中包括8月份的两次事件。他们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冒犯。在第一起事件中，由于一位讲师使用了一幅将中国宣称的某些领土划为印度一部分的地图，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中国学生冲上社交媒体声讨。这个故事被贴在“悉尼留学生互助会”的微信公众号上，题目是“气愤！悉尼大学一印度老师PPT课件竟现‘分裂中国’地图！请立即更换，绝不能忍！”悉尼大学代表这位教师发表了一份道歉信。几天之后，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一位教师成为了攻击目标，因为他使用了“透明国际组织”的一份报告，此报告将中国、台湾和香港分开列为独立的单位。中国学生秘密录制了与这位教师的一次会见，在录像中他们说：“我们中国学生在课堂里占了三分之一。你让我们感到不舒服。”而这位教师回答说：“如果你们觉得因此受冒犯，那只是你们个人的观点。”这段录像被中文版《今日澳洲》（Sydney Today）发布在YouTube上。纽卡斯尔大学为这名教师进行了辩护，并对中国学生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表示失望。澳大利亚有关专家注意到，有些中国学生害怕如果他们表达了一些不同观点会被他们的同胞向领馆举报。而很多中国学生无法融入其他非中国同学的状况也被北京用来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意大利警方扣押维吾尔维权人士：7月26日，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在前往意大利参议院的途中遭到警察拦阻。他原本要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由“意大利非暴力激进党”和“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联合举办。经过意大利警方采集指纹、拍照和检查证件，已经是德国公民的多里坤·艾沙在四个多小时之后被释放。当艾沙问那些警官他为何遭到拘留时，他们告诉他这是因中国方面的请求。中国已经对艾沙发出了“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不是国际通缉令），但从未说明他究竟涉嫌哪些罪行。
FBI因网络攻击逮捕一名中国人：8月24日，FBI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中国公民于平安（音，Yu Pingan）。于平安和其他两名在中国的同谋根据《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被控对至少三家未具名的美国公司进行网络入侵。据称，这三人使用了Sakula（樱花）恶意软件，是2015年入侵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OPM）所使用的同样软件。那次入侵获取了数百万美国公民的机密身份信息。如果于平安被发现为中国政府工作，他的行为就将违反2015年中国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不得入侵对方公司以获取知识产权或其他商业利益。
中国领事馆施压使加州停止人权决议案投票：8月29日，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批准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两天后，若干名州参众议员都发表讲话支持决议和那些在中国受迫害的人士。但是在9月1日，州参议院出人意料地投票将这份决议（SJR10）退回法规委员会，阻止该决议进入参议院全院表决。这一拖延似乎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写给加州立法机构成员的一系列信件有关。根据媒体报道，这些信件认为决议案的通过“将会严重伤害加利福尼亚州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破坏加利福尼亚州与中国的友谊”，暗指加州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包括贸易、旅游以及遍布各个大学的大量中国学生。

本期良心犯：卢昱宇

卢昱宇原先是农民工，后来成为一名公民记者。2016年6月，他和女友李婷玉一起在云南省遭到拘押。他们两人一起记录、整理和分享中国各地罢工和抗议的报告。8月3日，卢昱宇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四年。李婷玉在今年4月受审并最终获得释放。他们二人的判决书至今尚未公布。

他们二人为了发现、追踪和再现各种抗议事件的记录和照片，所付出的努力令人钦佩，而且需要具备细腻的方法才能在审查机构删除之前去鉴别和捕捉这些内容。2015年，他们搜集了大约3万起抗议示威活动的资料，涉及土地纠纷、罢工和环境等问题。他们通过博客和社交媒体平台在国内外分享了这些信息，包括一个推特账号“非新闻”（@Wickedonna）和一个Tumblr账号，这是现存屈指可数的可以追踪他们做过的事的途径之一。他们的记录被记者、研究人员和维权人士广泛采纳，尤其是因为政府自己不再公布“群体事件”的统计数据。他们的工作为他们赢得了2016年由无国界记者组织颁发给公民记者的新闻自由奖。

卢昱宇的判决之所以显得不同寻常是因为他的工作集中在记录而不是维权行动或组织抗议，异见人士通常更加会因为这两种形式而以“寻衅滋事罪”受到惩处。然而随着网络言论审查升级和学术自由也日益受到严控的时刻，他的工作方式也难以“逍遥法外”了。

卢昱宇依然被拘押在云南省大理市，他告诉律师们他遭受殴打和被剥夺睡眠。他的律师们说，他已经对判决提出上诉。

未来看点

“十九大”前將出现更多言论审查和拘禁：尽管已经加强了网络和媒体管控，在计划于10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前非常可能进一步强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基于过往重大事件的经验，需要关注审查机构指示媒体不得报道的题材范围（包括公共健康威胁）；关注对重要维权人士的拘禁或逐出北京；关注言论审查手段的新变化，包括有针对性的查封规模较小的网站或是封锁被发现分享政治敏感信息的微信群。

Facebook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新努力：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Facebook自2009年起在中国被屏蔽。但是这家公司和它的创办人近年来一直在与中国管理部门接触，试图找到途径获得这个国家高达6亿的互联网用户。上个月，Facebook在中国发布了一个新的照片共享应用程式Colorful Balloons，但是这个应用程式是通过一家当地公司发布，并且不带有Facebook的商标。9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Facebook雇佣了一名中国前政府官员和领英公司（这家公司遵守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要求）的行政主管来料理它与北京的关系。关注这个新应用程式的市场表现，尤其是在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应用屡遭中断的情况下；关注Facebook公司计划推出专门针对中国的其他新举措。

根据新《国歌法》对香港维权人士的惩处：9月1日通过了一部新法律，以无礼方式对待中国国歌者将被判处15日以下拘留。鉴于过去有支持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因嘲弄国旗而受惩罚，以及香港球迷发誓无视新的法律，关注香港居民可能遭遇的抓捕与检控。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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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两名中国网站创办人、一名诗人和一名台湾非政府组织义工，因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而在中国遭到拘押。他们是国际 “给良心犯写信”活动的当前焦点。访问相关链接为黄琦、刘飞跃、吴明良和李明哲发出你声音。居住在香港的朋友们，请签署公开信要求恢复BBC国际台24小时播出。

HEADLINES

ANALYSIS: Political Struggles at Home Shape Beijing’s Meddling Abroa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poses a growing threat to democracy elsewhere.

By Sarah Cook

*Photo caption: Political cartoon depicting the detention of Uighur students in Egypt, and in some cases their deportation, at the apparent behes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redit:* *Rebel Pepper/Radio Free Asia*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prepares for its 19th Congress on October 18, restrictions on day-to-day freedoms in the country are becoming more intrusive. But such interference by the one-party state has also been expanding outside China, and the two phenomena are not unrelated. A series of recent incidents and analysis highlight both the depth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oversea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are ultimately driven by domestic insecurities.

Using a variety tactics, Beijing has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apparently managed to affect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Egypt, a vote in the California legislature, electoral choices in New Zealand, and media accredi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t also attempted to dictate government invitations in Botswana and the choice of commencement speaker at a U.S. university. These cases may seem scattered, but there are reasons to suspect that something more systematic is taking place.

First, the topics and individuals that drew Beijing’s interest are each associated with an oppressed community within China.

In Egypt, for example, the authorities unexpectedly detained over 100 Uighur Muslims, mostly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ad valid residency permits. Several have since been deported back to China, while others fled to Turkey. In California,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seems to have led state lawmakers to block a resolution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human right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group in China. And Chinese diplomats have lobbied both Botswana’s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San Diego (UCSD) to cancel appearances by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A former Chinese diplomat once referred to the Uighurs, Falun Gong, and Tibetans—along with Chinese democracy advocates and supporter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as the “five poisonous groups.” While these are all perennial targets, Beijing’s efforts to control news and information outside China have spread to other topics deemed detrimental to the CCP’s domestic legitimacy and unity, such a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wealth of party leaders’ relatives or allegations of wrongdoing aired by self-exiled billionaire Guo Wengui.

Second, the economic leverage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through years of engagement in areas such as academic exchange,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tourism is now being deployed to suppress democratic rights and undermine autonomous decision making in other countries.

Implied threats of economic repercussions were at the center of letters sent by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o dissuade California state legislators from passing the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The crackdown on Uighurs in Egypt has coincided with increased Sino-Egypt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 visit to China in early September by President Abdel Fattah al-Sisi, and the signing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Beijing to finance a $739 mill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Egypt. And after UCSD stuck to its invitation to the Dalai Lama to deliver a commencement speech in June,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announced in September that it would not process any new applications to study at the California school.

Third, the CCP’s individual acts of interference abroad often have effects that reach far beyond the immediate targets.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s decision on UCSD sends a signal to other universities that speaking engagements by high-profile cri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have profound costs, both for the university itself and for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nd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 accreditation unit, under suspected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 denied access for the New York–based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NTD) to cove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last month, millions of Chinese-speaking view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elsewhere were deprived of an independent perspective on the gathering, including debates about North Korea and other issues of global importance. (Online rankings suggest that NTD is more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China’s state broadcaster, and Beijing has taken other measures to curb its influence.)

The NTD case is also part of a larger pattern of Chinese government efforts to silence its critic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 September 5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on the subject notes: “Taken individually, many of China’s actions against NGOs might be viewed as an annoyance or an irritant. But taken together, they amount to what appears to be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subvert the ability of the UN human rights system to confront abuses in China and beyond.”

A scholarly study published on September 18 finds that the CCP’s foreign influence activities are widespread, part of a global strategy, and have acceler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report’s author, Anne-Marie Brady, details how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strives to “guide, buy, or coerce political influence” among both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foreigners. These efforts date back decades, but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clout, as well a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expansion under Xi, have translated into a far more powerful impact o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Brady, the CCP’s influence opera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the sovereignty and integri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argeted states.”

This danger is palpable even in well-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New Zealand, for instance, a long-term effort by the CCP to influence Chinese-language media coverage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has reached the point that, according to one Chinese scholar commenting on the country’s September elec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n only realistically aspire 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by its own members through individuals approved by Beijing.”

Beijing’s various initiatives to exercise influence abroad are often referred to in media and policy circles as examples of the country’s growing “soft power.” This characterization is misleading. The CCP is not just protecting or burnish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or even its own. Rather, Chinese diplomats, party officials, and their proxies are aggressively meddling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damaging democra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undermin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foreign lands, even if a primary motivation is to combat what are ultimately domestic challenges to CCP legitimacy.

It is critical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cognize the danger these trends pose, understand the complex factors involved, and learn how to identify the CCP’s footprint, especially when its actions undercut democratic norms such as media freedom, academic freedom, and transparency.

Absent a vigorous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 the many Chinese citizens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at home will lose vital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be more thoroughly introduced to the fear, intimidation, and censorship so common in China under the CCP’s authoritarian rule.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by the Diplomat on October 10, 2017.

Content restrictions, security measures herald 19th Party Congress

As the 19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gress approaches on October 18, its shadow over the internet and news media has grown darker, and security in Beiji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is ramping up. Held every five years, the gathering is typically preceded by heightened and unusual security measures. This congress is especially sensitive: In addition to changes to the CCP constitution, its decisions may signal Xi Jinping’s intent to stay on as general secretary beyond the customary 10-year stint.

Recent congress-related restric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ousands of police officers have arrived in Beijing to reinforce security, with many of them dispatched to patrol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check IDs in the subway in order to deal swiftly with petitioners.
Foreigners are barred from entering Tibet until October 29.
Tibetan monks and nuns in Qinghai Province have been warned not to read or share “illegal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Reposts of a Xinhua news brief stating that the CCP constitution will be amended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were scrubbed from social media in an apparent attempt to limit online commentary and speculation about potential changes to the document.
The popular talk show Behind the Headlines (Qiang Qiang San Ren Xing锵锵三人行) was taken off the air on September 12 after 19 years of continuous broadcast. Produced by Hong Kong–based Phoenix TV, the show’s relatively open debate between each weekday’s two guests was a draw for mainlanders. Despite Phoenix’s efforts to appease censors and more closely toe the party line, the show appears to be a casualty of a crackdown on streaming content announced in June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as well as CCP factional infighting.

Since assuming the office of general secretary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2012, Xi has worked steadily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through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appears to be as focused on defanging political opponents as on rooting out graft. Former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Sun Zhengcai, who has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corruption since July, was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on September 30. That same day, five other Chongqing officials were disinvited from the party congress. Indeed, a major motivation for the security measures and censorship leading up to this year’s congress may be the need to hide backstage factional struggles, as opposed to ordinary “stability maintenance.” The censorship apparatus is hard at work suppressing leaks and “rumors” about the party leadership, including a torrent of claims being posted online by Guo Wengui, the Chinese tycoon who has sought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te pressure on private firms fuels censorship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came into effect on June 1, is putt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echnology firms, fueling “innovations” in censorship at China’s major internet companies. In-house censorship has long consisted of human staffers and automated systems, and both are in greater demand, but online platforms are now turning to individual users to police one another as well. David Bandurski of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characterizes this trend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Hive of firewalls around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user called upon to help put up those walls.

Acting on the new law, on September 25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nounced that it had concluded an investigation of Tencent, Baidu, and Sina Weibo and found that the three failed to adequately manage violence, pornography, and other banned content on their sites. They will each be charged the “maximum fine” of RMB 500,000 ($76,000)—a drop in the bucket for these leading companies, but symbolic nonetheless. The move signals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intent on enforcing content restric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ones, and demonstrates to smaller firms that lax censorship could yield a potentially debilitating fine.

Days after the CAC’s decision, Sina Weibo posted a call for 1,000 volunteer “supervisors” to report fellow users who post “sexual, illegal, or harmful” content. Supervisors who report at least 200 posts per month will receive a stipend of RMB 200 ($30), while the most active supervisors will be eligible to win laptops, domestic-brand smartphones, and iPhones.

Full-time censors are also finding plenty of employment. An in-depth Reuters article on September 29 profiled the censorship operation at the news app Toutiao. Over the past year, the number of censors at its “auditing” office in Tianjin has jumped from 30 or 40 to nearly 1,000. The company, which has been trying to raise $2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is developing “sophisticated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nd stringent content management process” to weed out undesirable content. The firm recruits recent university graduates who follow the news and are “politically savvy” and attun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et regulation.” Censors reported rooting out political criticism, nicknames for state leaders, mentions of banned religious groups, and references to the 1989 crackdown on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ers, as well as content related to violence, drug addiction, and extramarital affairs.

Censorship updates: WhatsApp blocked, rights websites targeted, scholars pressured

WhatsApp blocked again: Access to the popular encrypted messaging app was cut off in China on September 26.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ound that text service was back up the next day, but that users still could not send images or make voice calls. Neither WhatsApp nor its parent company, Facebook, responded to the paper’s requests for comment. WhatsApp was also blocked on July 18, but the latest incident suggests a new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 censorship, with technology that can disrupt services offering end-to-end encryption. Telegram and Signal are already blocked, leaving Chinese users who want to protect their communications with no option other tha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access to which is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ome suspect that the WhatsApp disruption is pa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heightened internet policing ahead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on October 18, as well as an attempt to push users onto the Chinese firm Tencent’s ubiquitous—and closely monitored—messaging service WeChat.
Rights websites and reporters targeted: Several activists involved with reporting human rights abuses have been detained in the run-up to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Zhen Jianghu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dvocacy platform Human Rights Campaign in China, was taken by police from his home on September 1 for allegedly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He remains detained incommunicado. Civil Right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atch editor Ding Lingjie went missing toward the end of the month and is believed to be under arrest. Ding’s colleague Shi Yulin was placed under surveillance. In Yunnan Province, a Dali court upheld blogger Lu Yuyu’s four-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 after hearing Lu’s appeal. Meanwhile, reporters for the shuttered website 64 Tianwang have been targeted since the summer. Journalist Yang Xiuqiong was detained in June on suspicion of “revealing state secrets,” while Li Zhaoxiu, a volunteer for Tianwang, was seized on September 17 from the hospital where she was awaiting surgery. Huang Qi, the website’s founder, has been in detention since last November, and his health has seriously declined in custody. Fearing that her son could soon die, Huang’s elderly mother posted a video, and later an open letter,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him. Huang’s lawyer was denied a visit with his client on September 5. In recent years, these activists’ websites and blogs emerged as important clearinghouses of difficult-to-obtain information on daily abuses and protests, offering updates to lawyer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oreign journalists, diplomats, and other observers. The detentions leave notable gaps in available knowledge on tensions in Chinese society.
Academics under pressure: In response to a June inspection that found 14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too weak in their political work,” several on the list of poor performers are now encourag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produce content in line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for publication on news sites. According to a notice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articles, animations, or videos promoting “correct thinking” that are published by national- or provincial-level newspapers and widely shared will be given credit as academic public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the politics of a faculty member will be “central”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rofessors who fail to fall in line are increasingly forced out of Chinese academia. Among the intellectual refugees is Qiao Mu, formerly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ho recently left with his daugh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years of determination to remain in China despite the difficult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sponding to a Guardian piece on his departure, Qiao defended his change of heart, saying he had to leave to support his family. “To be forced out of your beloved homeland, your familiar culture, your cherished university, and to arrive at the age of 47 in a strange place—this is an anguish I can't begin to describe.”

HONG KONG: Free speech battle on campuses, anticommunist magazines close

The academic year in Hong Kong began with a battle over free speech on university campuses, as pro- and anti-independence students faced off over posters declaring their stanc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banners with the slogan “HK INDEPENDENCE” appeared in several campus locations. The university removed them, claiming they “violated Hong Kong’s laws.” (There is no such law in Hong Kong.) In response, signs in support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UHK Student Union sprang up across CUHK and other city universities.

A video that soon went viral showed a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 at CUHK tearing down pro-independence posters from the university’s Democracy Wall, a type of bulletin board present at several othe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other cases, pro-independence signs disappeared shortly after they were posted, or were covered by anti-independence signs written in mainland-style simplified characters. At CUHK, the student union set up a guard booth under one of the banners.

Some of the confrontations got ugly and spread beyond campus boundaries. On September 17, at a rally calling for the dismissal of lecturer Benny Tai, who cofounded the prodemocracy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a district councilor warned on stage that anyone who advocates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ust be killed,” to which a group of pro-Beijing activists that included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Junius Ho responded “without mercy.” After a public and political backlash against the violent language, Ho apologized for “any misunderstanding” in a television interview.

Separately, the Hong Kong media landscape lost another voice that was critical of Beijing. In its October 1 issue, the anticommunist magazine Cheng Ming (爭鳴) announced that both it and its sister publication Trend (動向) will cease publication. Cheng Ming was founded in 1977 by Wen Hui,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1940s and worked for Chinese news agencies unti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n started Trend in 1978. It is unclear why the magazines are shutting down now, but there are unconfirmed reports that Wen, who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has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96, and that his family does not want to continue running the financially struggling journals.

BEYOND CHINA: Beijing’s influence felt in key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Zealand: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New Zealand emerged as a topic of public debate ahead of general elections held on September 23. A joint investigation by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New Zealand’s Newsroom revealed that member of Parliament Yang Jian had spent over a decade in China teaching at a military academy and receiving training at “spy schools.” Yang, who was elected in 2011,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while Prime Minister Bill English has not confirmed whether New Zeal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investigated Yang. The news broke just before Wilson Center Fellow Anne-Marie Brady released a report on China’s push to influence New Zealand media and politics, including through partnerships and mergers with local media, especially Chinese-language outlets. Providing free content to partner media outlets and hiring foreigners to toe the party line are all part of a strategy to “make the CCP’s message the loudest of our times,” the report finds. Brady notes that China considers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w Zealand to be “a model to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ustralia: Following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media investigations on Chinese meddling in Austral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country is considering introducing foreign agent laws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act inter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es on behalf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he CCP appears to be engag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related to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cluding covert lobbying, organizing protesters to cheer a visiting Chinese official, and authorizing the party-aligned 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to contest local council elections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re also grappling with concerns over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 including recent incidents in which Chinese students have argued with faculty and other students over perceived slights to China’s sovereignty. At the think tank China Matters, Bates Gill and Linda Jackobson recommend a coordinated effort among major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policies that better integrate Chinese students into Australian society and resist Chinese official demands to change lecture content, while also alleviating universities’ financial reliance on overseas students’ tuition.
Canada: The Chinese-language Canadian paper GlobalChinese Pressfired editor in chief Lei Jin after he tried to publish an obituary for Liu Xiaobo,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who died in state custody in China on July 13. Lei has now filed a complaint with British Columbia’s Human Rights Tribunal, claiming that pressure from Beijing led to his dismissal. Many other Chinese-Canadian journalists and media professionals also report feeling the weight of Chinese influence, as they fi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publish opinions that are critical of the CCP.
United Nations: China is actively eroding UN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s increasingly capitulating to China’s demand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Human Rights Watch released on September 5. China has blocked several promin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activists from receiving UN accreditation.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was only accredited in 2016, after four years of deferrals on its application due to the objection of China. Media outlets are targets as well. On September 21, the United Nations informed a reporter for U.S.-based New Tang Dynasty TV that his application to cover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had been denied.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rejection was rooted in China’s objections to the station, which was founded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ften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 and oth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a document published on September 26, the United States asked China to postpon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ybersecurity Law and warne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ember states that the law’s new requirements for data storage and transfer will hobble trade. Provisions of the law set to take effect by the end of 2018 require foreign companies to submit data for security checks and to store Chinese users’ data on domestic Chinese servers. Washington argues that this “would restrict even routine transfers of information, fundamental to any modern business.” The WTO communication asks China to refrain from implementing these aspects of the law until it has addressed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trade. China may argue that its law pertains to national security, not trade. In an October 4 hearing, U.S. business groups told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at WTO regulations are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Beijing’s abuses.

FEATURED PRISONER: Atikem Rozi

Rozi, now 25, was a student at Central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na in Beijing when s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in January 2014. An ethnic Uighur, she was one of seven students of Ui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who were jailed for their alleged work on the Uighur-language website Uighur Online after Tohti himself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Rozi was tried on “separatism” charges in November 2014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the following month. The precise length of her sentence remains unclear, but it is believed to be between three and eight years. No information about her treatment or situation since then has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ior to her detention, Rozi was an active social media user, posting messag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Uighur, including occasional links to articles on Uighur Online and expressions of admiration for Ilham Tohti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Uighur people.” A profile in Foreign Policy notes that “online, Rozi comes across as both sweet and tough, posting photos of herself with a flower by her face but also complaining bitterly about being denied a passport.” The passport complaints gained national attention at the time as an example of the discrimination faced by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but they also prompted the police to interrogate Rozi and her mother in February 2013.

Another notable set of posts were rela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into detention of her boyfriend, Mutellip Imin, in 2013. Although he was later released, Imin was detained again in January 2014 and sentenced along with Rozi and the other five Tohti students in late 2014. Either Rozi or Imin could be among those who received three-year sentences, meaning their possible release date is approaching, or has already passed if they are credited with time served in pretrial detention. Reprisals against young Uighurs for nonviolent online activities continue, but renewed internation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bout Rozi’s fate could help ensure her safety and freedom.

WHAT TO WATCH FOR

Eased controls after 19th Party Congress: Several of the restrictive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recent months are likely to have long-lasting effects, but some loosening is often eviden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major political events. Watch for which recent curbs on free expression are temporary and which—such as the block on WhatsApp, increased deletion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greater risk of arrest for ordinary netizens—remain in place.

Press accreditation for online media in Hong Kong: On September 19,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told reporters that journalists with online outlets will be allowed to attend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changing a long-standing policy after a sustained advocacy campaign. While the news was welcomed by press freedom groups, the qualifications needed to obtain credentials have yet to be specified. As several online media outlets are known for their critical coverage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watch for whether websites like Hong Kong Free Press, InMedia HK, and others are indeed able to obtain accreditation.

Verdict in Taiwanese activist case: On September 11, Lee Ming-che was put on trial in Hunan Province on charges of “inciting others to subvert state power and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for criticizing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expressing suppor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his posting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articularly while he was in Taiwan. Le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in March and held incommunicado for months. His prosecution—and televised court confession—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volving a Taiwanese citizen. Watch for the announcement of his verdict and sentence in the coming weeks, as well as any chilling effect his prosecution may have on Taiwanese civil society. A harsh punishment will bode il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le a more lenient one would signal that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advocacy on his behalf had an impact.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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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 prisoner: A Chinese website founder, a human rights lawyer, and a Uighur woman who studied abroad are being held in China for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and ar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Zhen Jianghua, Gao Zhisheng, and Buzainafu Abudourexiti.

本期標題

本期分析：政治鬥爭生於內，插手干涉施於外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

本期分析：政治鬥爭生於內，插手干涉施於外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圖片：這幅政治漫畫描繪了埃及拘捕維吾爾學生。顯然是由於中國政府的要求，其中有些人遭到遣返。來源：變態辣椒/自由亞洲電臺*

時值中共籌備10月18日召開的「十九大」，中共對日常的自由限制變得愈來愈無孔不入。這個一黨獨裁國家對自由的干涉已經超越了中國的國界，而這兩者之間並非毫不相干。最近一系列的事件和分析研究都凸顯了中共在海外施加影響的深度，以及這種影響力最終在何種程度上受到國內不穩定因素的驅使。

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北京在過去三個月成功地影響了埃及的移民政策、加州的一項立法投票、紐西蘭的選舉和聯合國媒體認證許可。它還試圖支配波札那政府的來訪邀請和一所美國大學對畢業典禮演講嘉賓的選擇。這些案例似乎是零散的，但是人們有理由懷疑某些更加系統性的行為正在浮出水面。

首先，那些引起北京興趣的議題或個人都分別與某個在中國受打壓的群體相關。

例如在埃及，當局意外地拘押了超過100名維吾爾穆斯林，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持有有效的居留許可的大學學生。有若干人已經被遣返回中國，而其他人則逃往土耳其。在加州，來自中國領事館的壓力似乎導致州議員阻止了一項決議的通過，該決議關注中國的信仰團體法輪功成員的人權狀況和所遭受的迫害。中國外交官還一直遊說波札那政府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取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訪問。

一名前中國外交官曾經將維吾爾人、法輪功修煉者、藏人，以及中國的民主人士和支持台獨的人士，稱為「五毒」。除了這些常年針對的目標，北京方面在海外管控新聞和資訊的措施已經擴展到那些被認為對中共的國內合法地位和內部團結有危害的問題上，比如對中共領導人親屬財產的調查或是自我流放的億萬富豪郭文貴的爆料。

其次，中國這些年來在學術交流、金融投資和旅遊業等領域發展形成的經濟手腕正在用來壓制其他國家的民主權利和破壞他們的自主決策。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寄出了若干信件阻止加州議員通過人權決議，這些信件的重點都暗含其中的經濟威脅。埃及對維吾爾人的打壓適逢中埃兩國安全合作關係提升：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九月初訪華，以及中國為埃及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7.39億美元貸款的諒解備忘錄簽署。而由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堅持邀請達賴喇嘛在6月作為畢業典禮演講嘉賓，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CSC）在9月宣佈，它將停止受理前往加大聖地牙哥分校（UCSD）的新留學和訪問申請。

第三，中共這些在海外干預的個別行動所產生的影響常常超越了它們直接針對的目標。

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針對加大聖地牙哥分校（UCSD）所做的決定向其他大學傳達了一個信號：讓那些著名的中國政府批評者發表演講，對大學本身及對未來的中國學生和學者都將產生嚴重後果。聯合國的媒體資格審查部門在上個月可能是出於中國政府的壓力，拒絕紐約的新唐人電視臺（NTD）前往對聯合國大會進行報導，這使得美國、中國和其他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中文觀眾喪失了瞭解有關這次大會的一個獨立觀點的機會，包括有關北韓和其他重要全球性問題的辯論。（網路排名顯示，新唐人電視臺在美國比中國官方電視臺擁有更多觀眾，而北京方面一直在採取措施遏制新唐人電視臺的影響力。）

此次的新唐人事件也是中國政府試圖在聯合國禁絕批評聲音的更大範圍措施的一部分。9月5日，人權觀察的一份報告就這個問題指出：「個別而言，中國很多針對非政府組織的行動或許可以被視作是一件可惡或惱人的事情，但是綜合而言，這些行為的數量似乎顯示了它企圖系統性的顛覆聯合國人權體系對抗中共在國內外侵犯人權的能力。」

9月18日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報告發現，中國在海外施加影響力的行動是其廣泛的全球性戰略的一部分，並且在習近平領導下日益加速。這份報告的作者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詳細描述了中共的統戰部如何力爭在海外華人社區和外國人中間通過「引導、收買和強制等手段施加政治影響力」。儘管可以追溯到數十年以前，但是隨著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習近平處心積慮的擴張政策，這些手段已經對其他國家和他們的民主機制形成了遠勝以往的巨大衝擊。根據布萊迪的報告，中共施加影響力的活動「有破壞那些所針對的國家的主權和政治體系完整性的潛力」。

甚至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國家，這種危險也顯而易見。例如在紐西蘭，中共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影響當地華人社區的中文媒體報導和政治活動。根據一位華人學者對該國9月份選舉的評論，中共的這些作為已經使得「華人社區只能無奈地指望通過那些北京方面認可的人士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政治意願」。

北京方面林林總總在海外施加影響力的行為時常在媒體和政策圈子裡被當做這個國家「軟實力」提升的例證。這是一種誤導性的描述。中共不只是在保護或美化中國或是中共的國際形象，相反的，儘管其首要目的還是對付那些對中共的合法性提出挑戰的國內威脅，但中國的外交人員、中共官員和他們的代理人正在越來越咄咄逼人地干涉民主社會，損害民主和國際機構，並在海外破壞人權保護。

關鍵是，民主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要認清這些趨勢造成的威脅，瞭解其中包含的各種複雜因素，並學會如何鑒別中共的手法，尤其是當其行為破壞到媒體自由、學術自由和公開透明等民主原則的時候。

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和相互協同的回應措施，那些在國內為他們的權利而奮鬥的中國民眾將失去不可或缺的國際支持，而世界其他國家也將如同中共威權統治下的中國，更加徹底地淪入無處不在的恐懼、恫嚇和言論審查之中。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3日發表於《風傳媒》。

中共「十九大」前的言論審查和安全措施

伴隨著中共十九大即將在10月18日召開，這次會議給網路和新聞媒體投下的陰影也越來越濃厚，而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安保措施也越來越嚴格。這個每五年召開一次的會議召開之前都會出現高級別和不同尋常的安全措施。而本次會議尤其敏感：除了將要修改《黨章》，這次會議的相關決定將會顯示習近平是否有意突破10年任期的常規而繼續留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以下是與這次大會相關的若干限制措施：

數千名員警抵達北京，其中很多人被派去政府辦公樓進行巡邏和在地鐵檢查身份證，以迅速處置訪民。
10月29日之前，外國人不得進入西藏。
青海省的藏族僧人和尼姑受到警告，不得在社交媒體閱讀和分享「非法內容」。
新華社發佈了一則有關中共十九大將要修改黨章的短訊，之後在所有社交媒體上轉帖的這則短訊都被撤銷，顯然是企圖防止網路評論和猜測黨章的變化。
擁有眾多觀眾的脫口秀節目《鏘鏘三人行》在連續播放19年之後，在9月12日被停播。這檔由香港鳳凰衛視製作的節目，每週邀請兩名嘉賓進行一些相對比較開放的辯論，吸引了很多大陸觀眾。儘管鳳凰衛視努力滿足內容審查的要求並更加緊密地跟從黨的路線，這台節目似乎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6月開展的打壓網路流媒體運動和中共派系鬥爭的犧牲品。

自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就任總書記以來，習近平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通過反腐運動鞏固自己的權力，而剷除政治異己和清除腐敗似乎同為這場運動的中心。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自7月以來一直接受腐敗調查，9月30日被開除出黨。同一天，其他五名重慶官員失去了參加黨代會的資格。實際上，在今年的黨代會之前加強安全措施和言論審查的一個主要動因或許是為了掩飾幕後的派系爭鬥，而不是通常所謂的「維穩」。言論審查機構不遺餘力地封鎖有關黨的領導層的消息洩露或「謠言」，其中包括已經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富豪郭文貴在網路上的持續爆料。

政府施壓私營公司，推進審查手段創新

6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網路安全法》正在給科技公司施加與日俱增的壓力，在中國主要的互聯網公司加快言論審查手段的「創新」。內部審查一直以來就是由人工審查和系統自動審查組成，這兩種方式都面臨越來越大的需求，而線上平臺現在也正轉向由用戶個人相互監督。（香港大學）「中國媒體專案」的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將這一趨勢形容為建造一個「圍繞個人的蜂窩防火牆」，就是號召用戶個人協助建造這些防火牆。

根據這個新法律，中國網信辦在9月25日宣佈已經結束了對騰訊、百度和新浪微博的調查，並且發現這三家公司未能在他們的網站上適當管理暴力、色情和其他被禁止的內容。他們將會被分別處以「最高罰金」人民幣50萬元（約合7.6萬美元）——雖然對於這些大公司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不過還是具有象徵意義。這一動向顯示出，當局試圖加強內容限制，包括那些有政治目的的內容，從而向其他規模較小的公司顯示，放鬆內容審查可能會招致傷筋動骨的罰款。

網信辦做出決定數日之後，新浪微博發帖招募志願「監督員」來舉報那些發佈「色情、非法或有害」內容的使用者。每月舉報200個以上帖子的監督員會獲得200元（約合30美元）的獎勵，而那些最積極的監督員將有機會贏得筆記型電腦、國產品牌的智慧手機或iPhone。

全職的言論審查員也有大量的工作機會。9月29日路透社發表的一篇深度報導描繪了手機應用程式「頭條」的言論審查行動。在過去一年，這家公司在天津的「審核」辦公室的言論審查員從最初的3、40人躍升到將近1000人。這家正試圖募集20億美元新投資的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它正在開發「先進的人工智慧工具和嚴格的內容管理流程」來清除不良內容。該公司招募了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跟蹤新聞，對「政治敏感」，並適應「互聯網監管」的要求。言論審查員舉報以剷除政治批評、領導人的綽號、被禁止的信仰團體、1989年對天安門抗議者的鎮壓，以及與暴力、吸毒和婚外情有關的內容。

言論審查新動向：封殺WhatsApp、有針對性的打擊人權網站、向學者施壓

WhatsApp再度遭到封殺：9月26日，廣受歡迎的加密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在中國被停用。《南華早報》發現文字短信功能在第二天恢復，但使用者還是不能發送圖片或傳送語音訊息。無論是WhatsApp還是它的母公司Facebook都沒有回應這家報紙的評論邀請。WhatsApp在7月18日也曾遭到封鎖，但是最近這次封鎖反映了言論審查手段比以往更加成熟，擁有了破解點對點加密服務的技術。Telegram和Signal這兩款應用程式也已經被封鎖，這使得那些試圖保護通訊安全的中國使用者除了使用VPN別無選擇，而VPN本身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登錄。有人懷疑，切斷WhatsApp服務是中央政府在10月18日的中共十九大之前加強網路監控措施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試圖驅使用戶使用由騰訊公司提供的、受到嚴密監控的微信通訊服務。
有針對性的打擊維權網站和記者：在「十九大」前夕，若干維權人士已經因涉及報導侵犯人權事件而遭到拘押。維權網站「中國人權」的執行總裁甄江華，在9月1日被警方從家中帶走，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他至今依然被單獨拘禁。「民生觀察網」編輯丁靈傑在9月底失蹤，相信是遭到逮捕。丁靈傑的同事石玉林（音譯）也受到了監控。在聽取博客作者盧昱宇的上訴之後，雲南大理中級法院決定維持一審原判，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他入獄四年。於此同時，為被查封的網站「六四天網」工作的記者們自今年夏天以來就是打擊目標。天網記者楊秀瓊在6月被拘押，罪名是涉嫌「洩露國家機密」，而「六四天網」的義工李昭秀在9月17日被從醫院帶走，當時她正在等待接受手術。「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自去年11月以來一直受到拘禁，在拘押期間他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黃琦年邁的母親因擔心兒子不久于人世，先是發佈了一段視頻，後來又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政府釋放黃琦。9月5日，黃琦的律師被禁止與他會面。最近幾年出現的這些維權網站和博客，成為了那些難得的日常侵權和抗議資訊的重要集散地，為律師、人權捍衛者、外國記者、外交官和其他觀察人士提供了最新資料。而對這些維權人士的拘捕則使得外界更加難以瞭解中國社會的緊張狀況。
向學者施壓：全國有14所大學在6月份的一次檢查中被發現「政治工作非常薄弱」，作為回應，在這份名單中「名列前茅」的幾所大學開始鼓勵師生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製作相關內容發佈在新聞網站上。根據浙江大學的一則通知，凡是在國家級或省級報紙上發表並被大量分享的宣導「正確思想」的文章、動漫和視頻等等，可以視同學術作品。根據這個政策，教職員的政治表現將成為教學評估的「中心」。越來越多不符合要求的教授被逐出中國的學術機構。喬木就是逃亡知識份子的一員，曾就職北京外國語大學。儘管政治氣候惡劣，他原本還是堅持留在中國，而最近帶著女兒來到美國。為了回應《衛報》有關他離開中國的一篇文章，喬木解釋了他想法的轉變。他說，為了養家糊口他只能離開。「被迫離開自己深愛的祖國、熟悉的文化、浸淫難舍的大學，47歲來到陌生的環境，實在是一件不知道從何說起的愴痛。」

香港：校園裡的言論自由爭論，反共雜誌遭停刊

香港的這個學年是從校園裡有關言論自由的爭論開始的。有關香港獨立問題的對立雙方通過海報相互對峙表達他們自己的立場。印有「香港獨立」口號的橫幅出現在香港中文大學（CUHK）的若干校區。校方移除了這些橫幅，聲稱它們「違犯了香港法律」（香港並無相應法律。）。作為回應，支持香港獨立和港中大學生會的標語很快出現在港中大和其他大學。

