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Freedom House - China Media Bulletin
Viewing all 16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中國媒體快報 第113期:2016年3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通告:自由之家已将其《2015年互联网自由》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译成中文并发表。

標題:

  • 特寫:習近平進一步鉗緊媒體是一場賭博
  • 廣播 /紙媒:習近平視察旗艦國家媒體,闡述党管媒體的願景
  • 新媒體:習近平講話後,社交媒體敢言的評論者遭到集體清洗
  • 廣播 / 新媒體:又一個人‘電視認罪’, 對網路活動人士的懲罰
  • 廣播 / 新媒體: 對電視節目、網路劇進行沒有先例的限制
  • 中國之外:泰國難民,孟加拉展覽,美國制裁
  • 未來看點

特寫: 習近平進一步鉗緊媒體的背後是一場賭博

薩拉∙庫克

漫畫家曠彪筆下的房地產商、共產黨員任志強遭到毛式政治批鬥。 在任志強對習近平講話提出批評後,他極受歡迎的新浪微博帳戶被刪除。 曠彪在發佈這張漫畫後,他的微信帳戶也被關閉。 來源:《中國數字時報》.

漫畫家曠彪筆下的房地產商、共產黨員任志強遭到毛式政治批鬥。在任志強對習近平講話提出批評後,他極受歡迎的新浪微博帳戶被刪除。曠彪在發佈這張漫畫後,他的微信帳戶也被關閉。來源:《中國數字時報》

这篇文章也发表于《外交家》, 《香港獨立媒體》 网站。

在上個月大張旗鼓的一次講話中,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闡述了他對審查與宣傳的願景。 他說媒體應該完全與党的目標保持一致,用他的話說,就是党媒姓党, 這個標準應該應用於所有媒體,不管是喉舌媒體還是商業化媒體,廣告與娛樂也不例外。

乍一看,習近平的決斷做法也許讓人感到一個有膽略的領導人在對其國家的資訊圖景實施全面掌控。 但是這一新的媒體政策其實是一個不無風險的賭博,極有可能損害公眾對共產黨以及它所傳達的資訊的信任。

即使按照共產黨自己的標準,這一政策也是重手而且苛刻的。 這個政策的根源是政權的信心以及不安全感的矛盾結合體。 一方面,習近平似乎對審查與宣傳機器加強控制的能力信心滿滿,尤其是他上臺以來在這方面獲得了很大「成功」。 比如說,中國的國家防火牆阻止翻牆的能力更強了,微博上批評性的政治討論基本消聲,國家出資的數位媒體「澎湃」的影響力有增無減,與此同時,商業化媒體和調查報導一路衰退。

但在另一方面,政權似乎是出於深刻的焦慮而日益鉗緊控制。 官員們急切地壓制經濟方面的壞消息,擔心公眾對國家媒體的不信任,與此同時,圍繞尖銳的反腐敗運動和下一年將要展開的領導人任命,政權內部出現內鬥。 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免令人感到,即使高壓控制下的現狀都不足以維持共產黨以及習近平本人的政治權力。

習近平的政策無疑對自由表達產生了負面效果,但他的政策反過來有可能會加重他試圖解決的問題。自由之家2015年的一份報告警告說,共產黨的壓迫政策有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以從習近平講話以來的幾個事件觀察其在媒體領域的效果。

首先,對經濟事務日益增加的審查,特別是當痕跡明顯的時候,會令外國和本國投資者不安,並引發更多的資本外逃。 在習近平講話前後,中國人民銀行從一份常規財政報告中令人意外地拿掉了用來評估資本流動的敏感性資料,國際媒體還注意到其它限制發表經濟壞消息的做法。 兩個星期後,信用評級公司穆迪公司把對中國的預測從穩定降低到了負面,其引述的因素包括缺乏「可信」的改革。 一天之後,中國的新浪網遵照政府的命令,刪除了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廣受歡迎的微博帳戶,皆因他批評了新的媒體政策。 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浪股價隨之下降百分之五

其次,任志強並非唯一一個質疑媒體將党的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的人。 「中國政策」諮詢公司的 David Kelly 告訴《金融時報》說,任志強代表了社會中一個對習近平製造矛盾、強力壓制的領導風格「受夠了的趨勢」, 他敢於站出來說話。 懲罰有著三千七百萬粉絲的任志強也許會嚇住一些人,但是會在很多與他想法一致的人當中激起怨恨。 三月四日,一些號稱共產黨員的人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習近平辭職,其中指出他對待媒體的方式以及鼓勵「個人崇拜」等。 不幾天後,由中國最有影響的記者之一掌管的《財新》雜誌的英文網站不同尋常地公開了它的一篇文章受到審查的經過。 這篇被刪文章引述的一名政協成員呼籲擴大言論自由度,允許對党的領導人提出中肯意見。

第三,目前還不清楚的是,使國家媒體宣傳意味更濃、鼓勵他們在傳播上而不是內容上創新是否會增加公眾對他們的話語的信任。 過去,大V的崛起以及商業化媒體的增長是因為他們坦率的表達和扎實的調查報導建立起了信任,吸引了忠實的讀者。 北京一直在試圖擴大諸如中央電視臺和新華社的國際運作。 將党對媒體的控制表露得這麼露骨,習近平其實有可能在損害他們在國際聽眾中或已獲得的任何可信度。

在中國國內,習近平的政策講話遭到了網友對党媒的嘲笑。 二月底,有人將《人民日報》2015年的一條舊微博重新轉發出來,結果一萬多名網友發表了嘲笑的回帖。 這條微博問讀者紅薯在他們的當地方言中叫什麼, 網友回答說,「不敢妄議,党說了算,」 「按照馬克思主義蔬菜觀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客觀民主分析。 ”

這些現象展示了習近平做法的危險。 他的賭注是,那些不了解、不關心、或者會被他的強勢媒體政策說服的人數會決定性地超過那些不滿、甚至想要與之對立、或與党的政治權力對立的人數。

我們還不知道這場賭博會不會取勝。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確知道,當重要的經濟、社會和環境資訊受到限制時,付出代價的將是中國境內和境外的媒體消費者。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廣播 / 紙媒: 習近平視察旗艦國家媒體,闡述党管媒體的願景

2月19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三家旗艦國家媒體進行了罕見而高調的視察 ︰ 党的喉舌《人民日報》、官方新華通訊社、以及中央電視臺。(習近平還與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央電視臺北美台進行了錄影通話。) 習近平所到之處受到掌聲歡迎,現場標語對党宣示忠誠,新華編輯蒲立業寫的一首肉麻的詩在網上廣泛流傳,遭到網友嘲笑視察後,習近平在一個由200名媒體官員出席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就媒體政策做了講話。

雖然習近平講話的全文還有待公佈,但是幾個關鍵主題已經出現在官媒發表的片斷中。 它們大多數反映了習近平上臺以來已在實施的媒體控制和趨勢,但是這樣清楚地說出來表明當局在未來更加強調這些原則:

  • 明確地把党放在第一位:儘管中國的媒體一直在党的嚴格控制下,但是過去二十年裡即使旗艦媒體也曾進行專業化嘗試,在保持党的路線與實踐一定程度上的專業新聞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國內的媒體如此,向境外發展的媒體也是如此,以便在國際上獲得信任和觀眾。 然而,在受到廣泛引述的講話片斷中,習近平強調說媒體「必須姓党」。 也就是說,所有媒體都必須把自己當作共產黨的信使,必須把高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放在首位。
  • 對所有形式的媒體實行党的控制:由各級黨委直接管理的官方媒體當然會緊跟党的路線。 但是習近平強調說,在今天這種非中心化的資訊環境下,這個標準必須應用於所有媒體,從商業化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到廣告與娛樂,不管內容是針對中國國內觀眾還是針對國際觀眾。 一個報導引述習近平的話說,“讀者在哪裡,宣傳報導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裡。 ”
  • 宣傳創新,使党的資訊更吸引人:習近平特別強調要調整媒體報告的形式,以滿足大眾需要,使党的「正面報導」更吸引人,更有影響力。 報導說,他在對媒體的視察中告訴記者說,要寫群眾喜歡讀的故事,在之後的講話中他又說,要進行正面宣傳,就必須增加[媒體產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的班志遠將習近平的做法稱為「管控3.0版」,指出在「引領導向」公共輿論方面,習近平的做法比他的前任江澤民以及胡錦濤更加手重。 不幾天後,有報導說《湖南日報》開會學習習近平的智慧。 2月25日,《人民日報》報導說,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通知,要求媒體官員“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

與此同時,很快就有記者因為「出錯」而受到懲罰。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和編輯因為首頁設計被詮釋為影射習近平的政策而遭到懲罰。 2月20日, 這家報紙深圳版的頭條關乎習近平的講話, 與下面一條照片中的字連起來豎讀便是「媒體姓党, 魂歸大海。 」 這家報紙的副總編輯王海軍被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當班編輯劉玉霞則被開除。


新媒體: 習近平講話後,社交媒體敢言的評論者遭到集體清洗

習近平視察三家喉舌媒體、宣佈党媒姓党後僅僅三天,新浪微博上最受歡迎的評論者之一就因為批評習近平的做法而遭到攻擊。

2月19日,習近平視察喉舌媒體併發表講話當天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中共黨員任志強寫了兩條微博回應。第一條微博寫道,“人民政府啥時候改當政府了? 花的是黨費嗎?”第二條微博寫道,“當所有的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

2月22日、 北京市委宣傳部的一個網站開始批評任志強、 說他“失去了黨性”、“反黨”。幾天內、網信辦下令新浪和騰訊關閉任志強的微博帳戶、因為他使用這些帳戶發佈“違法資訊,影響惡劣”。於是任志強有著三千七百萬粉絲的帳戶被關閉,成為遭受這種懲罰的最有影響的大V之一 (新浪2013年10月佈的一個排行榜將他排在新浪微博影響最大使用者的第七名)。

在官方圈子中,關閉任志強帳戶的決定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二月初,他在網上以及網下的言論中警告說,「文革之風又起來了」,並且批評中共汙名「西方價值觀」的做法。 除帳戶被關閉,他還遭到多個政府網站文章的攻擊以及官媒評論員的批判。 他們指責他有「陰險意圖」,並說他「忘恩負義」,是党的「恥辱」。2月29日, 北京西城區黨委宣佈要根據党規對嚴重違反黨紀的任志強進行處罰。 任志強是否會被行政記過、或者開除出党、或者受到刑事指控,還有待觀察。 過去幾個月來共產黨一直要求黨員與「領導核心」習近平保持一致,避免在黨內「妄議中央」政策。 2月28日, 中共中央宣佈開始持續一年的黨員教育活動, 培育幹部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心。

任志強的案例並不是孤立的。2月26日, 網信辦宣佈關閉演員孫海英、學者榮劍、城市專家羅亞蒙等多名大V的帳戶,說這些「網路名人無視社會責任,濫用自身影響力,在網上多次發佈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以及造謠傳謠、擾亂社會秩序等違法違規資訊的行為」。 根據網信辦的通知,2月8日以來有580個帳戶被關閉,這些大V帳戶也囊括其中。 這次打擊令人想起2013年8月的事。 當時習近平講話敦促宣傳幹部要在網路話語中重新奪取優勢,四天后,美國國籍商人、微博紅人薛蠻子便因嫖娼指控而遭到拘留,由此開始針對大V的一系列打擊措施,大大減少了新浪微博上的政治性評論和新聞分享。

考慮到任志強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他與一些高官的關係,對他的消聲引發了很多討論,中國線民和企業家對此表示失望和震驚。 官方機構對此的反應是對這樣的網上討論進行限制。 一些發佈了網信辦通知的網站據說關閉了評論,百度則禁止使用者建立一個討論任志強的貼吧。 漫畫家曠彪在貼了一幅任志強受文革式批鬥的漫畫後,他的微信帳戶遭到刪除


廣播 / 新媒體: 又一人‘電視認罪’, 對網路活動人士的懲罰

近期幾個涉及中國活躍人士和藏人活躍人士的案例顯示了在限制言論表達上的地區差異以及懲罰上的差異,也顯示中共正在強化打壓那些在網上發表中共認為政治敏感資訊和圖片的不知名活躍人士。

2月25日、 在被拘留六個月後、 代理受逼迫的基督徒以及其它政府迫害受害人的張凱律師、 出現在浙江溫州當地電視上、“承認”了對他的一系列指控。張凱看上去清瘦憔悴。他的電視認罪出現在一段十分鐘的晚間新聞節目上。他被指責策劃和鼓動當地基督徒反對拆十字架運動。張凱還對他的活動表示悔過,承認他違反了國家法律,擾亂了社會秩序,危害了國家安全”。他還承認了所謂的“外國勢力”的介入,並告誡其他律師不要與這樣的境外勢力勾結”或接受它們的資助。許多觀察者感到張凱在被迫念一份當局為他準備好的腳本在張凱之前,已經有一系列維權活躍人士被迫未審先判在電視上認罪。官方的全國律師協會會長日前呼籲停止這種做法。