一段顯示一名港中大大陸學生從該校的「民主牆」撕下支援獨立海報的視頻在網上瘋傳，在數所香港其他大學也有類似「民主牆」這樣的公告欄。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支持獨立的標語在張貼後很快消失，或是被用大陸的簡體中文書寫的反對獨立的標語所覆蓋。在港中大，學生會設立了一個崗亭來守護標語。

有些對抗則變得糟糕並且擴散到校園以外。9月17日，在一個要求開除「占中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的集會上，一名地區議員在講臺上警告說「搞港獨者必須要殺」。對此一群親北京的活動分子包括香港立法會成員何君堯附和說「殺無赦」。由於公眾和政治環境對此暴力言論的反彈，何君堯在一個電視採訪中為「所有誤解」表示道歉。

另外，在香港的媒體圈中還失去了另一個批評北京的聲音。反共的《爭鳴》雜誌在它的10月刊上宣佈，它和它的姐妹雜誌《動向》將停刊。《爭鳴》由40年代來到香港的溫輝先生在1977年創辦，他一直為中國的新聞機構工作直到文革結束。溫輝在1978年創辦《動向》雜誌。現在還不清楚雜誌為何停刊，但是有未經證實的報導說，1997年移居美國96歲的溫輝已經去世，而他的家人不願意繼續經營這些賠本的雜誌。

中國之外：在民主國家和國際機構感受北京影響力

紐西蘭：北京對紐西蘭的政治影響力在9月23日舉行的大選之前成為了公開辯論的一個話題。由《金融時報》和紐西蘭Newsroom網站進行的一次聯合調查顯示，國會議員楊健曾經在中國的一所軍事院校任教超過10年，並且曾在「不止一所間諜學校」接受訓練。在2011年當選國會議員的楊健否認了這些指控，而紐西蘭總理比爾·英格裡希（Bill English）尚未證實紐西蘭情報部門是否已經對楊健展開調查。這個新聞剛好出現在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研究員安妮·瑪麗·布萊迪發表她的研究報告之前。這份報告是關於中國在紐西蘭的媒體和政界推進它的影響力，包括通過與當地媒體，尤其是中文媒體，進行合作或收購。這份報告發現，給合作媒體提供免費內容，（在媒體中）雇傭外國人來執行中共的路線等等都是一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一戰略就是「讓党的訊息成為我們時代的最強音」。布萊迪注意到，中國認為它與紐西蘭的關係是「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典範」。
澳洲：有關中國干涉澳洲的政治和社會的一系列引人矚目的媒體調查出臺之後，澳洲開始考慮引入類似美國反制外國政府代理人在政黨中進行干預的《外國代理人法》。中共似乎介入了有關選舉和政治參與的各種不同活動，包括秘密遊說、組織人員歡迎到訪的中國官員、授權中共盟友「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新南威爾士州參與競爭當地議會。澳大利亞的各所大學也正在設法處理那些對中國政府影響力的疑慮，包括最近發生的中國學生就「蔑視中國主權」問題與教師和其他學生的爭辯。在智庫「中國事務」（China Matters），貝塔斯·吉爾和琳達·傑克布森建議，各主要大學應該採取協同措施，發展讓中國學生更好的融入澳洲社會、並抵制中國官方改變講課內容的要求的政策，同時還要降低大學在財務上對海外學生學費的依賴。
加拿大：中文的加拿大報紙《環球華報》（GlobalChinese Press）主編金雷被解雇，因為他試圖刊登一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訃告。劉曉波在7月13日死於中國政府的監禁之下。金雷已經向不列顛哥倫比亞人權法庭投訴，聲稱是來自北京的壓力導致了他被解雇。很多其他加拿大華裔記者和媒體工作專業人員也表達了他們所感受到的中國影響力的份量，因為他們發現想要發表批評中共的觀點變得越來越難。
聯合國：人權觀察在9月5日發表的一篇報告稱，中國正在積極地侵蝕聯合國的人權機制，而聯合國也越發屈從於中國的要求。中國已經阻止了若干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和維權人士個人獲得聯合國的認證。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申請由於受到中國的反對，被拖延了4年直到2016年才獲得認證。媒體機構也同樣是目標。9月21日，聯合國通知了美國紐約的新唐人電視臺的一名記者他報導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的申請被拒絕了。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反對是拒絕的原因——這家電視臺是由法輪功修煉者創辦的，經常報導中國侵犯人權的事件和其他政治敏感話題。
世界貿易組織：在9月26日公佈的一份檔中，美國要求中國推遲實施《網路安全法》並警告世貿組織成員國，這項法律的有關資料存儲和傳輸的新規定將妨礙貿易。該法的規定將於2018年底前生效，要求外國公司提交資料用於安全檢查，並將中國使用者的資料存儲在中國國內伺服器上。華盛頓認為，這「甚至會限制資訊的常規傳輸，而這對任何現代商業都是至關重要的」。世貿組織的溝通要求中國在解決貿易潛在的負面影響之前，不要實施這些方面的法規。中國可能會辯稱，中國的法律屬於國家安全，而不是貿易。在10月4日的聽證會上，美國商業團體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世貿組織的規定並沒有對遏制北京的濫用行為做出足夠的努力。

本期良心犯：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

現年25歲的如孜於2014年1月被拘留，當時她是中央民族大學的一名學生。作為一名維吾爾人，在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吐赫提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她是被捕的七名學生之一，這些學生被指控在維吾爾語網站「維吾爾線上」（Uighur Online）工作。如孜在2014年11月以「分裂國家罪」受到審判並在12月被判入獄。她準確的刑期上不得而知，不過據信應該是在3年到8年之間。自那以後，國際社會對她所受到的待遇和近況一無所知。

在被拘押之前，如孜是一名活躍的社交媒體用戶，用英語、漢語和維吾爾語發文，包括偶爾發一些「維吾爾線上」裡面文章的連結，以及表達對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敬佩之情，稱他為「維吾爾人的良心」。《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描述，「在網上，如孜是一個甜美而又堅強的女孩，會貼出一張臉旁有朵花的自拍，也會痛苦地抱怨拿不到護照。」那些關於護照的抱怨當時引起了全國關注，被看做是中國少數民族遭受歧視的例證，但是也同時導致警方在2013年2月對如孜和她的母親進行審訊。

另外一些引人關注的帖子與她的男朋友穆塔里普•依明（Mutellip Imin）在2013年失蹤進而被拘押有關。儘管後來獲得釋放，依明在2014年1月再次被拘押並與如孜和其他5名伊力哈木的學生在2014年底一起被判刑。如孜或依明都可能是被判處三年刑期，這就意味著他們可能獲釋的日子越來越近。如果是從判決前的拘押時間計算，甚至已經超過了刑期。對年輕的維吾爾人網上非暴力活動的打擊還在繼續，但是國際社會重新要求獲知有關如孜命運的資訊將會有助於確保她的安全和自由。

未來看點

中共「十九大」以後放鬆管制：近幾個月實施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可能會產生長期影響，但在重大政治事件結束後，一些放鬆措施往往是顯而易見的。關注最近限制言論自由的措施哪些是暫時的，而哪些措施——比如封鎖WhatsApp、強化社交媒體刪文和普通網民面臨的更大的被捕危險——還會一直延續。

香港網路媒體的新聞認證：9月19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告訴記者，所有網路媒體的記者都將獲准參加政府新聞發佈會，這是在持續的呼籲運動之後贏得的一項長期政策的改變。雖然新聞自由組織對這一消息表示歡迎，但獲得資格所需的條件尚未有明確規定。由於幾家網路媒體以其對中國和香港政府的批評性報導而聞名，關注「香港新聞自由」(Hong Kong Free Press)、「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 HK)和其他一些網站是否能夠獲得認證。

臺灣活動人士案件的判決書：9月11日，李明哲在湖南省受審，罪名是「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批評中國的獨裁政權，以及當他還在台灣的時候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表達對多黨民主的支持。李明哲在3月份被拘留，並被單獨關押數月。他的起訴和電視法庭懺悔是第一個涉及臺灣公民的此類案件。在未來幾周，關注李明哲判決書以及對他的宣判，還有對他的起訴可能給臺灣社會帶來的寒蟬效應。一個嚴厲的懲罰將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不利影響，而更寬大的判決則意味著國際壓力和對他的支持對判決產生了一定影響。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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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一名中國網站創辦人、一名人權律師和一名在國外學習而今因行使基本人權被拘押在中國的維吾爾女性，他們是國際「給良心犯寫信」活動的本月焦點。訪問相關連結為甄江華、高智晟和布再娜甫·阿布都熱西提（Buzainafu Abudourexiti）發出你聲音。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政治斗争生于内，插手干涉施于外

新闻报道：

本期分析：政治斗争生于内，插手干涉施于外

中国的威权统治对其他民主国家日益构成威胁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图片：这幅政治漫画描绘了埃及拘捕维吾尔学生。显然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要求，其中有些人遭到遣返。来源：变态辣椒/自由亚洲电台*

时值中共筹备10月18日召开的“十九大”，中共对日常自由的限制变得愈加无孔不入。这个一党独裁国家对日常自由的干涉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界，而这两者之间并非毫不相干。最近一系列的事件和分析研究都凸显了中共在海外施加影响的深度，以及这种影响力最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国内不稳定因素的驱使。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北京在过去三个月成功地影响了埃及的移民政策、加州的一项立法投票、新西兰的选举和联合国媒体认证许可。它还试图支配博茨瓦纳政府的来访邀请和一所美国大学对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选择。这些案例似乎是零散的，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某些更加系统性的行为正在浮出水面。

首先，那些引起北京兴趣的议题或个人都分别与某个在中国受打压的群体相关。

例如在埃及，当局意外地拘押了超过100名维吾尔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持有有效的居留许可的大学学生。有若干人已经被遣返回中国，而其他人则逃往土耳其。在加州，来自中国领事馆的压力似乎导致州议员阻止了一项决议的通过，该决议关注中国的信仰团体法轮功成员的人权状况和所遭受的迫害。中国外交官还一直游说博茨瓦纳政府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取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问。

一名前中国外交官曾经将维吾尔人、法轮功修炼者、藏人，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支持台独的人士，称为“五毒”。除了这些常年针对的目标，北京方面在海外管控新闻和信息的措施已经扩展到那些被认为对中共的国内合法地位和内部团结有危害的问题上，比如对中共领导人亲属财产的调查或是自我流放的亿万富豪郭文贵的爆料。

其次，中国这些年来在学术交流、金融投资和旅游业等领域发展形成的经济手腕正在用来压制其他国家的民主权利和破坏他们的自主决策。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寄出了若干信件阻止加州议员通过人权决议，这些信件的重点都是暗含其中的经济威胁。埃及对维吾尔人的打压适逢中埃两国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九月初访华，以及中国为埃及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7.39亿美元贷款的谅解备忘录签署。而由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坚持邀请达赖喇嘛在6月作为毕业典礼演讲嘉宾，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在9月宣布，它将停止受理前往加大圣迭戈分校（UCSD）的新留学和访问申请。

第三，中共这些在海外干预的个别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超越了它们直接针对的目标。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针对加大圣迭戈分校（UCSD）所做的决定向其他大学传达了一个信号：让那些著名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发表演讲，对大学本身及对未来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将产生严重后果。联合国的媒体资格审查部门在上个月可能是出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拒绝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NTD）前往对联合国大会进行报道，这使得美国、中国和其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中文观众丧失了了解有关这次大会的一个独立观点的机会，包括有关北韩和其他重要全球性问题的辩论。（网络排名显示，新唐人电视台在美国比中国官方电视台拥有更多观众，而北京方面一直在采取措施遏制新唐人电视台的影响力。）

此次的新唐人事件也是中国政府试图在联合国禁绝批评声音的更大范围措施的一部分。9月5日，“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就这个问题指出：“个别而言，中国很多针对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或许可以被视作是一件可恶或恼人的事情，但是综合而言，这些行为的数量已经上升到似乎是一种系统性图谋，旨在颠覆联合国人权体系对抗中共在国内外侵犯人权的能力。”

9月18日发表的一份学术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行动是其广泛的全球性战略的一部分，并且在习近平领导下日益加速。这份报告的作者安妮·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详细描述了中共的统战部如何力争在海外华人社区和外国人中间通过“引导、收买和强制等手段施加政治影响力”。尽管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但是随着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习近平处心积虑的扩张政策，这些手段已经对其他国家和他们的民主机制形成了远胜以往的巨大冲击。根据布莱迪的报告，中共施加影响力的活动“有破坏那些所针对国家的主权和政治体系完整性的潜力。”

甚至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这种危险也显而易见。例如在新西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影响当地华人社区的中文媒体报道和政治活动。根据一位华人学者对该国9月份选举的评论，中共的这些作为已经使得“华人社区只能无奈地指望通过那些北京方面认可的人士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意愿”。

北京方面林林总总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举措时常在媒体和政策圈子里被当做这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例证。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描述。中共不只是在保护或美化中国或是中共自身的国际形象。毋宁说，中国的外交人员、中共官员和他们的代理人正在越发咄咄逼人地干涉民主社会，损害民主和国际机构，在海外破坏人权保护，尽管其首要目的还是对付那些对中共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国内威胁。

关键是，民主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要认清这些趋势造成的威胁，了解其中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并学会如何鉴别中共的手法，尤其是当其行为破坏到媒体自由、学术自由和公开透明等民主原则的时候。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和相互协同的回应措施，那些在国内为他们的权利而奋斗的中国民众将失去不可或缺的国际支持，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将如同中共威权统治下的中国，更加彻底地沦入无处不在的恐惧、恫吓和言论审查之中。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本文已于2017年10月13日发表于《风传媒》。

中共“十九大”前的言论审查和安保措施

伴随着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日召开，这次会议给网络和新闻媒体投下的阴影也越发浓厚，而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安保措施也越发严格。这个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会议召开之前都会出现高级别和不同寻常的安保措施。而本次会议尤其敏感：除了将要修改《党章》，这次会议的相关决定将会显示习近平是否有意突破10年任期的常规而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以下是与这次大会相关的若干限制措施：

数千名警察抵达北京，其中很多人被派去政府办公楼进行巡逻和在地铁检查身份证，以迅速处置访民。
10月29日之前，外国人不得进入西藏。
青海省的藏族僧人和尼师受到警告，不得在社交媒体阅读和分享“非法内容”。
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有关中共十九大将要修改党章的短讯，之后在所有社交媒体上转帖的这则短讯都被撤销，显然是企图防止网络评论和猜测党章的变化。
拥有众多观众的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在连续播放19年之后，在9月12日被停播。这档由香港凤凰卫视制作的节目，每周邀请两名嘉宾进行一些相对比较开放的辩论，吸引了很多大陆观众。尽管凤凰卫视努力满足内容审查的要求并更加紧密地跟从党的路线，这台节目似乎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6月开展的打压网络流媒体运动和中共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自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通过反腐运动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铲除政治异己和清除腐败似乎同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自7月以来一直接受腐败调查，9月30日被开除出党。同一天，其他五名重庆官员失去了参加党代会的资格。实际上，在今年的党代会之前加强安保措施和言论审查的一个主要动因或许是为了掩饰幕后的派系争斗，而不是通常所谓的“维稳”。言论审查机构不遗余力地封锁有关党的领导层的消息泄露或“谣言”，其中包括已经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的持续爆料。

政府施压私营公司，推进审查手段创新

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网络安全法》正在给科技公司施加与日俱增的压力，在中国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加快言论审查手段的“创新”。内部审查一直以来就是由人工审查和系统自动审查组成，这两种方式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需求，而在线平台现在也正转向由用户个人相互监督。（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将这一趋势形容为建造一个“围绕个人的蜂窝防火墙”，就是号召用户个人协助建造这些防火墙。

根据这个新法律，中国网信办在9月25日宣布已经结束了对腾讯、百度和新浪微博的调查，并且发现这三家公司未能在他们的网站上适当管理暴力、色情和其他被禁止的内容。他们将会被分别处以“最高罚金”人民币50万元（约合7.6万美元）——虽然对于这些大公司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不过还是具有象征意义。这一动向显示出，当局试图加强内容限制，包括那些有政治目的的内容，从而向其他规模较小的公司显示，放松内容审查可能会招致伤筋动骨的罚款。

网信办做出决定数日之后，新浪微博发帖招募志愿“监督员”来举报那些发布“色情、非法或有害”内容的用户。每月举报200个以上帖子的监督员会获得200元（约合30美元）的奖励，而那些最积极的监督员将有机会赢得笔记本电脑、国产品牌的智能手机或iPhone。

全职的言论审查员也有大量的工作机会。9月29日路透社发表的一篇深度报道描绘了手机应用“头条”的言论审查行动。在过去一年，这家公司在天津的“审核”办公室的言论审查员从最初的3、40人跃升到将近1000人。这家正试图募集20亿美元新投资的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它正在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和严格的内容管理流程”来清除不良内容。该公司招募了剛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跟踪新闻，对“政治敏感”，并适应“互联网监管”的要求。言论审查员举报以铲除政治批评、领导人的绰号、被禁止的信仰团体、1989年对天安门抗议者的镇压，以及与暴力、吸毒和婚外情有关的内容。

言论审查新动向：封杀WhatsApp、定向打击人权网站、向学者施压

WhatsApp再度遭到封杀：9月26日，广受欢迎的加密通讯应用WhatsApp在中国被停用。《南华早报》发现文字短信功能在第二天恢复，但用户还是不能发送图片或语音呼叫。无论是WhatsApp还是它的母公司Facebook都没有回应这家报纸的评论邀请。WhatsApp在7月18日也曾遭到屏蔽，但是最近这次封杀反映了言论审查手段比以往更加成熟，拥有了破解点对点加密服务的技术。Telegram和Signal这两款应用也已经被屏蔽，这使得那些试图保护通讯安全的中国用户除了使用VPN别无选择，而VPN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登录。有人怀疑，切断WhatsApp服务是中央政府在10月18日的中共十九大之前加强网络监控措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试图驱使用户使用由腾讯公司提供的、受到严密监控的微信通讯服务。
定向打击维权网站和记者：在“十九大”前夕，若干维权人士已经因涉及报道侵犯人权事件而遭到拘押。维权网站“中国人权”的执行总裁甄江华，在9月1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至今依然被单独拘禁。“民生观察网”编辑丁灵杰在9月底失踪，相信是遭到逮捕。丁灵杰的同事石玉林（音译）也受到了监控。在听取博客作者卢昱宇的上诉之后，云南大理中级法院决定维持一审原判，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入狱四年。与此同时，为被查封的网站“六四天网”工作的记者们自今年夏天以来就是打击目标。天网记者杨秀琼在6月被拘押，罪名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六四天网”的义工李昭秀在9月17日被从医院带走，当时她正在等待接受手术。“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受到拘禁，在拘押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黄琦年迈的母亲因担心儿子不久于人世，先是发布了一段视频，后来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释放黄琦。9月5日，黄琦的律师被禁止与他会面。最近几年出现的这些维权网站和博客，成为了那些难得的日常侵权和抗议信息的重要集散地，为律师、人权捍卫者、外国记者、外交官和其他观察人士提供了最新资料。而对这些维权人士的拘捕则使得外界更加难以了解中国社会的紧张状况。
向学者施压：全国有14所大学在6月份的一次检查中被发现“政治工作非常薄弱”，作为回应，在这份名单中“名列前茅”的几所大学开始鼓励师生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制作相关内容发布在新闻网站上。根据浙江大学的一则通知，凡是在国家级或省级报纸上发表并被大量分享的倡导“正确思想”的文章、动漫和视频等等，可以视同学术作品。根据这个政策，教员的政治表现将成为教学评估的“中心”。越来越多不符合要求的教授被逐出中国的学术机构。乔木就是逃亡知识分子的一员，曾就职北京外国语大学。尽管政治气候恶劣，他原本还是坚持留在中国，而最近带着女儿来到美国。为了回应《卫报》有关他离开中国的一篇文章，乔木解释了他想法的转变。他说，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离开。“被迫离开自己深爱的祖国、熟悉的文化、浸淫难舍的大学，47岁来到陌生的环境，实在是一件不知道从何说起的怆痛。”

香港：校园里的言论自由争论，反共杂志遭停刊

香港的这个学年是從校园里有关言论自由的争论开始的。有关香港独立问题的对立双方通过海报相互对峙表达他们自己的立场。印有“香港独立”口号的横幅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若干校区。校方移除了这些横幅，声称它们“违犯了香港法律”。（香港并无相应法律。）作为回应，支持香港独立和港中大学生会的标语很快出现在港中大和其他大学。

一段显示一名港中大大陆学生从该校的“民主墙”撕下支持独立海报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在数所香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民主墙”这样的公告栏。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支持独立的标语在张贴后很快消失，或是被用大陆的简体中文书写的反对独立的标语所覆盖。在港中大，学生会设立了一个岗亭来守护标语。

有些对抗则变得糟糕并且扩散到校园以外。9月17日，在一个要求开除“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的集会上，一名地区议员在讲台上警告说“搞港独者必须要杀”。对此一群亲北京的活动分子包括香港立法会成员何君尧附和说“杀无赦”。由于公众和政治环境对此暴力言论的反弹，何君尧在一个电视采访中为“所有误解”表示道歉。

另外，在香港的媒体圈中还失去了另一个批评北京的声音。反共的《争鸣》杂志在它的10月刊上宣布，它和它的姐妹杂志《动向》将停刊。《争鸣》由40年代来到香港的温辉先生在1977年创办，他一直为中国的新闻机构工作直到文革结束。温辉在1978年创办《动向》杂志。现在还不清楚杂志为何停刊，但是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1997年移居美国96岁的温辉已经去世，而他的家人不愿意继续经营这些赔本的杂志。

中国之外：在民主国家和国际机构感受北京影响力

新西兰：北京对新西兰的政治影响力在9月23日举行的大选之前成为了公开辩论的一个话题。由《金融时报》和新西兰“Newsroom”网站进行的一次联合调查显示，国会议员杨健曾经在中国的一所军事院校任教超过10年，并且曾在“不止一所间谍学校”接受训练。在2011年当选国会议员的杨健否认了这些指控，而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里希（Bill English）尚未证实新西兰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对杨健展开调查。这个新闻刚好出现在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研究员安妮·玛丽·布莱迪发表她的研究报告之前。这份报告是关于中国在新西兰的媒体和政界推进它的影响力，包括通过与当地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进行合作或收购。这份报告发现，给合作媒体提供免费内容，（在媒体中）雇佣外国人来执行中共的路线等等都是一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一战略就是“让党的讯息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布莱迪注意到，中国认为它与新西兰的关系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范”。
澳大利亚：有关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的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媒体调查出台后，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引入类似美国反制外国政府代理人在政党中进行干预的《外国代理人法》。中共似乎介入了有关选举和政治参与的各种不同活动，包括秘密游说、组织人员欢迎到访的中国官员、授权中共盟友“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新南威尔士州参与竞争当地议会。澳大利亚的各所大学也正在设法处理那些对中国政府影响力的疑虑，包括最近发生的中国学生就“蔑视中国主权”问题与教师和其他学生的争辩。在智库“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贝塔斯·吉尔和琳达·杰克布森建议，各主要大学应该采取协同措施，发展让中国学生更好的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并抵制中国官方改变讲课内容的要求的政策，同时还要降低大学在财务上对海外学生学费的依赖。
加拿大：中文的加拿大报纸《环球华报》（GlobalChinese Press）主编金雷被解雇，因为他试图刊登一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讣告。刘晓波在7月13日死于中国政府的监禁之下。金雷已经向不列颠哥伦比亚人权法庭投诉，声称是来自北京的压力导致了他被解雇。很多其他加拿大华裔记者和媒体工作专业人员也表达了他们所感受到的中国影响力的分量，因为他们发现想要发表批评中共的观点变得越来越难。
联合国：人权观察在9月5日发表的一篇报告称，中国正在积极地侵蚀联合国的人权机制，而联合国也越发屈从于中国的要求。中国已经阻止了若干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和维权人士个人获得联合国的认证。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申请由于受到中国的反对，被拖延了4年直到2016年才获得认证。媒体机构也同样是目标。9月21日，联合国通知了美国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他报道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申请被拒绝了。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反对是拒绝的原因——这家电视台是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经常报道中国侵犯人权的事件和其他政治敏感话题。
世界贸易组织：在9月26日公布的一份文件中，美国要求中国推迟实施《网络安全法》并警告世贸组织成员国，这项法律的有关数据存储和传输的新规定将妨碍贸易。该法的规定将于2018年底前生效，要求外国公司提交数据用于安全检查，并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国内服务器上。华盛顿认为，这“甚至会限制信息的常规传输，而这对任何现代商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世贸组织的沟通要求中国在解决贸易潜在的负面影响之前，不要实施这些方面的法规。中国可能会辩称，中国的法律属于国家安全，而不是贸易。在10月4日的听证会上，美国商业团体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世贸组织的规定并没有对遏制北京的滥用行为做出足够的努力。

本期良心犯：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

现年25岁的如孜于2014年1月被拘留，当时她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作为一名维吾尔人，在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她是被捕的七名学生之一，这些学生被指控在维吾尔语网站“维吾尔在线”（Uighur Online）工作。如孜在2014年11月以“分裂国家罪”受到审判并在12月被判入狱。她准确的刑期上不得而知，不过据信应该是在3年到8年之间。自那以后，国际社会对她所受到的待遇和近况一无所知。

在被拘押之前，如孜是一名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用英语、汉语和维吾尔语发帖，包括偶尔发一些“维吾尔在线”里面文章的链接，以及表达对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敬佩之情，称他为“维吾尔人的良心”。《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描述，“在网上，如孜是一个甜美而又坚强的女孩，会贴出一张脸旁有朵花的自拍，也会痛苦地抱怨拿不到护照。”那些关于护照的抱怨当时引起了全国关注，被看做是中国少数民族遭受歧视的例证，但是也同时导致警方在2013年2月对如孜和她的母亲进行审讯。

另外一些引人关注的帖子与她的男朋友穆塔里普•依明（Mutellip Imin）在2013年失踪进而被拘押有关。尽管后来获得释放，依明在2014年1月再次被拘押，并与如孜和其他5名伊力哈木的学生在2014年底一起被判刑。如孜或依明都可能是被判处三年刑期，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获释的日子越来越近。如果是从判决前的拘押时间计算，甚至已经超过了刑期。对年轻的维吾尔人网上非暴力活动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国际社会重新要求获知有关如孜命运的信息将会有助于确保她的安全和自由。

未来看点

中共“十九大”以后放松管制：近几个月实施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但在重大政治事件结束后，一些放松措施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关注最近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哪些是暂时的，而哪些措施——比如屏蔽WhatsApp、强化社交媒体删帖和普通网民面临的更大的被捕危险——还会一直延续。

香港网络媒体的新闻认证：9月19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告诉记者，所有网络媒体的记者都将获准参加政府新闻发布会，这是在持续的呼吁运动之后赢得的一项长期政策的改变。虽然新闻自由组织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但获得资格所需的条件尚未有明确规定。由于几家网络媒体以其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批评性报道而闻名，关注“香港新闻自由”(Hong Kong Free Press)、“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 HK)和其他一些网站是否能够获得认证。

台湾活动人士案件的判决书：9月11日，李明哲在湖南省受审，罪名是“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批评中国的独裁政权，以及当他还在台湾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对多党民主的支持。李明哲在3月份被拘留，并被单独关押数月。他的起诉和电视法庭忏悔是第一个涉及台湾公民的此类案件。在未来几周，关注李明哲判决书以及对他的宣判，还有对他的起诉可能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寒蝉效应。一个严厉的惩罚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而更宽大的判决则意味着国际压力和对他的支持对判决产生了一定影响。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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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pping for Xi Jinping mobile app china

HEADLINES

ANALYSIS: China’s Party Congress Hints at Media Strategy for a ‘New Era’

The leadership stresses party dominance, innovative propaganda, cultural influence, and globalization of its governance model.

本期分析：中共“十九大”预示媒体战略进入“新时代”

Photo caption: A screenshot of Chinese television stations showing Xi Jinping’s speech to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on October 18. Only one satellite station, in Xiamen, aired its regularly scheduled programming, a cartoon featuring a shark. Credit: *China Digital Times*

Sinc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unfolded in Beijing last month, observers have closely examined various aspects of Xi Jinping’s lengthy speech, the new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extraordinary security measures put in place for the event. Fa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gress’s implications for media policy.

Xi’s remarks, related changes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key personnel decisions reveal a number of notable shifts that coul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anages its massive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apparatus.

Four developments at the congress stand out for their departure from precedent:

Priority given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Xi himself: The phrase “the party’s leadership” appeared 16 times in Xi’s speech. As noted by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this figure was last matched at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in 1987. No other party congress has featured a higher number of such references, though Xi’s speech was uncharacteristically long. Changes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lso reflected Xi’s status as a particularly powerful CCP leader: His collection of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dubbed “Xi Jinping Thought,” is now part of the charter, and various pet projects or slogans—li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hina Dream” concept—have been added as well.
New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sphere: References to the cultural compon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added to the CCP constitution in several places. These changes partly reflect Xi’s own emphasis on “helping socialist culture to flourish.” The topic secured a dedicated section in Xi’s speech, on par with segments about the economy and military. The culture passage covered not only traditional and online media, but also the realms of art,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New ideology czar with unusual background: Of the five new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China watchers have generally agreed that Wang Huning is most likely to be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tal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portfolio. Wang—a former academic who has spent the last two decades at the party elite’s internal think tank—comes from a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 than his two immediate predecessors, and lacks any work experience within the party’s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bureaucracy. The difference is especially stark when his résumé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Liu Yunshan, whom he will apparently be replacing. Liu served much of his career in state media and the media control apparatus, including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for five years, before joining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a separate personnel change, Xu Lin, who heads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and the office of the “leading small group” on cybersecurity, was promoted to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 position his predecessor Lu Wei never achieved.
Explici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a model’: Xi’s overall tone of confidence in China’s emergence as a world power was accompanied by an unprecedented promo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as a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economies. He noted in his speech that China’s approach offers a way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and “a new option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who want to speed up their development while preserving their independence.”

Xi also reiterated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control that he has promoted before, and which have set his approach apart from that of his predecessors. Xi is especially attuned to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As in past speeches, on October 18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and of enhancing the popular appeal of party propaganda and state media content, both at home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road ahead

Taken together, these aspects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uggest that the regime will intensify and modernize its efforts to control not just the behavior but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example, the exalt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Xi Jinping Thought” signals a heightened intolerance for criticism of CCP rule and of Xi personally. Similarly, the emphasis on culture indicates that the party will be even more aggressive in promoting official viewpoint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educational system. Textbooks are already being revised to include Xi’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research centers are being established at select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CCP will likely explore new ways to compel the online community to police itself. At one point in the speech, Xi mentions the need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for ideological work,” a phrase that has traditionally implied deploying citizens to monitor one another.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ew Cybersecurity Law that entered into force in June include provisions to encourage self-censorship. Just last week, the CAC issued new rules that require social media and news applications to conduct regular self-assessments to ensure they are not hosting any undesirable content.

Wang Huning’s unusual background and Xu Lin’s promotion could accelerate the party’s adoption of more innovative forms of media control, with the CAC and the cybersecurity leading small group potentially overshadowing the hidebound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within the party bureaucracy. Wang’s résumé and reported success in promoting Xi’s “China Dream” campaign may result in reforms that make state media reporting and propaganda messaging more popular and effective.

Some observers have interpreted Wang’s early writings as having a somewhat liberal bent. However, at least one acquaintance told reporters that Wang “doesn’t believe China should become a multiparty democracy or have division of powers.” As long as he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one-party state and his close ally Xi, his apparent familiarity with liberal ideas may simply make him a more canny manager of China’s information landscape, which offers an illusion of choice, dynamism, and diversity but remains intensely hostile to independent reporting and open debate.

Exporting censorship and authoritarian rule

As disturbing as these domestic concerns may be, Xi’s affirmation of CCP governance as a model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raise alarms beyond China’s borders.

For years now, China has been assisting partner government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by offering training to journalists at state-owned media, upgrading their broadcasting equipment, and selling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at enable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Regimes in countries like Iran, Russia, and Ethiopia have tried imitating certain aspects of China’s internet controls, for example by promoting domestic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restric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ors.

Should the CCP now promote its own information strategies more aggressive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t a time when democratic powers seem to be in retreat, the negative impact on free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could increase dramatically.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by the Diplomat on November 4, 2017.

Special media controls accompany party congress

As Beijing geared up for the 19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which was held October 18–24, the capital went on lockdown. Many of the controls were familiar to residents who had witnessed previous high-profile events: restrictions on sales of scissors and knives, blocks o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harsher-than-normal treatment of petitioners, and forced “vacations” for dissidents and activists. Other measures took even Beijingers—and foreign correspondents based in the capital—by surprise, including some that had a nationwide impact:

Airbnb disabled: A ban on short-term rentals within the Sixth Ring Road was in effect from October 11 to the end of the month. Airbnb canceled all bookings for that time period and refunded guests. The American company told hosts that their listings had been temporarily hidden due to “external circumstances.” Local short-term rental platforms also removed their listings.
WeChat avatars frozen: Just ahead of the congress, the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 WeChat blocked users from changing their profile images, user names, and tag lines. The block lasted through the end of October. WeChat notified users that these features had been disabled “due to system maintenance reasons.” The block prevented people from using profile changes—a common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reaches beyond individual conversations—for political commentary.
Internet slowdown: WhatsApp service fizzled for a few days before being snuffed out entirely on October 18. The secure messaging app, owned by Facebook, previously experienced outages in July and September. Users also reported difficulty operating VPNs and general internet sluggishness. Agence France-Presse reporter Joanna Chiu tweeted, “The internet has been so slow/non-existent these past few days that sometimes even Wechat doesn't work. Cripples social life of everyone.”
Foreign media barred from congress finale: Although party leader and state president Xi Jinping encouraged reporters to “travel and see more of China,” ten foreign media outlet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invited to the unveiling of the party’s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the Economist, the Financial Times, Voice of America, Libération, Sankei Shimbun, Yomiuri Shimbun, and one other unnamed publication. Journalists from Reuters were invited. Qiao Mu, an academic and activist who recently left Beij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ld the Guardian that China seems to have barred “trouble makers” from attending, and that foreign media should expect their situation to become more precarious. Xi delivered his remarks announcing the new leadership to the invited journalists in a side room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rather than in the main auditorium. He declined to take questions from those attending.

State, social media promote Xi’s messag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mark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self-coronation as the leader of a “new era” in China. He opened the congress on October 18 with a three-and-a-half-hour speech titled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is lengthy remarks were broadcast liv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local party branches from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to kindergartens held watch parties. Only Xiamen Satellite TV stuck to its regularly scheduled programming, a Minnan-language cartoon. (The station eventually stopped the show and put up a notice of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later played Xi’s speech.)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as splashed across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xt day’s People’s Daily and other papers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many featuring a photo of Xi that was several times larg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 departure from more balanced visual displays following past congresses. Xinhua News Agency and other news websites also featured the speech. On October 18, Tencent released the app “Clap for Xi Jinping,” in which players try to clap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in 18 seconds after each soundbite from Xi’s speech, then share their results online. Within hours it had reportedly amassed 400 million players. At the close of the congress, a campaign on the social media site Sina Weibo to #SupporttheNewEra (#为新时代打)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addition of Xi’s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Celebrities posted short videos to promote the slogan and got millions of hits—though many user comments were shout-outs to the celebrities, not the ideology.

Xi Jinping Thought will “go into textbooks, into classes, and into the brains” of students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Education Minister Chen Baosheng said on October 23. New textbooks are being prepared, according to a source quot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Universities will also establish study centers for Xi Jinping Thought—two have already opened at Renmin University and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mid the social media campaigns and academic initiatives, an old-school propaganda tool is also being revived to spread Xi’s message. Loudspeakers, common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a new fixture in Nanmiao, Hebei Province, a model village for embedding party ideology into everyday life. Zhang Lifan, a historian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ys bringing back the loudspeaker system “means the party wants to impose its own will on people, no matter if they want to listen or not.”

Surveillance updates: Voice database, social credit system, Xinjiang police state

Voice sample database: On October 22,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llecting “voice pattern’ samples” for a nationwide database, one element of a project to gather “multimodal” biometric data on individual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profiles of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violating the law or committing crimes” for law enforcement, but also for “stability maintenance,” a catchall term that includes repression of petitioners, activists, and other peaceful dissidents deemed to be a political threat to the regim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police collected voice samples from people who were not suspected of any crime. The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is being built by iFlytek, which recently launched a $150 milli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incubator fund to cultivate an “ecosystem” of Chinese tech expertise.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vincial governments must now create online platforms listing the names of debtors, “a step toward a credit society,” as Beijing-based lawyer Hu Wenyou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last month. Such information is intended to feed into a broader Social Credit System (SCS), which will take full effect in 2020 and be mandatory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The SCS will distill data on each citizen and legal person (businesses and organizations) into a single numerical rating of trustworthiness. For now, the two dominant pilot programs are opt-in and commercial: One is run by Tencent partner China Rapid Finance, and the other is operated by Ant Financial, an Alibaba spinoff. Poor score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an individual’s everyday life, from restricting employment and access to restaurants to revoking the person’s right to travel abroad. An individual’s score reflects his or her history of debt repayment, but also incorporates data on other behavior, such as purchasing choices, video game habits, or whether someone shares “positive energy” online in the form of positive messages about the govern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ke friends on social media—and whether they have high or low scores—a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Quartz reporter Huang Zheping boosted his Ant Financial “Sesame Credit” score by making more purchases with Alipay, Alibaba’s online payment platform. In describing the SCS system, Wired reporter Rachel Botsman notes, “It is a method of social control dressed up in some points-reward system.”
Xinjiang police state: In an October 17 article for BuzzFeed, Megha Rajagopalan takes a deep dive into the surveillance faced on a daily basis by ethnic Uighurs in Xinjiang, from police checking identification cards against face scans at gas stations to stints in secretive “political education centers.” She also interviews a number of Uighurs living abroad who are unable to call home without the police questioning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immediately afterward.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companies, most of them Chinese, are profiting from such repressive practices. “Marketers in Shanghai are calling it the golden era of investment in security in Xinjiang,” says scholar James Leibold. Meanwhile, on October 20, U.S. data security firm Lookout reported its findings on the Android “surveillanceware” family known as JadeRAT, which appears to be target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China.” The program, which allows hackers to access data related to a person’s communications, software usage, and location, is hidden in messaging and other apps, some of which appear to target Uighurs specifically.

HONG KONG: Activists released but still not free, warrant needed for phone searches

Umbrella Movement leaders released on bail: Joshua Wong and Nathan Law, young democracy activists who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protests, left prison on October 23 and will remain free while they await a November 7 hearing for leave to appeal. The two, who now head the political party Demosistō, handed over their passports and are required to check in with the police once a week. Wong spent his first day of freedom playing video games before speaking at a protest against a planned mainland-controlled high-speed rail link from Guangdong to downtown Hong Kong. Until his 21st birthday on October 13, Wong was an inmate at the maximum-security Pik Uk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or male minors. Law and Wong discussed their time in prison on Commercial Radio on October 25. “This is part of the training for us,” said Law, who was also one of four lawmakers removed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July after their oaths of office were deemed “insincere.” In August, an appellate court had sentenced Wong to six months in prison and fellow student activist Alex Chow to seven months for unlawful assembly; Law was sentenced to eight months in prison for incitement to unlawfully assemble. The ruling came after the government sought tougher penalties than the original sentences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in Chow’s case, a suspended jail term. The harsher punishments triggered a five-year ban from serving in public office for all three. Chow has not appealed his prison sentence.
Umbrella Movement supporter leaves Guangdong prison: Mainland women’s rights activist Su Changlan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 October 26, three years after she was detained for publicly supporting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but she and her family remain under surveillance. Su spent two years in pretrial detention before she was convicted of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in April 2016. A self-taught lawyer, Su has been helping rural women secure land and inheritance right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Earlier this year, while she was still in prison, Su was awarded the Cao Shunli Memorial Award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Last abducted Hong Kong bookseller ‘half free’ on mainland: Gui Minhai was released from custody on October 17,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Gui’s friend, poet Bei Ling, told the Guardian that Gui is at home with family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but is only “half free.” Gui’s daughter Angela Gui, who liv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d not spoken with her father as of November 1. Gui Minhai, a Swedish passport holder, is the last of five booksellers at Mighty Current, the Hong Kong publisher of sensationalist books o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be released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mainland China in late 2015. That year, Gui had disappeared from his vacation home in Thailand, only to resurface days later confessing tearfully to a “traffic violation” on the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High Court rules police need warrant to search mobile phones: In a victory for personal privacy, Hong Kong’s High Court ruled that the police must have a warrant to search seized digital devices unless there are “exigent circumstances.” The ruling came in a case brought by Sham Wing-kan and four other protesters after they were arrested at the annual July 1 march in 2014 and police confiscated their phones for searches without a warrant. Sham sued the police for violating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and the territory’s Basic Law.

BEYOND CHINA: Guo Wengui meets Chinese agents, Beijing shapes African media, Apple queried on censorship

Security agents visit Guo Wengui in New York: On October 2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scribed an episode of diplomatic melodrama in which official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visited businessman Guo Wengui, who has been sharply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ince leaving the country in 2014, at his Manhattan apartment in May. The officials were then confront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for violating the terms of their transit visas, but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State and Justice Departments prevented any arrests from being made. The Journal also reported that casino magnate Steve Wynn, who has business interests in Macau, personally hande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letter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which Beijing implored the U.S. president to send Guo back to China. Trump was reportedly prepared to do so at a June meeting, but aides worked to prevent any attempt to deport Guo. The self-exiled businessman, who fills his Twitter and YouTube feeds with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nd scandal among Chinese leaders, posted partial audio from the State Security visit in September. Separately, the Daily Beast has investigated Twitter trolling attacks on Guo Wengui that are clearly coordinated and possibly automated.
Chinese aid shapes African states’ media, internet policies: China invested $1.7 bill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in African countries between 2000 and 2013,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from AidData. A large portion of that funding has gone into converting from analog to digital television, with a focus on state broadcasters—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versions of China’s own state outlets—rather than independent media, either international or local. On the Sinica podcast, Professor Lina Benabdallah points out that China not only provides material support, but also offers training and all-expenses-paid trips to China for local media officials and journalists. Freedom House has also linked increased internet censorship in East African countries to Chinese technology or encouragement. At the China-Tanzania New Media Roundtable in June, Deputy Minister for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Edwin Ngonyani praised China for banning well-know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safe, constructive and popular” domestic alternatives, implying that Tanzania hoped to follow a similar path. “We aren’t there yet, but while we are still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ir misuse.”
Apple under scrutiny for China cooperation: On October 17, Senators Patrick Leahy (D-VT) and Ted Cruz (R-TX) wrote a letter to Apple chief executive Tim Cook, asking the company a series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removal of dozens of VPNs from its Chinese app store in Jul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has attempted to resist censorship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long as the Great Firewall operates and is enabled by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ternet freedom in China will remain at risk,” they warn. The letter has not discouraged continued cooperation between Ap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ss than two weeks later, Cook attended an advisory board meeting at Tsinghua University, wher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oke about the “win-win” benefit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Facebook chief executive Mark Zuckerberg was also in attendance.) Meanwhile, RSS app Inoreader was removed from the Chinese Apple app store on October 22 because it “contains content that is illegal in China.” RSS apps aggregate news from websites of the user’s choosing and do not generate content themselves. It is possible that Inoreader was targeted because of user-curated channels in the app’s Discovery mode, or simply because it is an aggregator. The Great Firewall blocked all RSS feeds in October 2007, though it is unclear if the ban has remained constant for the past decade.
Springer Nature censors articles: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on November 1 that Springer Nature, the Germany-based publisher of major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Nature, has blocked over 1,000 articles for users in China. The paper determined that a broad list of keywords like “Tibet” or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been used to sweep out “sensitive” content, apparently at the behest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ticles that would typically escape censorship were among those blocked, indicating that the keywords alone had triggered their removal. Most of the articles were from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pringer Nature defended itself, stating that only 1 percent of its articles had been blocked, and that “this is not editorial censorship” because the content had not been changed and remained available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 news came on the heel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 similar censorship of academic articles, which it quickly reversed following an outcry. According to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Springer Nature hopes to publis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Xi Jinping’s latest book, Xi Jinping Tells a Story, released in China in June.

FEATURED PRISONER: Lü Gengsong

Lü is a veteran democracy advocate and freelance writer from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Security agents detained him on July 7, 2014. After nearly two years in detention, on June 14, 2016, a Hangzhou court sentenced him to 11 years in prison on charges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As evidence, the court verdict cites 11 articles published on various overseas websites that are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ch as Boxun, the Epoch Times, and Canyu. Among the articles are an analysis of the scandal surrounding purged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and critiques of the detention or sentencing of several fellow activists and writers. The verdict also notes that Lü had tried to revive a branch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in Zhejiang, with himself as the chair. The decision points to 90 greeting cards he had prepared to send to various people on the branch’s behalf in January 2014, possibly for Chinese New Year.

Prior to this especially harsh sentence, Lü had already been imprisoned for four years over earlier essays he had published on foreign websites, and was released on August 23, 2011. Before that stint in prison, Lü had published a book in 2000 on corrup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n article on the party’s powerful political and legal committee in Beijing Spring, an overseas democracy magazine.

Lü appealed the initial verdict in his latest case, but on November 1, 2016, the Zhejiang People’s High Court confirmed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He is now being held at Changhu Prison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He reportedly suffers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diabetes.

WHAT TO WATCH FOR

Trump visit to China: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make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 since taking office from November 8 to November 10. Watch for how state media cover his trip—including any tweets he happens to send out about the visit and meeting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watch for whether Trump raises any U.S. concerns regarding the growing restrictions on media and internet freedom in China, including those that negatively affect U.S. businesses and news outlets.

Implementing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vision: Watch for how the propaganda, censorship, and cybersecurity apparatus responds to the guidance issued by Xi and the changes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cluding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Also watch for whether Wang Huning takes over the ideology portfolio as predicted, and how he adapts to his new posi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s with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Eased controls after 19th Party Congress: Several of the restrictive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recent months are likely to have long-lasting effects, but some others have been explicitly designated as temporary by Chinese authorities. Watch for whether activists sent on “vacation” are permitted to return to Beijing, restrictions on Airbnb and WeChat profile edits are lifted, and internet speeds return to normal.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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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 prisoner: Two singer-songwriter activists and a Taiwa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orker are being held in China for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and ar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Xu Lin and Liu Sifang or Lee Ming-che. For academics, a new petition has been posted here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who censor journal articles in China.

本期标题

新闻报道：

本期良心犯：吕耿松

本期分析：中共「十九大」預示媒體戰略進入「新時代」

本期分析：中共“十九大”预示媒体战略进入“新时代”

中共领导人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宣传手段创新、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在全球范围推广其治理模式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图片：这是一张中国电视节目的屏幕截图，画面上是习近平10月18日在中共“十九大”发表讲话。只有厦门卫视播出了通常安排的节目，一部有关于鲨鱼的动画片。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自中共“十九大”上个月在北京召开以来，观察人士从方方面面对习近平的长篇讲话、新晋政治局常委成员以及为这次大会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安保措施进行了仔细研究。但是，这次会议可能对媒体政策产生的影响却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习近平的讲话、中共《党章》的有关改动和关键的人事决策揭示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对中共如何管理它庞大的审查和宣传机构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党代会有四个不同以往的显著变化：

1. “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本人获得了无上地位：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党的领导”一词出现了16次。正如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所指出的，上一次出现同样的数字还是在1987年的第13届党代会上。，没有其他党代会提到这个词更多次，当然，习近平的演讲是一反常态的冗长。对《党章》的改动也反映出习近平作为一位非常强势的中共领导人的地位：他的思想贡献被冠以“习近平思想”而写进《党章》，同时被加入《党章》的还有各种炫目的项目或口号，诸如，“一带一路”和“中国梦”。

2. 文化领域成为新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在几个地方被加入到《党章》中。这些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习近平本人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视。这一议题在习近平讲话中有专章论述，与经济和军事议题平分秋色。有关文化的论述不仅涵盖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还涵盖了艺术、文学和教育领域。

3. 背景非同寻常的意识形态新沙皇：在政治局常委的五位新成员中，中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王沪宁最有可能负责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王曾经是一位学者，他在过去的二十年一直是中共精英的内部智囊。他的背景与两位前任完全不同，缺乏在党内意识形态和宣传机构的任何工作经验。如果将他的履历与刘云山相比，这种差异就尤为显著。刘云山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官媒或媒体管制机构，包括在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前担任了五年中宣部部长。在另外一项人事变动中，“网信办”（CAC）主任和“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徐麟被提拔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他的前任鲁炜从未晋升至如此高位。

4. 大张旗鼓推动“中国模式”国际化：与习近平对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崛起充满信心的总体论调相应的，他史无前例地推动中国发展道路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中国模式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方案，并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习近平还重申了他之前一直倡导的信息管控战略，他的手段明显有别于他的前任们。习近平特别重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力量。在10月18日的讲话中，他强调了创新以及在国内外增强党的宣传和官媒内容吸引力的重要性。

路向何方？

综上所述，中共“十九大”这些种种方面表明，这个政权将对控制措施进行强化和现代化，不仅针对是中国民众的行为还包括他们的思想。

例如，对“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思想”的尊崇，标志着对批评中共统治和习近平本人的不宽容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样，对文化的强调也表明，中共将更加积极地在娱乐产业和教育系统推广其官方观点。相关教科书正在进行修订，将“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其中，还有若干经过选择的大学成立了新的研究中心。

此外，中共将可能探索新的方法，迫使网络社区进行自我监督。在讲话中的一处，习近平提到需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种说法通常意味着让民众进行相互监督。今年6月生效的新《网络安全法》就包含了鼓励自我审查的条款。就在上周，“网信办”颁布了几项新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和新闻应用软件定期进行自我评估，以确保其中不会包含任何“不良信息”。

王沪宁不寻常的背景和徐麟的晋升，可能会加速中共采取更加创新的媒体控制形式——“网信办”和“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的背后其实是中共官僚体制内部顽固保守的中宣部。王沪宁的履历和据称他在推进习近平“中国梦”运动中的成功，可能会导致一些改革，力图使得官媒的报道和宣传内容更有吸引力和更加有效。

有些观察人士认为，王沪宁早期作品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不过，有不止一位认识他的人告诉记者，王沪宁“不相信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或是对权力进行分割”。只要他是服务于一党制国家的利益和他的亲密盟友习近平，他对自由主义理念的熟稔或许只会让他更加精明地管控中国的信息领域——在强力打压独立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同时，打造一种有选择、诱惑力和多元化的假象。

输出言论审查和威权统治

种种这些国内问题或许令人不安，但是习近平确信中共治国之道应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榜样，则更应该在国际敲响警钟。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协助它在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区的伙伴政府，为这些国家的官媒记者提供培训、升级广电设备，以及销售进行监控和审查的电信技术。伊朗、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政府一直试图模仿中国的某些互联网管控措施，比如推广本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和限制国际竞争对手等等。

值此民主国家似乎正在退却的时刻，如果中国更加积极地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信息战略，对言论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负面影响将会显著增加。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本文已于2017年11月4日发表于《外交官杂志》（the Diplotmat）。

伴随党代会的特殊媒体管控措施

为了准备10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北京这座都城戒备森严。那些曾经目睹过重大事件的居民们对很多管制措施已经屡见不鲜：限制刀剪销售、封锁VPN、对访民更加粗暴，以及强制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度假”。但其他一些措施却让北京人和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大跌眼镜，有些措施甚至影响全国：

Airbnb停摆：从10月11日至月底，一项禁令禁止在北京六环以内的房屋短期租赁。Airbnb取消了那段时间的所有预定并向客人退款。这家美国公司告诉房主，由于“外部因素”，他们的房源列表已经被暂时屏蔽。当地其他的短期租赁平台也撤下了他们的房源介绍。
微信头像被冻结：就在大会召开之前，社交媒体微信限制用户更改他们的头像、用户名和标签信息。限制一直持续到10月底。微信通知用户，这些功能由于“系统维护原因”而无法使用。这个限制是为了防止人们利用改变个人信息发表政治评论——这是一种可以超越私信范围的常见表达方式。
降低网速：WhatsApp服务在10月18日被彻底封杀之前，已经有好几天难以登录。这款Facebook旗下的加密通讯应用软件，在7月和9月就曾经历过中断。用户们还反映了VPN操作困难和网速整体缓慢。法新社记者赵淇欣（Joanna Chiu）发推说，“过去几天网速特别慢，甚至干脆中断，有时连微信都没法用。每个人的社交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大会终场，外媒被拒：尽管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记者们“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还是有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十家外国媒体未能获邀参加中共新政治局常委的媒体见面会。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美国之音（VOA）、法国《解放报》、日本《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和另外一家未具名媒体。路透社记者受到了邀请。最近离开北京来到美国的学者和维权人士乔木对《卫报》说，中国似乎是禁止那些“捣乱分子”参加见面会，外国媒体应该感到自己前途堪忧了。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侧厅而不是主会场向受邀的记者们发表讲话，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他谢绝了到场记者的提问。

官媒和社交媒体推广习近平讲话

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习近平主席自我加冕，成为中国“新时期”领导人。10月18日，他以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开启了这次大会，讲话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他这篇冗长的讲话在全国各地实况播出，地方党组织从公安局到幼儿园都组织观看。只有厦门卫视坚持按照既定安排播出节目，一部闽南语的动画片。（厦门卫视最终还是停止播出动画片，并且发布了一则技术故障的通知，后来改为播出习近平讲话。）

“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第二天占据了《人民日报》和全国其他报纸的头版头条，很多报纸还配有一幅习近平的照片，要比新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员的照片大好几倍。明显不同于往届党代会更加平衡的照片展示方式。新华社和其他新闻网站也突出报道了习近平讲话。10月18日，腾讯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为习近平鼓掌”的应用，用户可以在18秒之内尽可能多地为习近平每一段讲话鼓掌，并将鼓掌次数在网上分享。在数小时之内，这个应用据说聚集了4亿玩家。大会闭幕时，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紧随“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发起了一个“#为新时代打call#”活动。演艺明星们发布小视频推广这个口号并且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点击——尽管很多用户的评论都是为那些明星们欢呼而不是为“习近平思想”。

10月23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作为全国性课程的一部分，习近平思想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根据《南华早报》援引的一则消息来源说，新版教材正在编订中。各所大学也将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已经率先成立了两所。

在社交媒体和学术机构的各种活动当中，一种老式的宣传工具重新披挂上阵宣传习近平思想。文革期间中国随处可见的高音喇叭成为了河北省肃宁县南庙村的新装备，这是一个将党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模范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者章立凡说，高音喇叭的回归“意味着党试图将它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民众，无论他们想不想听”。

监控手段升级：语音数据库、社会信用系统、“以警治疆”

语音样本数据库：10月22日，“人权观察”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收集“语音模式样本”，这是汇集个人“多模式”生物计量学数据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为执法机关构建涉嫌“违法犯罪”的个人资料库，同时也是为了“维稳”——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括打压访民、维权人士和其他被认为对政权构成政治威胁的和平异见人士。已经出现很多案例，警方收集很多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民众的语音样本。这个语音识别和监控系统正在由科大讯飞（iFlytek）公司建造，这家公司最近启动了一个耗资1.5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孵化基金，打造中国技术专项“生态圈”。
社会信用系统：北京律师胡文友上个月对《纽约时报》说，省级政府现在必须创建网络平台，列出所有债务人的姓名，作为“建立诚信社会的一个步骤”。这些信息旨在向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信用系统”（SCS）提供数据，这个系统将在2020年全面生效，并且对所有中国公民都是强制性的。“社会信用系统”将会提取每个公民和法人（企业和机构）进行单独的诚信度数字评级。目前，两个主要的试点项目都是选择性和商业性的：一个由腾讯的伙伴公司“信而富”（China Rapid Finance）运营，另一个由阿里巴巴的衍生公司“蚂蚁金服”操作。不良信用积分将对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从限制就业和去餐馆用餐，到剥夺此人的出国旅行权利。个人的信用积分反映了他或她的债务偿还历史，但是也包含其他行为的数据，例如购物取向、电子游戏喜好，或者某人是否在网上以有关政府的正面信息分享“正能量”。诸如在社交媒体的朋友圈等等人际关系——这些朋友们信用积分的优劣——也会被考虑在内。Quartz记者黄哲平（音译）通过用阿里巴巴网上支付平台支付宝（Alipay）多购物的方式迅速提升他的蚂蚁金服“芝麻信用”。Wired记者瑞秋·波茨曼（Rachel Botsman）在描述SCS系统时说，“这其实是一种装扮成某种积分奖励系统的社会控制手段。”
“以警治疆”：10月17日，在一篇提供给BuzzFeed的文章中，梅格哈·拉贾戈帕兰对新疆维吾尔人每天面对的监控进行了深入调查，从警察查验身份证到加油站的人脸识别到秘密的“政治学习中心”。她还采访了很多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这些人一旦往家中打电话，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随即就会收到警察的盘查。那些绝大多数由汉人经营的安保和监控公司都在从这些打压行动中获取利润。学者詹姆斯·雷宝德（James Leibold）说，“上海的市场营销人员认为现在是在新疆投资安保行业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10月20日，美国的数据安全公司Lookout公布了它对被称为JadeRAT的安卓“监控软件”家族的研究结果，这家公司发现这个程序似乎是针对“中国的团体和个人”。这个程序允许黑客获取与个人通讯、软件使用和地位位置相关的数据，并且是隐藏在通讯和其他应用程序当中，有些部分似乎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的。”

香港：活动人士获保释未获自由、警方检查手机需要搜查证

雨伞运动领袖保释出狱：2014年领导雨伞运动的年轻民主活动人士黄之峰和罗冠聪10月23日出狱，在等待参加11月7日的上诉听证会期间都将是自由之身。他们二人现在是香港众志党的领袖，已经上交了自己的护照，并被要求每周向警察报到。在出狱第一天，黄之峰玩了电子游戏，随后在一个抗议筹建由大陆控制的粤港高铁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在10月13日他的21岁生日之前，黄之峰被关押在高度戒备的收监年轻男性犯人的壁屋惩教所（Pik Uk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罗冠聪和黄之峰10月25日在香港商业电台谈论了他们的狱中生活。罗冠聪说，“这也是我们经受历练的一部分”。他也是四名因被认为宣誓“不真诚”而被逐出立法会的四名立法议员之一。今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判处黄之锋入狱6个月，而同为学生活动人士的周永康因非法集会罪名被判7个月，罗冠聪因煽动非法集会罪被判入狱8个月。这次判决是由于香港政府试图对这几人施加比原先的判决更加严厉的惩罚——最初黄罗被判处社区服务，而周只获缓刑。这个更加严厉的惩罚还导致这三人在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周永康对他的刑期没有提起上诉。
雨伞运动支持者在广东获释：中国大陆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苏昌兰在被关押三年之后于10月26日在广东获释，她因公开支持香港雨伞运动遭到拘押。但是，她和她的家人依然受到监控。在2016年4月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前，苏昌兰已经被审前关押了两年。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律师，苏昌兰20多年来一直帮助农村妇女维护自己的土地和继承权。今年年初她还在狱中的时候，苏昌兰被授予“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
最后一名被绑架的香港书商在大陆“半获自由”：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消息，桂敏海于10月17日获释。桂敏海的朋友，诗人北岭告诉英国《卫报》，桂敏海和家人待在浙江宁波的家中，但仅仅是“半自由”。桂敏海生活在英国的女儿Angela直到11月1日都未能与父亲通话。持有瑞典护照的桂敏海是巨流传媒的五名2015年底在大陆遭拘押的书商中最后获释的，这家出版公司一直出版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敏感书籍。那年，桂敏海在他位于泰国的度假屋失踪，数日之后出现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涕泪横流地承认了一项“交通违章”罪名。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警察需要搜查证以检查手机：在一起维护个人隐私权的胜诉案件中，香港高等法院判定，警察在检查收缴的数码设备时必须拥有搜查证，除非是在“紧迫状态”下。这个判定来自岑永根（Sham Wing-kan）起诉警方违反《香港人权条例》和《香港基本法》的案件。由于参加2014年7月1日的年度游行示威，岑永根和其他四名抗议者遭到逮捕，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没收并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中国之外：郭文贵会见中国特工人员、北京打造非洲媒体、苹果公司遭遇言论审查质疑

中国特工在纽约造访郭文贵：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段外交闹剧。中国公安部的官员今年五月造访了商人郭文贵位于曼哈顿的公寓。郭文贵自2014年离开中国之后一直严厉批评中国领导人。这些官员随后因违反过境签证条例的规定而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质问，仅仅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与司法部之间的分歧才未遭逮捕。《华尔街日报》还说，在澳门拥有商业利益的赌场大亨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亲自向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递交了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信。中国政府在信中恳请美国总统将郭文贵送回中国。据称，在6月份的一个会议上，川普原打算照此办理，但是他的助手们设法阻止了所有遣返郭文贵的企图。这位自我流放的商人的推特和YouTube账户充斥着大量对中国领导人贪腐和丑闻的指控，他发布了9月份与中国国家安全官员谈话的录音片段。《野兽日报》（Daily Beast）已经就推特对郭文贵的攻击进行调查，并发现这些攻击明显是协同进行并可能是自动发起的。
中国协助非洲国家打造官媒和互联网政策：根据AidData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在2000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电信领域投资17亿美元。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用来将模拟电视系统升级为数字电视，重点是官方电视媒体——包括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国际板——而不是独立媒体，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当地的。在Sinica播客上，Lina Benabdallah教授指出，中国不仅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还为当地媒体官员和记者提供了培训和往返中国的所有差旅费用。自由之家也认为，东非国家越发严厉的互联网审查与中国的技术或鼓励有密切关联。在6月份的中国-坦桑尼亚新媒体圆桌会议上，坦桑尼亚交通和通讯部副部长Edwin Ngonyani赞扬中国屏蔽那些著名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以“安全的、建设性的和有吸引力的”本国社交媒体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坦桑尼亚打算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只要我们还在使用这些平台，我们就应该保障它们不会遭到滥用。”
苹果公司因与中国政府合作而接受调查：10月17日，佛蒙特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依（Patrick Leahy）和德克萨斯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向这家公司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涉及今年7月十几款VPN应用从苹果的中国商店被下架，以及苹果公司在何种程度上抵御了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压力。他们警告说，“只要网络防火长城还在运行，并且还在利用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那么中国的网络自由将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这封信并未阻止苹果公司与中国政府继续合作。不到两周之后，库克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与中国做生意的“双赢”优势。（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也参加了会议。）同时，RSS的应用程式Inoreader在10月22日被从苹果中国商店下架，因为其中“含有在中国违法的内容”。RSS的这款应用根据用户选择聚合来自各个网站的新闻，而不是生成自己的内容。Inoreader成为取缔目标或许是因为这款应用的“发现模式”（Discovery mode）里的用户自主选择频道，也或者只是因为它的聚合功能。虽然还不清楚这项禁令在过去十年是否一直持续不断，但长城防火墙在2007年就已经封锁了所有RSS源。
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审查文章：《金融时报》11月1日报道，出版著名学术杂志《自然》（Nature）的德国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集团对中国用户屏蔽了超过1000篇文章。这家报纸确认，显然是在中国当局要求之下，有一批范围广泛的关键词被用来清除敏感内容，诸如“西藏”或“文化大革命”等等；有些通常能够通过审查的文章也在被屏蔽之列，说明只是因为那些关键词才导致它们被删除。绝大多数被屏蔽的文章来自《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斯普林格·自然为自己辩护说，被屏蔽的文章只占总量的1%，而且不是“编审删节”（editorial censorship），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章。不久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样删除了一些学术文章，后来因外界呼吁而很快恢复。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说，斯普林格·自然打算出版今年6月发行的习近平新作《习近平讲故事》的英文版。

本期良心犯：吕耿松

吕耿松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位资深民主倡导人士和自由作家。2014年7月7日遭到拘捕。在拘押近两年之后，2016年6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11年有期徒刑。

作为证据，法院判决书引述了他在不同海外网站——如“博讯”、“大纪元”和“参与”——发表的11篇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对遭清洗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丑闻的分析，有对维权人士和作家遭到拘押和判刑的批评。判决书还说，吕耿松曾经试图恢复“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并由自己担任主席。判决指出，他在2014年1月（可能是因为春节）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给各地人士预备了90张贺卡。

在此次严判之前，吕耿松已经因为早先发表在海外网站上的文章被囚禁了四年，并于2011年8月23日获释。在这个刑期之前，他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共腐败的著作，还在海外民主杂志《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共政法委的文章。

在最近这起案件中，吕耿松对法院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但是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了一审的量刑和判决。他目前被关押在浙江湖州的长湖监狱。据报道，他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未来看点

川普访华：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8日至10日展开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华之旅。观察中国官媒如何报道他的访问，也包括是否会出现有关这次访问和会见习近平主席的推文。还要关注川普是否会表达美国对中国日益严厉的媒体限制和互联网自由问题的关切，包括因此对美国企业和新闻机构造成的负面影响。

各部门如何落实“十九大”愿景：关注宣传、审查和网络安全机构如何回应习近平提出的指导方针以及《党章》的修改，包括在教育、娱乐和外交政策等领域的动向。还要关注王沪宁是否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接管意识形态部门，以及他如何适应自己的新职位，尤其是与中宣部之间的关系。

“十九大”之后管制是否会放松：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月实施的若干限制措施很可能有长期持续的影响，但另外有些措施明显临时性的。关注那些“被度假”的维权人士是否获准回到北京、对Airbnb和微信头像编辑的禁令是否会取消、网速是否恢复正常。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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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两名分别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维权人士以及一名台湾NGO工作者，因行使基本人权正在中国遭到关押，他们是国际 “给良心犯写信”活动的本月焦点。访问相关链接为徐琳和刘四仿或李明哲发出你们的声音！学者们，这里是有关国际出版机构在中国删除学术文章的一封公开信，请在这里签上你们的名字！

本期標題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呂耿松

本期分析：中共「十九大」預示媒體戰略進入「新時代」

中共領導人強調黨的領導地位、宣傳手段創新、增強文化影響力和在全球範圍推廣其治理模式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圖片：這是一張中國電視節目的螢幕截圖，畫面上是習近平10月18日在中共「十九大」發表講話。只有廈門衛視播出了通常安排的節目，一部有關於鯊魚的動畫片。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自中共「十九大」上個月在北京召開以來，觀察人士從方方面面對習近平的長篇講話、新晉政治局常委成員以及為這次大會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安全措施進行了仔細研究。但是，這次會議可能對媒體政策產生的影響卻遠遠沒得到足夠的關注。

習近平的講話、中共《黨章》的有關改動和關鍵的人事決策揭示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可能對中共如何管理它龐大的審查和宣傳機構產生深遠影響。

此次黨代會有四個不同以往的顯著變化：

1. 「黨的領導」和習近平本人獲得了無上地位：在習近平的講話中，「黨的領導」一詞出現了16次。正如中國媒體專案（China Media Project）所指出的，上一次出現同樣的數字還是在1987年的第13屆黨代會上。沒有其他黨代會提到這個詞更多次，當然，習近平的演講是一反常態的冗長。對《黨章》的改動也反映出習近平作為一位非常強勢的中共領導人的地位：他的思想貢獻被冠以「習近平思想」而寫進《黨章》，同時被加入《黨章》的還有各種炫目的專案或口號，諸如，「一帶一路」和「中國夢」。

2. 文化領域成為新重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內涵在幾個地方被加入到《黨章》中。這些變化部分地反映了習近平本人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重視。這一議題在習近平講話中有專章論述，與經濟和軍事議題平分秋色。有關文化的論述不僅涵蓋了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還涵蓋了藝術、文學和教育領域。

3. 背景非同尋常的意識形態新沙皇：在政治局常委的五位新成員中，中國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王滬寧最有可能負責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王曾經是一位學者，他在過去的二十年一直是中共菁英的內部智囊。他的背景與兩位前任完全不同，缺乏在黨內意識形態和宣傳機構的任何工作經驗。如果將他的履歷與劉雲山相比，這種差異就尤為顯著。劉雲山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官媒或媒體管制機構，包括在進入政治局常委之前擔任了五年中宣部部長。在另外一項人事變動中，網信辦（CAC）主任和「網路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徐麟被提拔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而他的前任魯煒從未晉升至如此高位。

4. 大張旗鼓推動「中國模式」國際化：與習近平對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崛起充滿信心的總體論調相應的，他史無前例地推動中國發展道路成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榜樣。習近平在講話中說，中國模式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提供了方案，並且「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習近平還重申了他之前一直宣導的資訊管控戰略，他的手段明顯有別於他的前任們。習近平特別重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力量。在10月18日的講話中，他強調了創新以及在國內外增強黨的宣傳和官媒內容吸引力的重要性。

路向何方？

綜上所述，中共「十九大」這些種種方面表明，這個政權將對控制措施進行強化和現代化，不僅針對是中國民眾的行為，還包括他們的思想。

例如，對「黨的領導」和「習近平思想」的尊崇，標誌著對批評中共統治和習近平本人的不寬容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同樣，對文化的強調也表明，中共將更加積極地在娛樂產業和教育系統推廣其官方觀點。相關教科書正在進行修訂，將「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納入其中，還有若干經過選擇的大學成立了新的研究中心。

此外，中共將可能探索新的方法，迫使網路社區進行自我監督。在演講中的一處，習近平提到需要「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這種說法通常就意味著讓民眾進行相互監督。今年6月生效的新《網路安全法》就包含了鼓勵自我審查的條款。就在上周，網信辦頒佈了幾項新規定，要求社交媒體和新聞應用軟體定期進行自我評估，以確保其中不會包含任何「不良資訊」。

王滬寧不尋常的背景和徐麟的晉升，可能會加速中共採取更加創新的媒體控制形式——網信辦和網路安全領導小組的背後其實是中共官僚體制內部頑固保守的中宣部。王滬寧的履歷和據稱他在推進習近平「中國夢」運動中的成功，可能會導致一些改革，力圖使得官媒的報導和宣傳內容更有吸引力和更加有效。

有些觀察人士認為，王滬寧早期作品有一定的自由主義傾向。不過，有不止一位認識他的人告訴記者，王滬寧「不相信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多黨制民主國家或是對權力進行分割」。只要他是服務於一黨制國家的利益和他的親密盟友習近平，他對自由主義理念的熟稔或許只會讓他更加精明地管控中國的資訊領域——在強力打壓獨立報導和公開討論的同時，打造一種有選擇、誘惑力和多元化的假像。

輸出言論審查和威權統治

種種這些國內問題或許令人不安，但是習近平確信中共治國之道應該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榜樣，則更應該在國際敲響警鐘。

多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協助它在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區的夥伴政府，為這些國家的官媒記者提供培訓、升級廣電設備，以及銷售進行監控和審查的電信技術。伊朗、俄羅斯和衣索比亞等國政府一直試圖模仿中國的某些互聯網管控措施，比如推廣本國的社交媒體平臺和限制國際競爭對手等等。

值此民主國家似乎正在退卻的時刻，如果中國更加積極地在發展中國家推行自己的資訊戰略，對言論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負面影響將會顯著增加。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本文已於2017年11月4日發表於《外交官雜誌》（The Diplomat）。

中共「十九大」前的言論審查和安全措施

為了準備10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北京這座都城戒備森嚴。那些曾經目睹過重大事件的居民們對很多管制措施已經屢見不鮮：限制刀剪銷售、封鎖 VPN、對訪民更加粗暴，以及強制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度假」。但其他一些措施卻讓北京人和常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大跌眼鏡，有些措施甚至影響全國：

Airbnb停擺：從10月11日至月底，一項禁令禁止在北京六環以內的房屋短期租賃。Airbnb取消了那段時間的所有預定並向客人退款。這家美國公司告訴房主，由於「外部因素」，他們的房源列表已經被暫時被封鎖。當地其他的短期租賃平臺也撤下了他們的房源介紹。
微信頭像被凍結：就在大會召開之前，社交媒體微信限制使用者更改他們的頭像、用戶名和標籤資訊。限制一直持續到10月底。微信通知使用者，這些功能由於「系統維護原因」而無法使用。這個限制是為了防止人們利用改變個人資訊發表政治評論——這是一種可以超越私信範圍的常見表達方式。
降低網速：WhatsApp服務在10月18日被徹底封殺之前，已經有好幾天難以登錄。這款Facebook旗下的加密通訊應用軟體，在7月和9月就曾經歷過中斷。用戶們還反映了VPN操作困難和網速整體緩慢。法新社記者趙淇欣（Joanna Chiu）發推說，「過去幾天網速特別慢，甚至乾脆中斷，有時連微信都沒法用。每個人的社交生活都受到很大影響。」
大會終場，外媒被拒：儘管黨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鼓勵記者們「在中國多走走多看看」，還是有來自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十家外國媒體未能獲邀參加中共新政治局常委的媒體見面會。其中包括，《紐約時報》、《衛報》、英國廣播公司（BBC）、《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美國之音（VOA）、法國《解放報》、日本《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和另外一家未具名媒體。路透社記者受到了邀請。最近離開北京來到美國的學者和維權人士喬木對《衛報》說，中國似乎是禁止那些「搗亂分子」參加見面會，外國媒體應該感到自己前途堪憂了。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側廳而不是主會場向受邀的記者們發表講話，公佈了新的領導班子。他謝絕了到場記者的提問。

官媒和社交媒體推廣習近平的演講

中共十九大標誌著習近平主席自我加冕，成為中國「新時期」領導人。10月18日，他以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講開啟了這次大會，演講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他這篇冗長的講話在全國各地實況播出，地方黨組織從公安局到幼稚園都組織觀看。只有廈門衛視堅持按照既定安排播出節目，一部閩南語的動畫片。（廈門衛視最終還是停止播出動畫片，並且發佈了一則技術故障的通知，後來改為播出習近平的演講。）

「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第二天佔據了《人民日報》和全國其他報紙的頭版頭條，很多報紙還配有一幅習近平的照片，要比新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員的照片大好幾倍。明顯不同於往屆黨代會更加平衡的照片展示方式。新華社和其他新聞網站也突出報導了習近平的演講。10月18日，騰訊公司發佈了一款名為「為習近平鼓掌」的應用程式，用戶可以在18秒之內盡可能多地為習近平每一段講話鼓掌，並將鼓掌次數在網上分享。在數小時之內，這個應用據說聚集了4億玩家。大會閉幕時，社交媒體網站新浪微博緊隨「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發起了一個「#為新時代打call#」的活動。演藝明星們發佈小視頻推廣這個口號並且獲得了數以百萬計的點擊——儘管很多用戶的評論都是為那些明星們歡呼而不是為「習近平思想」。

10月2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說，作為全國性課程的一部分，習近平思想要「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根據《南華早報》援引的一則消息來源說，新版教材正在編訂中。各所大學也將成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人民大學和天津財經大學已經率先成立了兩所。

在社交媒體和學術機構的各種活動當中，一種老式的宣傳工具重新披掛上陣宣傳習近平思想。文革期間中國隨處可見的高音喇叭成為了河北省肅甯縣南廟村的新裝備，這是一個將黨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模範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者章立凡說，高音喇叭的回歸「意味著黨試圖將它自己的意願強加於民眾，無論他們想不想聽」。