過去幾周來,知名青海省藏人作家雪合江、遼寧活躍人士姜力鈞因網路寫作分別被判處三年徒刑,青海藏人僧侶群培因在微信中收藏併發送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法像而被判處兩年徒刑。 一名因拒絕在他的村裡升中國國旗而在2014年被判刑13年的藏人于獄中。 與此同時,吉林省當局向公民記者王晶提出了新的起訴書,顯然是對她在社交媒體以及在四川維權網站天網上報導線民活動進行報復。


廣播 / 新媒體對電視節目、網路劇進行沒有先例的限制

幾個星期來,中國政府管制部門宣佈或實施了一系列新規定,對電視節目和網路劇進行新的限制。 這與以前的做法不同,很可能引起多方從業者的大筆經濟損失。

  • 香港、臺灣電影頒獎節目被禁:2月20日, 中央電視臺宣佈它不會在4月3日播放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儀式,儘管自1991年以來中國電視臺每年都直播金像獎典禮。 互聯網站騰訊也宣佈它將停播金像獎,儘管它已經為網路直播支付了$515,000的定金。 新聞媒體和行業知情者說,這個命令來自宣傳部門最高層, 原因是電影《十年》被提名為最佳影片。 這部低成本獨立電影在香港獲得了出人意料的票房成功。 它由五個短片組成,描繪香港在北京越來越鉗緊的政治、安全、語言控制下的反烏托邦未來。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董事局主席爾冬升告訴《明報》說,禁播將導致協會失去大約五百萬港幣(約$643,000美元)的網播收費損失。 年底將舉行的臺灣金馬獎頒獎儀式也不會如前所計畫的那樣在中國大陸播出。 諷刺的是,禁播頒獎儀式正好為電影《十年》中所描述的日益緊逼的壓制提供了佐證。
  • 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直播被取消: 2月28日,對第88屆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網路直播在最後一刻從一家中國網站轉給了另一家。 主要由百度擁有的商業網播網站愛奇藝已經就雙語直播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做了大量宣傳。 但是2月29日北京時間早上,觀眾在愛奇藝網站上沒有找到網播的跡象。 原來網播從愛奇藝轉到了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的1905.com 網站。 同時,直播也被一系列片斷取代,並且時間滯後。 另一個計畫網播奧斯卡典禮的網站douyuTV也沒有播放。 愛奇藝沒有解釋改播的原因,但是觀察者猜測說,這是因為一部2014年記錄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的記錄片《凜冬烈火 – 烏克蘭為自由而戰》得到奧斯卡提名的原因。 網友報告說,在新浪微博無法搜索這部影片。
  • 網路節目要服從網下電視節目的規定:2月27日,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視劇司李京盛司長說,網路電視劇也要服從同樣的電視內容規定,包括獲得預先批准。 李京盛在2015全國電視劇年會上說,網站自審的審核員需要接受總局培訓考核,必須要啟用24小時不間斷的監看模式。 此前一天,一部描述同性戀的流行網劇《上癮》被下線。 隨著網速的提高,網路電視劇近年在中國發展很快。 官方資料顯示, 2015年,錄影平臺製作了805個電視劇,共12,000集。 日期為2015年12月31日的審查指令羅列了範圍廣泛的禁播內容。Quartz網站翻譯併發布了這個很長的禁播名單,包括輪回轉世、巫術作法、同性戀、未成年人早戀、可誘導罪犯掌握反偵查方法等內容。 這些規定在中國線民中引發了廣泛不滿,一位線民指出,這些規定也可以適用于中國四大文學名著:我們不能看《西遊記》,因為它宣傳妖魔鬼怪,不能看《水滸傳》因為它宣傳殺人放火,不能看《紅樓夢》因為它宣傳未成年人早戀,不能看《三國演義》因為它包含犯罪的場面。

中國之外: 泰國難民,孟加拉國展覽,美國制裁

  • 中國難民在泰國受到威脅:香港書商桂民海2015年10月在泰國被綁架、現被關押在中國大陸。 這起事件顯示了一個日益嚴重的趨勢。 二月初,記者李新在泰國和老撾邊界失蹤,後來他從中國境內給妻子打了電話,並且如其他疑被綁架的人一樣,聲稱他自願返回中國協助調查。 李新是《南方都市報》前記者,去年十月逃離中國。 他說中國國安一直試圖強迫他打探人權活躍分子的資訊。 他最初去了印度,但無法在那裡獲得庇護。 在泰國的其他中國異議人士則透露了形式更加微妙的威脅。 已在聯合國難民署登記、目前在等待安置的人權活躍人士劉雪紅告訴路透社說,在曼谷有可疑的男人在車中跟蹤她,她從一名中國官員那裡收到電話威脅。 法輪功難民宋志宇說,泰國軍政權以移民指控拘留了29名法輪功成員,他們擔心會被遣返中國。 在自由之家2016年《世界自由報告》中,泰國被評為不自由國家。
  • ​西藏攝影在孟加拉展覽上被撤銷:南亞最有聲望的藝術展之一「達卡藝術峰會」2月5-8號在孟加拉首都舉行。 參展的有一個名為「最後的話」攝影系列,是為抗議中國統治而自焚的藏人留下的遺書。 這些攝影作品由印度電影人Rito Sarin以及流亡藏人Tenzing Sonam提交。 但是中國駐孟加拉大使參觀了展覽,看到這組圖片後「大發雷霆」。 之後他給展覽召集人發電子郵件,要求撤下這些作品。 召集人在與圖片擁有人商量後決定,與其撤下圖片,不如用白紙把這些圖片蓋起來,不讓參觀者看到這些遺書,由此提供一個中國共產黨在全球進行審查的經典圖像。 2009年, 孟加拉當局曾經屈服于中國外交人員的要求,關閉另一個圖博特攝影展
  • 著名異見人士臺灣簽證被拒:至少四名北京眼裡的政治敏感人物被拒絕、或者被阻攔申請臺灣簽證,以致他們無法前往臺灣參加一個地區性宗教自由會議。 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以及維族活動家多爾坤告訴自由亞洲電臺說,他們被拒絕了這次訪問臺灣、參加會議的機會。 藏人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據說也被勸阻不要參加在臺灣的會議。 這四人中至少兩人以前因別的活動而訪問過臺灣。 媒體報導猜測,這四人遇到的困難是因為北京對即將卸任的臺灣總統馬英九施壓。 《臺北時報》在一篇社論中譴責這一事件,說「這對一個以努力保障人權為榮的國家來說是倒退的一步」。
  • 其違反對伊朗制裁,美國限制向中興公司的銷售:美國商務部3月7日宣佈,美國公司現在需要許可才可以向中興公司出售部件,原因是後者違反了不許向伊朗出售美國造產品的制裁規定。 中興公司是一個智慧手機制造商,是中國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商務部說,中興公司打算「違反美國出口法律,非法再出口受控物品」。 商務部還引用了個內部檔來支援它的指稱,即中興有意違反針對北韓、敘利亞和古巴等國的制裁規定。 新的出口管控很可能會給中興增加業務困難,它的手機使用某些美國公司生產的部件。

未來看點

習近平講話全文以及進一步執行: 注意習近平2月19日講話被洩露出來或髮型經審定後的版本。 這將會進一步顯示他的媒體政策的動機以及形狀。 隨著執行的繼續,注意新浪微博或騰訊微信上對任何反對聲音的審查,注意是否有記者因不服從而被開除,注意是否會有更多的花哨宣傳,諸如最近這個習大大打腐敗官員的錄影

更多對媒體管控的抵制:正如習近平的講話近期內將對中國媒體景觀發生重要影響一樣,來自記者、線民、甚至官員的抵制也同樣值得矚目。 注意是否會有更多高調批評出現,是否會有來自党國機器內部以及媒體業的積極抵制。

新網路出版規定的執行:政府管制機構二月份發佈新規定,可能會嚴重限制外國公司在網上出版(或者甚至彙聚)多方面內容的能力,包括文字、地圖、遊戲、動畫、和錄影。 這些規定的適用範圍及其執行引起了廣泛的不解和焦慮。 《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3月10日起生效,注意這些規定如何執行, 針對誰執行。


China Media Bulletin Issue No. 114: April 2016

$
0
0

HEADLINES


FEATURE: Amid Signs of Xi’s Weakness, Appeals for Detained Activists Get Results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Diplomat on April 7, 2016.

by Sarah Cook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Yao Gaofu and Liang Xin with their daughter during better times.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elderly couple was detained in December 2015 when police raided their home and found boxes of printe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persecuted spiritual practice. They face potential indictment and trial in the coming weeks. Credit:Minghui.

Given the prodigious resources and brutalit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employs against those it sees as a threat to its rule, one might conclude that the regime’s opponents are destined to fail. But just as conditions appear especially bleak, a new round of regime criticism emerges, including from state-media journalists and the ranks of the party itself. The past month has been chock-full of such dynamics. One apparent by-product has been the release of detained party critics.

These moments offer vivid reminders that China’s censors, secret police, and even President Xi Jinping may not be as all-powerful as they appear in the face of dedicated activists, international outcries, and the CCP’s own internal interest groups.

Over the last six weeks, several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detained for what they said, wrote, or believed were set free. Chen Taihe, a law professor, was released from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late February and allowed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Zhang Kai, a prominent lawyer who had assisted Christians opposing a government campaign to remove crosses, announced on social media on March 24 that he had returned home. Jia Jia, a journalist who disappeared on March 15 in connection with an anonymous letter calling for Xi Jinping’s resignation, resurfaced after 12 days. And four of the five Hong Kong booksellers who were mysteriously detained in late 2015—apparently in response to controversial and salacious books on top Chinese officials—were no longer in mainland police custody as of early April.

Granted, the outcomes of the cases include considerable ambiguity. These individuals should never have been detained in the first place, most are still not completely free,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authorities—including through televised confessions—to earn their release. Nevertheless, it is clear that the situation w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abs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their behalf.

Moreover, their releases are consistent with a broader pattern. Freedom Hous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espite an atmosphere of tight political controls and new arrests, Chinese leaders made more concessions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essure on media and internet freedom issues in 2015 than in any other year in recent memory.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indictments, trials, and verdicts are expected in a slew of other, less well-known cases involv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 Uighur mother is charged with “leaking state secrets” for speaking to Radio Free Asia about her son, who disappeared into police custody in 2009. An elderly Falun Gong couple in Henan could face years in prison after police found four printers and several boxes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persecuted spiritual movement during a raid on their home. Four mainland activists face charges for voicing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s 2014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online posts or offline banners. And a Tibetan entrepreneur who advocated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including in microblog posts and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media, has been charged with inciting separatism. The outcome of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editors and technical staff at Wujie, a government-run website in Xinjiang that posted the anonymous letter urging Xi’s resignation, also remains to be seen.

The many journalists and insiders who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censorship and CCP media controls in recent weeks could face reprisals as well. These include staff at the financial news magazine Caixin, which exposed censors’ deletion of an article; former Xinhua reporter Zhou Fang, whose open letter denouncing censorship went viral online; professor Jiang Hong, television anchor Bai Yansong, actor Zhang Guoli, and other delegates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ho raised their concerns during the official advisory body’s annual meeting last month; and of course, popular real-estate mogul Ren Zhiqiang, whose deleted microblog account catalyzed some of the recent pushback against Xi.

For the moment, any planned punishment for these individuals’ ideological “transgressions” appears to have been put on hold. Some analysts have attributed the pause, especially in Ren’s case, to a recent article that offered a careful defense of the principle of loyal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The piece was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the party’s anticorruption agency, which is led by close Xi ally and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Wang Qishan.

Even as intraparty politicking unfolds behind the scenes, well-timed diplomatic pressure, foreign news reporting, and grassroots campaigns could provide much-needed protection for these and other Chinese citizens at risk of punishment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frain that it handles prosecutions “according to law,” the outcomes of free expression cases in China are inevitably based on a political cost-benefit analysis somewhere in the party’s political-legal hierarchy. At a time when Xi is facing increased internal challenges to his authority, even as he attempts to tighten the screws on criticis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ty, the powers that be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han in the past to external calls for leniency.

For the sake of these individual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broader batt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it’s certainly worth a try.

Photo captio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Yao Gaofu and Liang Xin with their daughter during better times.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elderly couple was detained in December 2015 when police raided their home and found boxes of printe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persecuted spiritual practice. They face potential indictment and trial in the coming weeks. Credit: Minghui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PRINT / NEW MEDIA:  Xi’s restrictive media policy faces resistance from journalists and regime insiders

Since Chinese president and Communist Party chief Xi Jinping visited flagship state media in mid-February and announced a more heavy-handed approach to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several incidents have signaled a degree of resistance—among both journalists and political elites—to the new policy and to the generally tighter information controls of recent years. Many of the emerging acts of defiance or criticism appear to have been catalyzed by specific cases of censorship, including efforts to silence and punish real-estate mogul and social-media celebrity Ren Zhiqiang.

Last month, throughout the two-week annual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rubber-stamp parliament) and the advisory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 number of CPPCC delegates voiced concern about the closing space for free expression and called for greater media freedom. Among these were Jiang Hong (a professor from Shanghai), Bai Yansong (a popula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anchor), and Zhang Guoli (an actor and television producer). On March 8, the English-language website of Caixin, a prominent financial magazine, published an article revealing that an item relaying Jiang’s views had been forcibly censored. Although that article was also taken down by the next day, with would-be readers directed to an error message, the rare act of overt resistance drew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ttention.

Over the following weeks, at least four journalists or writers published critical open letters or resignation announcements. On March 11, Zhou Fang, a former journalist at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published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NPC that called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officials involved in online censorship. The next day, two vice presidents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ranch in the Jiangsu Province city of Suzhou—Jing Ge and Ye Mi—publicly resigned, posting messages on their Sina Weibo microblog accounts that were seen as expressions of deep discontent with the state of party-controlled Chinese literature. On March 28, Yu Shaolei, editor of the cultural section of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posted a note online announcing his resignation and explaining that he was “unable to bear your surname,” a reference to Xi’s February demand that all media toe the party line; the post was quickly deleted. Although censors deleted many of the above posts as well, at least some of their content circulated widely online, drawing supportive comments from netizens.

Separately, on March 1, an article appear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the Communist Party’s internal anticorruption arm, with the title “A Thousand Yes-Men Cannot Equal One Honest Adviser.” The piece,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 Lei Si, draws on a range of historical examples to argue that “the ability to air opinions freely and to accept suggestions frequently determined the rise or fall of an empire.” It essentially offers a clear but indirect rebuttal of efforts under Xi to suppress even policy-based criticism among party cadres. As of April 5, the article was still accessible on the commission’s site, indicating that it likely had approval from high-level officials, possibly including CCDI head and Xi ally Wang Qishan. Several China observers stre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ticle, inferring that even those closest to Xi may be sending the message that he is going too far. Others speculated that the article was an indirect critique by Xi’s allies of propaganda chief Liu Yunshan, published on the CCDI website because it was outside Liu’s control. Indeed, some analysts argued that Xi’s February visits to state media may have been part of a bid to reduce Liu’s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simple attempt to rein in independent journalism.


NEW MEDIA: Online letter urging Xi’s resignation prompts arrests, speculation on party infighting

On March 4, an open letter that was published online called for Xi Jinping to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Communist Party leader, citing his handling of the media and encouragement of a “personality cult,” among other reasons. The item, whose anonymous authors claimed to be loyal party cadres, was posted on several dissident websites outside China and circulated via e-mail. But it also made a rare appearance within the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on Wujie, a news website jointly owned by the Xinjiang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investors. The letter was shared briefly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before it was deleted, and related search terms like “Xi Jinping + resign” or “Xi + open letter” were blocked on the Sina Weibo microblogging platform.

Nevertheless, security services’ efforts to trace the letter’s author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continued for weeks, inadvertently draw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ocument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especially outside China.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etained at least 20 peop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etter, including 16 from Wujie and a related technology company. On March 15, security forces took freelance journalist Jia Jia into custody, apparently because he had alerted Wujie editors to the letter’s presence on their site. Subsequently, family members of two prominent regime critics—U.S.-based blogger Wen Yunchao and Germany-based journalist Chang Ping—were detained. In both cases, police tried to use the men’s relatives to pressure them to censor themselves or admit to involvement in the letter affair. Amnesty International’s William Nee pointed out that the abduction of whole families represented a new escalation in such collective-punishment tactics. Following extensive coverage of the three cases in international and overseas Chinese media, Jia Jia was released, as were Chang and Wen’s families, though staff from Wujie remained in custody as of April 1.

In recent weeks,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mong China watchers about the origin and authorship of the letter, with some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represented a plot by rival cadres to discredit Xi. However, knowledgeable observe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style of writing is not typical of cadres, raising the suspicion that it wa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tivists. To some extent, the letter’s authenticity i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Many in the elite are believed to share similar concerns about Xi’s leadership styl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uch ideas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e annual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ssion was an embarrassment for Xi, as was the fact that it was reposted inside China. A second anonymous letter by 171 purported party cadres, also demanding Xi’s resignation, circulated online on March 29.


PRINT / NEW MEDIA: Censorship highlights: ‘Two Sessions,’ dystopian Hong Kong film, Panama Papers

The past month was a particularly active one for China’s censors as they sought to control news on a number of high-profile topics—and tackled a major typo.

  • ‘Two Sessions’: According to the California-based website China Digital Times, a leaked directive from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relayed 21 instructions to journalists on how to cover the “Two Sessions”—the simultaneous annual gathering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advisory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Reporters were told to avoid certain topics (like smog, defense spending, and delegates’ personal wealth) while emphasizing others (such as evidence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or President Xi Jinpi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sessions). Reporting on Xi hit a snag, however, when an article b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ferred to him as China’s “last leader” rather than its “top leader,” a glaring error that some commentators saw as another hint of internal discontent with Xi’s performance. The text was quickly replaced, but not before it was picked up by the media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Separately, over the following weeks, circumventing the Great Firewall became more difficult than usual, and other censorship directives ordered the deletion of stories on tainted vaccines and documentaries about Saudi Arabia and 2015 chemical explosions in Tianjin.
  • ‘Ten Years’: On April 3, the Hong Kong Film Awards Association granted its prize for best picture to Ten Years, an independent film depicting a dystopian future for the territory under Beijing’s rule. Although Chinese regulators had already restricted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ceremony because of the film’s nomination, its receipt of the top award prompted a more thorough news blackout. Reports on the ceremony by Xinhua news agency and leading online portals like Netease, Sina, and Sohu simply omitted mention of the movie and the Best Film prize, while Baidu search queries turned up just one (possibly accidental) result from a Taiwanese newspaper.
  • Panama Papers: On April 4,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published its first reports based on a treasure trove of leaked documents that it dubbed the “Panama Papers.” The documents, from a law firm based in Panama, provided insights into the world of tax havens and shell companies employed by rich individuals to hide their wealth. Among the people named in the initial batch of articles on the trove were eight current 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including Xi Jinping—whose relatives had taken advantage of the law firm’s services. Although some of the assets in question, including the holdings of Xi’s brother-in-law, had already been uncovered by news outlets like Bloomberg and the New York Times, the renewed attention to them triggered netizen discussion and corresponding censorship. According to the BBC, at least 481 conversation threads on Sina Weibo were deleted within 24 hours, while screenshots show blank results for “Panama Papers” queries on search engines. China Digital Times published a leaked directive instructing editors to delete related reports, warning that “if material from foreign media attacking China is found on any website, it will be dealt with severely.” FreeWeibo noted that “Panama” was one of the most censored terms on Sina Weibo on April 4, second only to “Ten Years.”

HONG KONG:  Missing booksellers reappear, but questions remain

Some of the five Hong Kong booksellers who vanished into Chinese custody in late 2015 have reappeared in the territory, though they may not be free.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the five men went missing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later resurfaced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they were apparently in some form of detention. All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Hong Kong publisher Might Current Media and its Causeway Bay bookstore, which are known for controversial books about top Chinese officials. The methods allegedly used to bring them into China—including suspected extraterritorial “renditions” from Thailand and Hong Kong—prompted significant concern and criticism among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In February, all five appeared on either Chinese television or Hong Kong–based Phoenix Television, confessing crimes or renouncing their foreign citizenship. Since early March, three of the five men have resurfaced and visited Hong Kong at least briefly, urging police to cancel their missing persons reports, purchasing baby supplies, and praising their treatment by Chinese security services. They then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where some of them have family. Gui Minhai, a Mighty Current co-owner who was abducted from Thailand and remains in Chinese police custody, seems to b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 into “illegal business” activities. Despite the other booksellers’ claims that they are free to travel across the border and requests to tone down concern over their plight, observers, friends, and relatives remain suspicious of their circumstances. Meanwhile, the bookstore has closed, former owner and alleged abductee Lee Bo has told reporters that he would “not publish books” again, and the case continues to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in the book-publishing industry.


BEYOND CHINA: ‘Intranet’ fears, Trump on ’89 massacre, UN scolding, ZTE reshuffle

  • New legislation provokes fear of a Chinese ‘intranet’: On March 28,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released new draft legislation that would require domain names accessible in China to register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draft law’s vague wording provoked fears that such a system could effectively function as a “whitelist,” blocking access to any unapproved foreign-hosted websites and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Chinese users’ already high degree of isolation from the global internet. The MIIT quickly rejected such worries, telling Reuters that there had been a “misunderstanding.” Several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said that despite the unclear wording, they believed the law’s intention was to tighten regulation of websites hosted in China, not overseas, though this would still represent an intensification of existing internet controls. The proposed law is open for public comment until April 25. Another set of rules, restricting the terms under which foreign companies can operate websites inside China, came into effect on March 10.
  • In Geneva, China draws UN criticism, urges Dalai Lama boycott: During a session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Geneva last month, the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fo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garnered rare high-profile attention from diplomats. In his annual speech to the council on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situatio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Zeid Ra’ad al-Hussein expressed specific concerns about condi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are joint statement by nin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Japan that was delivered by U.S. ambassador Keith Harper. The statement condemned, among other violations, the crackdown on rights lawyers and the recent extraterritorial abductions of journalists, cartoonists, and booksellers. China’s ambassador, Fu Cong, responded with a scathing speech accus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hypocrisy and warning that Western countries’ “politicization” of the council would doom it to failure like its institutional predecessor. The following day, the Dalai Lama appeared on a panel about civil society at the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moderated by the UN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Chinese mission in Geneva had urged diplomats and UN officials to stay away, but large numbers reportedly attended anyway.
  • ZTE reshuffles management to stem U.S. sanctions: On April 5,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giant ZTE announced the replacement of three of its top managers, including its chief executive. The overhaul comes after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of U.S. technology to the company last month because it was found to have deliberately violated rules on exports of American-made goods to Iran, Nor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subject to trade sa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reshuffle is part of an agreement with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to remove executives allegedly involved in the violations in exchange for temporary removal of the sanctions on the company.
  • Activists react to Tiananmen massacre references in U.S. presidential race: During a debate among Republican Party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n March 10, the moderator posed a question to Donald Trump regarding previous comments he had made expressing admir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rutal suppression of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1989. Although Trump responded that he was not endorsing such violence per se, he reiterated that it was the act of a “strong” government, while referring to the protests as “riots.”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activists, netizens, and lawyers reacted with shock and disappointment to Trump’s remarks. In one open letter, a coalition of 27 groups said they were “appalled” by the statement and demanded an apology from Trump, adding that with such views, “he is not fit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lso expressed appreciation for candidate John Kasich’s unequivocal condemnation of the massacre and gratitude for long-standing support by two other candidates, Marco Rubio and Ted Cruz, fo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Rubio has since dropped out of the race.) Separately, exile cartoonist Rebel Pepper marked the occasion by posting on Twitter a drawing of Donald Trump in a tank running over a protester and declaring, “This is the best thing we imported from China.”

WHAT TO WATCH FOR

Reprisals against activists and insiders: Watch for any punishment of critics or regime insiders who have challenged Xi Jinping’s media control policy in recent weeks, as well as for updates on trials, sentences, or releases of activists and religious believers referenced in this month’s feature article (see above).

Panama Papers fallout: As new China-related revelations emerge from the Panama Papers and their details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atch for a continued battle between censors seeking to stem their circulation and netizens eager to share or obtain them. Watch for a tightening of the Great Firewall as more users are motivated to circumvent blocks, and for how the allegations affect party infighting—particularly whether they weaken Xi or provide motivation for unity among competing CCP factions that are all implicated in the documents.

Revised version of domain-name legislat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public comment period on April 25, watch for the publication of revisions to the proposed “Internet Domain Name Management Rules”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vised version may clarify uncertainties in the current draft and hopefully narrow the scope of new restrictions on websites accessible in China.