監控手段升級：語音資料庫、社會信用系統、「以警治疆」

語音樣本資料庫：10月22日，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報導說，中國政府正在為一個全國性的資料庫收集「語音模式樣本」，這是彙集個人「多模式」生物計量學資料專案的一部分。這個專案的目的在於為執法機關構建涉嫌「違法犯罪」的個人資料庫，同時也是為了「維穩」——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包括打壓訪民、維權人士和其他被認為對政權構成政治威脅的和平異見人士。已經出現很多案例，警方收集很多沒有任何犯罪嫌疑的民眾的語音樣本。這個語音辨識和監控系統正在由科大訊飛（iFlytek）公司建造，這家公司最近啟動了一個耗資1.5億美元的人工智慧孵化基金，打造中國技術專項「生態圈」。
社會信用系統：北京律師胡文友上個月對《紐約時報》說，省級政府現在必須創建網路平臺，列出所有債務人的姓名，作為「建立誠信社會的一個步驟」。這些資訊旨在向一個更廣泛的「社會信用系統」（SCS）提供資料，這個系統將在2020年全面生效，並且對所有中國公民都是強制性的。社會信用系統將會提取每個公民和法人（企業和機構）進行單獨的誠信度數字評級。目前，兩個主要的試點專案都是選擇性和商業性的：一個由騰訊的夥伴公司「信而富」（China Rapid Finance）運營，另一個由阿里巴巴的衍生公司「螞蟻金服」操作。不良信用積分將對個人的日常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從限制就業和去餐館用餐，到剝奪此人的出國旅行權利。個人的信用積分反映了他或她的債務償還歷史，但是也包含其他行為的資料，例如購物取向、電子遊戲喜好，或者某人是否在網上以有關政府的正面資訊分享「正能量」。諸如在社交媒體的朋友圈等等人際關係——這些朋友們信用積分的優劣——也會被考慮在內。Quartz記者黃哲平（音譯）通過用阿里巴巴網上支付平臺支付寶（Alipay）多購物的方式迅速提升他的螞蟻金服「芝麻信用」。Wired記者瑞秋·波茨曼（Rachel Botsman）在描述SCS系統時說，「這其實是一種裝扮成某種積分獎勵系統的社會控制手段。」
「以警治疆」：10月17日，在一篇提供給BuzzFeed的文章中，梅格哈·拉賈戈帕蘭對新疆維吾爾人每天面對的監控進行了深入調查，從員警查驗身份證到加油站的人臉識別到秘密的「政治學習中心」。她還採訪了很多生活在國外的維吾爾人，這些人一旦往家中打電話，他們的朋友和家人隨即就會收到員警的盤查。那些絕大多數由漢人經營的安保和監控公司都在從這些打壓行動中獲取利潤。學者詹姆斯·雷寶德（James Leibold）說「上海的市場行銷人員認為現在是在新疆投資安保行業的黃金時期」。於此同時，在10月20日，美國的資料安全公司Lookout公佈了它對被稱為JadeRAT的安卓「監控軟體」家族的研究結果，這家公司發現這個程式似乎是針對「中國的團體和個人」。這個程式允許駭客獲取與個人通訊、軟體使用和地位位置相關的資料，並且是隱藏在通訊和其他應用程式當中，有些部分似乎是專門針對維吾爾人的。

香港：活動人士獲保釋未獲自由、警方檢查手機需要搜查證

雨傘運動領袖保釋出獄：2014年領導雨傘運動的年輕民主活動人士黃之峰和羅冠聰10月23日出獄，在等待參加11月7日的上訴聽證會期間都將是自由之身。他們二人現在是香港眾志黨的領袖，已經上交了自己的護照，並被要求每週向員警報到。在出獄第一天，黃之峰玩了電子遊戲，隨後在一個抗議籌建由大陸控制的粵港高鐵的集會上發表了演講。在10月13日他的21歲生日之前，黃之峰被關押在高度戒備的收監年輕男性犯人的壁屋懲教所（Pik Uk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羅冠聰和黃之峰10月25日在香港商業電臺談論了他們的獄中生活。羅冠聰說，「這也是我們經受歷練的一部分」。他也是四名因被認為宣誓「不真誠」而被逐出立法會的四名立法議員之一。今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判處黃之鋒入獄6個月，而同為學生活動人士的周永康因非法集會罪名被判7個月，羅冠聰因煽動非法集會罪被判入獄8個月。這次判決是由於香港政府試圖對這幾人施加比原先的判決更加嚴厲的懲罰——最初黃羅被判處社區服務，而周只獲緩刑。這個更加嚴厲的懲罰還導致這三人在五年內不得擔任公職。周永康對他的刑期沒有提起上訴。
雨傘運動支持者在廣東獲釋：中國大陸婦女權利活動人士蘇昌蘭在被關押三年之後於10月26日在廣東獲釋，她因公開支持香港雨傘運動遭到拘押。但是，她和她的家人依然受到監控。在2016年4月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前，蘇昌蘭已經被審前關押了兩年。作為一名自學成才的律師，蘇昌蘭20多年來一直幫助農村婦女維護自己的土地和繼承權。今年年初她還在獄中的時候，蘇昌蘭被授予曹順利人權捍衛者紀念獎。
最後一名被綁架的香港書商在大陸「半獲自由」：根據中國有關部門的消息，桂敏海於10月17日獲釋。桂敏海的朋友，詩人北嶺告訴英國《衛報》，桂敏海和家人待在浙江寧波的家中，但僅僅是「半自由」。桂敏海生活在英國的女兒Angela直到11月1日都未能與父親通話。持有瑞典護照的桂敏海是巨流傳媒的五名2015年底在大陸遭拘押的書商中最後獲釋的，這家出版公司一直出版有關中國領導人的敏感書籍。那年，桂敏海在他位於泰國的度假屋失蹤，數日之後出現在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臺，涕淚橫流地承認了一項「交通違章」罪名。
香港高等法院判決員警需要搜查證以檢查手機：在一起維護個人隱私權的勝訴案件中，香港高等法院判定，員警在檢查收繳的數碼設備時必須擁有搜查證，除非是在「緊迫狀態」下。這個判定來自岑永根（Sham Wing-kan）起訴警方違反《香港人權條例》和《香港基本法》的案件。由於參加2014年7月1日的年度遊行示威，岑永根和其他四名抗議者遭到逮捕，員警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沒收並檢查了他們的手機。

中國之外：郭文貴會見中國特工人員、北京打造非洲媒體、蘋果公司遭遇言論審查質疑

中國特工在紐約造訪郭文貴：10月23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一段外交鬧劇。中國公安部的官員今年五月造訪了商人郭文貴位於曼哈頓的公寓。郭文貴自2014年離開中國之後一直嚴厲批評中國領導人。這些官員隨後因違反過境簽證條例的規定而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質問，僅僅是因為美國國務院與司法部之間的分歧才未遭逮捕。《華爾街日報》還說，在澳門擁有商業利益的賭場大亨史蒂夫•韋恩(Steve Wynn)親自向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遞交了一封來自中國政府的信。中國政府在信中懇請美國總統將郭文貴送回中國。據稱，在6月份的一個會議上，川普原打算照此辦理，但是他的助手們設法阻止了所有遣返郭文貴的企圖。這位自我流放的商人的推特和YouTube帳戶充斥著大量對中國領導人貪腐和醜聞的指控，他發佈了9月份與中國國家安全官員談話的錄音片段。《野獸日報》（Daily Beast）已經就推特對郭文貴的攻擊進行調查，並發現這些攻擊明顯是協同進行並可能是自動發起的。
中國協助非洲國家打造官媒和互聯網政策：根據AidData發佈的一份新報告，在2000年至2013年期間，中國在非洲國家的電信領域投資17億美元。這筆資金的一大部分用來將類比電視系統升級為數位電視，重點是官方電視媒體——包括中國官方電視臺的國際板——而不是獨立媒體，無論是國際的還是當地的。在Sinica播客上，Lina Benabdallah教授指出，中國不僅提供了物質支援，而且還為當地媒體官員和記者提供了培訓和往返中國的所有差旅費用。自由之家也認為，東非國家越發嚴厲的互聯網審查與中國的技術或鼓勵有密切關聯。在6月份的中國-坦尚尼亞新媒體圓桌會議上，坦尚尼亞交通和通訊部副部長Edwin Ngonyani讚揚中國遮罩那些著名的社交媒體平臺，並以「安全的、建設性的和有吸引力的」本國社交媒體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坦尚尼亞打算採取同樣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但只要我們還在使用這些平臺，我們就應該保障它們不會遭到濫用。」
蘋果公司因與中國政府合作而接受調查：10月17日，佛蒙特民主黨參議員派翠克·萊依（Patrick Leahy）和德克薩斯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致信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向這家公司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涉及今年7月十幾款VPN應用程式從蘋果的中國商店被下架，以及蘋果公司在何種程度上抵禦了中國政府言論審查的壓力。他們警告說，「只要網路防火長城還在運行，並且還在利用美國公司提供的技術，那麼中國的網路自由將一直處於危險之中」。這封信並未阻止蘋果公司與中國政府繼續合作。不到兩周之後，庫克在清華大學參加了一個顧問委員會會議。在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談到了與中國做生意的「雙贏」優勢。（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祖克伯也參加了會議。）同時，RSS的應用程式Inoreader在10月22日被從蘋果中國商店下架，因為其中「含有在中國違法的內容」。RSS的這款應用根據使用者選擇聚合來自各個網站的新聞，而不是生成自己的內容。Inoreader成為取締目標或許是因為這款應用程式的「發現模式」（Discovery mode）裡的使用者自主選擇頻道，也或者只是因為它的聚合功能。雖然還不清楚這項禁令在過去十年是否一直持續不斷，但長城防火牆在2007年就已經封鎖了所有RSS源。
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審查文章：《金融時報》11月1日報導，出版著名學術雜誌《自然》（Nature）的德國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集團對中國用戶封鎖了超過 1000 篇文章。這家報紙確認，顯然是在中國當局要求之下，有一批範圍廣泛的關鍵字被用來清除敏感內容，諸如「西藏」或「文化大革命」等等；有些通常能夠通過審查的文章也在被封鎖之列，說明只是因為那些關鍵字才導致它們被刪除。絕大多數被封鎖的文章來自《中國政治學與國際政治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斯普林格·自然為自己辯護說，被封鎖的文章只占總量的1%，而且不是「編審刪節」（editorial censorship），因為在世界其他地方依然可以看到這些文章。不久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同樣刪除了一些學術文章，後來因外界呼籲而很快恢復。中國媒體專案（China Media Project）說，斯普林格 ·自然打算出版今年6月發行的習近平新作《習近平講故事》的英文版。

本期良心犯：呂耿松

呂耿松是來自浙江杭州的一位資深民主宣導人士和自由作家。2014 年 7 月 7 日遭到拘捕。在拘押近兩年之後，2016年6月14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他11年有期徒刑。

作為證據，法院判決書引述了他在不同海外網站——如博訊、大紀元和參與——發表的11篇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有對遭清洗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醜聞的分析，有對維權人士和作家遭到拘押和判刑的批評。判決書還說，呂耿松曾經試圖恢復「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並由自己擔任主席。判決指出，他在2014年1月（可能是因為春節）以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名義給各地人士預備了90張賀卡。

在此次嚴判之前，呂耿松已經因為早先發表在海外網站上的文章被囚禁了四年，並於2011年8月23日獲釋。在這個刑期之前，他於2000年出版了一本有關中共腐敗的著作，還在海外民主雜誌《北京之春》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共政法委的文章。

在最近這起案件中，呂耿松對法院一審判決提出了上訴，但是2016 年 11 月 1 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了一審的量刑和判決。他目前被關押在浙江湖州的長湖監獄。據報導，他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

未來看點

川普訪華：美國總統川普將於11月8日至10日展開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中國之旅。觀察中國官媒如何報導他的訪問，也包括是否會出現有關這次訪問和會見習近平主席的推文。還要關注川普是否會表達美國對中國日益嚴厲的媒體限制和互聯網自由問題的關切，包括因此對美國企業和新聞機構造成的負面影響。

各部門如何落實十九大願景：關注宣傳、審查和網路安全機構如何回應習近平提出的指導方針以及《黨章》的修改，包括在教育、娛樂和外交政策等領域的動向。還要關注王滬寧是否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接管意識形態部門，以及他如何適應自己的新職位，尤其是與中宣部之間的關係。

十九大之後管制是否會放鬆：中國當局最近幾個月實施的若干限制措施很可能有長期持續的影響，但另外有些措施明顯臨時性的。關注那些「被度假」的維權人士是否獲准回到北京、對Airbnb和微信頭像編輯的禁令是否會取消、網速是否恢復正常。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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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兩名分別為歌手和詞曲作者的維權人士以及一名臺灣NGO工作者，因行使基本人權正在中國遭到關押，他們是國際 “給良心犯寫信”活動的本月焦點。訪問相關連結為徐琳和劉四仿或李明哲發出你們的聲音！學者們，這裡是有關國際出版機構在中國刪除學術文章的一封公開信，請在這裡簽上你們的名字！

HEADLINES

ANALYSIS: China’s Stealthy Holiday Crackdowns

Dissident convictions and acts of censorship seem timed to avoid lumps of coal from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As famil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preparing for their Thanksgiving feasts last month, a Chinese court in Changsha sentenced prominent rights attorney Jiang Tianyong to two years in prison. His alleged crime was trying to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y publishing articles online, speaking to foreign news outlets, and publicizing his clients’ cases via social media. At first glance, the timing of the decision may appear coincidental.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long history of sentencing free expression activists or ramping up censorship while observers in leading democracies are distracted with major holidays. This year may be no different.

Just two years ago, Guo Feixiong, another well-known activist, was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prison on Black Friday,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and one of the biggest holiday shopping 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Guo was punished for protesting in support of newspaper journalists who had gone on strike in 2013 over increasingly heavy-handed censorship. He was held in custody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had been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 appeals, reinforcing the suspicion that his sentencing was planned with the U.S. holiday in mind.

Such cases have occurred around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Eve as well.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received his 11-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online writings and a prodemocracy manifesto on Christmas Day in 2009. Prominent attorney Pu Zhiqiang—who had defended dissident artist Ai Weiwei, among other clients facing reprisals for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was handed a three-year suspended sentence on December 22, 2015.

On December 30 of that year, Lee Bo, one of several detainees linked to a Hong Kong publishing company known for salacious books about China’s leaders,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from the territory, only to reemerge in custody in China. He was apparently abducted and smuggled across the border by Chinese security agents in an unprecedented move that sent a chill throughout Hong Kong societ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lso chosen holiday periods to carry out acts of censorship against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or technology companies, which may respond less quickly or robustly when executives are trying to spend time with family.

For example, under pressure from Beijing, Apple removed the New York Times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from its online store in China on December 23, 2016. The paper chose not to report on the change until January 4, perhaps realizing that it would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nd policymakers after the New Year. Two years earlier, on December 28, 2014, Google’s Gmail email service was blocked in China—especially for mobile phone mail applications. The service had suffered months of disruptions, but tools tracking Google traffic showed a sharp drop that day.

To the credit of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despite the awkward timing, these incidents do get coverage and official responses, such as expressions of concern from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till, with reduced staff during holidays, embassies may not have the manpower to send observers to a sentencing hearing or issue a statement as quickly as they might otherwise. And even if news organizations report on the unjust jailing of people like Liu Xiaobo and Jiang Tianyong, readers and viewers naturally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se and other stories during their time off.

Looking ahead to this holiday season after a year of intensified online censorship, several prominent human rights lawyers remain in custody. Most notably, Wang Quanzhang has been held incommunicado for over two years, and his lawyers were again denied access to him last week. He may be put on trial soon. Gao Zhisheng, a Christian who suffered horrific torture in the past, was taken back into custody in August.

All those who care about the fate of these men, as well as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risoners languishing in Chinese prisons or detention centers, would do well to watch for and respond to any further penalties or restri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The apparent holiday pattern suggest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han they would like to admit. Even if a public outcry fails to improve prisoners’ situations (though it often does),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should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it cannot hide its shameful decisions behind celebrations of peace, joy, and gratitude.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lbished on December 13, 2017 by the Diplomat.

Netizen outcry over mass evictions, child abuse scandals

Chinese social media exploded with anger in November as low-income laborers in Beijing were made homeless by rapid demolitions in the name of “safety.” Adding to the online uproar, the sweep was bookended by separate child abuse scandals at daycare center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Despite swift censorship, the public response to these events reached a scope rarely seen since the 2011 Wenzhou train crash, when millions of enraged Weibo users forced the state to address the disaster and its botched cover-up. A period of tightening internet controls had followed those events.

The mass evictions and demolitions began after a November 18 fire in a structure housing migrant laborers in Daxing, Beijing that killed 19 people. Beijing mayor Cai Qi immediately ordered citywide fire-safety inspections. Under this pretext, tens of thousands of migrants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were evicted in short order, given just days or even hours to vacate their homes. Photos circulating online showed families wandering the streets of the capital city in below-freezing temperatures, carrying all their possessions on their backs or in cardboard boxes. The images conjured up a term that has been used in official discussions of efforts to thin out cities: “low-end population” (低端人口). First employed by the People’s Daily in a 2010 op-ed, “low-end” is supposed to refer to the type of work people do, not to their intrinsic value as human beings. But the distinction is often blurred; one netizen uncovered official documents across Beijing districts that described measures to “clear away” and “control” the “low-end population.”

Middle-class netizens have taken up the term for themselves as a statement of solidarity with the displaced workers, as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restaurants to e-commerce delivery have felt the ripple effect of the evictions. A sweatshirt emblazoned with “low-end population” even went on sale on Taobao for a time, before it and many other references to the “sensitive word” were censored. Over 100 intellectuals, lawyers, and artists signed a petition that circulated online, urging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to stop the evictions. Following the outcry, state media seemed to pick up the criticism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mayor appeared to soften his stance.

Meanwhile, the two child abuse scandals have shaken the entire country. On November 9, surveillance videos leaked onto Weibo from the childcare center at the Shanghai offices of Ctrip, one of China’s leading travel agencies. In one, a staff member shoves a little girl, who bangs her head into a table and falls backwards. In another, a boy cries inconsolably after being force-fed wasabi. The online furor over the scandal overshadowed the U.S. president’s state visit to Beijing. The second scandal, which erupted online on November 24, centered on RYB Education,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that operates kindergartens and other learning centers. Parents in Beijing alleged that their children had been molested, that they had needle marks on their arms, and that their teachers had made them take “white pills.” This time, though, the police said the surveillance footage had disappeared due to a damaged hard drive. On November 29, the police accused two parents of fabricating the stories, while another woman was detained for “rumor mongering” after she claimed online that military personnel were involved in sexually abusing RYB students. Again, despite official efforts to suppress the story, related videos and posts spread widely.

Propaganda, censorship, and tweets during Trump’s visit to China

During Donald Trump’s November 8–9 visit to China, his first as U.S. presid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olled out the red carpet for what it called a “state visit plus,” which included an evening of dining and performances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something previous U.S. presidents had not been privy to. Chinese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the visit and of Trump was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though it was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display of hospitality by a confident China; media outlets received specific orders to post news of the welcoming ceremony in prominent places on their websites and mobile phone news apps. For his part, Trump avoided remarks on topics that would have upset his Chinese hosts, lik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went so far as to state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he did not blame China for the trade imbalance with his own country, despite having denounced Beijing over the issue as part of his 2016 campaign.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the visit dominated the Sina Weibo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the comment function was disabled on many posts. For others, only “carefully chosen” comments saw the light of day. Keyword filtering and other censorship removed posts on Weibo and the WeChat messaging service that were critical of Trump, ranging from backhanded remarks about Trump’s effect on Beijing traffic to reposts of an article about the $253 billion in trade deals Xi and Trump signed on November 9. Among the posts removed were two from the U.S. embassy’s official account, one of which quoted Trump tell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hat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Trump agreed not to take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 at a joint press event with Xi. The last three U.S. presidents had taken questions at press conferences or town hall meetings during their state visits to China, although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id not take questions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 as president. The Trump-Xi press appearance was not broadcast live in China.

Chinese state media welcomed Trump’s shift away from his earlier tough talk on China. A November 9 Global Times editorial incorporated the U.S. leader’s deep mistrust of the American media, blaming such outlets’ “fake news” for duping the Chinese public into believing that Trump was unpopular and stupid. The same article noted that the president “hasn’t used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to make trouble for China so far,” a break from the approach of past U.S. presidents on state visits to China.

In many ways, Trump and Xi are polar opposites, not least in their use of social media. Xi has only posted once to Weibo, and the occasion was clearly choreographed. Meanwhile, the U.S. “tweeter-in-chief” kept up a steady pace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and updated his account banner with a photo of himself, Xi, and the two first ladies at the Forbidden City.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bout the legality of Trump using the banned U.S.-based service Twitter while behind China’s Great Firewall,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explained that Chinese people simply “communicate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at “you should have no reservations about Mr. President’s ability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outside.”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updates: Skype app removal, probe of ex-internet czar, video surveillance, ‘Coco’ release

Skype disappears from app stores: In early November, Skype went missing from the app stores of Chinese companies Tencent and Qihoo 360, as well as from Apple’s Chinese app store. “We have been no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at a number of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apps do not comply with local law. Therefore these app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app store in China,” an Apple spokeswoman told the media. Skype services are still accessible to Chinese users who installed the app before the ban. Microsoft, which owns Skype, ended its partnership with Hong Kong–based TOM Group in 2013 in response to scrutiny of TOM-Skype’s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of its users; it also improved privacy protections for users of the application. Microsoft’s new partner, Guangming Founder (GMF), was cofound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Guangming Daily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venture Founder Group, but apparently those official connections could not prevent the app’s removal.
A former chief censor in the crosshairs: On November 21, news emerged that former Cyber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head Lu Wei i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discipline.” Lu was suddenly replaced last year by Xu Lin, who has continued his predecessor’s work of throttling speech and expanding surveillance of China’s digital ecosystem. A leaked propaganda directive dated November 22 instructs website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disable commenting on Lu’s case and to delete any related “negative comments attacking the system.” Party officials accused of “violations of discipline” are generally those who have fallen out of favor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become caught up in h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Cameras everywhere: A November 12 report from IHS Markit estimates that the Chinese market for video surveillance hardware and software was worth $6.4 billion in 2016, making it the lar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for these products. Moreover, the sector is expected to more than triple in China by 2020. Chinese and overseas investors, including the Silicon Valley venture-capital firm Sequoia Capital, are bolstering Chinese tech companies that build surveillance products. The manufacturers export widely, inclu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One company, 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is 42 percent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as over 20 percent of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in video surveillance equipment.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ilds its national network of security cameras with facial, speech, and even gait recognition software, Chinese tech giants such as Baidu, Alibaba, and Tencent are also developing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ork with such companies to monitor citizens, and use related data to detain potentially innocent people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Coco’ uncensored: The Disney-Pixar animated film Coco opened in Chinese theaters on November 24 and was an instant box-office hit. Technically, a film centered on Mexico’s Day of the Dead shouldn’t have made it past the censors unscathed, given its ghostly characters. Article 4 of the 2008 censorship guidelines issued by China’s main media regulator explicitly lists “ghosts and the supernatural” among content that “must be cut or altered” from any film. It seems that common values of honoring ancestors overcame the rules this time. Netizens are passing around a story that censors from the Chinese Film Bureau were moved to tears by Coco and thus let the film pass without any cuts.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such censorship rules have been bent, as demonstrated in 2011 by the release and popularity of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2.

HONG KONG & MACAU: National anthem, threats to journalists, Macau lawmaker’s suspension

Beijing pushes ban on booing anthem: Hong Kong soccer fans have been booing dur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since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ree years ago, and pending legislation that would make doing so a crime has not stopped them. Jeers drowned out the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at a November 9 exhibition game against Bahrain, and again at an Asian Cup qualifier against Lebanon on November 14. On November 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had inserted a new mainland National Anthem Law—passed in October—into Annex III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effectively requiring Hong Kong to enact a local law to implement the new provision. Macau is on a path to adopt similar legislation, as the anthem law was also added to its Basic Law. The mainland law calls for prison terms of up to three years for those who disrespect the anthem in public.
Threats to journalists:Threatening letters were sent to the homes of Hong Kong Free Press editor in chief Tom Grundy and commentator Tim Hamlett, as well as to the home of Grundy’s family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tween August and September. One letter listed 50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some of whom are current or former HKFP staff, as “Foreigners [who] have been deemed Guilty of spreading hatred and dividing Hong Kong, China society”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would be deported in January 2018. Hamlett was warned that “in politics, when one does not know ones enemies clearly, one could get hurt,” going on, “I and many people would really regret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Tom in the next few years.” Grundy’s letter was less restrained, calling him “the master of illusion” and portending an end to the nonprofit online newspaper’s operations. The Hong Kong police opened an investigation on October 4. On the same day,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and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 released statements of support, urging authorities to find those behind the threats.
Macau democrat suspended from assembly: Sulu Sou, a newly elected lawmaker and president of the prodemocracy New Macau Association, was suspended from his position in Macau’s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December 4. The move reduces the influence of democrats in the assembly and removes his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Sou faces a charge of “aggravated disobedience” for his participation in a May 2016 demonstration in front of Chief Executive Fernando Chui’s residence, which was organized to protest possible irregularities involving a RMB 100 million (US$15 million) donation from the semiofficial Macao Foundation to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hui reportedly has links to both the found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When police asked protesters to disperse, they made paper airplanes out of protest letters and threw them over the fence before leaving peacefully. Sou was only permitted to answer legislators’ questions during his suspension hearing. At 26, Sou is the youngest person ever to serve in the assembly. He is also the first legislator to be suspend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1999. His case echoes those of several prodemocracy or proindependence legislators who have been removed from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over the past year.

BEYOND CHINA: Pressure on publishers, Apple chief in China, Ghana cartoonist, Katy Perry visa ban

Pressure on publishers: On November 2, Australian publisher Allen & Unwin informed Professor Clive Hamilton that it would delay the release of his book 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 until “certain matters currently before the courts have been decided.” Based on a November 8 email from Allen & Unwin’s chief executive, Hamilton believes that the publisher is concerned about two ongoing China-related defamation cases against Fairfax Media and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ollowing thei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to Chinese political influence in Australia. The author asked the publisher to return publication rights to him so that he can seek a new outlet for his book. Separately, on November 21, U.S. academic publisher Sage stated that it has been put on notice by Beijing that it may have to leave China if it does not comply with censorship demands. The threat follows at least temporary capitulations to Chinese censorship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pringer Nature earlier this year.
Apple chief speaks at Wuzhen conference: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developing a digital economy for openness and shared benefits—is a vision we at Apple share,” Apple chief executive Tim Cook said on December 3 at the opening of the fourth annual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organized b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ook made his remarks not long after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from Senators Ted Cruz (R-TX) and Patrick Leahy (D-VT) about Apple’s removal of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apps from its Chinese app store over the summer. Cook said Apple removed 674 apps—far more than the 60 to 80 initially reported—while also asserting, “We believe that our presence in China helps promote greater openness and facilitates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Many China experts begged to differ. “By dancing onstage at the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furnishing his hosts with golden soundbites about shared visions and common futures, and by endorsing hollow official rhetoric about ‘openness,’ Cook has crossed a line,” writes China Digital Times editor Samuel Wade.
Ghanaian cartoonist resists pressure: Bright Tetteh Ackwerh, a political cartoonist in Ghana, satirized hi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harmful illegal gold mines suppor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his April cartoon “We Dey Beg.” It featured an unflattering portrayal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Beijing’s ambassador to Ghana, Sun Baohong. The Chinese embassy sent a letter to the Ghanaian government complaining of “a number of distorted or biased reports and stories on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some reports and cartoons that are defaming Chinese lead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Ackwerh then lampooned the embassy’s complaint with “Them Threaten.” The ambassador apparently gave up and changed tack, attending an exhibition of Ackwerh’s work in July and even posing for photos in front of his caricature of her.
No visa for Katy Perry: According to a letter circulated on Sina Weibo, American pop star Katy Perry pledged in October to “obser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not to say or do anything religious or political” for her planned concert at the Shanghai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at the end of November. Her promises were in vain—she is indefinitely banned from entering China. The ban is most likely punishment for her 2015 concert in Taipei, where she draped herself in Taiwan’s flag and wore a sunflower dress in an apparent nod to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in which protesters successfully postponed passage of a cross-strait trade bill that many feared would give Beijing more political leverage in Taiwan. Gigi Hadid, Irina Sharipova, and several other models slated to be at the Victoria’s Secret show were also denied visas. The show went on, but police broke up the after party after 9 p.m.

FEATURED PRISONER: Lee Ming-Che

On November 28, a Chinese court sentenced Lee, a 42-year-old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for discussing democracy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on Chinese and foreig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e had reportedly also spoken online about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ried to assist the families of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Lee was charged with “subverting state power,” a provision often used to jail mainland Chinese activists for expressing view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Lee, however, is the first Taiwanese citizen to be convicted of the crime. Jailed alongside him was a Chinese national Peng Yuhua, who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Lee traveled to China in March and soon lost contact with friends. Ten days later, news emerged that he had been taken into police custody. He was charged with “subverting state power” and put on trial in September in Hunan province. He was denied his own choice of a lawyer and granted limited access to his wife. At the trial, which was televised, he was shown confessing to the charges levied against him for having engaged in online conversations that “attack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romote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This follows a trend in recent years of Chinese and Hong Kong activists, lawyers, and booksellers taken into custody making apparently coerced televised confess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ere quick to condemn Lee’s harsh sentence. His wife expressed pride in her husband, reflecting that when “pursuing a dream, one must be ready to pay a price.” Observers also note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Lee’s punishment for civil society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hose members may find themselves in danger when traveling in China if they have engaged in efforts online to suppor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Lee’s case has reportedly had a chilling effect in Taiwan and ignited a debate about the dangers for its citizens traveling in China,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ypically treats them as its own nationals.

WHAT TO WATCH FOR

Holiday trials and online censorship: Watch for news of charges, trials, or sentences for activists like lawyers Gao Zhisheng and Wang Quanzhang—or for blocks on foreign media or technology platforms—around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Eve, following a pattern described in this issue’s feature article.

National anthem and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Chinese legislature’s addition of a new National Anthem Law to Hong Kong’s Basic Law and defiance by football fans jeering the Chinese anthem, watch for initiatives by pro-Beijing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to introduce a bill that would fully incorporate punishments for disrespecting the anthem into Hong Kong law. Also, following renewed calls from Chinese officials last month for Hong Kong to enact security legislation that was shelved in 2003 due to mass protests, watch for efforts to reintroduce such a law, which would further reduce freedoms in the territory.

Proposed rules to counter foreign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Australia: Last week,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announced plans to introduce new laws that would ban foreign political donations and create a “transparency scheme” requiring agent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o report their ties, a plan mode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The initiative comes on the heels of numerous media investigations in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erference in Australian politics, media, and universities, though the proposed laws would not focus solely on China. Watch for the details of the legislation as they are introduced, as early as this month.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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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 prisoner: Three human rights lawyers are being held in China and at risk of torture for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including to free expression, ar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Gao Zhisheng, Li Yuhan, or Jiang Tianyong.

本期標題

本期分析：西方過節之時，中國打壓之機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李明哲

本期分析：西方過節之時，中國打壓之機

利用西方節假日判決異議人士和實施言論審查，避免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上個月，當美國家庭在準備他們的感恩節大餐的時候，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著名人權律師江天勇入獄兩年。他的罪名是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採用的方式是在網上發表文章、與外國新聞媒體談話以及通過社交媒體公佈當事人案情等等。乍看之下，案件判決的時間點似乎是某種巧合。但是，中國政府長久以來一直選取主要民主國家忙於重要節日的時機，對言論自由維權人士進行判決或是乘機加強言論審查。今年或許也不例外。

就在兩年以前，另外一位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在緊隨感恩節之後的「黑色星期五」當天被判處入獄6年，這一天是美國最重大的購物節日之一。2013年，部分新聞記者針對日益嚴厲的言論審查舉行罷工，而郭飛雄則因為舉行抗議支援記者而受到懲處。他被拘禁兩年多，並且成為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的對象，而這也更加讓人們懷疑對他的判決是刻意選在美國的節日期間。

類似的案件也發生在耶誕節和新年前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因為他在網路上發表文章和宣導民主的《08憲章》而在2009年耶誕節被判處11年刑期。著名律師浦志強曾經為持不同政見者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因批評中國政府而面臨打擊報復的客戶擔任辯護律師，他在2015年12月22日被判處緩刑3年。

李波是因涉及出版中國領導人八卦書籍而遭到拘禁的幾位人士之一。2015年12月30日，他從香港神秘失蹤，再次出現時已經在中國身陷囹圄。他顯然是遭到中國安全部門的綁架並被偷運回中國內地。這起前所未有的案件讓整個香港社會不寒而慄。

中國當局長久以來一直選擇節慶假日期間實施針對外國新聞機構或科技公司的言論審查行動，這些機構或公司在此期間的反應會相對較慢或不那麼堅決，因為行政人員都在忙於與家人團聚。

例如，迫於北京方面的壓力，蘋果公司於2016年12月23日在它的中國線上商店撤下了《紐約時報》的手機應用程式。這家報紙在2017年1月4日之前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可能是認為在新年之後做出反應能夠得到媒體和政策制定者更多的關注。在此之前的兩年，2014年12月28日，Google公司的Gmail電子郵件服務在中國遭到封殺——尤其是手機郵件應用程式。Gmail服務雖然之前已經連續數月遭受阻擾，但是追蹤Google流量的工具顯示那一天出現了急遽下跌。

對於國際新聞機構和外國政府而言，儘管時間點相當尷尬，這些事件還是得到了報導和官方回應，例如美國國務院對此表示的關注。不過，由於節假日期間工作人員減少，使得各國使館沒有足夠人力作為觀察員參加有關案件的庭審聽證，或是像平時那樣迅速發表聲明。而且，即便新聞機構對劉曉波和江天勇這樣不公正的入獄判決作出報導，讀者和觀察人士也自然會在他們休假期間對諸如此類的案件予以較少關注。

經過一年嚴厲的網路言論審查之後，展望今年的節日季，很多著名維權律師依然身陷囹圄。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王全璋已經被單獨囚禁超過兩年，而他的律師在上周再次被拒絕會見。他或許很快會面臨審判。曾經遭受酷刑的高智晟律師，今年8月再次遭到拘禁。

所有關心這些維權人士，以及其他成千上萬關押在中國的監獄或拘留所的政治或宗教犯命運的人們，在未來幾周都將會密切關注任何更進一步的懲罰或限制措施並作出回應。

這種節假日模式反映了中國政府對國際壓力的敏感性遠高於他們願意承認的程度。即便公眾的強烈抗議未能改善囚犯們的處境（雖然常常如此），也至少可以讓中共領導人意識到他們不能利用和平、歡快和感恩的慶典掩蓋他們可恥的判決。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本文已於2017年12月16日發表於《風傳媒》。

網民抗議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和虐童醜聞

11月，北京市以「安全」為名用迅速強拆的方法使得北京大批低收入勞工無家可歸，這一做法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爆憤怒聲討。引發網路一片譁然的除了這次掃蕩行動，還有在其前後發生的上海和北京兩家幼稚園的虐童醜聞。儘管迅速遭到言論封鎖，公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達到了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之後罕見的規模，當時數百萬憤怒的微博用戶迫使政府公佈了災情和拙劣的掩蓋手段。此類事件之後都會出現一段嚴厲的網路言論管控。

這次大規模驅逐和強拆事件發生在11月18日的一場大火之後，這場火災發生於一座北京大興區一座外來務工人員居住的建築物，有19人喪生。北京市長蔡奇立即下令進行全市範圍的「消防安全」檢查。以此為由，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人員和低收入居民被緊急驅逐，被迫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騰出他們的房子。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眾多被驅逐的家庭在零下的嚴寒中徘徊在首都的街道上，身上背著或者是用紙板箱裝著他們的家當。這些圖片讓人們想到有關如何讓城市「瘦身」的官方討論中所用到的一個術語：「低端人口」。《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一篇社論中首先使用這一說法，「低端」應該是指人們從事的某些類型工作，而不是指他們作為人的內在價值。但是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常常是模糊的，一位網民披露了北京各區的官方檔案，描述了「清理」和「控制」「低端人口」的種種措施。

隨著從餐館到電商配送等行業都受到驅逐行動的波及，中產階層的網民們也把「低端人口」一詞用在自己身上，以表示與流離失所的工人們團結一致。在淘寶上甚至一度銷售一款印有「低端人口」字樣的運動衫，隨即便與其他一些涉及這一「敏感詞」內容一起「被消失」了。根據Weiboscope提供的「言論審查資料」，審查速度甚至超過了10月份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的水準。100多名知識份子、律師和藝術家簽署了一份在網上流傳的公開信，敦促北京市當局停止驅逐行動。在強烈的抗議聲浪之後，官方媒體似乎也對北京市政府提出批評，而那位市長似乎軟化了立場。

同時，那兩起虐童醜聞也震驚了全國。11月9日，一些來自上海攜程幼稚園的監控視頻流傳到微博上，攜程是中國最主要的旅行社之一。在一段視頻中，一名員工推擠一名女童，導致她的頭撞向桌子並跌倒。另一段視頻中，一名男童因為被強制餵食芥末而嚎啕大哭。這一虐童醜聞在網上引發的風波甚至蓋過了美國總統對中國的國事訪問。11月24日在網上曝光的第二起虐童醜聞聚焦「紅黃藍教育機構」，這是一家上市公司，經營幼稚園和其他學習中心。北京一所紅黃藍幼稚園的家長們聲稱他們的孩子受到「性侵害」，並且在孩子的胳膊上發現針頭痕跡，還有老師讓孩子服用「白色藥丸」。但是這一次，警方聲稱由於硬碟損壞導致監控錄影丟失。11月29日，警方指控兩名家長編造謠言，而另外一名女子則因在網上聲稱軍方人員涉嫌性侵紅綠藍幼稚園兒童，以「傳播謠言」的罪名被拘留。儘管官方試圖壓制這起事件，但有關的視頻和帖子還是廣為流傳。

川普總統訪華期間的宣傳、審查與推文

11月8日至9日，唐納德·川普首次以美國總統身份訪問中國，中國政府推出了所謂「國事訪問增強版」，其中包括在紫禁城的晚宴和表演——這是以往美國總統從未享有的待遇。中國官方媒體對此次訪問和川普總統本人的報導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儘管報導特別集中於展示一個自信的中國如何熱情好客。各新聞媒體接到「特別指令」，要求在它們的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的顯著位置發佈有關歡迎儀式的新聞。而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則避免在那些可能惹惱中國東道主的議題上發表評論，比如民主和人權等等，甚至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他都沒有指責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儘管對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的指責是他2016年競選活動的一部分。

官方媒體的報導佔據了新浪微博的主導地位，而很多帖子的評論功能都被禁用。而對於其他一些帖子，只有「精心挑選」的評論才能得見天日。「關鍵字過濾」和其他審查手段刪除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批評川普的帖子，從有關批評川普訪問對北京市交通的影響到轉發一篇有關習近平與川普11月9日簽署2530億美元貿易協定的文章。被刪除的帖子中有兩篇來自美國駐華使館的官方帳號，其中有一篇引述了川普總統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說，在北韓問題上「戰略忍耐的時代已經結束」。

川普總統同意在與習近平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不接受媒體記者的提問。前三任美國總統在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都在新聞發佈會或公眾見面會上接受了記者提問，儘管歐巴馬總統在其總統任期的第一次訪華期間沒有這麼做。川習聯合新聞發佈會沒有在中國進行電視直播。

中國官方媒體歡迎川普改變了先前針對中國的強硬言論。《環球時報》11月9日的一篇社論將川普總統對美國媒體深刻的不信任，歸咎於這些媒體製造「假新聞」誤導中國公眾認為川普是不受歡迎的和愚蠢的。這篇社論還指出，川普總統「迄今為止還沒有利用人權問題給中國製造麻煩」，這與過去的美國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很多方面，川普與習近平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在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方面。習近平只在微博上發佈過一則帖子，而這顯然也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同時，這位美國「推特大王」在訪問北京期間也同步發推，還用一張他和習近平以及兩位第一夫人在紫禁城的照片更新了他的推特帳號標題圖片。在回答一個有關川普在中國長城防火牆內使用被禁的推特是否合法的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解釋說，中國人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進行交流」，而「你不應該對總統對外界保持聯繫的能力有所限制。」

言論審查和監控新動向：Skype下架、魯煒被查、視頻監控、《可可夜總會》（Coco）上映

Skype從應用商店消失：11月初，Skype從騰訊和奇虎360等中國公司，以及蘋果公司的應用商店中消失。蘋果公司一名發言人對媒體說，「公安部通知我們，一些基於互聯網協議的應用程式中的言論不符合當地法律。因此這些應用程式已經從應用商店中撤除。」在禁令之前已經安裝了Skype的中國用戶依然可以使用這一服務。擁有Skype的微軟公司由於發現TOM-Skype對用戶進行言論審查和監控，在2013年終止了與香港TOM集團的合作關係，並改進了這一應用程式對用戶隱私的保護。微軟的新合作夥伴「光明方大」是中共傳聲筒《光明日報》與北大方正集團的合資公司，不過顯然這些官方關係也沒能避免Skype被下架。
前言論審查大佬「中槍」：11月21日傳出新聞，前「網信辦」主任魯煒因「嚴重違紀」正接受調查。徐琳在去年突然接替了魯煒的職位，並繼續了其前任在中國的網路空間鉗制言論和擴大監控的工作。11月22日，一份洩露的宣傳指示要求網站和社交媒體平臺查禁對魯煒案件的評論，並刪除任何相關的「對制度進行攻擊的負面評論」。被指控「嚴重違紀」的中共官員通常都是失寵於習近平主席並在「反腐」運動中落網。
攝影機無處不在：IHS Markit機構在11月12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估計中國視頻監控的軟硬體市場在2016年價值64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同類產品的最大市場。此外，預計到2020年，這個數字在中國還將增長三倍以上。中國和海外投資人，包括矽谷的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都在支援製造監控產品的中國技術公司。中國監控產品遠銷海外，包括美國。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公司42%的股權歸中國政府所有，而這家公司佔據了全球視頻監控設備20%的市場份額。由於中國政府正致力於打造包含人臉、語音和甚至步態識別軟體的全國性安保攝像網路，百度、阿裡巴巴和騰訊等中國科技巨頭正在開發監控技術。中國的執法機構與這些公司合作，監視公民，並使用相關資料以反恐的名義拘捕可能是無辜的人。
《可可夜總會》(港譯:《玩轉極樂園》)（Coco）獲准上映：迪士尼·皮克斯（Disney-Pixar）的動畫電影《可可夜總會》(港譯: 《玩轉極樂園》)11月24日在中國影院公映並迅即獲得巨大票房成功。從技術上講，一部以墨西哥「亡靈節」為主題而且有鬼怪角色的電影，是不應該毫髮無損獲准通過審查的。中國主要媒體監管機構發佈的2008年審查指南第4條中，明確列出了必須從所有電影中「刪除或修改」的「鬼怪和超自然現象」內容。而這一次，似乎是祖先崇拜的共同價值觀克服了這些規定。網民中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或許是Coco的故事讓電影局審查員感動淚奔，所以才能一刀未剪順利過關。這並非是審查規定第一次做出讓步，2011年《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2）》的發行與大賣也說明了這一點。

港澳地區：中國國歌怎麼唱？香港記者怎麼做？澳門議員怎麼當？

北京強令禁止「藐視國歌」：自從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球迷每逢賽前演奏中國國歌時總是噓聲四起，即便將要出臺的法律將對此定罪也無法阻止他們。在11月9日對陣巴林的表演賽中，哄笑和噓聲淹沒了《義勇軍進行曲》；在11月14日對陣黎巴嫩的亞洲杯資格賽上，這一幕再度上演。11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今年10月通過的《國歌法》加入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實際上就是要求香港制定新的地方法律以實施新規定。澳門也將制定類似的法律，因為《國歌法》已經同樣被加入了澳門《基本法》。大陸的《國歌法》要求對那些在公共場所不尊重國歌的人判處3年以下徒刑。
記者受恐嚇：今年八九月間，《香港自由新聞》主編湯姆·格蘭迪、評論員蒂姆·哈姆特以及格蘭迪在英國的家中，都收到了恐嚇信。有一封信列出了50名外國記者和活動人士，其中有些人是《香港自由新聞》的員工，稱他們是「犯有傳播仇恨和分裂香港、中國社會罪行」的人，並指出他們可能在2018年1月被驅逐出境。哈姆特被警告說，「在政治上，如果一個人不清楚地瞭解自己的敵人，他很容易受傷，」還繼續說，「如果湯姆在未來幾年遇到什麼不測，我和很多人都會感到遺憾。」香港警方於10月4日就此展開調查。同一天，香港新聞記者協會和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並敦促當局找出恐嚇信的幕後人物。
澳門民主派議員遭停職：12月4日，新當選議員和支持民主的「新澳門學社」主席蘇嘉豪，被澳門立法會停職。這一變化削弱了民主派在議會的影響力並且取消了他的刑事豁免權。蘇嘉豪因2016年5月參加在澳門特首崔世安官邸前的抗議示威，而面臨「加重違令罪」的指控。這次集會是為了抗議半官方的澳門基金會向廣州的暨南大學1億人民幣（1500萬美元）捐款中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據稱，崔世安與澳門基金會和暨南大學均有關聯。）當警方要求抗議者解散時，人們用抗議信做成紙飛機並扔過官邸圍欄然後和平離開。在停職聽證會上，蘇嘉豪只被允許回答議員們的問題。26歲的蘇嘉豪是立法會最年輕的議員。他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第一位被停職的議員。他的案件也呼應了那些在近一年從香港立法會被撤職的民主派或支持獨立的議員。

中國之外：壓力下的澳大利亞出版商、蘋果CEO在中國、迦納漫畫家的抗爭、凱蒂·派瑞被拒簽

壓力之下的出版商：11月2日，澳大利亞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Allen & Unwin）通知克萊夫·漢密爾頓教授，他的新書《入侵無聲：中國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將被延遲，直到「法院對目前的一些問題作出決定」。根據來自艾倫與昂溫公司首席執行官的8封郵件，漢密爾頓相信出版商是對兩起與中國相關的誹謗訴訟有關。這兩起訴訟是針對費爾法克斯傳媒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因為這兩家機構都發表了有關中國在澳大利亞政治影響力的調查報告。作者已經要求出版商退還出版權，以便為新書尋求其他出版機構。另外，11月21日，美國學術出版商Sage表示，他們已經受到北京方面的特別關注，如果不遵照有關的審查要求，他們或許只能離開中國。在這家公司受到威脅之前，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有劍橋大學出版社和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至少是短暫地向中國的言論審查做出過妥協。
蘋果CEO出席烏鎮大會：12月3日，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在浙江省烏鎮召開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開幕式上表示，「本次大會的主題——發展數位經濟促進開放共用——也是我們蘋果公司的共同願景。」這個會議是由中國「網信辦」組織舉辦的。庫克在發表這次講話前不久，剛剛回應了德州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和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屈克·萊希（Patrick Leahy）的質詢，有關為何蘋果公司在今年夏天從它的中國應用商店撤下了VPN應用程式。庫克說，蘋果公司刪除了674個應用程式，遠遠超過了最初報告的60到80個。他還聲稱，「我們相信，我們在中國的存在有助於促進更大的開放性，促進資訊的自由流動。」很多中國問題專家對此表示了異議。《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山謬·韋德（Samuel Wade）寫道，「在互聯網大會的舞臺上表演、用共同願景和未來等動聽語句為東道主粉飾、為中國官方有關『公開性』的空洞論調背書，庫克這次太過分了。」
迦納漫畫家拒絕屈從：迦納的政治漫畫家布萊特·阿克沃（Bright Tetteh Ackwerh）在他4月份的漫畫「我們在乞討」中諷刺了迦納政府對受到中國公司支持的有害非法金礦的反應。漫畫描繪了醜化的習近平和中國駐迦納大使孫寶紅。中國駐迦納使館向迦納政府遞交了一封信，抱怨「存在很多有關中國人民的歪曲和帶有偏見的報導和故事，尤其有些報導和漫畫詆毀中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阿克沃隨即以漫畫《他們在威脅》諷刺中國使館的抱怨。中國大使孫寶紅顯然沒有繼續追究並且改變了策略，她參加了阿克沃7月份舉辦的一個作品展還甚至在一幅有關她的諷刺漫畫前拍了照片。
凱蒂·派瑞簽證被拒：根據在新浪微博流傳的一份信件，美國流行歌星凱蒂·派瑞（Katy Perry）在10月承諾「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在11月底上海維多利亞秘密時裝秀期間舉辦的演唱會上「不發表任何有關宗教和政治言論」。不過她的承諾沒有任何效果——她被無限期拒絕進入中國。這一禁令很可能是因為她2015年的臺北演唱會，當時她披著臺灣國旗，身穿太陽花長裙，顯然是向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致敬。在那次運動中，抗議者們成功地阻止了一項兩岸貿易協定的通過，很多人擔心這項協定將會使得北京對臺灣擁有更強的政治影響力。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伊琳娜·莎拉波娃(Irina Sharipova) 和其他幾名預期參加維多利亞秘密時裝秀的模特兒也被拒發簽證。時裝秀如期舉辦，但是警方在晚上9點之後打斷了表演之後的聚會。

本期良心犯：李明哲

11月28日，湖南中級人民法院判處42歲的臺灣人權活動人士李明哲5年徒刑，原因是他在中國和國外的社交媒體上討論民主和1989年天安門屠殺等問題。據報導，他還在網上談論臺灣民主化問題並且試圖幫助中國政治犯家屬。李明哲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這個罪名常常被用來囚禁中國大陸批評中國政府和中共的活動人士。而李明哲是第一位被判處這一罪名的臺灣公民。和他同時被判入獄的還有一名中國公民彭宇華，被判7年徒刑。

李明哲3月來到大陸，不久就與朋友們失去聯繫。10天之後，傳出消息他已經被警方拘押。他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並於9月在湖南接受審判。他自己選擇律師的請求被駁回，並被限制與他妻子會面。在電視轉播的庭審中，他承認了對他的指控，包括在網路談話中「攻擊」中國政府並提倡「西方式民主」。在此之前，最近幾年被拘押的中國和香港維權人士、律師和書商都被採取了明顯的強制電視認罪。

國際人權組織和臺灣政府對李明哲受到的嚴判迅速表示了譴責。他的妻子對丈夫表示自豪，表示當「追求夢想時，你必須準備付出代價。」觀察人士還指出，李明哲判決對公民社會的更加廣泛的影響不僅涉及臺灣，而且也涉及整個世界。人們會意識到，如果他們從事支援中國民主和人權的網路活動，那麼去中國旅行將會令他們身處險境。據報導，李明哲案件已經在臺灣造成了寒蟬效應，並引發了臺灣公民去中國旅行是否安全的爭論——在那裡中國政府通常會予以臺灣人同樣的「國民待遇」。

未來看點

節假日審判和網路審查：關注對諸如高智晟律師、王全璋律師等維權人士的指控、審判或判決的有關新聞；或關注在耶誕節和新年之夜，外國媒體和技術平臺是否遭到封鎖——如同本期分析文章所描述的「節假日模式」。

香港有關國歌和安保立法：由於中國立法機關將新的《國歌法》加進香港《基本法》以及球迷們對中國國歌的蔑視，關注親北京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們的立法提議，或許會通過一項法案將有關不尊重國歌的處罰規定完全納入香港法律。此外，中國官員上月再次呼籲香港制定安保法，此提議在2003年由於大規模抗議而被擱置，因此要關注是否會重新設法訂立這一法律，這將進一步降低香港的自由度。

擬議的反對外國在澳大利亞進行政治干預的法規：上周，澳大利亞總理瑪律科姆·特恩布林宣佈計畫訂立新的法律，禁止外國政治捐款，並創建一個「透明方案」，要求外國政府代理人報告他們與政府的關係，這項計畫是模仿美國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這一提議是在眾多媒體發表了中共干涉澳大利亞的政治、媒體和大學的報告之後做出的，儘管擬議中的法律不會單獨針對中國。關注早在本月就可能提出的有關立法細節。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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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西方过节之时，中国打压之机

新闻报道：

本期良心犯：李明哲

本期分析：西方过节之时，中国打压之机

利用西方节假日判决异议人士和实施言论审查，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上个月，当美国家庭在准备他们的感恩节大餐的时候，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著名人权律师江天勇入狱两年。他的罪名是企图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采用的方式是在网上发表文章、与外国新闻媒体谈话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当事人案情等等。咋一看，案件判决的时间点似乎是某种巧合。但是，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选取主要民主国家忙于重要节日的时机，对言论自由维权人士进行判决或是乘机加强言论审查。今年或许也不例外。

就在两年以前，另外一位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在紧随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当天被判处入狱6年，这一天是美国最重大的购物节日之一。2013年，部分新闻记者针对日益严厉的言论审查举行罢工，而郭飞雄则因为举行抗议支持记者而受到惩处。他被拘禁两年多，并且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对象，而这也更加让人们怀疑对他的判决是刻意选在美国的节日期间。

类似的案件也发生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为他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倡导民主的《08宪章》而在2009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刑期。著名律师浦志强曾经为持不同政见者艺术家艾未未和其他因批评中国政府而面临打击报复的客户担任辩护律师，他在2015年12月22日被判处缓刑3年。

李波是因涉及出版中国领导人八卦书籍而遭到拘禁的几位人士之一。2015年12月30日，他从香港神秘失踪，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中国身陷囹圄。他显然是遭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绑架并被偷运回中国内地。这起前所未有的案件让整个香港社会不寒而栗。

中国当局长久以来一直选择节假日期间实施针对外国新闻机构或科技公司的言论审查行动，这些机构或公司在此期间的反应会相对较慢或不那么坚决，因为行政人员都在忙于与家人团聚。

例如，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苹果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在它的中国在线商店撤下了《纽约时报》的手机应用。这家报纸在2017年1月4日之前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可能是认为在新年之后做出反应能够得到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关注。在此之前的两年，2014年12月28日，谷歌公司的Gmail电子邮件服务在中国遭到封杀——尤其是手机邮件应用。Gmail服务虽然之前已经连续数月遭受阻扰，但是追踪谷歌流量的工具显示那一天出现了急遽下跌。

对于国际新闻机构和外国政府而言，尽管时间点相当纠结，这些事件还是得到了报道和官方反响，例如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的关注。不过，由于节假日期间工作人员减少，使得各国使馆没有足够人力作为观察员参加有关案件的庭审听证，或是像平时那样迅速发表声明。而且，即便新闻机构对刘晓波和江天勇这样不公正的入狱判决作出报道，读者和观察人士也自然会在他们休假期间对诸如此类的案件予以较少关注。

经过一年严厉的网络言论审查之后，展望今年的节日季，很多著名维权律师依然身陷囹圄。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王全璋已经被单独囚禁超过两年，而他的律师在上周再次被拒绝会见。他或许很快会面临审判。曾经遭受酷刑的高智晟律师，今年8月再次遭到拘禁。

所有关心这些维权人士，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关押在中国的监狱或拘留所的政治或宗教犯命运的人们，在未来几周都将会密切关注任何更进一步的惩罚或限制措施并作出回应。

这种节假日模式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压力的敏感性远高于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即便公众的强烈抗议未能改善囚犯们的处境（虽然常常如此），也至少可以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他们不能利用和平、欢快和感恩的庆典掩盖他们可耻的判决。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本文已于2017年12月16日发表于《风传媒》。

网民抗议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和虐童丑闻

11月，北京市以“安全”为名用迅速强拆的方法使得北京大批低收入劳工无家可归，这一做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爆愤怒声讨。引发网络一片哗然的除了这次扫荡行动，还有在其前后发生的上海和北京两家幼儿园的虐童丑闻。尽管迅速遭到言论封锁，对这些事件的公众反应达到了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之后罕见的规模，当时数百万愤怒的微博用户迫使政府公布了灾情和拙劣的掩盖手段。此类事件之后都会出现一段严厉的网络言论管控。

这次大规模驱逐和强拆事件发生在11月18日的一场大火之后，这场火灾发生于一座北京大兴区一座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建筑物，有19人丧生。北京市长蔡奇立即下令进行全市范围的“消防安全”检查。以此为由，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居民被紧急驱逐，被迫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腾出他们的房子。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众多被驱逐的家庭在零下的严寒中徘徊在首都的街道上，身上背着或者是用纸板箱装着他们的家当。这些图片让人们想到有关如何让城市“瘦身”的官方讨论中所用到的一个术语：“低端人口”。《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一篇社论中首先使用这一说法，“低端”应该是指人们从事的某些类型工作，而不是指他们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常常是模糊的，一位网民披露了北京各区的官方文件，描述了“清理”和“控制”“低端人口”的种种措施。

随着从餐馆到电商配送等行业都受到驱逐行动的波及，中产阶层的网民们也把“低端人口”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以表示与流离失所的工人们团结一致。在淘宝上甚至一度销售一款印有“低端人口”字样的运动衫，随即便与其他一些涉及这一“敏感词”内容一起“被消失”了。根据Weiboscope提供的“言论审查数据”，审查速度甚至超过了10月份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的水平。100多名知识分子、律师和艺术家签署了一份在网上流传的公开信，敦促北京市当局停止驱逐行动。在强烈的抗议声浪之后，官方媒体似乎也对北京市政府提出批评，而那位市长似乎软化了立场。

同时，那两起虐童丑闻也震动了全国。11月9日，一些来自上海携程幼儿园的监控视频流传到微博上，携程是中国最主要的旅行社之一。在一段视频中，一名员工推搡一名女童，导致她的头撞向桌子并跌倒。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男童因为被强制喂食芥末而嚎啕大哭。这一虐童丑闻在网上引发的风波甚至盖过了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11月24日在网上曝光的第二起虐童丑闻聚焦“红黄蓝教育机构”，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经营幼儿园和其他学习中心。北京一所红黄蓝幼儿园的家长们声称他们的孩子受到“性侵犯”，并且在孩子的胳膊上发现针头痕迹，还有老师让孩子服用“白色药丸”。但是这一次，警方声称由于硬盘损坏导致监控录像丢失。11月29日，警方指控两名家长编造谣言，而另外一名女子则因在网上声称军方人员涉嫌性侵红绿蓝幼儿园儿童，以“传播谣言”的罪名被拘留。尽管官方试图压制这起事件，但有关的视频和帖子还是广为流传。

川普总统访华期间的宣传、审查与推文

11月8日至9日，唐纳德·川普首次作为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推出了所谓“国事访问增强版”，其中包括在紫禁城的晚宴和表演——这是以往美国总统从未享有的待遇。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次访问和川普总统本人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尽管报道特别集中于展示一个自信的中国如何热情好客。各新闻媒体接到“特别指令”，要求在它们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的显著位置发布有关欢迎仪式的新闻。而在美国方面，川普总统则避免在那些可能惹恼中国东道主的议题上发表评论，比如民主和人权等等，甚至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都没有指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尽管对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责是他2016年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官方媒体的报道占据了新浪微博的主导地位，而很多帖子的评论功能都被禁用。而对于其他一些帖子，只有“精心挑选”的评论才能得见天日。“关键词过滤”和其他审查手段删除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批评川普的帖子，从有关批评川普访问对北京市交通的影响到转发一篇有关习近平与川普11月9日签署2530亿美元贸易协定的文章。被删除的帖子中有两篇来自美国驻华使馆的官方账号，其中有一篇引述了川普总统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在北韩问题上“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

川普总统同意在与习近平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不接受媒体记者的提问。前三任美国总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都在新闻发布会或公众见面会上接受了记者提问，尽管奥巴马总统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次访华期间没有这么做。川习联合新闻发布会没有在中国进行电视直播。

中国官方媒体欢迎川普改变了先前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环球时报》11月9日的一篇社论将川普总统对美国媒体深刻的不信任，归咎于这些媒体制造“假新闻”误导中国公众认为川普是不受欢迎的和愚蠢的。这篇社论还指出，川普总统“迄今为止还没有利用人权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这与过去的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很多方面，川普与习近平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在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方面。习近平只在微博上发布过一则帖子，而这显然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同时，这位美国“推特大王”在访问北京期间也同步发推，还用一张他和习近平以及两位第一夫人在紫禁城的照片更新了他的推特账号标题图片。在回答一个有关川普在中国长城防火墙内使用被屏蔽的推特是否合法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解释说，中国人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你不应该对总统对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有所限制。”

言论审查和监控新动向：Skype下架、鲁炜被查、视频监控、《寻梦环游记》（Coco）上映

Skype从应用商店消失：11月初，Skype从腾讯和奇虎360等中国公司，以及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中消失。苹果公司一名发言人对媒体说，“公安部通知我们，一些基于互联网协议的应用中的言论不符合当地法律。因此这些应用已经从应用商店中撤除。”在禁令之前已经安装了Skype的中国用户依然可以使用这一服务。拥有Skype的微软公司由于发现TOM-Skype对用户进行言论审查和监控，在2013年终止了与香港TOM集团的合作关系，并改进了这一应用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微软的新合作伙伴“光明方大”是中共喉舌《光明日报》与北大方正集团的合资公司，不过显然这些官方关系也没能避免Skype被下架。
前言论审查大佬“中枪”：11月21日传出新闻，前“网信办”主任鲁炜因“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徐琳在去年突然接替了鲁炜的职位，并继续了其前任在中国的网络空间钳制言论和扩大监控的工作。11月22日，一份泄露的宣传指示要求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查禁对鲁炜案件的评论，并删除任何相关的“对制度进行攻击的负面评论”。被指控“严重违纪”的中共官员通常都是失宠于习近平主席并在“反腐”运动中落网。
摄像头无处不在：IHS Markit机构在11月1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中国视频监控的软硬件市场在2016年价值64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同类产品的最大市场。此外，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在中国还将增长三倍以上。中国和海外投资人，包括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都在支持制造监控产品的中国技术公司。中国监控产品远销海外，包括美国。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42%的股权归中国政府所有，而这家公司占据了全球视频监控设备20%的市场份额。由于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打造包含人脸、语音和甚至步态识别软件的全国性安保摄像网络，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正在开发监控技术。中国的执法机构与这些公司合作，监视公民，并使用相关数据以反恐的名义拘捕可能是无辜的人。
《寻梦环游记》（Coco）获准上映：迪士尼·皮克斯（Disney-Pixar）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11月24日在中国影院公映并迅即获得巨大票房成功。从技术上讲，一部以墨西哥“亡灵节”为主题而且有鬼怪角色的电影，是不应该毫发无损获准通过审查的。中国主要媒体监管机构发布的2008年审查指南第4条中，明确列出了必须从所有电影中“删除或修改”的“鬼怪和超自然现象”内容。而这一次，似乎是祖先崇拜的共同价值观克服了这些规定。网民中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或许是Coco的故事让电影局审查员感动泪奔，所以才能一刀未剪顺利过关。这并非是审查规定第一次做出让步，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2）》的发行与大卖也说明了这一点。

港澳地区：中国国歌怎么唱？香港记者怎么做？澳门议员怎么当？

北京强令禁止“藐视国歌”：自从三年前的“雨伞运动”以来，香港球迷每逢赛前演奏中国国歌时总是嘘声四起，即便将要出台的法律将对此定罪，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11月9日对阵巴林的表演赛中，哄笑和嘘声淹没了《义勇军进行曲》；在11月14日对阵黎巴嫩的亚洲杯资格赛上，这一幕再度上演。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今年10月通过的《国歌法》加入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实际上就是要求香港制定新的地方法律以实施新规定。澳门也将制定类似的法律，因为《国歌法》已经同样被加入了澳门《基本法》。大陆的《国歌法》要求对那些在公共场所不尊重国歌的人判处3年以下徒刑。
记者受恐吓：今年八九月间，《香港自由新闻》主编汤姆·格兰迪、评论员蒂姆·哈姆特以及格兰迪在英国的家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一封信列出了50名外国记者和活动人士，其中有些人是《香港自由新闻》的员工，称他们是“犯有传播仇恨和分裂香港、中国社会罪行”的人，并指出他们可能在2018年1月被驱逐出境。哈姆特被警告说，“在政治上，如果一个人不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他很容易受伤，”还继续说，“如果汤姆在未来几年遇到什么不测，我和很多人都会感到遗憾。”香港警方于10月4日就此展开调查。同一天，香港新闻记者协会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敦促当局找出恐吓信的幕后人物。
澳门民主派议员遭停职：12月4日，新当选议员和支持民主的“新澳门学社”主席苏嘉豪，被澳门立法会停职。这一变化削弱了民主派在议会的影响力并且取消了他的刑事豁免权。苏嘉豪因2016年5月参加在澳门特首崔世安官邸前的抗议示威，而面临“加重违令罪”的指控。这次集会是为了抗议半官方的澳门基金会向广州的暨南大学1亿人民币（1500万美元）捐款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据称，崔世安与澳门基金会和暨南大学均有关联。）当警方要求抗议者解散时，人们用抗议信做成纸飞机并扔过官邸围栏然后和平离开。在停职听证会上，苏嘉豪只被允许回答议员们的问题。26岁的苏嘉豪是立法会最年轻的议员。他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第一位被停职的议员。他的案件也呼应了那些在近一年从香港立法会被撤职的民主派或支持独立的议员。

中国之外：压力下的澳大利亚出版商、苹果CEO在中国、加纳漫画家的抗争、凯蒂·派瑞被拒签

压力之下的出版商：11月2日，澳大利亚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Allen & Unwin）通知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他的新书《入侵无声：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将被推迟，直到“法院对目前的一些问题作出决定。”根据来自艾伦与昂温公司首席执行官的8封邮件，汉密尔顿相信出版商是对两起与中国相关的诽谤诉讼有关。这两起诉讼是针对费尔法克斯传媒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因为这两家机构都发表了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影响力的调查报告。作者已经要求出版商退还出版权，以便为新书寻求其他出版机构。另外，11月21日，美国学术出版商Sage表示，他们已经受到北京方面的特别关注，如果不遵照有关的审查要求，他们或许只能离开中国。在这家公司受到威胁之前，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有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至少是短暂地向中国的言论审查做出过妥协。
苹果CEO出席乌镇大会：12月3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浙江省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表示，“本次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也是我们苹果公司的共同愿景。”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网信办”组织举办的。库克在发表这次讲话前不久，刚刚回应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派屈克·莱希（Patrick Leahy）的质询，有关为何苹果公司在今年夏天从它的中国应用商店撤下了VPN应用。库克说，苹果公司删除了674个应用程序，远远超过了最初报告的60到80个。他还声称，“我们相信，我们在中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更大的开放性，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很对中国问题专家对此表示了异议。《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塞缪尔·韦德（Samuel Wade）写道，“在互联网大会的舞台上表演、用共同愿景和未来等动听语句为东道主粉饰、为中国官方有关‘公开性’的空洞论调背书，库克这次太过分了。”
加纳漫画家拒绝屈从：加纳的政治漫画家布莱特·阿克沃（Bright Tetteh Ackwerh）在他4月份的漫画“我们在乞讨”中讽刺了加纳政府对受到中国公司支持的有害非法金矿的反应。漫画描绘了丑化的习近平和中国驻加纳大使孙宝红。中国驻加纳使馆向加纳政府递交了一封信，抱怨“存在很多有关中国人民的歪曲和带有偏见的报道和故事，尤其有些报道和漫画诋毁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阿克沃随即以漫画《他们在威胁》讽刺中国使馆的抱怨。中国大使孙宝红显然没有继续追究并且改变了策略，她参加了阿克沃7月份举办的一个作品展还甚至在一幅有关她的讽刺漫画前拍了照片。
凯蒂·派瑞签证被拒：根据在新浪微博流传的一份信件，美国流行歌星凯蒂·派瑞（Katy Perry）在10月承诺“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在11月底上海维多利亚秘密时装秀期间举办的演唱会上“不发表任何有关宗教和政治言论”。不过她的承诺没有任何效果——她被无限期拒绝进入中国。这一禁令很可能是因为她2015年的台北演唱会，当时她披着台湾国旗，身穿太阳花长裙，显然是向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致敬。在那次运动中，抗议者们成功地阻止了一项两岸贸易协定的通过，很多人担心这项协定将会使得北京对台湾拥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伊琳娜·莎拉波娃(Irina Sharipova)和其他几名预期参加维多利亚秘密时装秀的模特也被拒发签证。时装秀如期举办，但是警方在晚上9点之后打断了表演之后的聚会。

本期良心犯：李明哲

11月28日，湖南中级人民法院判处42岁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5年徒刑，原因是他在中国和国外的社交媒体上讨论民主和1989年天安门屠杀等问题。据报道，他还在网上谈论台湾民主化问题并且试图帮助中国政治犯家属。李明哲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常常被用来囚禁中国大陆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共的活动人士。而李明哲是第一位被判处这一罪名的台湾公民。和他同时被判入狱的还有一名中国公民彭宇华，被判7年徒刑。

李明哲3月来到大陆，不久就与朋友们失去联系。10天之后，传出消息他已经被警方拘押。他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并于9月在湖南接受审判。他自己选择律师的请求被驳回，并被限制与他妻子会面。在电视转播的庭审中，他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包括在网络谈话中“攻击”中国政府并提倡“西方式民主”。在此之前，最近几年被拘押的中国和香港维权人士、律师和书商都被采取了明显的强制电视认罪。

国际人权组织和台湾政府对李明哲受到的严判迅速表示了谴责。他的妻子对丈夫表示自豪，表示当“追求梦想时，你必须准备付出代价。”观察人士还指出，李明哲判决对公民社会的更加广泛的影响不仅涉及台湾，而且也涉及整个世界。人们会意识到，如果他们从事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的网络活动，那么去中国旅行将会令他们身处险境。据报道，李明哲案件已经在台湾造成了寒蝉效应，并引发了台湾公民去中国旅行是否安全的争论——在那里中国政府通常会予以台湾人同样的“国民待遇”。

未来看点

节假日审判和网络审查：关注对诸如高智晟律师、王全璋律师等维权人士的指控、审判或判决的有关新闻；或关注在圣诞节和新年之夜，外国媒体和技术平台是否遭到屏蔽——如同本期分析文章所描述的“节假日模式”。

香港有关国歌和安保立法：由于中国立法机关将新的《国歌法》加进香港《基本法》以及球迷们对中国国歌的蔑视，关注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们的立法提议，或许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有关不尊重国歌的处罚规定完全纳入香港法律。此外，中国官员上月再次呼吁香港制定安保法，此提议在2003年由于大规模抗议而被搁置，因此要关注是否会重新设法订立这一法律，这将进一步降低香港的自由度。

拟议的反对外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政治干预的法规：上周，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宣布计划订立新的法律，禁止外国政治捐款，并创建一个“透明方案”，要求外国政府代理人报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这项计划是模仿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这一提议是在众多媒体发表了中共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媒体和大学的报告之后做出的，尽管拟议中的法律不会单独针对中国。关注早在本月就可能提出的有关立法细节。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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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S

ANALYSIS: The News Beijing Didn’t Want Reported in 2017

Leaked censorship directives hint at the regime’s priorities, but tighter controls have made them harder to obtain.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聞報導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in China,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d state agencies issue detailed instructions to news outlets, websites, and social media administrators on whether and how to cover breaking news stories and manage related commentary. Although technically secret, hundreds of these directives have been leaked over several years by anonymous whistle-blowers in the media and elsewhere, offering observers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party’s information-control operations.

It is therefore worrying that the leaks are becoming less common even as the authorities’ censorship ambitions continue to grow.

Drawing on an archive compiled by the nonprofit California-based website China Digital Times (CDT), Freedom House has analyzed over 500 directive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call for “negative” actions, such as deleting an article, not sending reporters to cover an event, or closing a website’s comment sections. But some mandate “affirmative” actions to promote the party line, particularly republishing copy from official news sources.

Freedom House’s analysis of the directives from 2017 reveals five notable trends:

1. Sharp decline in number of leaked directives: In 2013–14, at the star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tenure, a total of 341 directives were leaked over two years. The figure shrank to 81 in 2015 and 95 in 2016. And in 2017, only 43 directives were leaked. According to CDT founder Xiao Qiang, the drop probably does not reflect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directives being issu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Instead, several sources have indicated that sharing them has become “far more dangerous than before.”

Relevant factors behind the increased risk to whistle-blowers—and their new tendency to refrain from citing the official agency that issued an instruction—include tighter newsroom controls on media workers, reduced anonymity in online communications, and punishments of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believed to have shar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 foreign audiences.

2. Shifting priority topics for leakers, party officials: With many fewer directives availabl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raw conclusions from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a given news topic appears in the documents. On the one hand, commonly targeted categories of emerging news could correspond to authorities’ greatest fears. On the other hand, as CDT’s Samuel Wade notes in a recent post, the leaked directives may simply reflect the whistle-blowers’ own judgment as to which items were interesting or important enough to risk leaking.

For example, the category that appeared by far the most often in 2017 was health and safety: A total of 15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and online discussion of topic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atural disasters, child abuse, an HIV scandal, and allegedly shoddy high-speed rail construction. Whistle-blowers’ priorities may have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frequent appearance of leaked directives in the category of media and censorship, as those working in the news industry would naturally be concerned about this topic. A total of six directives either restricted reporting on the censorship system itself or sought to protect official media initiatives—like the state broadcaster’s annual Spring Festival Gala or the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from criticism.

The other two most common categories in the 2017 sample—official wrongdoing and foreign affairs—are more likely to reflect party leaders’ priorities. Six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official wrongdoing, including two incidents in which government workers opened fire on others and reports of the abduction from Hong Kong of a billionaire financier with close ties to the ruling elite. Five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related to foreign affairs, includ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unusual occurrence, several directives specifically sought to control coverage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th one stating that “unauthorized criticism of Trump’s words or actions is not allowed.”

Three other directives targeted reporting 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party or individual officials, including coverage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October. The small figure represented a drop from 2016, when this was the most common topic in the sample of leaked directives. Also in contrast to 2016, no directives contained orders meant to protect Xi Jinping’s reputation specifically, but this could reflect leakers’ awareness of the heightened sensitivity surrounding his persona.

The remaining directives dealt with topics like sports (a new category that did not appear in past years), civil society, social unrest, Taiwan, and the economy. Only one directive focused on the economy; in 2015, when China’s stock market suffered a major reversal, this was the second most commonly targeted category.

3. Increased focus on mobile apps: The 2017 directives illustrate censors’ efforts to expand their instructions beyond traditional media, websites, and news portals to reach mobile-based news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dissemination methods.

More directives specifically name mobile apps than in previous years, and several cite “self-media”—a term for public accounts on social media—as entities expected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instructions. Some also explicitly direct administrators not to issue “push notifications,” or news alerts sent to mobile phone users, for the relevant story. The terms “self-media” and “push notification” had not appeared in leaked directives in previous years.

This new focus is an adaptation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mobile applications as a source of news, particularly for many young Chinese. It also reflects the censorship apparatus’s efforts to implement standing orders from Xi Jinping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s controls reach all forms of media.