中国媒体快报 第114号: 2016年4月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标题


特写: 习近平弱点显现,外界呼吁释放活跃人士有成效 

这篇文章也发表于《外交家》, 《香港独立媒体》 网站。

萨拉∙库克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对资源的全面控制,考虑到它使用如何残暴的手段对待那些它认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人,我们也许会认为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必然会失败。但是就在局面显得尤其惨淡的时候,又出现了新一轮对政权的批评,包括来自国家媒体记者的批评以及来自党内的批评。过去一个月我们看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一个明显的副产品是一些被拘押的批评者获得释放。

这样的时刻生动地提醒我们,在面对顽强不懈的活动人士、国际舆论反弹、以及共产党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时,中国的审查者、秘密警察、甚至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强大。

过去六个星期来,几位因言论、文章、或信仰被逮捕的个人获得了释放。二月底,法律教授陈泰和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获释,并被允许前来美国与他的家人团圆。著名的张凯律师因帮助基督徒反对政府拆十字架而被捕,3月24日他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获释回家。记者贾葭受到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牵连而被失踪,12天后获得释放。五名香港书商因出版关于中国高层领导人争斗和艳闻书籍于2015年底被中国大陆警察神秘拘押,到4月初为止,其中4名已经脱离大陆警察的关押。

不用说,这些案件的结果都包含相当大的模糊性。首先这些个人压根就不应该被抓,而大多数并未获得完全自由,一些人被迫与中国当局合作,包括在电视上认罪,才获得释放。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国内和国际的施压,情况会更加糟糕。

另外,他们的释放还符合一个更广泛的模式。自由之家的研究发现,虽然政治控制总体上更严,更多的人被捕,但是与近年相比,中国领导人2015年在媒体自由和互联网自由问题上对国际和国内压力做出了更多让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将会对一系列涉及言论表达、但是少为人知的案件进行起诉、审判或判决。一位维吾尔人母亲因为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2009年被警察失踪的儿子而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 在河南,警察在对一对法轮功老年夫妇的家进行搜查时发现了四台打印机和几箱材料,这对夫妇有可能面临多年监禁。 四名中国大陆活动人士因在街头拉横幅支持香港2014年占中抗议者而被判刑。一名藏族商人因在微博发言并接受外媒采访,主张双语教育、保护藏族文化,而被指控煽动分裂。政府经营的无界网站自从登出了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匿名信后,多名编辑和技术人员受到调查,其结果还有待观察。

最近几个星期来,不少记者和内部人对审查和共产党媒体管控提出公开批评。这些人可能会遭到报复。财经新闻杂志《财新》曝光了审查者如何删除它的一篇文章;前新华社记者周方批评审查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传,蒋洪教授、电视主持人白岩松、演员张国立以及其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在上月政协会议期间都对审查表达了关注。当然,受欢迎的地产商任志强微博遭到删除也催化了一些不满的表达。

眼下而言,当局看来暂时搁置了对这些个人意识形态“出轨”的任何计划中的惩罚。一些分析人士将这个搁置、特别是搁置对任志强的处置归因于负责反腐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捍卫忠谏政府的原则,而中纪委主席则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

虽说共产党的党内政治在幕后进行,但是善用时机的外交施压、外媒报道、草根声援活动能够为这些以及其他因行使自由表达权而面临惩罚的中国公民提供十分需要的保护。

尽管中国政府反复声称“依法”控罪,但是在中国,言论案的判处不可避免地都是在共产党政法架构某处进行的成本效益政治分析的结果。在习近平的权威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挑战时,就算他试图钳紧党内和党外对他的批评,掌权者也有可能比以往更愿意考虑要求宽大的呼声。

不管是为这些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考虑,还是为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多人口国家争取民主与人权,这都值得一试。

图片说明:法轮功学员夫妇姚高富、梁欣与女儿的合照。根据大赦国际组织的报道,警察2015年12月搜查了这对夫妇的家,找到了几箱法轮功印刷品。他们可能面临起诉和审判。图片来源:明慧网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印刷 / 新媒体: 习近平的媒体管控政策遭到记者和体制内的抵触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月中视察了多家喉舌媒体并宣布了更加严厉的审查与宣传方式以来,接连几起事件显示,记者群体以及政治精英中对近年的新政策以及更严苛的信息管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抵触。这些不满的表示或批评看来是由一些具体的审查事件催化的,包括审查并试图惩罚地产富翁和社交媒体名人任志强的努力。

上个月,在为时两周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几名政协委员对言论空间更加紧缩表达了担忧,呼吁更大的媒体自由。来自上海的蒋洪教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以及演员和电视制片人张国立都做了类似表达。3月8日,重要的财经新闻杂志《财新》英文版发表文章透露,财新一篇报道蒋洪发言的文章遭到了强迫删除。尽管这篇文章次日也被删除、读者被指向一个错误信息页面,但是这一罕见的抵抗还是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至少有四名记者或作者发表了批评性的公开信或辞职信。3月11日,前新华社记者周方在一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呼吁对参与网络审查的官员进行调查。次日,江苏省苏州市作家协会的两名副主席荆歌和叶弥在他们的微博账户上公开宣布辞职,他们的举动被看作是对党控制文学的深刻不满。3月28日,《南方都市报》文化版编辑余少镭在网上贴出他的离职申请表,说他的离职理由是“没法跟着你们姓”,而习近平则在2月份向媒体提出党媒姓党的要求。这条微博很快遭到删除。尽管上述微博都遭到了删除,但是其中一些在网上仍然流传很广,并受到网民的广泛支持

3月1日,中共的反腐机构中纪委网站贴出一篇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文章。这篇以笔名雷斯发表的文章通过一系列史例论述道,“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本质上来说,这篇文章是对习近平压制党内干部议政的一个间接批评。至4月5日为止,这篇文章仍然在中纪委网站上,表明它是得到了高层官员许可的,很可能获得了中纪委主席、习近平的盟友王岐山的许可。几名中国观察者强调了这篇文章的重要,并推断说,甚至那些十分接近习近平的人也示意他走得太远了。其他人则猜测说,这篇文章是习近平的盟友对宣传部长刘云山的批评,而中纪委网站是不受刘云山控制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习近平2月对喉舌媒体的视察也许是试图降低刘云山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要遏制独立新闻报道。


新媒体: 敦促习近平辞职的网上公开信引发逮捕以及党内斗争的猜测

3月4日,一封网上发表的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辞去国家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职务,信中列举了诸多理由,包括他对媒体的打压以及鼓励“个人崇拜”。这封信的作者号称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这封信则被发表在几个海外中国异见网站上,并通过电子邮件流通。但是它罕见地被转载在中国防火墙内的无界网站。无界是一个由新疆地区政府和一些私人投资者共同拥有的新闻网站。这封信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短暂流传后遭到删除。相关查找,如“习近平 + 辞职”或者“习近平 + 公开信”都无法在新浪微博显示。

然而,安全部门对这封信的作者以及传播网进行了数星期的调查,无形当中引起更多人注意这封信及其英文翻译,特别是在中国之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国当局拘留了至少20人,包括16名无界员工与一个相关科技公司的员工。3月15日,警察带走了自由记者贾葭,显然是因为他提醒无界编辑这封出现在他们的网站上的信。接着,两名知名的中国政权批评者 – 住在美国的温云超和住在德国的记者长平– 在中国的家人被带走。在这两起案例中,警察试图利用他们的亲人为他们施压,让他们自我审查或者承认他们与这封信有关。大赦国际的William Nee指出,绑架全家人代表着株连惩罚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国际媒体以及海外中国媒体对这三起案件做了大量报道后,贾葭获释,长平和温云超的家人也获得释放,不过至4月1日为止,无界员工仍然在押。

近几周来,中国观察者对这封信的来源以及作者有很多猜测,有些人指出这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在贬损他。不过,通晓的观察者指出,这封信的写作风格不像典型的干部风格,人们怀疑这可能是国内和国外一些活跃人士合作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次要的。精英层中很多人据说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有类似的担心,在每年一度的两会开会第一天发布这些想法会令习近平尴尬,而发表在官媒上更是如此。3月29日,又有一封署名为171名党员的公开信发布在网上,要求习近平辞职。


印刷 / 新媒体: 审查事件聚焦:‘两会’,末世香港电影,巴拿马文件

中国的审查这在过去这个月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好几件大事上需要控制新闻,还要改正一个影响很大的错字。

  • 两会根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一份被泄露的中宣部文件对记者如何报道人大与政协“两会”提出了21点指令。指令说,记者应避免某些话题(如雾霾、国防开支、代表的个人财富等),同时强调另一些话题(如经济稳步增长的证据或者习近平参会等)。然而对习的报道出现了错误,官媒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将“最高领导人”写成了“最后领导人”。一些评论者视这个显眼的错误为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一个暗示。报道很快被取下,但已经被香港媒体以及其它媒体注意到。在接下来的数星期里,翻墙比往常更加困难,其它审查指令则下令删除污染疫苗的报道、有关沙特阿拉伯的记录片、以及有关2015年天津爆炸的后续报道。
  • ‘10年’: 4月3日,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将最佳影片奖颁给了《十年》,一部刻画北京统治下未来香港的独立电影。由于这部电影获得提名,中国管制者已经禁止了电视转播颁奖典礼,但是《十年》获得最高奖仍然引发更全面的新闻管控。新华社网易、新浪、搜狐等主要网站对颁奖仪式的报道索性不提这部电影以及最佳影片奖,百度搜索只能查到一家台湾报纸对评奖结果的报道(可能还是偶然的)。
  • 巴拿马文件:4月4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了他们根据到手的一批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巨量泄露文件而产生的第一批报道。这些来自巴拿马一家律师楼的文件令人看到富人如何利用避税天堂和空壳公司隐藏他们的财富。最初一批报道中提到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八名现任和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的亲戚如何使用了这家律所的服务。尽管这些财产中的一部分 – 包括习近平姐夫的资产 – 之前已经被彭博和《纽约时报》报道过,但这次的报道还是引发了网民的讨论以及相应的审查。BBC报道说,新浪微博上至少有481个话语链在24小时内被删除,同时,截屏显示搜索引擎上不显示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查询。《中国数字时代》发表的一份泄露指令指示编辑删除相关报道,警告他们“任何网站一旦发现传播境外媒体攻击中国内容将做从重处理”。自由微博注意到,“巴拿马”是4月4日那天被删除最多的名词,仅次于“十年”。

 


香港: 失踪书商露面,但问题仍然不明

2015年被中国警察绑架的五名香港书商中的几名已经重新出现在香港,尽管他们可能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去年10月至12月间,这五名书商在不同地点失踪,后来都出现在中国大陆,显然受到了某种形式的监禁。他们五人都与香港巨流出版社及其铜锣湾书店有关,以出版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有争议书籍著称。中国当局被怀疑使用境外“引渡”的方法将他们从泰国和香港绑架至中国境内,引发了香港居民的巨大反弹以及外国政府的关注与批评。2月份,所有五人都出现在中国电视台或香港的中资凤凰台认罪,或声明放弃他们的外国国籍。3月初,这五人中的三人至少短暂地在香港重新露面,敦促警察撤销他们的失踪人员报告,还购买了婴儿用品,并声称他们受到了中国警察的良好对待。之后他们又返回了大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人在大陆。巨流出版社共同拥有人桂民海被从泰国绑架到中国大陆,并且一直在警察手中。他似乎是中国当局调查“非法经营”的主要对象。尽管其他几名书商声称他们能够自由出入境,并且要求不要声张他们的处境,观察者、朋友、和亲戚对他们的处境十分怀疑。与此同时,铜锣湾书店已经关闭,前书店店主以及同样据信被绑架的李波告诉记者说,他不会再“出版书籍”。这个案件继续对香港的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特别是书籍出版业。


中国之外: 变成局域网的担心,川普论1989年天安门屠杀,联合国批评,中兴换人

 