4. Emphasis on downplaying hot stories: As an alternative to outright deletion of content, a particularly common tactic—evident in nearly one-third of the directives analyzed—was to instruct editors, web portals, and other content administrators to downplay stories that might otherwise garner significant public attention, or whose popularity may have already exceeded party leaders’ tolerance levels. The methods included generic “don’t hype” orders, bans on special features, and highly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the placement of stories.

One leaked directive from January 2017 regarding coverag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ordered that “mobile clients strictly prohibit display on front screens.” Others from the fall address abuse at a daycare center in Shanghai and require that related news “must be moved after websites’ third page” and “taken off front pages.” Compared with other censorship methods, like the deletion of individual users’ social media posts, this kind of behind-the-scenes manipulation is highly effective at killing a story, but also less obvious and less likely to generate resentment.

5. Restricting use of content from state-backed outlet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trends evident from the 2017 sampl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nervous even about the circulation of content from official news sources or other publications with close state support. In one stark example, an April 2017 directive regarding self-exiled billionaire and government critic Guo Wengui instructed websites not to forward news on the topic, “including domestic official media reports.” In addition, at least five directives ordered the deletion of stories or content initially reported by The Paper, a state-funded Shanghai-based digital news outlet that was created as part of an official push to win readers from more autonomous commercial media. Such instructions reflect the fact that even media with close official ties have difficulty navigating censors’ ever-shifting redlines.

Given the official investment in time,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that these directives represent, it is worth asking how effective they are.

Their implementation is often visible in coverage changes and available research on social media censorship. For example, 2017 data from Weiboscope, 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oject that maps censorship on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Sina Weibo, shows spikes in deletions and flagged keywords correlating to particular censorship orders, including those regarding the medical parole and subsequent death of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in July, the Party Congress in October, and public outcries over a daycare scandal and mass evictions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Beijing in November.

Yet the content of the directives points to the challenges the party faces in suppressing news stories that are of particular public interest. The directive banning information sharing related to Guo Wengui notes with subtle exasperation that it is the third order on the same topic, indicating that some contingent of recipients were lax in implementing censorship on one of the hottest stories of the year. Similarly, the need in November to issue a second directive barring coverage of the daycare abuse scandal that erupted in September signifies that the story had not been entirely quashed.

The fact that dozens of directives continue to be leaked each year—particularly on news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also demonstrates that some people within the system remain exceedingly uncomfortable with the party’s censorship efforts, and are willing to take great risks to expose them.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and author of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Alexander Lin provided research assistance.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on January 27, 2018 by the Diplomat.

Cybersecurity law, internet regulations take effect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busily clarified and implemented internet restrictions during 2017 as the Cybersecurity Law and a number of other regulations came into effect. Indeed, a review of the agency’s website shows that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t published 340 announcements related to online regulation (164 in 2016 and 176 in 2017), an average of nearly one every two day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increasingly restrictiv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August, the CAC wielded the Cybersecurity Law against Chinese internet giants Baidu, Tencent, and Sina, investigating them for hosting information that allegedly harmed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safety, and social order.” Among foreign companies, Apple stood out for its proactive compliance with the new rules. The regulations also strengthened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of individual users, for example by requiring them to police each other.

Among the plethora of new rules in 2017,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Managing’ online news: The CAC gave online information sources less than one month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et News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nounced May 2 and effective June 1. All purveyors of information, from news portals to “self-media,” must now obtain a license and meet strict editorial conditions or risk large fines and possibl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nline news outlets are forbidden from accepting foreign funding and must have government backing and accreditation for journalistic activity. The regulations remold online media in the image of state media while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for news management from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o the CAC.
Building the ‘Great Hive’: Two regulations on user behavior went into effect in October, putting in place real-name registration and forum management rules. As of October 1, users must register with their real names in order to comment on social media or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forums; and from October 8, service providers, group managers, and individual users must regulate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report any party in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David Bandurski of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referred to these new rules as creating a “Great Hive” that cordons users off from each other and promotes conformity of discourse.
Taking down VPNs: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icked off 2017 with a “clean-up campaign” against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that was set to run through February 2018. A number of VPNs were removed from online stores in July and August. Apple removed 674 apps from its Chinese app store last year, including numerous VPNs and the RSS app Inoreader. The campaign shuttered many start-ups and significantly hampered Chinese netizens’ ability to access content hosted outside the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including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In the last months of the year, the clampdown appeared to be entering a new phase as foreign firms, which have long been able to use their own custom-built VPNs, reported disruptions and pressure by regulators to shift to state-approved alternatives.
Storing user data: The Cybersecurity Law stipulat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must store Chinese users’ cloud data on servers located in China. To meet this requirement, Apple announced on January 10 that iCloud data will be transferred to servers run by Guizhou on the Cloud Big Data (GCBD), which is own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pple and GCBD will both have access to iCloud data, including photos and other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he only other option Chinese iCloud users have is to delete their accounts before February 28.

State propaganda turns to news apps, declin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tinues

Since the Southern Weekly protests of 2013 failed to curb censorship of that paper, the party-state has put increasing pressure journalists and commercial news outlets to self-censor and propagandize. Sleek state-subsidized media outlets like The Paper have been encroaching on more independent-minded publications, while internet regulations are squeezing online media companies and blogging reporters alike. The following are three key trends related to Chinese journalism that emerged in 2017: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tinues decline: There were only 175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as of 2017, a 58 percent decrease from 2011, according to a report coauthored by Professor Zhang Zhi’an and PhD candidate Cao Yanhui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me of the news industry’s leading lights left their positions during the year, including Beijing News publisher Dai Zigeng and editor in chief Wang Yuechun. For a time in the last decade, journalists often skirted censorship at their formal news outlets by sharing information on pers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After a crackdown on celebrity Weibo commentators (“big Vs”) in 2013 and the rise of the semiprivate messaging app WeChat, large numbers of professionals and citizen journalists created “self-media” (zimeiti)—dedicated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at disseminate news to subscribers and sometimes raise money through advertising. Now that avenue is narrowing, too. Wen Yunchao, a blogger and activist in New York, says new rules for social media make it impossible for self-media to sustain themselves. “A few newspeople in China tried to use social media to report breaking news, but the CAC’s latest regulations constrain this possibility,” he told Freedom House. “That is to say, Chinese media professionals can’t earn enough from publishing on social media (like WeChat public accounts) to continue their work.”
Censorship and finances challenge reach of public interest stories: The popular business publication Caixin recovered from a two-month ban on websites republishing its content that was imposed in October 2016, but a paywall it raised in November 2017 underscored it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Like other traditional media, Caixin has been struggling to find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says Fang Kecheng, a former journalist at Southern Weekly and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 understands the logic behind the paywall, particularly since Caixin focuses on business reporting, but warns that it cuts the public off from political reporting. “As far as I know, public affairs journalists at Caixin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paywall,” Fang noted. Commercial media known for more aggressive and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China are losing profitability due to censorship and the fact that news portals and other aggregators are obliged to favor state media.
Smartphone news apps rise in popularity, party-state seeks influence: While news content producers struggle, the news aggregation app Jinri Toutiao has enjoyed explosive growth. The app added 40 million users in 2017, bringing its total to 120 million. Parent company Beijing ByteDance is currently valued at $20 billion. Jinri Toutiao is not a journalistic enterprise: Run by well-remunerated engineers, it reposts content from other media outlets and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bloggers to share and monetize their posts, using algorithms to tailor users’ feeds to their interests and often placing a slice of state-sanctioned news at the top of a large helping of fluff. But with success comes trouble. The company faces lawsuits from several online outlets and provincial newspapers, which claim that Jinri Toutiao has no right to share their content for free.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has chastised ByteDance on several occasions for sharing illegal content. Jinri Toutiao and similar apps are required to use a “super algorithm” to put stories about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top of everyone’s feed and include “New Era”—Xi’s latest propaganda theme—as a news section, says Fang Kecheng.

HONG KONG: New digital outlets partly offset growing Chinese influence and pressure on dissent

The past year in Hong Kong was marked by increased pressure on a wide range of dissent, and by growing influ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over certain media outlets. But the rise of several English- and Chinese-language nonprofit digital news outlets served to diversify available coverage and indirectly challenge mainstream media to avoid overt self-censorship.

Increased pressure on dissent, especially localist movement: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faced new setbacks even before pro-Beijing candidate Carrie Lam took office as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on July 1. The coalition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faced obstacles in hosting its annual demonstration in Victoria Park. Detentions and bans on protest signs preced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city, which also began on July 1, the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handover to China. In August,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nd Alex Chow received prison sentences ranging from six to eight months for their role in leading the 2014 prodemocracy Umbrella Movement, though they appealed and have been in and out of jail since their convictions. (Wong was last jailed on January 17, 2018, but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on the 23rd.) University campuses turned into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s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as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tudents vied to dominat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so-called democracy walls and in other public spaces. Still, there were some bright spots: Lam Wing-kee, one of five booksellers abduct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in 2014, plans to restart his publishing house in Taiwan; and a museum dedicated to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forced to close in 2016, reopened in a new location.
Growing mainland investment and content in traditional media: The purchase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y mainland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in early 2016 seems to have started a trend amid continued concerns that the paper’s editorial independence has dwindled. In 2017, Apple Daily sold its tabloid Next Magazine to a private investor, leading to speculation that its freewheeling coverage of politics may suffer. On September 4,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ended its 24-hour broadcasts of the BBC World Service, replacing it with state-run China National Radio’s Hong Kong edition. Despit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hinese media mogul Li Ruigang’s investment in Television Broadcast Limited (TVB), the courts allowed Li to increase his stake, and he became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n October 17. Nine out of 26 mainstream outlets were under mainland control or influence by the end of 2017,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Digital media increase influence, gain accreditation: Digital media start-ups have apparently given hope to the beleaguered news industry as well as news consumers. In its annual Press Freedom Index, the HKJA found that both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s perceptions of press freedom improv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wo years.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cofounder and editor in chief Tom Grundy told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 outlets online is “one of the under-reported, more positive things to come out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protests.” HKFP and the news agency FactWire were founded in 2015, and the website Citizen News launched in 2017. Many digital outlets are nonprofit, eliminating concern that buyouts will curtail editorial independence. On September 19,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journalists with online outlets will be allowed to attend official press conferences, changing a long-standing policy after a sustained advocacy campaign. According to Grundy, HKFP reporters have indeed been able to attend government events and ask questions of officials since November, although the relevant legal ordinance has yet to be updated. His and other new digital outlets face financial challenges, however. Many are surviving on crowdfund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which is still uncertain. Award-winning for-profit outlet The Initiumlaid off 70 of its 90 staff reporters in April and switched to a paywall after it failed to secure adequate investment.

BEYOND CHINA: Beijing steps up global censorship drive as democratic states weigh responses

Increased pressure to concede to academic censorshi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xperienced in using various methods to coerce foreign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into self-censorship, but its efforts were more overt and aggressive in 2017, particularly in the academic sphere. On August 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P) removed 315 articles from the journal China Quarterly from its China website without notifying the editorial staff. Its ham-fisted censorship was based on politically sensitive keywords, filtering out some fairly innocuous content while letting other truly sensitive material slip through. CUP reversed course just three days later following an international outcry, but in November, academic publisher Springer Nature shrugged off a Financial Times report on its decision to take down 1,000 articles for users in China, saying that “only one percent” of its content had been rendered inaccessible. U.S.-based Sage Publications revealed on November 21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force the company out of China entirely if it refuses to censor, which so far it has not done. Beijing attempted to suppress speech beyond the digital realm as well. After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nvited the Dalai Lama to speak at a commencement, Chinese diplomats urged the school to rescind the offer, while some outspoken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warned that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will ruin our joy.” The university did not budge.
Global impact: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felt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ensorship efforts in the past year. In North America,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 in particular fell under Beijing’s influence as Chinese officials cultivated partnerships and state-run outlets served as stakeholders in their businesses. One Chinese-Canadian journalist was fired from his paper after he tried to publish an obituary for Liu Xiaobo.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in December argues that both China and Russia are deploying “sharp power” instruments of manipulation and distraction in vulnerable democracies. The China Daily supplement China Watch has made its way into several Argentinian newspapers (it has long been tucked into the Washington Post as well), while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ts are taken on China junkets in a bid to encourage favorable reporting. In Poland,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has been available at the Warsaw airport ever since its author,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ed the country in 2016. The Chinese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company StarTimes Group has gained 10 million subscribers in 30 African countries. Aside from China’s direct efforts to influence and cooperate with foreign media, it also serves as a model fo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ooking to suppress free speech. “Vietnam is replicating the tactics used by China,” says Freedom House’s Madeline Earp, “and this sets a troubling tone for the region.” In Manila,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his government seem to have copied from China’s playbook. On January 15, the Philippin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voked the license of Rappler, claiming that the news site violated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media ownership by accepting donations from the U.S.-based Omidyar Network. And Australian publisher Allen & Unwin delayed the publication of Clive Hamilton’s book 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 inadvertently underscoring the urgency of Hamilton’s message.
Policy pushback: The past year proved to be a watershed for concern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While some observers have expressed fears that a sweeping response could trigger anti-Chinese xenophobia, many of the policies proposed have been calibrated to address harmful activities by Beijing and close existing loopholes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local Chinese residents and visiting students.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drafted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modeled on the U.S.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 Australian think tank China Matters urged major universi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integrate with the community while suppor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campus. Political scientist Anne-Marie Brady has sounded the alarm about the “magic weapon”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which oversees efforts to co-opt and influence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societies. She warned that her native New Zealand is a testing ground for tactics that the Chinese party-state plans to use globally, and called for other countries to take “the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steps” necessary for preserv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Brady published a report on her findings just after revelations that New Zealand lawmaker Yang Jian had been trained at China’s “spy schools” and taught at its military academy. Meanwhile, the U.S.-base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made its position clear on a network of Chinese-sponsored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s with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We recommend that all universities close their Confucius Institutes.”

FEATURED PRISONER: 2017 recap

Throughout the year, China’s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arrest and imprison Chinese citizens—and some foreigners—for peacefully expressing views or sharing information that was deemed undesirable a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f mid-December,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ounted 41 reporters, bloggers, and online activists in detention in China, the second-largest total in the world.

But even that number does not capture the full range of individuals in custody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s many have been jailed for less formal activities like printing leaflets, writing songs, downloading content from blocked websites, or sharing VPN technology, especially members of persecuted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Moreover, as 2017 wrapped up, news emerged of several new sentences imposed on activists.

The cases not covered by CPJ’s list include:

Wu Gan, a blogger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in Tianjin on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after being held in detention for two years. Wu was convicted for “subverting state power” after he “used information networks” to criticiz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Wu Xiangyang, a technologist from Guangxi Province who was sentenced to fiv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for selling VPN services used to reach blocked websites without holding a government license
Gedun Dragpa and Lobsang Sherab, two Tibetan monks from Sogtsang Monastery in Sichuan Province who were sentenced in June to four and five years in prison, respectively, for passing information to contacts outside Tibet
Jamyang Lodroe, a Tibetan monk from Sichuan Province who was sentenced in July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apparently for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article that he wrote and shared on WeChat
Yang Rong, a woman from Shaanxi Province who was sentenced in March to on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because she had reportedly shared a picture related to the banned Falun Gong spiritual practice on social media and often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oup and its persecution
Hebibulla Tohti, a Uighur Muslim scholar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in Xinjiang in May on unspecified charges of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y.”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believe his jailing was in retaliation for the “nonviolent exercise of academic freedom,” including his authorship of a dissertation that highlighted Uighur culture.

The year was also notable for the mistreatment that free expression activists faced in custody, sometimes with fatal consequences. Numerous lawyers who were detained for reasons includingsharing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ases online or with foreign media reported being subjected to extensive torture, with some suffering mental breakdowns as a result. In other cases, detainees were denied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belated medical parole and subsequent death of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writer Yang Tongyan—who was serving a 12-year sentence for “subversion” related to his writings—passed away in November from brain cancer, only months after being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As the year 2018 open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tinued their efforts to silence would-be dissidents. On January 19, lawyer Yu Wensheng was taken into custody within 48 hours of publishing an open letter online that urg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Days later, in a particularly brazen move, 10 plainclothes police abducted formerly detained Hong Kong bookseller and Swedish citizen Gui Minhai as two Swedish diplomats escorted him to a medical examination at their embassy in Beijing, prompting an international outcry.

WHAT TO WATCH FOR IN 2018

Cybersecurity Law enforcement: Watch for more regulat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ybersecurity Law that came into effect in June 2017, more foreign companies following Apple’s lead in storing user data inside China, and new prosecutions for actions that previously would not have been punished.

Expanding surveillance state: Watch for new advancements in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facial and voice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eps toward a comprehensiv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the spread of monitoring methods already rolled out in Xinjiang to other parts of China.

Promoting the ‘China model’ amid pushback against ‘sharp power’: Following Xi Jinping’s remarks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watch for more aggressive promotion of China’s model of governance—including its information control apparatus—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otential adoption of certain tactics by other regimes. Also watch for new policy initiatives from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increas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surrounding CCP activities within their own border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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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 prisoner: The founder of a human rights website and several activists who are being held in China and at risk of torture for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to free expression, including efforts to memorialize Liu Xiaobo, ar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Liu Feiyue, Li Xuewen, and Zhan Huidong.

本期標題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綜述2017

2018年關注重點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闻报道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聞報導

被披露的言論審查指令揭示中共心頭患，然而管控越嚴格心患更難除。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機構幾乎每天都要發佈詳細的指令，告訴新聞媒體、網站和社交媒體管理員是否和如何報導一些突發新聞，以及如何管理相關評論。儘管這些指令在技術上講屬於機密，但是過去若干年，有數百條這樣的指令被匿名的爆料人公諸於世，給觀察人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瞭解中共的資訊管控手段。

而人們擔心的是，隨著當局言論審查野心的逐步增長，這樣的披露將越來越罕見。

利用位於加州的非營利性網站中國數字時代搜集的檔案資料，自由之家對過去四年超過500條此類指令進行了分析。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否決性」指令，例如刪除某一篇文章、不得派遣記者報導某一事件，或是關閉某一網站的評論功能等等。而那些必須執行的「肯定性」指令都是為了宣傳黨的路線，尤其是轉發官方新聞媒體的報導文章。

自由之家對2017年指令的分析發現了以下五個重要特徵：

1. 指令披露的數量銳減：在2013-2014年，習近平主席剛剛上任之際，總共有314天指令在兩年內被披露。這一數字縮減到2015年的81條和2016年的95條。而在2017年，僅有43條這樣的指令被披露。《中國數字時代》創辦人蕭強說，這些數字的下降未必是反映了相關當局發佈的指令數量減少。相反，很多資料顯示披露這些指令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危險」。

導致爆料人面臨更大風險背後的相關因素——以及限制援引發佈指令的官方機構名稱的新趨勢——包括加強媒體工作人員的「編輯室控制」、降低網路通訊的匿名度，並且懲罰那些被認定與國外讀者分享機密資訊的記者和博客作者。

2. 爆料人與中共官員各有不同關注重點：由於被披露的指令大幅減少，因此更難從檔案中出現的某個新聞主題的頻率得出結論。一方面，通常指令針對的最新出現的新聞類別可以反映當局最為擔心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如中國數字時代的薩繆爾·韋德（Samuel Wade）在最近的一篇貼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被披露的指令可能僅僅反映了披露者自己的判斷，即哪些項目是有趣的或重要的，並值得為之冒險。

例如，2017年最為常見的類別是健康與安全：總共有15條指令限制新聞報導和網路討論的話題，包括環境污染、自然災害、虐待兒童、HIV醜聞和據稱的高鐵豆腐渣工程。而爆料者的重點關注使得媒體與言論審查類別的指令經常被曝光，因為那些新聞從業人員自然更關注這些話題。有總共6條指令，不是限制有關審查制度本身的報導，就是為了保護官方媒體的行為免遭批評——像官媒每年直播的春晚或是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

2017年另外兩個最為常見的類別是官方不當行為和外交事務，這更有可能是反映了中共領導人的關注重點。有六條指令限制對官方不當行為的報導，其中包括兩起政府工作人員之間的槍擊事件，以及一起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香港億萬富豪肖建華遭綁架事件。有5條指令限制有關外交事務的報導，其中包括中國與北韓、菲律賓和美國的關係。一個不尋常的事例是，有若干條指令專門針對有關於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報導，其中一條聲稱「不允許對川普的言行進行未經授權的批評」。

三條其他的指令針對有關中共或官員個人聲望的報導，包括對10月份召開的中共十九大的報導。這區區三條指令反映了相比2016年的下降趨勢，而在2016年被披露的指令中這一類別是最為常見的。同樣與2016年不同的是，沒有任何指令含有特別針對習近平個人聲望的指令，但是這或許是說明爆料者明白有關習近平個人消息的高度敏感性。

其餘的指令涉及像體育（這是以往未曾出現的新類別）、公民社會、群體事件、臺灣和經濟等議題。專門針對經濟問題的指令只有一條；而 2015年當中國股市遭遇重大挫折時，經濟類指令是名列第二的最常見類別。

3. 更加聚焦手機應用程式：2017年的言論審查指令顯示審查機關正努力將他們的指令範圍，從傳統媒體、網站和新聞門戶擴張到手機新聞應用程式和相關傳播方式。

相比過去幾年，更多指令特別將手機應用，還有些「自媒體」——指社交媒體上的公眾號——稱為實體，並希望在這些媒介上執行有關指令。有些指令甚至公開要求媒體管理者不得向手機使用者為有關報導發佈「推送通知」或新聞提醒。往年披露的指令中未曾出現「自媒體」和「推送通知」等術語。

這個新的言論審查重點是為了適應手機應用程式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新聞來源，尤其對於眾多的中國年輕人而言。這同時也反映了言論審查機構在努力落實習近平的一貫要求，確保黨的管控能夠達至所有各種媒體。

4. 著重淡化處理「熱點事件」：徹底刪除敏感內容的另外一種特別常見的做法是——在得到分析的指令中有將近三分之一顯然屬於此類做法——指令編輯、門戶網站和其他言論管理人員將那些可能引起公眾強烈關注的事件淡化處理，對那些受關注度已經超越中共領導人容忍範圍的事件也要採取同樣措施。這些手段包括了通常的「不得炒作」指令、對某些特別內容進行查禁，以及對某些事件的處置下達高度具體的指令。

2017年1月被披露的一則有關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報導的指令要求「移動端嚴禁在首屏展示」。其他一些有關去年秋天上海一家幼稚園虐童事件的指令，要求相關資訊「必須撤至三屏以後」並且要「從首屏撤下」。相比其他言論審查手段，諸如在社交媒體刪除個人帖子，這種幕後操縱的方法能更加有效地扼殺事件報導，而且比較隱蔽和不容易引起公眾反感。

5. 限制使用來自官方媒體的內容：2017年最為令人吃驚的明顯趨勢之一是中國官方甚至對來自官方新聞媒體和得到政府強力支援的媒體內容的流傳都感到緊張。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17年4月一則有關批評政府的流亡大亨郭文貴的指令，要求各網站不得發佈有關新聞，「包括國內官方媒體的報導」。此外，還有至少5條指令刪除最初由「澎湃新聞」（The Paper）發佈的報導或相關內容。澎湃新聞是由政府資助的一家上海數位新聞媒體，創立這家媒體的目的是為了通過這樣一個自主的商業媒體為官方宣傳來爭取讀者。這些指令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便是與官方有密切聯繫的媒體也難以遵循審查機關不斷變化的紅線。

考慮到官方做出這些指令所投入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很值得問一問這些指令到底效果如何？

這些指令的執行常常可以從新聞報導的變化或通過對社交媒體言論審查的研究看出端倪。例如，根據來自「微博圈」（Weiboscope）2017年的資料——這是香港大學的一個研究項目，追蹤研究社交媒體平臺微博的言論審查——顯示刪帖和標定敏感詞的峰值與特定的言論審查命令相吻合，這些命令涉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保外就醫和在7月份逝世、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對幼稚園醜聞的公眾抗議以及11月份北京大規模驅逐外來務工人員。

然而，這些指令的內容反映了中共在打壓公眾特別關注的新聞報導時所面對的挑戰。一則帶有些微怒氣的指令禁止媒體分享有關郭文貴資訊，而這已經是針對同一個主題的第三條指令。這說明有些媒體對於這個本年度最熱門話題之一的言論審查指令執行不力。類似還有，11月份有關部門需要下達第二條指令禁止報導9月份爆發的幼稚園虐童醜聞，這顯示有關事件的報導沒有得到徹底壓制。

每年仍然有數十條指令繼續被披露的事實——尤其那些有關公共健康和安全新聞的——也說明在中共體制內依然有些人對於中共的言論審查措施極為不滿，並甘冒巨大的風險將其公之於眾。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專案主任，長篇調查報告《中國靈魂爭奪戰：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作者。Alexander Lin對本文提供了研究幫助。

《網路安全法》和各種網路法規生效

2017年，由於《網路安全法》和若干其他一些網路法規生效，中國「網信辦」(CAC)忙於闡釋和實施各種互聯網限制。事實上，對該機構網站的一份評論顯示，在過去兩年裡，該機構發佈了340份與網路監管相關的公告(2016年164份，2017年176份)，平均幾乎每兩天發佈一次。

國內和國際公司都受到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的影響。8月份，網信辦對中國互聯網巨頭百度、騰訊和新浪執行了《網路安全法》，調查它們容許不良資訊，稱這些資訊損害了「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在外國公司中，蘋果公司因積極遵守新規定而引人注目。這些法規還加強了對個人使用者的審查和監視，例如要求他們相互監督。

2017年林林總總的新規則當中，下列幾條最具意義：

「管理」線上新聞：網信辦給各種線上新聞媒體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5月2日公佈，並於6月1日生效——去落實遵守《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條例》。從新聞門戶網站到「自媒體」，所有的新聞資訊提供者都必須獲得許可證，滿足嚴格的編輯條件，否則就會面臨巨額罰款和可能的刑事調查。線上新聞媒體被禁止接受外國資金，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援和對新聞活動的認可。這些規定按照政府媒體的要求改造網路媒體，同時將新聞管理的責任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轉移到網信辦。
打造「大蜂巢」：兩項關於用戶行為的規定在10月生效，實施實名註冊制和論壇管理規則。自10月1日起，用戶必須註冊他們的真實姓名，以便在社交媒體或論壇(BBS)論壇上發表評論；從10月8日起，服務提供者、群管理人員和個人用戶必須對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內容進行監管，並舉報違反規定的任何一方。中國媒體項目（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將這些新規則稱為打造一個「大蜂巢」，讓每個用戶相互隔絕從而提高言論的一致性。
取締VPNs: 「工業和信息化部」於2017年啟動針對虛擬私人網路(VPNs)的「清理整治行動」，該行動將持續到2018年2月。7月和8月，一些VPN被從網上商店刪除。去年，蘋果公司從其中國應用程式商店中刪除了674個應用程式，其中包括許多VPN和RSS應用程式Inoreader。該行動阻斷了許多初創企業並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網民訪問所謂「長城防火牆」(Great Firewall)以外內容的能力，包括哪怕是出於職業需要。在2017年的最後幾個月，由於外國公司一直能夠使用自己訂製的VPN，打壓舉措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監管當局通過進行擾斷和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轉而使用政府認可的替代產品。
存儲使用者資料:《網路安全法》規定，外國公司必須將中國使用者的雲資料存儲在位於中國的伺服器上。為了滿足這一要求，蘋果公司在1月10日宣佈，iCloud資料將被轉移到由貴州省政府擁有的「雲上貴州」伺服器上。「按照法律規定」，蘋果公司和雲上貴州都可以訪問iCloud資料，包括照片和其他內容。中國iCloud用戶唯一的另一個選擇是在2月28日前刪除他們的帳戶。

政府宣傳轉向新聞應用程式，調查性新聞報導持續減少

2013年《南方週末》的抗議活動未能制止對這份報紙的新聞審查，黨國政府隨即加大力度迫使記者和商業性新聞機構進行自我審查和向宣傳機器轉變。像《澎湃新聞》（The Paper）這樣得到的政府補貼的媒體一直在蠶食其他更獨立的出版物，而互聯網法規則在擠壓網路媒體公司和博客作者。以下是2017年出現的與中國新聞相關的三大關鍵趨勢：

調查性新聞報導持續減少：據中山大學張志安教授和博士生曹豔輝合著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17年，中國只有175名調查記者，比2011年減少了58%。今年，一些新聞行業的領軍人物紛紛離職，其中包括《新京報》社長戴自更和主編王躍春。過去10年，有一段時間新聞記者經常通過在個人社交媒體帳戶上分享資訊，以規避正式新聞媒體的新聞審查。在2013年打壓微博「大V」和半私密的通訊應用程式微信（Wechat）興起之後，大量專業人士和公民記者創建了「自媒體」——專門的社交媒體帳戶，向訂戶傳播新聞，有時通過廣告籌集資金。現在，這條大道也在變窄。在紐約的博客作者和活動人士溫雲超說，社交媒體的新規則使得自媒體無法自我支撐。「中國的一些新聞業者試圖利用社交媒體報導突發新聞，但網信辦的最新規定限制了這種可能性，」他告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就是說，中國的媒體從業人員在社交媒體（如微信公共帳號)上發佈資訊文章賺不到足夠的錢來維持他們的工作。」
新聞審查和金融挑戰公眾利益的故事：受歡迎的商業刊物《財新》被解除了為期2個月的禁令並開始重新在其網站上發佈消息，禁令是從2016年10月開始實施的，但2017年11月《財新》網站提高收費標準凸顯了其財政困難。「和其他傳統媒體一樣，《財新》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南方週末》前記者、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生方克成（音）說。由於《財新》關注商業報導，他理解提高付費標準背後的邏輯，但他警告說，這將切斷公眾對政治報導的關注。「據我所知，財新網的公共事務記者對於提高收費標準感到非常擔心，」方說。在中國，因言論審查以及新聞門戶網站和其他新聞聚合類媒體必須附和官方媒體的實際境況，那些因較強批評性和調查性報導而聞名的商業媒體正在失去盈利能力。
智慧手機新聞應用程式越來越受歡迎，黨國也在尋求影響力：當新聞內容製作人員苦苦掙扎的時候，新聞聚合應用程式「今日頭條」卻正在享受爆炸式的增長。該應用程式於2017年新增4000萬用戶，總用戶數達到1.2億。母公司北京位元組跳動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估值為200億美元。「今日頭條」並不是一家新聞企業：由薪酬豐厚的工程師運營，它從其他媒體網站轉載內容，並為博客作者提供一個平臺，讓他們分享和貨幣化他們的文章，利用演算法來根據使用者的興趣為他們提供量身定制的內容，並時常在一大堆無關緊要的內容裡放上少許政府查禁的新聞。不過，麻煩總是和成功相伴。該公司正面臨幾家線上媒體和省級報紙的訴訟，他們聲稱「今日頭條」沒有權利免費分享他們的內容。此外，由於「今日頭條」多次分享非法內容，政府已經對其進行懲罰。據方克成介紹，「今日頭條」和其他類似應用程式被要求使用「超級演算法」，將有關習近平主席報導置入向所有人提供的內容，包括將習近平的最新宣傳主題「新時代」作為一個單獨新聞版塊。

2017年逃過中國審查的重要新聞

2017年，對中國一些最重要新聞報導的嚴厲的新聞審查，限制了中國公眾獲取一些重大事件資訊的能力，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逝世和流亡大亨郭文貴對中共高層領導的指控等等，本期的專題分析提到的這個問題，而香港大學「微博圈」（Weiboscope）項目跟蹤監控到的新浪微博刪帖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審查制度的作用是限制討論或表達對國家媒體廣泛報導的話題的批評意見，比如10月的中共「十九大」。

儘管中國深挖真相的記者們面臨著嚴厲的言論審查和挑戰，但勇敢無畏的記者們仍然努力讓強大的公司和官員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些關於社會問題的報導打破了重重阻礙，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百度搜尋引擎在一份年度報告中列出的十大「社會新聞故事」（英文版見SupChina網站）中，有五篇是調查報告的結果，並被國際非盈利組織全球調查記者網路（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Network）評為年度最佳。

追債人被殺：山東一名年輕男子因殺死一名騷擾和恐嚇其母親的追債人被判處5年徒刑。這名男子最初被判處終身監禁，但由於記者報導了這一事件，並詳細描述了該地區的討債黑幕，激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他最終獲得減刑。
保姆縱火：杭州的一名保姆放火燒毀了她的客戶的公寓，殺死了母親和她的三個孩子。進一步的報導暴露了在執行防火安全和就業法規方面的嚴重缺陷。
上海幼兒園虐童事件：被披露的視頻資料顯示旅遊機構攜程的幼稚園工作人員把一個年輕女孩推到地上，強迫一個小男孩吃芥末和其他殘忍行為。審查該公司背景的記者曝光這家幼稚園試圖逃避有關幼稚園審核登記的法規。
北京幼稚園虐童事件：家長們聲稱他們的孩子在一個由上市公司「紅黃藍教育」經營的幼稚園裡被猥褻和強制餵食。新聞機構調查了該公司的擁有者和過去的虐待指控，直到當局壓制事件的報導。
李文星之死：剛剛大學畢業的李文星通過「BOSS直聘」求職軟體身陷求職傳銷騙局，後被發現死於天津市。在同一天，一名陷入類似騙局的年輕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幾家新聞媒體報導了該地區的傳銷騙局團夥，隨後警方逮捕了數十人。

其餘被「全球調查記者網路」突出強調的8起案例涉及對弱勢個體的虐待和漠視、養老金欺詐和無良商業騙局，以及不安全的採礦作業對健康的影響。一些報導促使當局調查和懲罰濫用權力的機構。例如，由於《新京報》報導一名患有自閉症的少年在托養期間喪生，廣東韶關涉事托養所遭到關閉；中國證監會指控一家製藥公司將填料加入藥品中；一家遊戲成癮症戒除中心因被曝體罰兒童而遭到停業並接受調查。

香港：新的數位媒體抵消了部分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對異見人士的壓力

過去一年，香港的各種不同意見都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大陸對某些媒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一些英語和中文非營利性數位新聞媒體的崛起，使其覆蓋範圍變得多樣化，並間接地挑戰主流媒體，以避免公開的自我審查。

對不同意見的壓力增加，尤其針對地方主義運動：在親北京的候選人林鄭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之前，民間社會和政治活動人士就已然遭遇新的挫折。各方聯合的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年度示威遊行中就遭遇了阻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訪港之前，抗議人士遭拘捕，抗議標語被查禁。8月份，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等人因領導2014年的雨傘運動而被判處6到8個月不等的刑期，儘管他們提起上訴，且從他們被定罪後，他們已經數度出入監獄。（黃之鋒於2018年1月17日被判入獄，但在23日被保釋出獄。）在這一學年裡，大學校園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戰場，大陸和香港的學生競相在所謂的民主牆和其他公共場所主導政治演講。不過，也有一些亮點：2014年被中國當局綁架的五名書商之一林榮基計畫在臺灣重啟他的書店；2016年被迫關閉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紀念館，在一個新的地點重新開放。
大陸投資和內容湧入傳統媒體：2016年初，中國大陸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收購了《南華早報》，似乎使人們開始擔心《南華早報》的編輯獨立性已逐漸式微，而這似乎已經開啟了一種趨勢。在2017年，《蘋果日報》(Apple Daily)將旗下雜誌《壹週刊》賣給了一位私人投資者，導致人們猜測這份雜誌隨心所欲的政治報導可能會受到影響。9月4日，香港電臺（RTHK）以國營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香港版節目取代了它的BBC國際頻道24小時廣播節目。儘管對中國媒體大亨李瑞剛投資無綫電視(TVB)存在爭議，但法院最終還是允許他增持股份，而他也在10月17日成為該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董事會副主席。香港記者協會（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年度報告顯示，到2017年底，26個主流媒體中有9家在中國大陸的控制之下或受到影響。
數位媒體影響力增加並獲得認可：數位媒體初創企業顯然給陷入困境的新聞行業和新聞消費者帶來了希望。在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發現記者和公眾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兩年內第一次有所改善。香港新聞自由 (Hong Kong Free Press)聯合創始人兼總編輯湯姆·格蘭迪（Tom Grundy）在接受國際新聞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採訪時表示，網路新媒體的出現是「一種未被充分報導的、更積極的事件，來自於雨傘運動的抗議活動。」「香港新聞自由」和「傳真社」（FactWire）成立於2015年，眾新聞（Citizen News）網站於2017年上線。許多數位媒體都是非營利的，消除了對收購將削弱編輯獨立性的擔憂。9月19日，政府宣佈允許線上媒體記者參加官方新聞發佈會，這一長期政策的改變是堅持不懈的倡議活動的結果。格蘭迪（Grundy）說，自去年11月以來，「香港新聞自由」的記者確實能夠參加政府活動，並向政府官員提出問題，儘管相關的法律條例尚未公佈。然而，他和其他新的數位媒體面臨著財務上的挑戰。許多人靠眾籌生存，但這種方法的可持續性仍不確定。今年4月，獲獎的營利性機構「端傳媒」（The Initium）在90名員工中裁掉了70名，但未能獲得足夠的投資，他們轉而求助於付費訂閱。

中國之外：中國政府加強全球審查機制，民主國家考量如何回應

加大對學術審查的壓力：中國共產黨在利用各種手段強迫外國公司和機構進行自我審查方面經驗豐富，但在2017年，尤其是在學術領域，中共的手段更為公開和咄咄逼人。8月18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不通知編輯人員的情況下，從中國網站上刪除了《中國季刊》的315篇文章。它笨拙的審查是基於政治敏感的關鍵字，過濾掉一些相當無害的內容，同時讓其他真正敏感的材料通過了審查。在國際社會的一片譁然之後，僅三天后，該機構就改變了方向。但在去年11月，另外一個學術機構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對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稱該公司決定為中國用戶刪除1000篇文章表示不以為然，並表示「只有百分之一」的內容是無法訪問的。美國賽奇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11月21日披露，如果他們繼續拒絕接受中國政府言論審查，中國政府可能會迫使該公司完全退出中國。北京方面也試圖壓制數位領域之外的言論。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邀請達賴喇嘛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之後，中國外交官敦促學校撤銷邀請，而一些直言不諱的中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警告說，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將會毀掉我們的快樂」。大學最終沒有做出讓步。
全球影響：過去一年，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國政府審查制度的影響。在北美，華文媒體尤其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影響，因為中國官員培養了合作夥伴，而中國國有媒體成為這些華文媒體的持股人。一名華裔加拿大記者由於試圖為劉曉波發表訃告而遭到報社免職。去年1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在脆弱的民主國家都使用了「銳實力」（Sharp power）手段來操縱和分散注意力。《中國日報》（China Daily）副刊《中國觀察》（China Watch）已經設法進入了幾家阿根廷報紙（這份副刊長久以來一直被塞進《華盛頓郵報》），而拉丁美洲的新聞記者則被帶到中國免費遊覽，以鼓勵他們做出對中國有利的報導。在波蘭，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6年到訪之後，在華沙機場一直可以獲取《習近平論治國理政》一書。中國電視發行公司四達時代集團（StarTimes Group）在30個非洲國家已經贏得了1000萬用戶。中國除了施加直接影響和與外國媒體合作的舉措之外，它還為那些尋求壓制言論自由的威權政府樹立了榜樣。「越南正在複製中國使用的策略，」自由之家的瑪德琳·厄普（Madeline Earp）說，「這為該地區定下了令人不安的基調。」在馬尼拉，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他的政府似乎是複製了中國的劇本。2018年1月15日，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吊銷了Rappler新聞網的營業許可，聲稱該新聞網站接受美國歐米迪亞網路（Omidyar）的捐贈，違反了對外國媒體所有權的限制。澳大利亞出版商艾倫與昂溫出版社（Allen & Unwin）推遲了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無聲入侵:中國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這也無意間凸顯了漢密爾頓作品所傳達的訊息的緊迫性。
遭遇政策阻力：和中國影響力日益增長將影響國家安全有關的擔憂，過去的一年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儘管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全面的回應可能會引發反華仇外情緒，但政策已經根據提議得到調整，以應對北京方面的有害活動，並堵住現有的漏洞，同時保護當地華人居民和來訪學生的權利。澳洲總理麥肯·譚保(Malcolm Turnbull)的政府以美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為範本，起草了《外國干涉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澳大利亞智庫「中國問題」（ China Matters）敦促各主要大學共同努力，幫助中國學生融入當地社會，同時支持校園言論自由。政治科學家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呼籲警惕中共統戰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代表的「神奇武器」，該部門負責監管各種拉攏和影響外國政府和社團的活動。她警告說，她的祖國紐西蘭是中共黨國體制全球策略的試驗場，並呼籲其他國家採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維護民主和自由。布萊迪發表了一份關於她的調查結果的報告。正在此報告發表之前，媒體曝出紐西蘭議員楊健曾在中國的「間諜學校」受訓，並曾在軍事學院任教。與此同時，美國在經過徹底調查後，美國全國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對遍及全美高等院校的有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進行徹底調查後明確表示：「我們建議所有大學關閉孔子學院。」

本期良心犯：綜述2017

過去一整年，很多中國公民和一些外國人遭到中國政府的逮捕和拘禁，原因是和平表達他們的觀點或分享被中共視為不受歡迎和政治敏感的資訊。截至12月中旬，「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統計共有41名記者、博客作者和線上活動人士在中國被拘留，這一數字在全球排名第二。

但即使這個數字也無法充分反映究竟有多少人因行使言論自由權或的個人保管範圍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或獲取資訊而受到拘禁，因為很多遭到拘禁的人只是因為從事了一些不那麼正式的活動，比如印刷傳單，創作歌曲，從被封鎖的網站下載內容或分享VPN技術，而那些遭到迫害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團體成員的數字更是無從獲悉。此外，2017年即將結束的時刻，還出現了若干針對維權人士的新判決。

以下案例沒有包括在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名單裡：

吳淦，博客作者，在被拘押兩年之後，在耶誕節的第二天被天津一家法院判處8年有期徒刑。吳淦被判「顛覆國家政權」，因為他「利用資訊網路」來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宣導人權。
廣西的技術專家吳向陽被判處5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未獲政府許可的情況下，銷售用於登錄被封鎖網站的VPN服務。
今年6月，兩名西藏僧人更登朱巴（Gedun Dragpa）和洛桑喜饒（Lobsang Sherab）分別被判處4年和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將資訊傳遞到西藏境外。
今年7月，來自四川省的一位名叫嘉央洛卓（Jamyang Lodroe）的西藏僧人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顯然是由於他寫了一篇政治敏感的文章，並在微信上分享。
陝西婦女楊蓉，在3月被判處一年半有期徒刑，因為據報導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和被禁止的修煉團體法輪功相關的照片，並且經常散佈有關該團體及其遭受迫害的資訊。
今年5月，維吾爾穆斯林學者赫比布拉·吐赫提（Hebibulla Tohti）在新疆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含混不清的「非法宗教活動」。國際觀察人士認為，對他的監禁是對「非暴力學術自由運動」的報復，包括他的一篇強調維吾爾文化的論文。

這一年也因虐待言論自由活動人士而受到關注，他們遭到拘禁，有時甚至因此死於非命。許多律師因在網上或外國媒體上分享他們的案件的資訊而被拘留。據報導，他們遭受了酷刑折磨，甚至其中一些人最終精神崩潰。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被拘留者得不到適當的醫療。除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被拖延的保外就醫而辭世，作家楊天水（本名楊同彥）曾因寫作文章被以「顛覆罪」被判入獄12年，在獲得保外就醫後僅幾個月因腦癌在11月份去世。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國當局依然在繼續努力壓制那些可能持不同政見的人。1月19日，律師余文生在網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憲法改革，僅僅不到在48小時便遭到拘捕。幾天後，在一個特別厚顏無恥的舉動中，10名便衣員警綁架了香港書商和瑞典公民桂敏海，當時兩名瑞典外交官正陪同他前往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館進行體檢，此事立即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

2018年關注重點

網路安全執法：關注實施2017年6月生效的《網路安全法》的更多規定；關注更多的外國公司效仿蘋果在中國境內存儲使用者資料；關注對以前可能不受懲罰的行為的新訴訟。

監控之國的擴張：關注監控技術的新進展（特別是人臉識別、語音辨識和人工智慧的應用）；關注為建立全面社會信用體系採取的步驟；關注已經在新疆地區應用程式的監控方法向中國其他地區的推廣。

「中國模式」的推廣和對「銳實力」的反制：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發表講話後，關注中國如何更積極地將中國的治理模式——包括其資訊控制手段——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以及其他政權可能採納其中的哪些策略。同時，也要關注民主國家將採取哪些新政策措施，以增加中共在各國境內活動的可追責度和透明度，包括那些涉及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的活動。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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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标题

新闻报道：

本期良心犯：综述2017

2018年关注重点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闻报道

被披露的言论审查指令揭示中共心头患，然而管控越严格心患更难除。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发布详细的指令，告诉新闻媒体、网站和社交媒体管理员是否和如何报道一些突发新闻，以及如何管理相关评论。尽管这些指令在技术上讲属于机密，但是过去若干年，有数百条这样的指令被匿名的爆料人公诸于世，给观察人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中共的信息管控手段。

而人们担心的是，随着当局言论审查野心的逐步增长，这样的披露将越来越罕见。

利用位于加州的非营利性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搜集的档案资料，自由之家对过去四年超过500条此类指令进行了分析。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否决”性指令，例如删除某一篇文章、不得派遣记者报道某一事件，或是关闭某一网站的评论功能等等。而那些必须执行的“肯定”性指令都是为了宣传党的路线，尤其是转发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文章。

自由之家对2017年指令的分析发现了以下五个重要特征：

1. 指令披露的数量锐减：在2013-2014年，习近平主席刚刚上任之际，总共有314天指令在两年内被披露。这一数字缩减到2015年的八十一条和2016年的九十五条。而在2017年，仅有四十三条这样的指令被披露。《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说，这些数字的下降未必是反映了相关当局发布的指令数量减少。相反，很多资料显示披露这些指令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危险”。

导致爆料人面临更大风险背后的相关因素——以及限制援引发布指令的官方机构名称的新趋势——包括加强媒体工作人员的“编辑室控制”、降低网络通讯的匿名度，并且惩罚那些被认定与国外读者分享机密信息的记者和博客作者。

2. 爆料人与中共官员各有不同关注重点：由于被披露的指令大幅减少，因此更难从文件中出现的某个新闻主题的频率得出结论。一方面，通常指令针对的最新出现的新闻类别可以反映当局最为担心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中国数字时代”的萨缪尔·韦德（Samuel Wade）在最近的一篇贴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被披露的指令可能仅仅反映了披露者自己的判断，即哪些项目是有趣的或重要的，并值得为之冒险。

例如，2017年最为常见的类别是健康与安全：总共有十五条指令限制新闻报道和网络讨论的话题，包括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虐待儿童、HIV丑闻和据称的高铁豆腐渣工程。而爆料者的重点关注使得媒体与言论审查类别的指令经常被曝光，因为那些新闻从业人员自然更关注这些话题。有总共六条指令，不是限制有关审查制度本身的报道，就是为了保护官方媒体的行为免遭批评——像官媒每年直播的“春晚”或是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7年另外两个最为常见的类别是官方不当行为和外交事务，这更有可能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重点。有六条指令限制对官方不当行为的报道，其中包括两起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枪击事件，以及一起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香港亿万富豪肖建华遭绑架事件。有5条指令限制有关外交事务的报道，其中包括中国与北韩、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一个不寻常的事例是，有若干条指令专门针对有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报道，其中一条声称“不允许对川普的言行进行未经授权的批评。”

三条其他的指令针对有关中共或官员个人声望的报道，包括对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报道。这区区三条指令反映了相比2016年的下降趋势，而在2016年被披露的指令中这一类别是最为常见的。同样与2016年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指令含有特别针对习近平个人声望的指令，但是这或许是说明爆料者明白有关习近平个人消息的高度敏感性。

其余的指令涉及像体育（这是以往未曾出现的新类别）、公民社会、群体事件、台湾和经济等议题。专门针对经济问题的指令只有一条；而2015年当中国股市遭遇重大挫折时，经济类指令是名列第二的最常见类别。

3. 更加聚焦手机应用程序：2017年的言论审查指令显示审查机关正努力将他们的指令范围，从传统媒体、网站和新闻门户扩张到手机新闻应用和相关传播方式。

相比过去几年，更多指令特别将手机应用，还有些“自媒体”——指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号——称为实体，并希望在这些媒介上执行有关指令。有些指令甚至公开要求媒体管理者不得向手机用户为有关报道发布“推送通知”或新闻提醒。往年披露的指令中未曾出现“自媒体”和“推送通知”等术语。

这个新的言论审查重点是为了适应手机应用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新闻来源，尤其对于众多的中国年轻人而言。这同时也反映了言论审查机构在努力落实习近平的一贯要求，确保党的管控能够达至所有各种媒体。

4. 着重淡化处理“热点事件”：彻底删除敏感内容的另外一种特别常见的做法是——在得到分析的指令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显然属于此类做法——指令编辑、门户网站和其他言论管理人员将那些可能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事件淡化处理，对那些受关注度已经超越中共领导人容忍范围的事件也要采取同样措施。这些手段包括了通常的“不得炒作”指令、对某些特别内容进行查禁，以及对某些事件的处置下达高度具体的指令。

2017年1月被披露的一则有关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报道的指令要求“移动端严禁在首屏展示”。其他一些有关去年秋天上海一家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指令，要求相关信息“必须撤至三屏以后”并且要“从首屏撤下。”相比其他言论审查手段，诸如在社交媒体删除个人帖子，这种幕后操纵的方法能更加有效地扼杀事件报道，而且比较隐蔽和不容易引起公众反感。

5. 限制使用来自官方媒体的内容：2017年最为令人吃惊的明显趋势之一是中国官方甚至对来自官方新闻媒体和得到政府强力支持的媒体内容的流传都感到紧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7年4月一则有关批评政府的流亡大亨郭文贵的指令，要求各网站不得发布有关新闻，“包括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此外，还有至少5条指令删除最初由“澎湃新闻”（The Paper）发布的报道或相关内容，澎湃新闻是由政府资助的一家上海数字新闻媒体，创立这家媒体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样一个自主的商业媒体为官方宣传来争取读者。这些指令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便是与官方有密切联系的媒体也难以遵循审查机关不断变化的红线。

考虑到官方做出这些指令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很值得问一问这些指令到底效果如何？

这些指令的执行常常可以从新闻报道的变化或通过对社交媒体言论审查的研究看出端倪。例如，根据来自“微博圈”（Weiboscope）2017年的数据——这是香港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追踪研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言论审查——显示删帖和标定敏感词的峰值与特定的言论审查命令相吻合，这些命令涉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和在7月份逝世、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对幼儿园丑闻的公众抗议以及11月份北京大规模驱逐外来务工人员。

然而，这些指令的内容反映了中共在打压公众特别关注的新闻报道时所面对的挑战。一则带有些微怒气的指令禁止媒体分享有关郭文贵信息，而这已经是针对同一个主题的第三条指令。这说明有些媒体对于这个本年度最热门话题之一的言论审查指令执行不力。类似还有，11月份有关部门需要下达第二条指令禁止报道9月份爆发的幼儿园虐童丑闻，这显示有关事件的报道没有得到彻底压制。

每年仍然有数十条指令继续被披露的事实——尤其那些有关公共健康和安全新闻的——也说明在中共体制内依然有些人对于中共的言论审查措施极为不满，并甘冒巨大的风险将其公之于众。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项目主任，长篇调查报告《中国灵魂争夺战：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作者。Alexander Lin对本文提供了研究帮助。

《网络安全法》和各种网络法规生效

2017年，由于《网络安全法》和若干其他一些网络法规生效，中国“网信办”(CAC)忙于阐释和实施各种互联网限制。事实上，对该机构网站的一份评论显示，在过去两年里，该机构发布了340份与网络监管相关的公告(2016年164份，2017年176份)，平均几乎每两天发布一次。

国内和国际公司都受到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的影响。8月份，“网信办”对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腾讯和新浪执行了《网络安全法》，调查它们容留不良信息，称这些信息损害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在外国公司中，苹果公司因积极遵守新规定而引人注目。这些法规还加强了对个人用户的审查和监视，例如要求他们相互监督。

2017年林林总总新规则当中，下列几条最具意义：

“管理”在线新闻：“网信办”给各种在线新闻媒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5月2日公布，并于6月1日生效——去落实遵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条例》。从新闻门户网站到“自媒体”，所有的新闻信息提供者都必须获得许可证，满足严格的编辑条件，否则就会面临巨额罚款和可能的刑事调查。在线新闻媒体被禁止接受外国资金，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对新闻活动的认可。这些规定按照政府媒体的要求改造网络媒体，同时将新闻管理的责任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转移到“网信办”。
打造“大蜂巢”：两项关于用户行为的规定在10月生效，实施实名注册制和论坛管理规则。自10月1日起，用户必须注册他们的真实姓名，以便在社交媒体或论坛(BBS)论坛上发表评论;从10月8日起，服务提供商、群管理人员和个人用户必须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进行监管，并举报违反规定的任何一方。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将这些新规则称为打造一个“大蜂巢”，让每个用户相互隔绝从而提高言论的一致性。
取缔VPNs：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启动针对虚拟专用网(VPNs)的“清理整治行动”，该行动将持续到2018年2月。7月和8月，一些VPN被从网上商店删除。去年，苹果公司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674个应用程序，其中包括许多VPN和RSS应用程序Inoreader。该行动阻断了许多初创企业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网民访问所谓“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以外内容的能力，包括哪怕是出于职业需要。在2017年的最后几个月，由于外国公司一直能够使用自己订制的VPN，打压举措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监管当局通过进行扰断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转而使用政府认可的替代产品。
存储用户数据：《网络安全法》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将中国用户的云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苹果公司在1月10日宣布，iCloud数据将被转移到由贵州省政府拥有的“云上贵州”服务器上。“按照法律规定”，苹果公司和“云上贵州”都可以访问iCloud数据，包括照片和其他内容。中国iCloud用户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是在2月28日前删除他们的账户。

政府宣传转向新闻应用，调查性新闻报道持续减少

调查性新闻报道持续减少：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和博士生曹艳辉合著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7年，中国只有175名调查记者，比2011年减少了58%。今年，一些新闻行业的领军人物纷纷离职，其中包括《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和主编王跃春。过去10年，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通过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信息，以规避正式新闻媒体的新闻审查。在2013年打压微博“大V”和半私密的通讯应用“微信”（Wechat）兴起之后，大量专业人士和公民记者创建了“自媒体”——专门的社交媒体账户，向订户传播新闻，有时通过广告筹集资金。现在，这条大道也在变窄。在纽约的博客作者和活动人士温云超说，社交媒体的新规则使得自媒体无法自我支撑。 “中国的一些新闻业者试图利用社交媒体报道突发新闻，但‘网信办’的最新规定限制了这种可能性，” 他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就是说，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在社交媒体（如微信公共账号)上发布信息文章赚不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工作。”
新闻审查和金融挑战公众利益的故事：受欢迎的商业刊物《财新》被解除了为期2个月的禁令并开始重新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禁令是从2016年10月开始实施的，但2017年11月《财新》网站提高收费标准凸显了其财政困难。“和其他传统媒体一样，《财新》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南方周末》前记者、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生方克成（音）说。由于《财新》关注商业报道，他理解提高付费标准背后的逻辑，但他警告说，这将切断公众对政治报道的关注。“据我所知，财新网的公共事务记者对于提高收费标准感到非常担心，”方说。在中国，因言论审查以及新闻门户网站和其他新闻聚合类媒体必须附和官方媒体的实际境况，那些因较强批评性和调查性报道而闻名的商业媒体正在失去盈利能力。
智能手机新闻应用越来越受欢迎，党国也在寻求影响力：当新闻内容制作人员苦苦挣扎的时候，新闻聚合应用“今日头条”却正在享受爆炸式的增长。该应用于2017年新增4000万用户，总用户数达到1.2亿。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估值为200亿美元。“今日头条”并不是一家新闻企业:由薪酬丰厚的工程师运营，它从其他媒体网站转载内容，并为博客作者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分享和货币化他们的文章，利用算法来根据用户的兴趣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内容，并时常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内容里放上少许政府查禁的新闻。不过，麻烦总是和成功相伴。该公司正面临几家在线媒体和省级报纸的诉讼，他们声称“今日头条”没有权利免费分享他们的内容。此外，由于“今日头条”多次分享非法内容，政府已经对其进行惩罚。据方克成介绍，“今日头条”和其他类似应用程序被要求使用“超级算法”，将有关习近平主席报道置入向所有人提供的内容，包括将习近平的最新宣传主题“新时代”作为一个单独新闻版块。

2017年逃过中国审查的重要新闻

2017年，对中国一些最重要新闻报道的严厉的新闻审查，限制了中国公众获取一些重大事件信息的能力，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和流亡大亨郭文贵对中共高层领导的指控等等，本期的专题分析提到的这个问题，而香港大学“微博圈”（Weiboscope）项目跟踪监控到的新浪微博删帖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审查制度的作用是限制讨论或表达对国家媒体广泛报道的话题的批评意见，比如10月的中共“十九大”。

尽管中国深挖真相的记者们面临着严厉的言论审查和挑战，但勇敢无畏的记者们仍然努力让强大的公司和官员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打破了重重阻碍，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百度搜索引擎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列出的十大“社会新闻故事”（英文版见SupChina网站）中，有五篇是调查报告的结果，并被国际非盈利组织“全球调查记者网络”（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Network）评为年度最佳。

追债人被杀：山东一名年轻男子因杀死一名骚扰和恐吓其母亲的追债人被判处5年徒刑。这名男子最初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记者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详细描述了该地区的讨债黑幕，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他最终获得减刑。
保姆纵火：杭州的一名保姆放火烧毁了她的客户的公寓，杀死了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进一步的报道暴露了在执行防火安全和就业法规方面的严重缺陷。
上海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披露的视频资料显示旅游机构携程的幼儿园工作人员把一个年轻女孩推到地上，强迫一个小男孩吃芥末和其他残忍行为。审查该公司背景的记者曝光这家幼儿园试图逃避有关幼儿园审核登记的法规。
北京幼儿园虐童事件：家长们声称他们的孩子在一个由上市公司“红黄蓝教育”经营的幼儿园里被猥亵和强制喂食。新闻机构调查了该公司的所有者和过去的虐待指控，直到当局压制事件的报道。
李文星之死：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求职软件身陷求职传销骗局，后被发现死于天津市。在同一天，一名陷入类似骗局的年轻男子的尸体被发现。几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该地区的传销骗局团伙，随后警方逮捕了数十人。

其余被“全球调查记者网络”突出强调的8起案例涉及对弱势个体的虐待和漠视、养老金欺诈和无良商业骗局，以及不安全的采矿作业对健康的影响。一些报道促使当局调查和惩罚滥用权力的机构。例如，由于《新京报》报道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在托养期间丧生，广东韶关涉事托养所遭到关闭；中国证监会指控一家制药公司将填料加入药品中；一家游戏成瘾症戒除中心因被曝体罚儿童而遭到停业并接受调查。

香港：新的数字媒体抵消了部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对异见人士的压力

过去一年，香港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对某些媒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一些英语和中文非营利性数字新闻媒体的崛起，使其覆盖范围变得多样化，并间接地挑战主流媒体，以避免公开的自我审查。

对不同意见的压力增加，尤其针对地方主义运动：在亲北京的候选人林郑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之前，民间社会和政治活动人士就已然遭遇新的挫折。各方联合的民间人权阵线（Civil Human Rights Front）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年度示威游行中就遭遇了阻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访港之前，抗议人士遭拘捕，抗议标语被查禁。8月份，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人因领导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被判处6到8个月不等的刑期，尽管他们提起上诉，且从他们被定罪后，他们已经数度出入监狱。（黄之锋于2018年1月17日被判入狱，但在23日被保释出狱。）在这一学年里，大学校园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场，大陆和香港的学生竞相在所谓的民主墙和其他公共场所主导政治演讲。不过，也有一些亮点：2014年被中国当局绑架的五名书商之一林荣基计划在台湾重启他的出版社；2016年被迫关闭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纪念馆，在一个新的地点重新开放。
大陆投资和内容涌入传统媒体：2016年初，中国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南华早报》，似乎使人们开始担心《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已逐渐式微，而这似乎已经开启了一种趋势。在2017年，《苹果日报》(Apple Daily)将旗下杂志《壹周刊》卖给了一位私人投资者，导致人们猜测这份杂志随心所欲的政治报道可能会受到影响。9月4日，香港电台（RTHK）以国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版节目取代了它的BBC国际频道24小时广播节目。尽管对中国媒体大亨李瑞刚投资无线电视(TVB)存在争议，但法院最终还是允许他增持股份，而他也在10月17日成为该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董事局副主席。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年度报告显示，到2017年底，26个主流媒体中有9家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或受到影响。
数字媒体影响力增加并获得认可：数字媒体初创企业显然给陷入困境的新闻行业和新闻消费者带来了希望。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香港新闻记者协会”发现记者和公众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在两年内第一次有所改善。“香港新闻自由” (Hong Kong Free Press)联合创始人兼总编辑汤姆·格兰迪（Tom Grundy）在接受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采访时表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是“一种未被充分报道的、更积极的事件，来自于雨伞运动的抗议活动。” “香港新闻自由”和“传真社”（FactWire）成立于2015年，“众新闻”（Citizen News）网站于2017年上线。许多数字媒体都是非营利的，消除了对收购将削弱编辑独立性的担忧。9月19日，政府宣布允许在线媒体记者参加官方新闻发布会，这一长期政策的改变是坚持不懈的倡议活动的结果。格兰迪（Grundy）说，自去年11月以来，“香港新闻自由”的记者确实能够参加政府活动，并向政府官员提出问题，尽管相关的法律条例尚未公布。然而，他和其他新的数字媒体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许多人靠众筹生存，但这种方法的可持续性仍不确定。今年4月，获奖的营利性机构“端传媒”（The Initium）在90名员工中裁掉了70名，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投资，他们转而求助于付费订阅。

中国之外：中国政府加强全球审查机制，民主国家考量如何回应

加大对学术审查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利用各种手段强迫外国公司和机构进行自我审查方面经验丰富，但在2017年，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中共的手段更为公开和咄咄逼人。8月18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不通知编辑人员的情况下，从中国网站上删除了《中国季刊》的315篇文章。它笨拙的审查是基于政治敏感的关键词，过滤掉一些相当无害的内容，同时让其他真正敏感的材料通过了审查。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之后，仅三天后，该机构就改变了方向。但在去年11月，另外一个学术机构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称该公司决定为中国用户删除1000篇文章表示不以为然，并表示“只有百分之一”的内容是无法访问的。美国赛奇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11月21日披露，如果他们继续拒绝接受中国政府言论审查，中国政府可能会迫使该公司完全退出中国。北京方面也试图压制数字领域之外的言论。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之后，中国外交官敦促学校撤销邀请，而一些直言不讳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警告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将会毁掉我们的快乐”。大学最终没有做出让步。
全球影响：过去一年，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影响。在北美，华文媒体尤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因为中国官员培养了合作伙伴，而中国国有媒体成为这些华文媒体的持股人。一名华裔加拿大记者由于试图为刘晓波发表讣告而遭到报社免职。去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脆弱的民主国家都使用了“锐实力”（Sharp power）手段来操纵和分散注意力。《中国日报》（China Daily）副刊《中国观察》（China Watch）已经设法进入了几家阿根廷报纸（这份副刊长久以来一直被塞进《华盛顿邮报》），而拉丁美洲的新闻记者则被带到中国免费游览，以鼓励他们做出对中国有利的报道。在波兰，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到访之后，在华沙机场一直可以获取《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中国电视发行公司“四达时代集团”（StarTimes Group）在30个非洲国家已经赢得了1000万用户。中国除了施加直接影响和与外国媒体合作的举措之外，它还为那些寻求压制言论自由的威权政府树立了榜样。“越南正在复制中国使用的策略，”自由之家的玛德琳·厄普（Madeline Earp）说，“这为该地区定下了令人不安的基调。”在马尼拉，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他的政府似乎是复制了中国的剧本。2018年1月15日，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吊销了Rappler新闻网的营业许可，声称该新闻网站接受美国欧米迪亚网络（Omidyar）的捐赠，违反了对外国媒体所有权的限制。澳大利亚出版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Allen & Unwin）推迟了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这也无意间凸显了汉密尔顿作品所传达的讯息的紧迫性。
遭遇政策阻力：和中国影响力日隆将影响国家安全有关的担忧，过去的一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尽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全面的回应可能会引发反华仇外情绪，但政策已经根据提议得到调整，以应对北京方面的有害活动，并堵住现有的漏洞，同时保护当地华人居民和来访学生的权利。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谭保(Malcolm Turnbull)的政府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为范本，起草了《外国干涉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澳大利亚智库“中国问题”（ China Matters）敦促各主要高校共同努力，帮助中国学生融入当地社会，同时支持校园言论自由。政治科学家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呼吁警惕中共统战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代表的“神奇武器”，该部门负责监管各种拉拢和影响外国政府和社团的活动。她警告说，她的祖国新西兰是中共党国体制全球策略的试验场，并呼吁其他国家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维护民主和自由。布雷迪发表了一份关于她的调查结果的报告。正在此报告发表之前，媒体曝出新西兰议员杨健曾在中国的“间谍学校”受训，并曾在军事学院任教。与此同时,美国在经过彻底调查后，美国“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对遍及全美高校的有中国政府资助的 “孔子学院”进行彻底调查后明确表示：“我们建议所有大学关闭孔子学院。”

本期良心犯：综述2017

过去一整年，很多中国公民和一些外国人遭到中国政府的逮捕和拘禁，原因是和平表达他们的观点或分享被中共视为不受欢迎和政治敏感的信息。截至12月中旬，“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统计共有41名记者、博客作者和在线活动人士在中国被拘留，这一数字在全球排名第二。

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无法充分反映究竟有多少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或的个人保管范围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或获取信息而受到拘禁，因为很多遭到拘禁的人只是因为从事了一些不那么正式的活动，比如印刷传单，创作歌曲，从被封锁的网站下载内容或分享VPN技术，而那些遭到迫害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成员的数字更是无从获悉。此外， 2017年即将结束的时刻，还出现了若干针对维权人士的新判决。

以下案例没有包括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里：

吴淦，博客作者，在被拘押两年之后，在圣诞节的第二天被天津一家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吴淦被判“颠覆国家政权”，因为他“利用信息网络”来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倡导人权。
广西的技术专家吴向阳被判处5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销售用于登录被屏蔽网站的VPN服务。
今年6月，两名西藏僧人更登朱巴（Gedun Dragpa）和洛桑喜饶（Lobsang Sherab）分别被判处4年和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将信息传递到西藏境外。
今年7月，来自四川省的一位名叫嘉央洛卓（Jamyang Lodroe）的西藏僧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显然是由于他写了一篇政治敏感的文章，并在微信上分享。
陕西妇女杨蓉，在3月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因为据报道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和被禁止的修炼团体法轮功相关的照片，并且经常散布有关该团体及其遭受迫害的信息。
今年5月，维吾尔穆斯林学者赫比布拉·吐赫提（Hebibulla Tohti）在新疆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含混不清的“非法宗教活动”。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对他的监禁是对“非暴力学术自由运动”的报复，包括他的一篇强调维吾尔文化的论文。

这一年也因虐待言论自由活动人士而受到关注，他们遭到拘禁，有时甚至因此死于非命。许多律师因在网上或外国媒体上分享他们的案件的信息而被拘留，据报道，他们遭受了酷刑折磨，甚至其中一些人最终精神崩溃。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被拘留者得不到适当的医疗。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被拖延的保外就医而辞世，作家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曾因写作文章被以“颠覆罪”被判入狱12年，在获得保外就医后仅几个月因脑癌在11月份去世。

随着2018年的到来，中国当局依然在继续努力压制那些可能持不同政见的人。1月19日，律师余文生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宪法改革，仅仅不到在48小时便遭到拘捕。几天后，在一个特别厚颜无耻的举动中，10名便衣警察绑架了香港书商和瑞典公民桂敏海，当时两名瑞典外交官正陪同他前往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进行体检，此事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2018年关注重点

网络安全执法：关注实施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的更多规定；关注更多的外国公司效仿苹果在中国境内存储用户数据；关注对以前可能不受惩罚的行为的新诉讼。

监控之国的扩张：关注监控技术的新进展（特别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关注为建立全面社会信用体系采取的步骤；关注已经在新疆地区应用的监控方法向中国其他地区的推广。

“中国模式”的推广和对“锐实力”的反制：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发表讲话后，关注中国如何更积极地将中国的治理模式——包括其信息控制手段——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政权可能采纳其中的哪些策略。同时，也要关注民主国家将采取哪些新政策举措，以增加中共在各国境内活动的可追责度和透明度，包括那些涉及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的活动。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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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一位人权网站的创办人和数名维权人士因行使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参加纪念刘晓波的活动而在中国身陷囹圄，并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他们是本期“国际给良心犯写信”活动的焦点人物。点击相关链接，为刘飞跃、李学文和詹惠中发出你的声音。

HEADLINES

ANALYSIS: How to Respond to Beijing’s Growing Influence Abroad

The events of the past month suggest several ways to counter antidemocratic pressure from China’s government.

本期分析：如何回應北京在海外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grows more aggressive in its efforts to spread censorship, propaganda, and other features of its authoritarian system to foreign lands, it is easy to be disheartened—particularly when so many companies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ve capitulated to the pressure from Beijing.

But further from the headline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exploring more principled responses to this genuine threat to global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deed, the past month alone has featured numerous impressive examples of approaches that could also prov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The recent cases of pushback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eneral types:

1. Investigation and exposure. A key element of the CCP’s overseas influence operations is their subtle and often stealthy nature. Consequently, rigorous and well-documented investigations by scholars, journalists, and civil society have been useful in unveiling the campaigns and countering false CCP narratives.

On January 30,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Citizen Lab published a report analyzing phishing operations that target overseas critics of the CCP, particularly 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but also Uighurs, Falun Gong activists, and Chinese rights defenders. The report identified basic digital security precautions that would help thwart the malicious tactic.

On February 8, veteran Sinologist Martin Hala published a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 CCP-aligned energy and finance conglomerate CEFC has engaged in elite capture, media intimidation, and news outlet acquisi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se and other influence efforts in recent years have produced a Czech foreign policy that is far more favorable to Beijing.

On February 13,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s China Brief published a piece by analyst John Dotson on the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CPPRC), which presents itself as a private civic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Dotson, a “cursory examin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leadership structure reveals that [it] is directly subordinate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s the CPPRC’s U.S. branch,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s Peaceful Unification, raising a variety of questions, including why the organization is not currently registered under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inally, a February 14 article in Foreign Policy outlined evidence of Chinese embassy funding for Georgetown University’s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sparking a broader discussion and social media exposure regarding Chinese government ties to CSSA branches on U.S. college campuses. China experts took to Twitter to share links and excerpts from CSSA charters or websites that reveal authoritative oversight by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various levels of funding that other foreign governments generally do not provide to student groups, and potentially discriminatory membership requirements that exclude students who do not support all of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In many cases, the problematic wording was evident in Chinese versions of CSSA charters or websites, but not in the English versions that are typically reviewed by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bilingual research in this area.

2. Increased public and policy debate. Another set of actions and writings over the past month have focused on facilitating public debate and policy action. On February 5, two respected European think tanks published a joint report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document includes engaging graphics, maps, and charts that help make sens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trends across dozens of countries. Crucially, the report provides thoughtful and sober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suggestions on how European governments should respond to the phenomenon of CCP influence in a way that assists rather than demonizes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the Atlantic,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Confucius Classroom initiatives received a new round of public scrutiny after Senator Marco Rubio of Florida wrote to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a high school in his home state, outlining concerns that these programs have engaged in discrimination and limited academic freedom. At least one university responded by stating that it had already decided not to renew its contract. On February 13, Rubio also raised the issue at a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hearing, prompting a discussion about the potent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ramif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s.

Separately, several pieces of legislation are pending in Congress, including a reform of foreign-investment review rules and restrictions on U.S. government contracts with certain Chinese technology firms.

3. Upholding local legal standard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s can take in response to the encroachment of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sion is to uphold their own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early February,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followed its usual rules governing visitors traveling on U.S. passports and granted entry to Lobsang Sangay,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his was done despite Chinese government anger over the visit and a past record of denying visas to the Dalai Lama, who travels on refugee documents under a different set of regulations.

In New Zealand, following reports that China scholar Anne-Marie Brady, who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problematic CCP influence in the country, had suffered several suspicious break-ins at her office and home, the New Zealand authorities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he prime minister voiced concern that such crimes might be “in response to the work she is doing.”

4. Action by influential private and civic entities. In Malaysia,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come under pressure to deport 11 Uighur refugees to China, the local bar association published a statement on February 15 urging the authorities to refrain from doing so. It also offered a detailed legal analysis outlining why such actions would contravene Malaysia’s own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Hours later, a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person, perhaps emboldened by a strong local voice and sound legal basis, reiterated its appeal to Malaysia’s government not to return the detainees to China. On February 20, Malaysian authorities noted they were 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Thai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Uighurs’ fate.

In Australia, several firms have in recent months refused to publish a book by academic Clive Hamilton regarding CCP influence in the country, reportedly out of fear of legal reprisals. But on February 6, news emerged that publisher Hardie Grant will be publishing the book next month after the author made some adjustments to address legal concerns. The company’s chief executive said, “It’s my experience that governments will try to prevent things from getting into the public domain that may damage their perceived interests. We value freedom of speech ahead of those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any organized response to harmful CCP activities will depend on whether it is both precise and proportional. Effective remedies must avoid sweeping stereotypes and false equivalencies while also meeting the legitimate needs of all concerned—including Chinese students, targeted minorities, CCP critics, and foreigners who wish to learn Chinese. This will require thoughtful participation by a wide range of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The examples listed above represent a strong start.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on February 27, 2018 by the Diplomat.

New Year’s gala falls flat again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 Gala program—a long, lavish variety show produced by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has aired on the eve of Chinese New Year since 1983. While it remains a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most-watched television show in the world, ratings have slump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show now has to compete with a vast amount of alternative entertainment—on other television channels, on computer screens, and especially on mobile phones. On top of that, some of the recent skits, including an infamously sexist act last year, have met with jeers nationwide. The director seems oblivious to this criticism, telling SupChina’s Jiayun Feng that he “didn’t find a lot of criticism” online last year and that he “won’t take any mean taunts seriously” this year.

The 2018 show w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yet, including performers from over 10 countries and cameos or greetings by U.S. basketball star Stephon Marbur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Thomas Bach,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Unfortunately, a skit on Sino-African friendship proved that the global outlook of Chinese state media still has a very long way to go. In “Sharing Joy, Sharing Happiness,” Kenyan women who in real life serve as attendants on the new Chinese-funded Nairobi-Mombasa Railway shared the spotlight with Chinese actress Lou Naiming, who walked onstage in blackface and large prosthetic buttocks. Netizens did not hold back their disgust. “Calling an Asian person ‘chink’ is racist, but when a yellow-skinned auntie appears at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blackface and proclaims her love for China, the media all love it. What a double standard,” fumed a user named @-OnlySoymilk- on the Sina Weibo microblogging platform. Hundreds of users called out Lou on her own Weibo account, while many foreign observers, including Africans, denounced the skit as racist.