  • 新立法令人担心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局域网’:3月28日,中国工信部发布了新的立法草案,该草案要求能够在中国进入的域名必须在政府登记。草案模糊的措辞令人们担心这样一个系统可以有效地被当作一个“白名单”使用,阻断任何未经批准、服务器在外国的网站,进一步加深中国用户与全球互联网业已存在的隔绝。工信部很快反驳了这样的担心,告诉路透社说这是一个“误解”。 几名中国和外国专家说,尽管措辞不清,他们认为这个法律的用意在于加强对服务器在中国、而不是服务器在外国的网站的管控,不过这个法律仍然是对已有的互联网控制的强化。这个提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批评,直至4月25日为止。另一套旨在对外国公司在中国办网站加以限制的规则于3月10日生效。
  • 活跃人士对美国总统竞选中有关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言论做出反应: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3月10日的竞选辩论中,主持人针对川普之前对中国共产党1989年武力镇压民主抗议者表示赞赏的言论提出一个问题。虽然川普回答说,他之前那样说并不是支持这样的暴力,但他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强力”行动,并以“暴乱”一词描述抗议。许多中国活跃人士、网友、和人权律师对川普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失望。27个团体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川普道歉,他们认为持这样观点的人“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他们对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卡西奇明确谴责大屠杀的言论表达了赞赏。他们还对另外两位候选人卢比奥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长期支持中国人权表示感谢。(卢比奥已经退出竞选。)另一方面,流亡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发了一幅漫画,其中川普站在一辆碾压抗议者的坦克上宣布,“这是我们从中国进口的最好的东西。”
  • 中国在日内瓦遭到联合国批评,敦促抵制达赖喇嘛:在上个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中国人权恶化遭到了多国外交人员的批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对中国的情况表示了特殊关注,包括西藏和新疆的情况。之后,欧洲多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九国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由美国大使哈珀宣读。声明特别谴责了对人权律师的镇压以及最近对记者、漫画家、书商等进行的跨境绑架。中国大使傅聪发表了尖锐的反驳,指责美国伪善,并警告说,西方国家将人权理事会“政治化”会导致它像上一届那样失败。次日,达赖喇嘛出席由日内瓦高等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由联合国人权副高级专员主持的公民社会讨论。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敦促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不要参会,但据说很多人与会。
  • 中兴重组管理层,以逃脱美国制裁:4月5日,中国通讯公司中兴公司宣布替换包括总经理在内的三名最高管理人员。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宣布限制向中兴公司出售美国科技,因为中兴公司被发现故意违法规定,向伊朗、北韩以及其它受到贸易制裁的国家出售美国生产的产品。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一项协议中,中兴同意替换这些涉嫌违规的高管,以换取暂时取消对中兴的制裁。

未来看点

对活跃人士以及内部知情者的报复:观察那些最近几周来对习近平媒体管控政策提出批评的人或体制内的批评者是否会受到惩罚,同时也注意对本期特写中(见前)提到的活跃人士以及信仰者的审判、判刑或释放。

巴拿马文件的负面影响:随着巴拿马文件有关中国的部分继续浮现,其细节被翻译成中文,注意寻求阻止这些消息流传的审查者与急于分享或获得此类信息的网民之间持续的博弈。随着更多读者寻求翻墙,注意观察国家防火墙是否会进一步钳紧, 注意这些指控如何影响党内斗争,特别是巴拿马文件是否会削弱习近平,或者是否会促使文件中均受到牵连的共产党内各派系联合起来。

域名提案修改版:在4月25日公众评论期过后,注意工信部是否会发表拟议中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的修改版。修改版也许会澄清目前版本中不明确的东西,希望会缩小对中国可登录网站施加新限制的范围。

 

中國媒體快報 第114期:2016年4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標題:


特写: 習近平弱點顯現,外界呼籲釋放活躍人士有成效

这篇文章也发表于《外交家》, 《香港獨立媒體》 网站。

薩拉∙庫克

 

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對資源的全面控制,考慮到它使用如何殘暴的手段對待那些它認為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人,我們也許會認為反對這個政權的人必然會失敗。但是就在局面顯得尤其慘澹的時候,又出現了新一輪對政權的批評,包括來自國家媒體記者的批評以及來自黨內的批評。過去一個月我們看到了好幾個這樣的事例。一個明顯的副產品是一些被拘押的批評者獲得釋放。

這樣的時刻生動地提醒我們,在面對頑強不懈的活動人士、國際輿論反彈、以及共產黨內部利益集團的壓力時,中國的審查者、秘密員警、甚至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並不如看上去那麼強大。

過去六個星期來,幾位因言論、文章、或信仰被逮捕的個人獲得了釋放。二月底,法律教授陳泰和從“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獲釋,並被允許前來美國與他的家人團圓。著名的張凱律師因幫助基督徒反對政府拆十字架而被捕,3月24日他在社交媒體宣佈已經獲釋回家。記者賈葭受到一封要求習近平辭職的信牽連而被失蹤,12天后獲得釋放。五名香港書商因出版關於中國高層領導人爭鬥和豔聞書籍於2015年底被中國大陸員警神秘拘押,到4月初為止,其中4名已經脫離大陸員警的關押。

不用說,這些案件的結果都包含相當大的模糊性。首先這些個人壓根就不應該被抓,而大多數並未獲得完全自由,一些人被迫與中國當局合作,包括在電視上認罪,才獲得釋放。但是很清楚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國內和國際的施壓,情況會更加糟糕。

另外,他們的釋放還符合一個更廣泛的模式。自由之家的研究發現,雖然政治控制總體上更嚴,更多的人被捕,但是與近年相比,中國領導人2015年在媒體自由和互聯網自由問題上對國際和國內壓力做出了更多讓步。

亞洲電臺講述2009年被員警失蹤的兒子而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 在河南,員警在對一對老年法輪功夫婦的家進行搜查時發現了四台印表機和幾箱材料,這對夫婦有可能面臨多年監禁。 四名中國大陸活動人士因在街頭拉橫幅支持香港2014年占中抗議者而被判刑。一名藏族商人因在微博發言並接受外媒採訪,主張雙語教育、保護藏族文化,而被指控煽動分裂。政府經營的無界網站自從登出了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匿名信後,多名編輯和技術人員受到調查,其結果還有待觀察。

最近幾個星期來,不少記者和內部人對審查和共產黨媒體管控提出公開批評。這些人可能會遭到報復。財經新聞雜誌《財新》曝光了審查者如何刪除它的一篇文章;前新華社記者周方批評審查的公開信在網上廣傳,蔣洪教授、電視主持人白岩松、演員張國立以及其他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在上月政協會議期間都對審查表達了關注。當然,受歡迎的地產商任志強微博遭到刪除也催化了一些不滿的表達。

眼下而言,當局看來暫時擱置了對這些個人意識形態“出軌”的任何計畫中的懲罰。一些分析人士將這個擱置、特別是擱置對任志強的處置歸因於負責反腐的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捍衛忠諫政府的原則,而中紀委主席則是習近平的親密盟友、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

雖說共產黨的黨內政治在幕後進行,但是善用時機的外交施壓、外媒報導、草根聲援活動能夠為這些以及其他因行使自由表達權而面臨懲罰的中國公民提供十分需要的保護。

儘管中國政府反復聲稱“依法”控罪,但是在中國,言論案的判處不可避免地都是在共產黨政法架構某處進行的成本效益政治分析的結果。在習近平的權威面臨越來越大的內部挑戰時,就算他試圖鉗緊黨內和黨外對他的批評,掌權者也有可能比以往更願意考慮要求寬大的呼聲。

不管是為這些個人以及他們的家庭考慮,還是為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多人口國家爭取民主與人權,這都值得一試。

圖片說明:法輪功學員夫婦姚高富、梁欣與女兒的合照。根據大赦國際組織的報導,員警2015年12月搜查了這對夫婦的家,找到了幾箱法輪功印刷品。他們可能面臨起訴和審判。圖片來源:明慧網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印刷 / 新媒體: 習近平的媒體管控政策遭到記者和體制內的抵觸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月中視察了多家喉舌媒體並宣佈了更加嚴厲的審查與宣傳方式以來,接連幾起事件顯示,記者群體以及政治精英中對近年的新政策以及更嚴苛的資訊管控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抵觸。這些不滿的表示或批評看來是由一些具體的審查事件催化的,包括審查並試圖懲罰地產富翁和社交媒體名人任志強的努力。

上個月,在為時兩周的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幾名政協委員對言論空間更加緊縮表達了擔憂,呼籲更大的媒體自由。來自上海的蔣洪教授、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以及演員和電視製片人張國立都做了類似表達。3月8日,重要的財經新聞雜誌《財新》英文版發表文章透露,財新一篇報導蔣洪發言的文章遭到了強迫刪除。儘管這篇文章次日也被刪除、讀者被指向一個錯誤資訊頁面,但是這一罕見的抵抗還是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的注意。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至少有四名記者或作者發表了批評性的公開信或辭職信。3月11日,前新華社記者周方在一封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中,呼籲對參與網路審查的官員進行調查。次日,江蘇省蘇州市作家協會的兩名副主席荊歌和葉彌在他們的微博帳戶上公開宣佈辭職,他們的舉動被看作是對党控制文學的深刻不滿。3月28日,《南方都市報》文化版編輯余少鐳在網上貼出他的離職申請表,說他的離職理由是“沒法跟著你們姓”,而習近平則在2月份向媒體提出黨媒姓黨的要求。這條微博很快遭到刪除。儘管上述微博都遭到了刪除,但是其中一些在網上仍然流傳很廣,並受到線民的廣泛支持

3月1日,中共的反腐機構中紀委網站貼出一篇題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文章。這篇以筆名雷斯發表的文章通過一系列史例論述道,“能否廣開言路,接受建議,常常決定一個朝代的盛衰。”本質上來說,這篇文章是對習近平壓制黨內幹部議政的一個間接批評。至4月5日為止,這篇文章仍然在中紀委網站上,表明它是得到了高層官員許可的,很可能獲得了中紀委主席、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的許可。幾名中國觀察者強調了這篇文章的重要,並推斷說,甚至那些十分接近習近平的人也示意他走得太遠了。其他人則猜測說,這篇文章是習近平的盟友對宣傳部長劉雲山的批評,而中紀委網站是不受劉雲山控制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認為,習近平2月對喉舌媒體的視察也許是試圖降低劉雲山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要遏制獨立新聞報導。


新媒體: 敦促習近平辭職的網上公開信引發逮捕以及黨內鬥爭的猜測

3月4日,一封網上發表的公開信要求習近平辭去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職務,信中列舉了諸多理由,包括他對媒體的打壓以及鼓勵“個人崇拜”。這封信的作者號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這封信則被發表在幾個海外中國異見網站上,並通過電子郵件流通。但是它罕見地被轉載在中國防火牆內的無界網站。無界是一個由新疆地區政府和一些私人投資者共同擁有的新聞網站。這封信在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短暫流傳後遭到刪除。相關查找,如“習近平 + 辭職”或者“習近平 + 公開信”都無法在新浪微博顯示。

然而,安全部門對這封信的作者以及傳播網進行了數星期的調查,無形當中引起更多人注意這封信及其英文翻譯,特別是在中國之外。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中國當局拘留了至少20人,包括16名無界員工與一個相關科技公司的員工。3月15日,員警帶走了自由記者賈葭,顯然是因為他提醒無界編輯這封出現在他們的網站上的信。接著,兩名知名的中國政權批評者 – 住在美國的溫雲超和住在德國的記者長平– 在中國的家人被帶走。在這兩起案例中,員警試圖利用他們的親人為他們施壓,讓他們自我審查或者承認他們與這封信有關。大赦國際的William Nee指出,綁架全家人代表著株連懲罰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國際媒體以及海外中國媒體對這三起案件做了大量報導後,賈葭獲釋,長平和溫雲超的家人也獲得釋放,不過至4月1日為止,無界員工仍然在押。

近幾周來,中國觀察者對這封信的來源以及作者有很多猜測,有些人指出這可能是習近平的對手在貶損他。不過,通曉的觀察者指出,這封信的寫作風格不像典型的幹部風格,人們懷疑這可能是國內和國外一些活躍人士合作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這封信的真實性是次要的。精英層中很多人據說對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有類似的擔心,在每年一度的兩會開會第一天發佈這些想法會令習近平尷尬,而發表在官媒上更是如此。3月29日,又有一封署名為171名黨員的公開信發佈在網上,要求習近平辭職。


印刷 / 新媒體: 審查事件聚焦:‘兩會’,末世香港電影,巴拿馬文件

中國的審查這在過去這個月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在好幾件大事上需要控制新聞,還要改正一個影響很大的錯字。