Many of the social media posts excoriating the skit remained online, but salty commentary on the gala has been filtered on Weibo. The hashtag “Spring Festival Gala roast” (春晚吐槽) was blocked less than halfway through the show’s four-plus hours. According to China Digital Times, other terms combining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words like “ridicule” and “garbage” were blocked from both searches and posts on Weibo. Separately, a Hunan Television news anchor mispronounc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name during the provincial network’s broadcast of the gala. He quickly corrected himself, but the clip of his slip-up was scrubbed from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YouTube, the U.S.-based video-sharing site owned by Google, complied with Hunan TV’s request to remove the clip. In response, China Digital Times reposted the video to YouTube itself, only to have its version taken down as well.

While the gala has become the show to either ignore or hate-watch, it still had its sweet moments. Divas Faye Wong and Na Ying hit a high note in their duet “Years”; the pair last sang together at another CCTV gala in 1998.

#MeToo in China: Sexual harassment, censorship, and rice bunnies

Inspired by the #MeToo movement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which beg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women have taken to social media to tell their own stories of mistreatment. In October 2017, an anonymous user posted on the question-and-answer site Zhihu about harassment she suffered from her doctoral adviser 13 years earlier at Beihang University. Then on January 1, she reposted her story to Weibo, this time under her real name. Luo Xixi’s accusations went viral, and her former adviser, Chen Xiaowu, was dismissed from Beihang on January 14. Soon other women followed Luo, posting their stories of harassment and abuse, often at the hands of professors. Open letters calling on universities to address harassment also began to circulate online and were signed by hundreds of students, alumni, and professors.

Some artists’ recent work notably helped draw attention to the topic. Vivian Qu won a Golden Horse for best director in November for her film Angels Wear White, a drama about two schoolgirls living through the aftermath of sexual assault. In Beijing this December, parents and young girls who saw the premier of Paula Vogel’s play How I Learned to Drive, which also deals with sexual abuse, were reportedly moved to stand up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mselves.

On January 7, the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People’s Daily expressed its support for women who come forward to report abuse, but it did not take long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urtail the budding movement. In the third week of January, a planned march from Beihang University to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as canceled by its organizers. At least three students were told by their university not to participate, according to Reuters. Other students have been warned not to get too involved in #MeToo lest they be mistaken for “foreign hostile forces.”

Censorship has hit social media as well. Women have reported that their posts and open letters have been deleted, while keywor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began to be filtered from search results. But Chinese netizens have a great tradition of skirting the censors with creative homophones. In early February, users starting talking about “rice bunnies” (mǐ tù), a code word whose characters are so common in Chinese that they would be difficult to censor, or simply using the “rice” and “rabbit” emoji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Feminist activist Li Maizi says that young women’s linguistic creativity will bolster the movement in China, but warned that “there’s no space for [politics]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It is likely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even the rice bunnies disappear.

There are bo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have caused #MeToo to falter i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vement started with celebrities and was both backed and urged forward by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by contrast, action has primarily come from young individuals speaking out on social media. Without coverage in mainstream state or state-sanctioned media, it is harder for the movement to gather momentum in China. The party-state is also wary of any type of grassroots collective action, so whatever traction #MeToo has gained in the country will soon be broken up. Luo Xixi herself says that being located outside of China—she lives in California—emboldened her to add her real name to her story.

Tech updates: Mobile pay services, Weibo reprimand, cloud data localization

Mobile payments on the rise: About 97.5 percent of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connect via mobile phone, and 65.5 percent of internet users use mobile payments for nonfinanc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2017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The rise of mobile payments is perhaps most noticeabl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when people send even more virtual “red envelopes” (hongbao) than usual (mobile pay has turned them into a year-round tradition) and participate in phone-shaking sweepstakes. Alipay and WeChat Pay have been locked in a hongbao war for the past few years, but WeChat seems to have already won in the Year of the Dog. Some 668 million people sent hongbao via WeChat Pay on the eve of this Chinese New Year. The increase in mobi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in recent years may help explain the urgency and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authorities have pursued a crackdown o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mobile applications that are used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over the past year.
Regulator rebukes Weibo: On January 27,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accused Weibo, the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 operated by the Sina internet portal, of spreading “content of wrong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 obscenity, low taste,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subsequently ordered the suspension of several Weibo services for one week. The charges followed revelations that some celebrities had bought their way onto Weibo’s list of top 10 trending topics. The CAC also demanded that Weibo do more to remove “false information” and keep a copy of user content for six months after it has been posted.
Crackdown on videos may have gone too far: Popular animated characters including Peppa Pig and Princess Elsa have partly or entirely disappeared from major Chinese video-streaming sites following scrutiny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The media regulator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several internet companies after videos surfaced featuring children’s cartoon stars in violent, pornographic, or otherwise inappropriate scenarios, but streaming sites apparently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and limit access to any video featuring the characters in question.
Evernote complies, Asus flies: On February 8, the U.S.-based note-taking app company Evernote announced that Chinese users’ data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encent Cloud by mid-2018 to comply with a Cybersecurity Law provision that requires Chinese users’ information to be stored in China, where it may be subject to intrusive monitoring. The move could cut China off from public notebooks created abroad. Around the same time, Taiwanese hardware company Asus decided to move in the opposition direction: Rather than partnering with a local cloud computing provider or complying with onerous new regulations, Asus will close its Shanghai data center on May 1.
Apple may be hiding bad air: Reddit user @-IntoTheVoid- reported that poor air-quality ratings seem to be disappearing from the Weather app on his iPhone in China. Some commenters responded by saying they had no trouble loading air-quality data, though the readings they cited were good and may not have been deemed sensitive by censors. In 2017 Beijing banned nongovernmental sources from reporting air-quality data.

HONG KONG: ‘Umbrella’ activists freed, candidate banned, detained bookseller interviewed

Three events over the past month highlighted both the dwindling space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continued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s as a bulwark against arbitrary government decisions.

‘Umbrella Movement’ activists freed: Joshua Wong, Alex Chow, and Nathan Law, all of whom played leading roles in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protests calling for full democracy in Hong Kong, were free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n February 6. The court reject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appeal for harsher sentences and overturned a lower court’s decision to impose jail te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judges affirmed the possibility of prison sentences for unlawful assembly and civil disobedience under “new guidelines” that could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sending people to prison for protesting in the future,” as Human Rights Watch’s Maya Wang told Time. Tim Hamlett of the Hong Kong Free Pressargues that the judgment is not all that disconcerting, as it is focused on potentially violent acts. “Persistent protesters also 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essenc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accepting punishment, not escaping it,” writes Hamlett.
Agnes Chow banned from election: Hong Kong’s election officials disqualified Agnes Chow from running in a March 11 legislative by-elec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her party, Demosistō, “promote[s] self-determination,” suggesting that she would not uphol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The ban against me isn’t personal,” Chow told the Guardian, “it’s targeting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who have a different view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are seen as a threat by Beijing.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decried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as a de facto “political screening process” based on a “vague and imprecise” requir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said that rather than protecting the official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which guarantees Hong Kong’s autonomy within China, the disqualification was actually “another step towards the evisceration of that principle.” Demosistō, cofounded by Chow, Joshua Wong, and other Umbrella activists, advocates “democratic self-determination” for Hong Kong rather than outright independence.
Gui Minhai gives questionable interview: Gui Minhai, one of five Hong Kong booksellers who were abducted and detained by mainland authorities in 2015, gave what amounted to a confession on February 9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Oriental Daily. “Looking back, I might have become Sweden’s chess piece,” said Gui, a naturalized Swedish citizen who three weeks earlier was seiz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while on a Beijing-bound train accompanied by two Swedish consular officers. He had been en route to a medical appointment at the Swedish embassy at the time, and his statement appears aimed at undermining Sweden’s diplomatic efforts on his behalf. Gui had been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he and four other colleagues at Mighty Current Media, which specialized in books on Communist Party political intrigue, were detained in late 2015. Gui gave an earlier confession on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 in January 2016. His latest “interview” follows a disturbing pattern in which Chinese rights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confess through Hong Kong media, including Oriental Daily, the Post, and Phoenix TV. These developments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e in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and a rise in Chinese propaganda—including Xi Jinping’s books—at stores in the city.

BEYOND CHINA: AU headquarters bugged, foreign firms self-censor, fake activist emails

African Union bugged: The Addis Ababa headquarters of the African Union (AU), a “gift” from China to its “African friends,” hemorrhaged data every night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7, 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published on January 26 in the French newspaper Le Monde. In January 2017, AU technical staff noticed that the building’s data usage peaked from midnight to 2 a.m.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as being siphoned through a digital back door to a server in Shanghai. Staff also found microphones hidden in walls and desks. The building’s entire information-technology system was changed after last year’s discovery, and state-owned Ethio Telecom no longer handles communications. Both China and the AU have repudiated Le Monde’s report. Paul Kagame, the current AU chair and ruler of Rwanda since 1994, denies both that the building was bugged and that the organization would have anything to hide. About 73 percent of the AU’s nonpeacekeeping budget comes from foreign donors.
Marriott, Mercedes self-censor: On January 11, Beijing chastised international hotel chain Marriott for listing Tibet,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separately from China in an online customer survey. Chinese regulators suspended the site and related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one week, while Marriott suspended its Twitter accounts (which are inaccessible in China), issued a profuse apology statement, and dispatched two senior executives to acknowledge the error on Chinese state media. Companies including Zara, MUJI, MedTronic, and several airlines have recently issued apologies after supposedly offending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maps or country lists that failed to conform with Beijing’s definition of its territory. On February 7, Mercedes-Benz apologized for posting an ad with a quote from the Dalai Lama on its Instagram account; the apology was particularly striking given that the ad was in English, intended for non-Chinese audiences, and on a platform that is blocked in China.
Foreign money for media ‘sensitized’: Film production, news media, sports clubs, real estate, weapons manufacturing, and a number of other industries will be listed as “sensitive” sectors for investment abroad starting March 1,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revealed on February 11. Chinese entities wishing to invest more than $300 million oversea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gain approval from the NDRC. The reinforced scrutiny implies that investment in overseas media and film studios by Chinese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will entail more explicit coord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n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s declined in 2017 as Beijing seeks to keep assets and wealthy officials in the country.
Fake emails sow confusion, seek information: Suspected ag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in recent years used email impersonation as a tactic to mislead politicians, harm the reputation of CCP critics, and obtain sensitive information. A report on Chinese harassment of activists in Canada submitted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in January noted that as recently as the previous month, emails purporting to be from practitioners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group that made grandiose and fanatical claims had been sent to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an effort to reduce support for the group,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 In early February, council members in Ipswich, Australia, received threatening emails from a woman claiming to be a Falun Gong adherent, but who according to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director Levi Browde was unknown to Falun Gong coordinators in Buffalo, New York, where her IP address was located. Browde said that IP addresses of such fake emails had been traced to China in the past, but are now more often found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same impersonation tactic has also been used to try and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overseas activists. In October, a message sent from a Gmail address purporting to belong to Freedom House’s Sarah Cook was sent—from a U.S. IP address—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awkwardly seeking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your propaganda staff” ahead of the group’s General Assembly.

FEATURED PRISONER: Tsegon Gyal

Tsegon Gyal, 55, a former Tibetan journalist from Qinghai Province, was sentenced on January 10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apparently in retribution for a post on WeChat in which he criticiz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failing to genuinely promote its proclaimed policy of “ethnic unity.”

Gyal’s sentence came more than a year after 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in December 2016 and held incommunicado. He was charged two weeks after his arrest with “inciting separatism,” an offense often invoked to punish Tibetans who criticiz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region. He reportedly staged a silent protest in custody, refusing to answer interrogators’ questions. In April 2017, the 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 ruled that Gyal’s arrest was indeed arbitrary and urged his immediate release. Nevertheless, the authorities put him on trial the following month, while denying him the right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preventing his parents from observing the proceedings.

In the 1980s and ’90s, Gyal had worked as a police officer and then as a journalist for the Qinghai Tibetan News and Qinghai Legal Daily. He later gained prominence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d abroad when he was jailed as a political prisoner from July 1994 to May 1999. Since his release, he had been engaged in various community activities, including an effort to assist the disabled. He is currently being held at Dongchuan prison in Qinghai’s provincial capital, Xining.

WHAT TO WATCH FOR

Restricted access to Tibet: March 10 will b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8 protests against Communist Party rule that began in Lhasa and spread across the plateau to Tibetan areas in nearby provinces. Each year, the authorities typically restrict access to the region for foreigners and increase security surrounding the anniversary. But given the decennial date and a February 17 fire at the sacred Jokhang Temple—about which sparse details have been released and social media posts have been censored—restrictions may be greater than usual next month.

Censorship around the ‘Two Sessions’: On March 5, the annual two-week meeting of China’s parliamen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affiliated advisory body,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ill begin in Beijing and include the selection of state leaders. The gatherings are typically accompanied by censorship directives to avoid reporting on topics that might distract from the official political theater. In recent years, some attendees have voiced concerns regarding tightening internet censorship. Watch for intensified restrictions on reporting and whether,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critiques of censorship are raised.

Cybersecurity law in Macau: On February 8, Global Voices reported that Macau, a former Portuguese colony that is now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had undertaken consultations on a proposed Cybersecurity Law published in December. While local authorities claim that the law’s aim is to help prevent cyberattacks, critics and some experts fear that such measures are unnecessary and that certain provisions—such as those requiring real-name registration and monitoring of data flows—would facilitate intensified surveillance and censorship, including website filtering. Watch for any updates on the law’s progress and hints that it might also serve as a model for future legislation in neighboring Hong Kong.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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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 prisoner: A human rights lawyer, an online activist, and a bookseller with Swedish citizenship who are being held in China and at risk of torture for exercising basic rights, including to free expression, ar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Yu Wensheng, Zhen Jianghua, or Gui Minhai.

本期標題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蔡貢加

本期分析：如何回应北京在海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本期分析：如何回應北京日益增長的海外影響力？

上個月發生的數起事件顯示了對抗中國政府反民主壓力的若干途徑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由於中共越來越積極地將其威權體制下的言論審查、政治宣傳和其他手段傳播到國外，人們很容易感到灰心——尤其是在這麼多的公司和政治領袖屈服於來自北京的壓力的情況下。

不過如果進一步關注各種新聞標題就會發現，個人和組織正在探尋更有原則的應對措施，以反制這一對全球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威脅。事實上，僅在過去的一個月裡，就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包括美國國會採取的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未來有望取得成功。

最近的這些反制措施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 調查與揭露：中國在海外施展影響力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微妙而又常常隱密的特性。因此，學者、記者和民間社會進行的嚴謹而詳盡的調查有助於揭露這些活動和反擊中共的虛假論調。

1月30日，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發表了一份報告，分析了中共針對海外批評人士的網路釣魚活動，特別是針對西藏流亡社區，但是也包括維吾爾人、法輪功修煉者和中國維權人士。這份報告明確了基本的數位安全防範措施，將有助於阻擾這種惡意欺詐手段。

2月8日，資深漢學家馬丁·哈拉（Martin Hala）發表了一份詳細的報告，闡述了與中共結盟的能源和金融巨頭香港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如何在捷克共和國從事菁英招募、媒體威脅和新聞媒體收購。近年來，這些行為和其他各種擴張影響力的措施已經導致捷克制定了對北京更加有利的外交政策。

2月13日，詹姆士城基金會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發表了一篇由分析人士約翰•多森（John Dotson）撰寫的關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CPPRC）的文章，該會以民間組織的面貌示人。多森說，「對該組織領導結構的粗略審查顯示，它直接隸屬於中共中央統戰部。」這篇文章還提到了該促進會的美國分會「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提出了若干相關問題，包括為何這個組織至今還沒有根據美國《外國代理人法》進行註冊登記。

最後，在2月14日，《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概述了中國駐美大使館資助喬治城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的有關證據，引發了有關中國政府與美國大學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之間關係的廣泛討論和社交媒體曝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在推特上分享了連結和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章程》的摘錄以及有關網頁。這些資訊揭示了中國外交使團如何對學生社團進行直接的監控、提供其他外國政府通常不會提供的不同程度的資助，並且規定具有潛在歧視性的會員資格要求，從而將那些不支援北京所有領土要求的學生拒之門外。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有爭議的措辭在學生學者聯誼會的中文版《章程》或網站上是顯而易見的，而在通常會受到大學管理部門審閱的英文版中卻不會出現。這一現象也凸顯了在這一領域進行雙語研究的重要性。

2. 越來越多的公眾和政策討論：在過去的一個月，另一系列的行動和文章聚焦於如何開展相應的公開討論和政府決策。2月5日，兩家頗具聲望的歐洲智庫發表了一份聯合報告，論述中國政府在歐洲的政治影響。這份報告包含了圖解、地圖和圖表，有助於人們理解在數十個歐洲國家發生的大量事件和動態。最重要的是，該報告提供了若干深思熟慮的建議，比如建議歐洲各國政府如何以一種協助而不是妖魔化當地華人社區的方式來應對中共的巨大影響。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中國政府設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的舉動受到了新一輪的公眾審查。此前，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魯比奧（ Marco Rubio）在他的家鄉州給幾所大學和一所高中寫信，概述了有關這些專案存在歧視和限制學術自由的擔憂。至少有一所大學回應說，它已經決定不再續簽合約。2月13日，魯比奧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引發了有關這些機構對於情報和國家安全方面潛在影響的討論。

此外，國會還在等待幾項立法，包括改革外國投資審查制度，以及限制美國政府與某些中國科技公司簽訂的合約。

3. 堅守自己的法律標準：民主國家應對中國政府壓力侵蝕，能夠採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堅守他們自己的法律標準和行政程式。

2月初，南非政府遵循通常針對持有美國護照遊客的旅行管理規定，允許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入境。儘管中國政府對司政的訪問感到憤怒，儘管過去曾經有過達賴喇嘛持難民旅行檔案而因不同的管理規定被拒絕入境的先例，南非政府依然照章辦理。

在紐西蘭，據報導，中國問題學者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的家中和辦公室發生了幾起可疑的闖入事件，她一直在敦促人們加強對中共在紐西蘭的影響力的警覺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紐西蘭政府已經對此展開調查。此外，紐西蘭總理也對這些可能是「針對她所從事的工作」的犯罪行為表示了關切。

4. 有影響力的私人和民間機構採取行動：在馬來西亞，政府迫於壓力決定將11名維吾爾族難民遣返中國，當地律師協會在2月15日發表聲明，敦促當局不要這樣做。該協會還提供了一份詳細的法律分析，概述了為什麼這些行動違反了馬來西亞自己的法律和國際承諾。數小時之後，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可能是受到當地強烈呼籲和堅實法律基礎的鼓舞，再次敦促馬來西亞政府不要將被拘留者遣返中國。2月20日，馬來西亞當局表示他們已經就這些維吾爾人的命運與泰國政府進行了談判。

在澳洲，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的一本有關中國在該國影響力的作品一直被幾家出版社拒絕出版，有報導稱，這些出版社擔心遭遇法律上的麻煩。不過，2月6日傳來消息，哈迪格蘭特出版公司將在下個月出版這本書，前提是作者對一些可能導致法律糾紛的地方進行一些修改。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說，「根據我的經驗，政府會試圖防止那些可能傷害他們預期利益的事情進入公眾視野。但我們珍視言論自由的價值勝過其他利益。」

針對中共有害活動的任何有組織的反制行動的成功都取決於這種行動是否精準和恰當。有效的補救措施必須避免以偏概全的成見和錯誤的等量齊觀，同時還要滿足所有相關人群的合法需求——其中包括中國學生、所涉及的少數群體、中共批評者和希望學習中文的外國人等等。這將要求廣大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參與行動時必須深思熟慮。上文中列舉的事例代表了一個強有力的開端。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本文已於2018年2月27日發表於《外交家》。

新年春晚又遭貶

自1983年以來，一年一度的春晚大戲都會在農曆除夕夜上演。這台冗長而眼花繚亂的節目由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製作。雖然春晚依然是一個全國性的傳統並且是全世界收視人數最多的節目，但在過去幾年它的收視率一直在下滑。這台晚會現在面臨中國其他娛樂節目的競爭，有的來自其他電視頻道，有的來自網路，尤其是來自手機的競爭。最重要的是，最近的一些小品，包括去年一個惡評如潮的性別歧視的小品，在全國引來噓聲一片。而春晚導演似乎對這些批評視而不見，他告訴網路媒體SupChina記者馮佳雲（音譯），他去年在網上「沒有見到太多批評」，而今年他「也不會把那些吐槽太當回事」。

2018年的春晚是迄今最為「國際化」的演出，有來自超過10個國家的演員參與演出。參加客串或發來問候的包括美國籃球明星斯蒂芬·馬布裡（Stephon Marbury）、國際奧會主席湯瑪斯·巴赫（Thomas Bach）、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以及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

很可惜，一則有關中非友誼的小品卻暴露出中國官方媒體的全球視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在小品《同喜同樂》中，幾名在中國出資新建的奈洛比—蒙巴薩鐵路上當乘客服乘務員的肯亞婦女與中國演員婁乃鳴同台亮相，後者扮成黑臉和戴著碩大的義臀登臺表演。網民們毫不掩飾他們的厭惡。一位網名@-OnlySoymilk的網友在新浪微博上氣憤地說，「用chink來說亞洲人是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但是春晚上把黃種人大媽塗成黑人還高呼我愛中國就被多家媒體當啥光榮事兒一樣報導，雙標得厲害啊。」數百名網友在婁乃鳴的個人微博帳號上大聲譴責，同時也有很多外國觀察人士包括非洲人指責這個小品是種族歧視。

網上對這個小品的種種責難聲猶在耳，但那些對春晚的惡搞評論已經遭到微博的封鎖。在這個長達四個多小時的節目進行不到一半的時候，「春晚吐槽」這個主題標籤就已經被封鎖。中國數字時代說，含有「春晚」和「可笑」、「垃圾」等的詞語在微博上既不能搜索也不能發佈。另外，河南電視臺在省內電視網路轉播春晚的時候，一名新聞主播讀習近平名字是發音有誤。雖然他很快糾正了自己，但是這段口誤的視頻還是被中國的社交媒體清除。谷歌旗下的美國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也按照河南電視臺的要求刪除了這段視頻。作為回應，中國數字時代在YouTube上重新發佈了這段視頻，結果是同樣遭到刪除。

雖然春晚演出已經儼然淪為雞肋，其中依然有些亮點。著名歌星王菲和那英的二重唱《歲月》成為晚會的高潮，她們二人曾經在1998年的春晚連袂演唱。

#MeToo 在中國：性騷擾、言論審查和「米兔」

受開始於美國的反對性騷擾和性侵的#MeToo運動的激勵，中國婦女也開始利用社交媒體講述她們自己遭受侵害的故事。2017年10月，一名匿名使用者在問答網站知乎發佈了一篇她13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遭受她的博士指導教授騷擾的帖子。今年1月1日，她又在微博上發佈了自己的故事，而這次她使用了真名。羅茜茜的指控迅速流傳，她當時的指導教授陳曉武在1月14日被北航解職。隨即有更多其他婦女跟隨羅茜茜，發佈了她們受騷擾和侵害的故事，其中很多涉及她們的教授。呼籲各個大學解決性騷擾問題的公開信也開始在網上流傳，並且得到了數百名學生、校友和教授的簽名。

一些藝術家們最近的作品也明顯地吸引了人們對這個話題的關注。文晏（Vivian Qu）因她的影片《嘉年華》（Angels Wear White）而榮膺金馬獎最佳導演。這部電影講述了兩名女生在受到性侵之後的生活境遇。去年12月，據報導，在觀看了寶拉·沃格爾（Paula Vogel）有關性虐待的舞臺劇《未成年少女的駕駛課程》（How I Learned to Drive）北京首演之後，家長和年輕女孩們也為他們的孩子和自己挺身而出。

1月7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文表示支持婦女挺身舉報虐待事件，但是有關當局在不久之後就遏止了這個剛剛萌芽的運動。1月的第三個星期，組織者取消了原計劃從北航到對外經貿大學的一次遊行。路透社報導說，至少有三名學生被學校告知不得參與遊行。其他學生也受到警告不要過於涉入#MeToo運動，以免被誤認為「境外敵對勢力」。

社交媒體也受到了言論審查。婦女們報告說，她們的帖子和公開信已經被刪除，而像「性騷擾」這樣的關鍵字也在搜索結果中被過濾。但是中國線民們有一個優良傳統，那就是用富有創意的同音字來規避言論審查。2月初，用戶們開始談論「米兔」，這兩個在中文裡非常普通的字眼很難受到審查，有的甚至直接用「米」和「兔」的表情來讓對話得以繼續。女權活動人士李麥子說，年輕女性的語言創造力將會支撐這一運動在中國的存在，不過也警告說，「社交媒體和主流媒體上沒有（政治）空間」。很可能或早或晚就連「米兔」也會消失。

#MeToo運動在中國步履維艱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的因素。在美國，這項運動由一些演藝明星開始，並且得到了調查性新聞媒體的支持和推動。與此相反，在中國，這些行動主要是由一些年輕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言論。缺少主流國家或國家認可的媒體的報導，這場運動在中國難以為繼。黨國也一直對任何形式的草根集體行動保持警惕，所以在中國無論#MeToo運動獲得何種形式的支援都會很快被切斷。羅茜茜本人說，身處國外——她住在加利福尼亞——才讓她有膽量用真名講述自己的故事。

技術新訊：移動支付服務、微博遭訓斥、雲端資料本土化

移動支付增長：根據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CNNIC）2017年度報告，在中國有97.2%的網路使用者通過手機上網，而有65.5%的網路使用者使用移動支付服務進行非金融類產品的付款。移動支付的增長或許在春節期間顯得尤為顯著。人們在此期間發送比平時（移動支付已經讓發紅包變成一種常年活動）更多的虛擬紅包和參與新春搖搖樂抽獎活動。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過去幾年一直在紅包大戰中殺得難解難分，但是微信似乎已經在狗年贏得了戰爭。在新年除夕之夜，有大約6.68億人次通過微信支付發送紅包。近年來移動互聯網連接的增加，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何在過去一年當局對VPN移動應用程式進行緊急和徹底的打壓——人們一直使用VPN規避言論審查。
監管當局譴責微博：1月27日，網信辦譴責新浪微博(Sina Weibo)運營的廣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臺——新浪微博(Weibo)，傳播「誤導輿論、淫穢、低俗、種族歧視的內容」，並隨後下令暫停幾項微博服務一周。此前，有報導稱一些社會名人出錢讓自己的進入微博「十大熱門話題」的排行榜。網信辦還要求新浪微博採取更多措施刪除「虛假資訊」，並在發佈後的6個月內保留使用者內容的副本。
打壓視頻無遠弗屆：由於國家新聞廣電總局（SAPPRFT）的審查，許多廣受歡迎的動畫人物，包括粉紅豬小妹（Peppa Pig）和艾莎公主（Princess Elsa），現在已部分或完全地從中國主要的視頻網站上消失。媒體監管機構之前就對幾家互聯網公司展開了調查，針對一些有兒童卡通明星的視頻出現的暴力、色情內容或其他不合適的場景，但視頻網站顯然決定遵循「小心無大錯」的原則，限制用戶訪問任何有問題卡通人物的視頻。
Evernote聽話，華碩電腦出逃：2月8日，總部在美國的筆記應用程式公司Evernote宣佈它的中國使用者的資料將在2018年年中之前轉移至騰訊雲，以遵守《網路安全法》要求中國使用者的資訊存貯在中國國內的一項規定。這可能將使中國使用者的資訊受到侵入式監控。這一轉移將切斷中國與建立在國外的公共筆記簿之間的聯繫。幾乎就在同時，生產電腦硬體的台資華碩公司（Asus）則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決定：華碩公司將於5月1日關閉他在上海的資料中心，而不是與當地的雲計算提供商合作或是遵從繁雜的新法規。
蘋果或許正在把壞空氣藏起來：紅迪網（Reddit）用戶@-IntoTheVoid 報告說，他在中國的iPhone上，天氣預報應用程式中的糟糕的空氣品質評分似乎正在消失。有些評論者回應說，他們載入空氣質量數據沒有問題，雖然他們引用的都是一些良好的空氣質量數據，或許審查機構認為這些資料還不夠敏感。2017年，北京禁止非政府來源公佈空氣質量數據。

香港：雨傘運動活動人士獲釋、候選人參選遭禁、被拘書商接受採訪

過去一個月發生的三件事凸顯了香港言論自由空間的萎縮，而繼續有效運作的法院則成為了對抗政府武斷決策的壁壘。

雨傘運動活動人士獲釋：2月6日，香港終審法院釋放了在2014年呼籲香港實行全面民主的抗議活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終審法院駁回了香港政府對這三人進行重判的要求，也推翻了一個下級法院判處他們入獄的判決。於此同時，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王松蓮對《時代週刊》說，法官也確認了按照「新準則」，非法集會和公民不服從行動可能導致被判入獄，而這將「為將來舉行抗議活動的人送進監獄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 Hong Kong Free Press網站的孔文添（Tim Hamlett）認為，這個判決結果還算令人可以接受，因為判決主要是針對潛在的暴力行為。他寫道，「那些堅持抗議的人也需要記住，非暴力反抗的本質是接受懲罰，而不是逃避懲罰。」
周庭（Agnes Chow）參選遭禁：香港選舉官員取消了周庭代表她的政黨香港眾志（Demosistō）參加3月11日立法委補選的資格，認為香港眾志推動香港自決，而她不會維護香港《基本法》。周庭對英國《衛報》說，「這個禁令並非針對我個人，它是針對對政府持有不同觀點的整個年輕世代」，北京認為這些年輕人是一種威脅。香港律師協會譴責政府的決定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篩選」，其理由是「含糊不清」的。史丹佛大學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說，港府此舉並非捍衛了保障香港自治地位的「一國兩制」原則，相反實際上是「朝著廢除這一原則又邁進了一步」。香港眾志由周庭、黃之鋒和其他雨傘運動參與者共同創立，旨在實現香港的「民主自決」而不是徹底獨立。
桂敏海採訪破綻百出：桂敏海，2015年遭到綁架和拘禁的五名香港書商之一，在2月9日向《南華早報》和《東方日報》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說，「非常後悔這件事……我可能成了瑞典人的棋子。」桂敏海是瑞典公民，三周前他在開往北京的列車上被中國當局逮捕，當時有兩名瑞典領事官員陪伴他。他當時正在前往瑞典駐華使館接受醫療檢查，而他的聲明似乎是為了破壞瑞典政府為他進行的外交努力。自從他和其他四名「巨流傳媒」的同事在2015年末被拘留後，桂敏海就一直在中國大陸。巨流傳媒專門出版各種有關中共政治內幕的圖書。桂敏海早先於2016年1月已經在中央電視臺進行過一次認罪。他最近的這次採訪遵循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若干中國維權人士和新聞記者都曾以這種方式在香港媒體上「認罪」，其中包括了《東方日報》、《香港郵報》和鳳凰電視臺。這些現象都是發生在香港各個書店的出版物減少而政治宣傳品——包括習近平的書籍——增加的情況下。

中國之外：非洲聯盟總部遭竊聽、外國公司自我審查、活動人士電郵遭假冒

非洲聯盟遭竊聽：非洲聯盟總部大樓位於阿迪斯阿貝巴，是一份中國送給「非洲朋友」的「禮物」。法國《世界報》1月26日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稱，自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非盟總部大樓每天夜間都發生資料外流。2017年1月，非盟的技術人員注意到這座大樓的資料用量在午夜至淩晨2點會達到峰值。他們很快發現機密資訊通過數位後門外泄，並傳輸到上海的一個伺服器。技術人員還在牆壁和辦公桌裡發現了隱藏的麥克風。在去年發現這一切之後，這座大樓的整個資訊技術系統被徹底更換，國營的埃塞電信（Ethio Telecom）不再處理有關通訊業務。中國和非盟都否認了《世界報》的報導。非盟輪值主席，1994年以來的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同時否認了這座大樓被竊聽和這個組織有任何隱瞞。非洲聯盟有73%的非維和類預算來自外國捐贈。
萬豪酒店、賓士公司自我審查：1月11日，北京斥責萬豪酒店集團在網路客戶調查中將西藏、臺灣、香港和澳門單列於中國之外。中國監管部門勒令這個酒店的網站和有關手機應用暫停運行一周，萬豪還暫停了自己的推特帳戶（這個帳戶在中國無法登錄），發表了一份言辭懇切的道歉信，並且派遣兩名高級行政人員在中國官媒承認錯誤。還有很多公司，包括Zara、MUJI（無印良品）、MedTronic（美敦力），以及數家航空公司最近都發表了道歉聲明，擔心因他們的地圖或國家列表不符合北京的領土定義而冒犯中國民眾。2月7日，梅賽德斯-賓士公司為在它的Instagram帳戶上的一則廣告中引用了一句達賴喇嘛的語錄發表道歉聲明，鑒於該廣告是針對非中國受眾的英文廣告，而且是在中國被封鎖的平臺，這一道歉顯得尤為引人注目。
投資媒體變「敏感」：中國國家發改委2月11日透露，電影製作、新聞媒體、體育俱樂部、房地產、武器製造以及其他一些行業將在3月1日起被列為對外投資「敏感」領域。在海外投資超過3億美元的中國公司企業也必須獲得發改委的批准。強化審查意味著，中國個人和企業對海外媒體和電影公司的投資，將需要與中國政府進行更明確的協調。由於北京尋求將資產和富裕官員們留在國內，非金融類海外投資2017年有所下降。
利用假冒郵件混淆視聽、獲取資訊：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特務們涉嫌使用仿冒電子郵件，作為一種戰術來誤導政客、汙名化中共批評者和獲取敏感資訊。1月，有關中國在加拿大騷擾維權人士的一份報告被提交給加拿大政府。報告表示，就在一個月之前，一些自稱是來自法輪功修煉者的電子郵件被發送給若干國會議員，這些郵件做出了一些狂妄不羈的聲明。發送這些郵件的目的是減少這個在中國遭受迫害的團體所得到的支援。2月初，澳洲伊普斯威奇市的議員們收到來自一名自稱是法輪功修煉者的恐嚇郵件。但是法輪大法資訊中心主管列維·布勞德（Levi Browde）說，這名婦女的IP地址位於紐約州水牛城，而當地的法輪功協調人們都不認識此人。布勞德說，此類假冒郵件的IP地址過去一直是追蹤到中國，而現在則更多發現是在西方國家。同樣的冒名頂替手段也用來試圖獲取海外活動人士的資訊。去年10月，一份自稱是來自自由之家研究員薩拉·庫克的Gmail電子郵件——通過一個美國的IP位址——發送到了世界維吾爾人大會。在這個團體召開大會之前，毫不掩飾地要求獲得「你們宣傳人員(propaganda staff)的聯繫方法」。

本期良心犯：蔡貢加

1月10日，55歲的前青海省藏族記者蔡貢加（Tsegon Gyal）被判入獄三年，顯然是為了報復他在微信上發帖批評中國政府未能真正促進其所謂的「民族團結」政策。

蔡貢加被判決之前，已經自2016年12月起被關押了一年多，並且是遭到單獨監禁。在被捕兩周之後，他被控「煽動分裂罪」，這項罪名經常用來懲罰這個地區批評政府政策的藏人。據報導，在被關押期間他進行了靜默抗議，拒絕回答審訊者的問題。2017年4月，聯合國反任意關押工作組裁定對蔡貢加的拘捕純屬武斷，並敦促立即將他釋放。儘管如此，當局在隨後的一個月對他進行了審判，同時還剝奪了他聘請律師的權力，並且阻止他的父母觀察訴訟過程。

在1980和1990年代，蔡貢加曾經是一名員警，後來擔任《青海藏文報》和《青海法治日報》記者。1994年7月至1999年5月期間，他作為政治犯被關進監獄，之後他在藏人社區和海外聲名鵲起。被釋放之後，他一直從事各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包括救助殘疾人的工作。他目前被關押在青海省會西寧市的東川監獄。

未來看點

進入西藏受限：3月14日將迎來2008年「3.14事件」十周年，這次反抗中共統治的抗議事件開始於拉薩，後來擴展到西藏高原周邊其他各省藏區。每年，當局都會在周年紀念前後限制外國人進入藏區並加強安保措施。但由於今年將是十周年紀念，還由於2月17日發生在神聖的大昭寺的火災——有關詳情鮮為人知，社交媒體上的貼文也遭到封鎖——限制措施在下個月或將更加嚴格。

圍繞「兩會」的言論審查：3月5日，全國人大及其附屬的顧問機構全國政協將在北京召開一年一度為期兩周的會議，其間將確定新一屆的國家領導人。「兩會」的召開通常會伴有相關的言論審查指示，以避免出現偏離官方政治立場的報導。近年來，一些與會者表達了對加強互聯網審查的擔憂。關注對新聞報導的強化限制，關注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是否有人提出對言論審查的批評。

澳門《網路安全法》：2月8日，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報導，曾經是葡萄牙殖民地、現在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已經開始對去年12公佈的《網路安全法》提議進行公開磋商。儘管當地政府聲稱這部法律的目的在於防範網路攻擊，批評者和一些專家則擔心這些措施是不必要的，而且某些條款——比如要求實名註冊和監控資料流程——將有助於加強監控和審查，包括網站過濾。關注立法進展的新消息，以及這部法律是否有可能成為鄰近的香港未來類似立法的榜樣。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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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心犯：一名維權律師、一名網路維權人士和一名瑞典籍書商都正中國受到關押，他們因行使基本人權，包括言論自由權，而面臨遭受酷刑的危險。他們是本期「國際給良心犯寫信」活動的焦點人物。點擊相關連結，為余文生、甄江華和桂敏海發出你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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