  • 兩會根據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一份被洩露的中宣部檔對記者如何報導人大與政協“兩會”提出了21點指令。指令說,記者應避免某些話題(如霧霾、國防開支、代表的個人財富等),同時強調另一些話題(如經濟穩步增長的證據或者習近平參會等)。然而對習的報導出現了錯誤,官媒新華社的一篇報導將“最高領導人”寫成了“最後領導人”。一些評論者視這個顯眼的錯誤為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一個暗示。報導很快被取下,但已經被香港媒體以及其它媒體注意到。在接下來的數星期裡,翻牆比往常更加困難,其它審查指令則下令刪除污染疫苗的報導、有關沙烏地阿拉伯的記錄片、以及有關2015年天津爆炸的後續報導。
  • ‘10 4月3日,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將最佳影片獎頒給了《十年》,一部刻畫北京統治下未來香港的獨立電影。由於這部電影獲得提名,中國管制者已經禁止了電視轉播頒獎典禮,但是《十年》獲得最高獎仍然引發更全面的新聞管控。新華社網易、新浪、搜狐等主要網站對頒獎儀式的報導索性不提這部電影以及最佳影片獎,百度搜索只能查到一家臺灣報紙對評獎結果的報導(可能還是偶然的)。
  • 巴拿馬文件:4月4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了他們根據到手的一批被稱為“巴拿馬文件”的巨量洩露檔而產生的第一批報導。這些來自巴拿馬一家律師樓的檔令人看到富人如何利用避稅天堂和空殼公司隱藏他們的財富。最初一批報導中提到了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八名現任和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他們的親戚如何使用了這家律所的服務。儘管這些財產中的一部分 – 包括習近平姐夫的資產 – 之前已經被彭博和《紐約時報》報導過,但這次的報導還是引發了線民的討論以及相應的審查。BBC報導說,新浪微博上至少有481個話語鏈在24小時內被刪除,同時,截屏顯示搜尋引擎上不顯示有關“巴拿馬檔”的查詢。《中國數位時代》發表的一份洩露指令指示編輯刪除相關報導,警告他們“任何網站一旦發現傳播境外媒體攻擊中國內容將做從重處理”。自由微博注意到,“巴拿馬”是4月4日那天被刪除最多的名詞,僅次於“十年”。

香港: 失蹤書商露面,但問題仍然不明

2015年被中國員警綁架的五名香港書商中的幾名已經重新出現在香港,儘管他們可能仍然沒有獲得自由。去年10月至12月間,這五名書商在不同地點失蹤,後來都出現在中國大陸,顯然受到了某種形式的監禁。他們五人都與香港巨流出版社及其銅鑼灣書店有關,以出版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有爭議書籍著稱。中國當局被懷疑使用境外“引渡”的方法將他們從泰國和香港綁架至中國境內,引發了香港居民的巨大反彈以及外國政府的關注與批評。2月份,所有五人都出現在中國電視臺或香港的中資鳳凰台認罪,或聲明放棄他們的外國國籍。3月初,這五人中的三人至少短暫地在香港重新露面,敦促員警撤銷他們的失蹤人員報告,還購買了嬰兒用品,並聲稱他們受到了中國員警的良好對待。之後他們又返回了大陸,他們當中有些人的家人在大陸。巨流出版社共同擁有人桂民海被從泰國綁架到中國大陸,並且一直在員警手中。他似乎是中國當局調查“非法經營”的主要對象。儘管其他幾名書商聲稱他們能夠自由出入境,並且要求不要聲張他們的處境,觀察者、朋友、和親戚對他們的處境十分懷疑。與此同時,銅鑼灣書店已經關閉,前書店店主以及同樣據信被綁架的李波告訴記者說,他不會再“出版書籍”。這個案件繼續對香港的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特別是書籍出版業。


中國之外: 變成‘局域網’的擔心,川普論1989年天安門屠殺,聯合國批評,中興換人

  • 新立法令人擔心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局域網3月28日,中國工信部發佈了新的立法草案,該草案要求能夠在中國進入的功能變數名稱必須在政府登記。草案模糊的措辭令人們擔心這樣一個系統可以有效地被當作一個“白名單”使用,阻斷任何未經批准、伺服器在外國的網站,進一步加深中國用戶與全球互聯網業已存在的隔絕。工信部很快反駁了這樣的擔心,告訴路透社說這是一個“誤解”。幾名中國和外國專家說,儘管措辭不清,他們認為這個法律的用意在於加強對伺服器在中國、而不是伺服器在外國的網站的管控,不過這個法律仍然是對已有的互聯網控制的強化。這個提案目前正在徵求公眾批評,直至4月25日為止。另一套旨在對外國公司在中國辦網站加以限制的規則於3月10日生效。
  • 活躍人士對美國總統競選中有關天安門廣場屠殺的言論做出反應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3月10日的競選辯論中,主持人針對川普之前對中國共產黨1989年武力鎮壓民主抗議者表示讚賞的言論提出一個問題。雖然川普回答說,他之前那樣說並不是支持這樣的暴力,但他重申了中國政府的“強力”行動,並以“暴亂”一詞描述抗議。許多中國活躍人士、網友、和人權律師對川普的言論表示震驚和失望。27個團體在一封公開信中要求川普道歉,他們認為持這樣觀點的人“不適合成為美國總統”。他們對另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凱西奇明確譴責大屠殺的言論表達了讚賞。他們還對另外兩位候選人盧比奧參議員和克魯茲參議員長期支持中國人權表示感謝。(盧比奧已經退出競選。)另一方面,流亡漫畫家變態辣椒在推特上發了一幅漫畫,其中川普站在一輛碾壓抗議者的坦克上宣佈,“這是我們從中國進口的最好的東西。”
  • 中國在日內瓦遭到聯合國批評,敦促抵制達賴喇嘛:在上個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中國人權惡化遭到了多國外交人員的批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侯賽因對中國的情況表示了特殊關注,包括西藏和新疆的情況。之後,歐洲多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九國罕見地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由美國大使哈珀宣讀。聲明特別譴責了對人權律師的鎮壓以及最近對記者、漫畫家、書商等進行的跨境綁架。中國大使傅聰發表了尖銳的反駁,指責美國偽善,並警告說,西方國家將人權理事會“政治化”會導致它像上一屆那樣失敗。次日,達賴喇嘛出席由日內瓦高等研究所舉辦的一個由聯合國人權副高級專員主持的公民社會討論。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敦促外交人員和聯合國官員不要參會,但據說很多人與會。
  • 中興管理層換人,以逃脫美國制裁:4月5日,中國通訊公司中興公司宣佈撤換包括總經理在內的三名最高管理人員。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上個月宣佈限制向中興公司出售美國科技,因為中興公司被發現故意違法規定,向伊朗、北韓以及其它受到貿易制裁的國家出售美國生產的產品。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與美國商務部達成的一項協定中,中興同意替換這些涉嫌違規的高管,以換取暫時取消對中興的制裁。

未來看點

對活躍人士以及內部知情者的報復:觀察那些最近幾周來對習近平媒體管控政策提出批評的人或體制內的批評者是否會受到懲罰,同時也注意對本期特寫中(見前)提到的活躍人士以及信仰者的審判、判刑或釋放。

巴拿馬檔的負面影響:隨著巴拿馬檔有關中國的部分繼續浮現,其細節被翻譯成中文,注意尋求阻止這些消息流傳的審查者與急於分享或獲得此類資訊的線民之間持續的博弈。隨著更多讀者尋求翻牆,注意觀察國家防火牆是否會進一步鉗緊, 注意這些指控如何影響黨內鬥爭,特別是巴拿馬檔是否會削弱習近平,或者是否會促使檔中均受到牽連的共產黨內各派系聯合起來。

功能變數名稱提案修改版:在4月25日公眾評論期過後,注意工信部是否會發表擬議中的《互聯網功能變數名稱管理辦法》的修改版。修改版也許會澄清目前版本中不明確的東西,希望會縮小對中國可登錄網站施加新限制的範圍。

 

China Media Bulletin Issue No. 115: May 2016

$
0
0
 toddler china defends grandmother from chengguan

HEADLINES


FEATURE: Xi Jinping Tech Speech Signals Tougher Times for Foreign Firms

by Sarah Cook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Diplomat on May 17, 2016. 

When Chinese president and Communist Party chief Xi Jinping gave a speech on cyber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st month, international media noted that even as Xi called for greater tolerance of online criticism, censors were restricti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from posting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his remarks. However, foreign reporters overlooked other important points in the April 19 speech, including hin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intensifying its efforts to reduce foreign—and especially American—involvement in China’s IT sector.

In the early parts of his speech, Xi indeed urges officials to engage with citizens more frequently via the internet and to be “a bit more tolerant and patient” when doing so. But the remark is made in the context of calls to “strengthen governance in cyberspace” and enhance “internet supervision.”

Meanwhile, party officials continue to punish or silence critics of Xi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dissenting party members.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Xi’s address, it was reported that real-estate mogul and social-media commentator Ren Zhiqiang was being placed on probation for one year, an apparent reprisal for his online rebuttal of Xi’s hard-line February speech on media policy.

Instead, after the passing reference to greater tolerance, Xi dedicates much of the April 19 speech (14 paragraphs) to the need for China make quick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presence of indigenous Chinese products in related fields. The term “core technology” is not clearly defined, but Xi says it includes “asymmetric”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y. At one point, in a passage replete with military metaphors, Xi refers to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Microsoft, Intel, Google, and Apple—as “backbone enterprises” with a “coordinated impact”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nd state enterprises should strive to overtake by joining forces.

Xi does not call for foreign technologies and expertise to be completely shut out of China.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speech, he notes in unusually candid fashion that China is suffering from a grave “brain drain,” and urges technology firms to build “talent structures” that can recruit experts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draw Chinese expatriates back home.

Nevertheless, the thrust of the speech matches a broader pattern in which Beijing has sought to exclude foreign companies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Chinese alternatives, wherever and whenever it becomes feasible. The push for self-reliance seemed to gain urgency after Edward Snowden’s 2013 revelations of American cyberespionage activity, but it is hardly new.

Analyst Bill Bishop noted this undercurrent in the speech, warning in his Sinocism newsletter that “US tech firms should be under no illusions that there has been any change in the long-term agenda to de-Americanize China’s IT stack.” Indeed, days before the address, Apple’s iBooks Store and iTunes Movies applications were shut down in China, only six months after they had been launched with government approval.

Shareholders and employees of global, and especially American, technology firms should take heed of Xi’s words. The speech indicates that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unlikely to make serious headway in the Chinese market under the current political leadership. Far from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expansion in China, acts like promoting Xi’s book of quotations, partner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urveillance capacity, or hiring former Chinese military engineers may simply make U.S. tech industry leaders appear foolish in light of Beijing’s stated goals. Such behavior also conveys a message of abandonment to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who share Silicon Valley ideals of openness, free expression, creativity,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Beyond the toll on foreign firms, internet users inside China are also clearly harmed by the kinds of restrictive, inward-looking policies their government is pursuing. They are unable to enjoy a range of convenient and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l services, excluded from the global online community, denied privacy from the prying eyes of Chinese security agencies, and left without the benefits that might arise from re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Over time, cutting off Chinese users, develope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global tech giants like Apple could also harm the broader national economy.

Despite these potentially negative domestic implications, the speech is unlikely to generate the kind of internal backlash that followed Xi’s media policy speech in February. Instead, the backlash is more likely to come from abroad, as the space for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s lucrative tech sector continues to shrink in the face of arbitrary regulation and website blocking.

Perhaps that is one reason why the English-language report on the speech b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which formed the basis of most initial foreign media coverage—downplayed these aspects of Xi’s remarks.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NEW MEDIA: New blocks on foreign content as U.S. calls Chinese censorship a trade barrier

On March 31, U.S. officials for the first time included China’s internet filtering system on an annual list of trade impediments, according to an April 7 report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entry in the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said that over the last year “outright blocking of websites appears to have worsened” and that such actions “posed a significant burden to foreign suppliers, hurting both Internet sites themselves and users who often depend on them for business.” It noted the arbitrariness of Chinese government decisions to block certain websites, citing a seemingly innocuous home-improvement site as one of many that had been “swept up by the Great Firewall.”

Despite the renewed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implications of censorship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ese officials proceeded to block a series of foreign websites and online services over the following month. Beginning on April 2 and April 5, respectively, the English-language websites of the Economist and Time magazine were rendered inaccessible to users inside China, with the Economist’s WeChat app also reportedly suspended. In both cases, the catalyst appeared to be cover images that drew comparisons between Xi Jinping and Mao Zedong, with references to an emerging personality cult. A week later, Medium, a platform for sharing articles, was similarly blocked, perhaps due to the circulation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of content related to the Panama Papers,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latform could be used to share items from media outlets blocked in China. In another block that may be more significant for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users, Apple’s iBooks Store and iTunes Movie services became inaccessible in mid-April, just six months after being launched in China with government approval. A week later, DisneyLife, a streaming service for films and other material, offered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s Alibaba, went offline after only five months. The incidents represent real setbacks for two foreign companies that have had greater succes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an most of their competitors.


NEW MEDIA: Internet regulation updates: New WeChat rules, online TV crackdown, Baidu ad scandal 

  • Internal WeChat restrictions: On April 12, the messaging application WeChat alerted users to a new set of rules that would be implemented to control content on the platform. Users violating the rules could be subject to punishments including a permanent account ban. Some of the rules limit circulation of content that is often restricted on social media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references to sexual abuse or posts meant to harass fellow users. Others seemed designed to protect WeChat’s own business, like a ban on linking to external games. However, a number of provisions, including those targeting “rumors,” open the door to a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uptick in censorship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tent. In recent years, WeChat has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activists, lawyers, and journalists, in part because its censorship is seen as less intense than on the microblogging service Sina Weibo. Monitoring the degree of censorship on WeCha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on Sina, however, because most WeChat communication is fragmented into small, private circles.
  • Reality TV and live online streaming: On April 14,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announced that all the major live-streaming platforms were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uthorities accuse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services of hosting too much content that is vulgar, violent, or likely to incite criminal activity. Three days late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announced that children—and particularly children of celebrities—will henceforth be barr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reality television shows. On April 19, Papi Jiang, a young woman who rose to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pular web celebrities thanks to her three-minute comical video rants on a variety of topics, was ordered to take down most of her videos because of her use of foul language. She quickly posted an apology on her Sina Weibo account, which has 11 million followers, and promised to change her ways. Chinese internet users’ reactions to these measures were mixed. Some welcomed a possible reduction in vulgar language, cleavage, and spam advertising on video services and social-media platforms. Others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at the extensive restrictions on seemingly innocuous entertainment content, and puzzlement at the specificity of certain rules, like a ban on erotic eating of bananas, which could be circumvented if streamers simply “start eating cucumbers.”
  • Baidu medical ad scandal: The ethics of search-engine results became a hot topic in China after the death of a college student who sought out a questionable cancer treatment based on an advertisement that appeared on the search engine Baidu. Wei Zexi passed away on April 14 after his family spent 200,000 yuan ($30,700) on the ineffective treatment. His story went viral online and sparked netizen accusations that the company was placing profits ahead of user safety. Government regulators took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on May 2, and following an investigation, Baidu committed to policy changes, including inspection of all medical information from advertisers and a new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ng users for any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he firm also expressed remorse and removed 126 million advertisements and over 2,000 medical institutions found to be out of compliance.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at netizens have criticized Baidu’s medical advertising practices. In January, tens of thousands of users pledged to boycott the company after learning that it sold the right to moderate medical discussion forums to unqualified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with a clear conflict of interest.

NEW MEDIA: Authorities and citizens clash over medical parole, state media defamation, and free expression 

  • Allies pressure government on medical care for jailed activist Guo Feixiong: On April 26, the sister of Guo Feixiong, a prominent Guangdong activist serving a six-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speaking at a press freedom protest in 2013, visited Guo in prison. She reported that his health had severely deteriorated and that medical attention was not being provided. In response, a group of activists launched a relay hunger strike beginning on May 4. Each day, one person fasts for 24 hours with the goal of press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cede to two demands: 1) that Guo be released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2) that his medical records from before and during his detention be made public. According to Ai Wu, one of the activists involved in the campaign, as of May 6 at least 1,000 people had signed a corresponding petition calling for Guo’s release. The petition cites several prominent individual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s its sponsors, including blind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rights advocate Hu Jia, online commentator Murong Xuecun, and journalist Xiao Shu.
  • Mainland activists jailed for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 protesters: On April 8, roughly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the outbreak of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four activis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expressing support—via online posts or photos—for Hong Kongers’ demands for greater political freedom, according to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ang Mo, Xie Fengxia, Zhang Rongping, and Liang Qinhui were jailed for terms ranging from 18 months to four and a half years on the political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They had initially been charged with the lesser crime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 On April 21, activist Su Changlan was put on trial, also in Guangdong, for similar online posts.
  • Mother of detained activist files—then rescinds—defamation suit against state media: In early April, the mother of detained labor rights activist Zeng Feiyang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over a December 2015 article that she claims defamed her son’s character and formed part of a coordinated smear campaign. The suit, which asks for removal of the article in question from Xinhua’s website, a public apology, and 1 million yuan ($150,000) in compensation, also named local police and the Guangzhou detention center where Zeng is being held as defendants. Zeng’s mother, Chen Wenying, told Quartz that after the news reports, even old friends and family started questioning Zeng’s morality and efforts to help workers. On May 1, howeve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ported that Chen had been forced to drop the suit due to pressure from court authorities and threats that her grandson’s employment would be harmed. The lawsuit and its dismissal are a particularly blatant example of the close collusion between China’s flagship state medi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urity apparatus.
  • Uighur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watching film about Muslims: On May 9, Radio Free Asia reported that Eli Yasin, a Uighur man from Aksu prefecture in Xinjiang, had been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in February, apparently for watching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film about Muslim migration.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movie remains unclear, but the fact that Yasin and several relatives viewed it reportedly led some officials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lanning to go abroad and “wage jihad.” A security official from the family’s village who spoke to Radio Free Asia was skeptical of such conclusions, stating that “as a security chief, I am having a hard time explaining these charges to the people in my village.” Several of Yasin’s relatives were detained with him in May 2015 and may remain in custody. In recent years, Uighurs have been severely punished for producing or disseminat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Islam or Uighur history that departs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line, but this is one of the harshest documented punishments for merely consuming content deemed extremist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NG KONG: Editor’s firing, museum closure add to press freedom concerns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onducted last month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 that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te of press freedom in the territory was at its lowest point since the 1997 handover to China, with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stating that they fou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unsatisfactory. The sudden April 20 firing of an editor at Ming Pao, a leading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 further fueled such concerns.

Chief executive editor Keung Kwok-yuen was abruptly dismissed from his position in what management said was a cost-cutting measure. Journalists at the paper responded angrily and voiced suspicion that the decision was a reprisal for a front-page report the same day linking top Hong Kong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 to new revelations in the Panama Papers. On April 24 and 25, five columnists protested the firing by publishing blank articles in the paper’s print edition. On May 2, over 400 journalists and community activists held a street demonstration, during which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s chairwoman read an open letter from eight journalist groups demanding Keung’s reinstatement.

The strong reaction to Keung’s firing may have been amplified by a series of news items in the week prior to his dismissal that reinforced fears of deteriora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territory. On April 14, Agence France-Presse reported that a museum commemorating the 1989 massacre of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Beijing would be closing amid legal complaints from the building’s other tenants, which museum supporters said we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ree days late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ported that a theater group dedicated to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1989 events was receiving notably fewer requests for performances at school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years, and expressed concerns that teachers were coming under pressure not to invite them. On April 15, the Post reported that the publisher of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account of Hong Kong’s 2014 Occupy Central prodemocracy protest movement had faced difficulties finding a printer. It noted that two companies turned down the job due to the subject matter, and a third agreed to print the book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he latter incident reflects a broader chilling effect in the territory’s publishing sector since the suspicious 2015 detention in China of five Hong Kong booksellers whose products were critical of or embarrassing to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BEYOND CHINA: Twitter hire, India visas, S. Korea dance show, U.S. counterpropaganda bill 

  • Twitter hires ex-military engineer to lead Greater China outreach: On April 14, Twitter announced that it had hired Kathy Chen as its managing director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popular microblogging platform is blocked in China but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venue for sharing uncensored information among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who are able to circumvent the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Chen’s appointment quickly stirred controversy among Chinese activists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Many pointed to her past work as an engine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that have links to the public security apparatus, arguing that she may b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was hired mainly for her government connections. Adding to concerns that her work at Twitter might support the party’s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policies, some of her first tweets called for cooperation with state media outlets. In one such message, she echoed language u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writing, “let’s work together to tell great China story to the world!” Until the day she assumed her post, Chen had not been active on Twitter. The company defended the decision to hire her, but an article in the nationalistic state-run newspaper Global Times also came to her defense, which didn’t help her case in the eyes of skeptics.
  • Uighur, Chinese activists denied entry to India: At the end of April, a network of Chinese, Tibetan, and Uighur representatives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ethnic, interfaith conference in Dharamsala, India, organized by the Washington, DC–based prodemocracy group Initiatives for China.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annual meeting had been hel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r Taiwan. While dozens of individu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ed, at least three Uighur and Chinese activists were denied entry into India, fueling fears that they had been barred becau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ure. Dolkun Isa, a leader of the Germany-based World Uyghur Congress; Lu Jinghua, a U.S.-based dissident; and Ray Wong, a former student leader in Hong Kong, reported having their visas denied or revoked. Indian authorities claimed that their paperwork had been incomplete, but the last-minute change in Isa’s case and past instances of individuals encountering travel blocks led the three to believe that they had been refused entry as a result of pressure, or at least misinform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Dance performance canceled in South Korea after Chinese embassy pressure: On May 4, a court in Seoul issued a last-minute ruling canceling a ser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and music shows by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at KBS Hall. The ruling explicitly cited threats by the Chinese embassy aimed at the theater owner. The New York–based performance group says its mission is to revive China’s five-millennia-old traditional culture, much of which has been destroyed under Communist rule. Along with dances portraying scenes from the imperial past or literary classics, some of the pieces depict the story of Falun Gong persecution in modern China or attacks on Buddhist templ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ch themes have put Shen Yun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arget list, prompting more than 60 attempts by Chinese officials to obstruct the show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pressure sometimes leads to cancelations, this month’s incident in South Korea stood out in at least two respects. First, the same court that issued the cancelation order had ruled in favor of the performance going forward just two weeks earlier,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what additional pressure may have been applied by Chinese or Korean officials in the interim. Second, the court’s rationale cited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losses that the 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the owner of KBS Hall—could incur if Beijing retaliated by obstructing its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 the firm’s television dramas are popular. The judge argued that such losses would far outweigh the compensation the firm might need to pay Shen Yun for lost ticket sales, setting a dangerous precedent in which potential earnings from content broadcast inside China are explicitly used to justify restrictions on free expression outside China.
  • Counterpropaganda bill introduced in U.S. Senate: On March 16, a bill titled the Countering Information Warfare Act of 2016 was introduced in the U.S. Senate and 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ponsored by Senator Rob Portman, an Ohio Republican, and Senator Christopher Murphy, a Democrat from Connecticut, the bill notes that foreign governments—including those of China and Russia—use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to undermin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The measure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Response to coordinate research on foreign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warfare” efforts and develop a whole-of-government American response. The center would be funded by an initial appropriation of $20 million, which would also support research by outside think tank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Claire Chu of the Washington, DC–based think tank Project 2049 write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at although the U.S. Congress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untering Russian propagand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ongress has introduced policy measures to directly address the threat of China’s aggressiv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doctrine.”

 


WHAT TO WATCH FOR 

Real-world impact of Xi speech, U.S. trade barrier designation: Following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as a trade barrier on March 31, watch for an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designation, including more robust U.S. efforts to challenge the arbitrary blocking of American websites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lso watch for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U.S. tech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following Xi Jinping’s April 19 speech.

Increased WeChat censorship: Following the popular social-media service’s April 12 announcement of new rules governing content, watch for anecdotal reports of an increase in censorship and deleted posts, including on previously tolerated social, political, or religious topics.

Effect of foreign NGO law on journalism, free expression: On April 28,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passed a law on Management of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 new legislation was widely criticized for its likely impact on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lthough most of its provisions do not directly relate to free expression, some elements could damage media and internet freedom through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trainings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limitations affecting NGO websites, punishments for disseminating content deem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and monitoring by public security agencies that entails technical surveillance. Watch for new restrictions of this kind and any broader chilling effect, on both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nd Hong Kong–based groups that are active on the mainland.

 

中国媒体快报 第115号,2016年5月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toddler china defends grandmother from chengguan

标题


特写

习近平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的讲话标志着外国公司的处境将更加不利

萨拉∙库克

这篇文章也发表于外交家网站。

中国国家主席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月就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发表了一个讲话,国际媒体注意到,虽然习近平呼吁要对网上批评持更加容忍的态度,但是审查者们却不许中国网民在习近平讲话下面跟帖,以防止他们发表负面评论。不过外国记者们忽视了4月19日这个讲话中其它重要的内容,包括暗示中国政府将会进一步减少外国、特别是美国在中国信息产业中的介入。

在这篇讲话的前面部分,习近平敦促官员多与公民在网上接触,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但他是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以及加强“互联网监督”的前提下这样说的。

另一方面,党的官员继续惩罚或打压对习近平以及中央政府的批评,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党员。习近平讲话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有报道说,喜欢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的地产大亨任志强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这显然是对他批评习近平2月份就媒体政策发表的强硬讲话的一个惩罚。

习近平在4月19日的讲话中刚说完要包容,接着就说,中国需要在核心技术上做出快速突破,加强中国本土产品在相关领域的使用。“核心技术”是一个并未清楚定义的说法,但是习近平说,它包括“非对称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一个充满军事比喻的段落中,习近平提到一些美国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谷歌和苹果,说他们是“骨干企业”并具有“协同效应”,中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应该形成合力,超越它们。

习近平没有呼吁将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完全排除在中国之外,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他以少见的坦率指出,中国现在面临人才流失,他敦促技术公司建立“人才制度”,从许多国家招募专家,将在境外的中国人才吸引回来。

尽管如此,这个讲话的方向符合中国政府在可能的领域与可能的时机寻求排斥外国公司和技术、推广中国公司的趋势。在斯诺登2013年泄露了美国网络监控活动后,推动自力更生似乎有了更大的紧迫性,但这并不是新事。

美国分析人士 Bill Bishop注意到了习近平讲话中的这个暗流,并在他的中国新闻简报Sinocism中警告说,“长期来看,中国的目的是在中国信息科技行业去美国化,美国科技公司对此不应该报任何幻想。” 的确,在这个讲话前几天,苹果的书店和电影两个应用都被关闭,而这两个应用六个月前才在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后登场。

全球、特别是美国科技公司的股动和雇员应该注意习近平说的话。这个讲话表明,在目前的政治领导人治下,美国科技公司不太可能在中国市场有太大发展。中国已经把目标明说了,再像脸书那样宣传一下习近平语录,像思科那样与中国政府合作改善监控能力,或者像推特那样雇一个前军队工程师,都不是为未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而奠定基础,反而可能让美国科技行业领导人看上去很傻。这样的做法还向中国内外中文互联网用户送去一个信息:外国科技公司对他们的感受抛弃不顾。而他们才恰恰是喜欢硅谷的理想的人,他们赞同开放、言论自由、创造性,和全球沟通。

除了影响外国公司外,中国政府这种限制性的、越来越收缩的政策显然也损害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后者无法享受一系列方便和前沿的国际服务,并被排除在全球网络社群之外,在中国安全机构的监控下他们毫无隐私可言,无法享受中国公司和国际公司进行真正竞争的情况下会享受到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中国用户、软件开发商、和企业家将会从诸如苹果这样的全球巨人切割开,也会损害到更广范围的国家经济。

尽管对中国本身有这么多可能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习近平2月发表了媒体政策讲话后,最新的这个讲话不太可能引起内部反弹。相反,批评很可能会来自海外,由于中国管制政策的任意以及更多网站被封,外国公司在中国利益丰厚的信息技术市场越来越收缩。

这也许是为什么官方新华社在对这个讲话的英语报道中(也是大多数外国媒体报道的基础)淡化了习近平讲话中的这些方面。

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中国媒体快负责人。


新媒体

美国将中国审查视为贸易壁垒,中国则进一步封锁境外内容

《纽约时报》4月7日报道,美国官员3月31日首次将中国国家防火墙列入年度贸易障碍清单。这份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贸易评估报告》说,过去一年来,“直接封锁境外网站的做法更加恶化”,这种做法“对外国供应商造成相当大负担,既损害这些网站本身,也损害常常依赖这些网站做生意的用户。”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决定封锁某些网站时的任意性,比如说,一个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居家装饰网站也在“被防火墙封锁”的网站之列。

虽然人们开始再次注意审查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官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继续封锁了一系列外国网站和网上服务。4月2日和5日,英语网站《经济学人》《时代》杂志分别被封锁,《经济学人》的微信应用据说也被封了。这两个新闻网站被封,看来都源于他们的封面图片将习近平和毛泽东加以比较,指出越来越显著的习近平个人崇拜现象。一星期后,一个用于分享文章的平台Medium也被封锁,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巴拿马文件的内容,以及这个平台可以被用于分享被中国封锁的外媒上的内容。4月中,苹果的网上书店网站iBooks Store 和网上电影网站iTunes Movie也被封,尽管这两个服务六个月前才在中国获准上市。这两个服务被封影响到大量中国用户。一个星期后,一个与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网络电影和其它内容网站DisneyLife才运作了五个月后就被下线。这些事件对这两个外国公司来说都是较大的打击,而它们之前比大多数竞争者都在中国享有更大的市场准入。


新媒体

互联网又添新规定:微信新规定,网络电视遭打压,百度丑闻

  • 微信新的内部规定:4月12日,微信想用户公布了一系列它将实行的新规定,用来控制平台上的内容。违反规定的用户可能被永久吊销账户。一些规定限制传播全球社交媒体普遍限制的内容,如性虐待、或对其他用户的骚扰。另一些规定的目的则在于保护微信本身,如禁止链接到其它游戏网站。但是新规定中好几条,包括那些针对“谣言”的规定,都会为钳紧政治、社会、和宗教内容打开通道。近年来,微信在中国网民中很受欢迎,包括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审查似乎不像新浪微博那样严厉。跟踪微信上的审查比跟踪新浪微博审查要困难得多,因为大多数微信交流都发生在比较小的、私密的圈子内。
  • 电视真人秀与实时播报: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宣布文化部对主要实播平台进行调查。当局指责越来越多平台上的内容低俗、暴力、或煽动犯罪活动。三天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儿童(特别是名人的孩子)不许参加电视真人秀Papi Jiang是一个以在网上发布三分钟搞笑视频而出名的年轻女性。4月19日,有关方面下令删除大多数Papi Jiang的视频,原因是脏话太多。她随后在有一千一百多万粉丝的新浪微博道歉,承诺改变方式。中国网民对这些规定和做法的反应多种多样。有些欢迎减少视频服务和社交平台上的低俗语言、露胸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另一些网民则表达了对纯粹娱乐内容的限制、对某些具体规定表示不解,如禁止用暗示性爱的方式吃香蕉:上传录像的人完全可以换吃黄瓜来绕过这个规定。
  • 百度医药广告丑闻: 4月14日,一个名叫魏则西的大学生根据百度搜索引擎广告寻求可疑的癌症治疗后死亡,搜索引擎的伦理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他的家人在这种骗人的治疗上花了20万人民币(相当于$30,700美元)。他的故事在网上激起很大反响,网民指责百度只认钱、不顾用户安全。政府管制部门5月2日对百度采取了行动,百度在进行了调查后承诺要改变政策,包括对广告商的所有医疗信息进行检查,并采用一种新的机制对被误导的用户进行补偿。百度还表达了歉意,清除了一亿两千六百万条广告以及两千多个不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网民对百度的医疗广告做法提出批评,此次并非第一次。今年一月,当用户发现百度将主持医疗论坛的权利卖给明显有利益冲突的不合格个人或公司的时候,成千上万用户发誓要抵制百度。

新媒体

当局和公民就保外就医、国家媒体诬陷、以及言论自由发生冲突

  • 4月26日,著名广东活动人士郭飞雄的姐姐到监狱看望了他。郭飞雄因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中国当局枉判六年。她的姐姐报告说,郭飞雄健康恶化,没有得到医疗。消息传出,各地活动人士5月4日发起了绝食接力,每人绝食24小时,目的是为中国当局施压,满足他们提出的两个要求:1)允许郭飞雄保外就医;2)公开他以前以及拘押期间的医疗记录。协调绝食接力的活动人士“哎乌”表示,至5月6日,已经有一千多人在要求释放郭飞雄的联署上签名。联署由几名中国国内外著名活动人士发起,包括盲人活动人士陈光诚、权利倡导者胡佳、作家慕容雪村、专栏作家笑蜀。
  • 内地活分子因声援香港雨而被判刑:维权网报道,4月8日,在离香港雨伞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年半的样子,广东省四名活动人士因在网上发帖或照片声援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的香港抗议者而被判刑。王默、谢丰夏(谢文飞)、张荣平(张圣雨)、以及梁勤辉被分别判处18个月至4年半刑期,对他们的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对他们最初的指控是比较轻的“寻衅滋事”。4月21日,活动分子苏昌兰也因为在网上发照片声援香港而在广东受到审判。
  • 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的母亲控告国家媒体诬陷,但随后撤诉: 4月初,广东劳工权利活动人士曾飞洋的母亲状告新华社,指称新华社2015年12月的一篇文章抹黑他儿子的人品,是沆瀣一气的诬陷行为。她要求新华社从其网站撤除这篇文章、公开道歉、并提供一百万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0,000美元)的赔偿。诉讼中的被告还包括当地警察和曾飞洋被关的广州看守所。曾飞洋的母亲陈文英告诉Quartz网站说,在官媒报道后,就连老朋友和家人都开始质疑曾飞洋的道德以及他帮助工人的工作。但是《南华早报》5月1日报道说,陈文英在遭到法院的压力后被迫撤诉,后者以她孙子的就业要挟。这个诉讼以其撤诉向我们显示中国国家媒体与共产党司法部门是如何密切合作的。
  • 人因看有关穆斯林的影而被判刑:自由亚洲5月9日报道说,新疆阿克苏一个名叫伊利亚辛的男子2月份被判处七年徒刑,原因是他观看了一部关于穆斯林迁徙的“政治敏感”电影。这部电影的内容目前还不明确,但据报道,当地官员认为,亚辛和几个亲戚计划出国“发动圣战”而观看这部电影。亚辛所在村落负责治安的一名官员告诉自由亚洲说,他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说,作为治安负责人,他无法向他的村人解释这些指控。近年来,很多维吾尔人因为制作或传播任何有关伊斯兰或与共产党官方版本不同的维吾尔历史而遭到严厉惩罚,但这个案例是仅因为观看被中国当局认定为极端主义内容的电影而受到的最严厉惩罚的案例之一。

香港

编辑突遭解雇,六四博物馆关闭,新闻自由每况愈下

香港大学上月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新闻自由现状的满意度是1997年回归以来的最低点,其中三分之一答卷者对目前的局面表示不满。主要中文报纸《明报》4月20日突然解雇一名编辑,令人更加担忧。

《明报》执行总主编姜国元被突然解雇,管理层说,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支出。明报记者们对此非常气愤,他们怀疑这个决定与明报当天在头版报道巴拿马文件中关于香港商人和政客的内容有关。4月24日和25日,5名专栏作家在这份报纸的印刷版中留白,以示抗议。5月2日,香港四百多名记者和社区活动人士上街抗议,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宣读了一份由八个记者团体签署的公开信,要求恢复姜国元的总编职务。

在姜国元被解雇前一个星期,已经有几个事情强化了人们对香港言论自由恶化的担忧。法新社4月14日报道说,由于所在大楼内其它租户的法律投诉,六四屠杀博物馆不得不关闭现址,但是博物馆的支持者们说,强迫关闭是有政治动机的。三天后,《南华早报》报道说,与往年相比,旨在将六四事件搬上舞台的香港民间剧团“六四舞台”今年收到了较少的来自学校的请求。他们担心学校老师受到压力,不许邀请他们去表演。4月15日,《南华早报》报道说,第一本英文版讲述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的书籍的出版商竟然找不到印刷商。报道指出,两家印刷厂因书籍主题而拒绝印刷,第三家同意匿名印刷。这一事件反映了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被绑架至中国的事件在香港出版业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五名书商所经营的出版社经常出版批评或曝光中共领导人的书籍。


中国之外

推特任命大中华区主管,印度签证,韩国舞蹈节目,美国反宣传提案

  • 推特雇用前二炮工程师担任大中华区主管:4月14日,推特宣布雇用陈葵担任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主管。推特是一个在中国大陆遭到封锁的社交平台,但对于成千上万翻墙使用推特的中国国内用户来说,它是一个分享未经审查的信息的重要渠道。陈葵的任命很快在中国活动人士以及国际观察者当中引发注意和担忧。许多人指出,她过去曾经是解放军二炮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她担任过总经理的一家技术公司曾经属于中国公安部,她很可能是一名中共党员,推特雇她主要是看上了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人们继而担心,她在推特的工作很可能会推动中共的外宣以及审查政策。她最初的推文呼吁要与中国喉舌媒体进行合作。在一条推文中,她的语言听起来像是重复习近平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向世界讲好伟大的中国故事!”直到她获得任命那天,陈葵从来没有在推特活跃过。推特为雇用陈葵的决定辩护,但是民族主义意味浓厚的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撰文为她辩护,在怀疑者眼中,《环球时报》的辩护可谓越护越黑。
  • 印度拒绝给予维吾尔活动人士和中国活动人士签证:一组汉族、藏人、维人代表4月末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了一个多民族、多信仰会议。这个一年一度的会议由位于华盛顿的民主倡导组织“公民力量”主办,今年首次在达兰萨拉举行。 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参加了会议,但是至少三名计划参会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和汉族活动人士被印度拒签签证,令人担心这是印度受到中国政府压力的结果。据报道,总部位于德国的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领导人多尔坤、身居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吕京华、前香港学生领袖黄台仰分别遭遇签证拒签或被收回的经历 。印度当局称,这三人的材料不完整,但是多尔坤被拒签是最后关头改变的决定,过去也曾有过其他人遭到拒签的例子,因此这三人相信,他们被拒入境是中国施压的结果,或者至少是中国政府提供错误信息的结果。
  • 中国大使馆施压,神韵表演在韩国被取消:韩国首都首尔一家法庭5月4号发表一项裁决,取消神韵表演艺术团在KBS电视台音乐厅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裁决中明确指出中国大使馆对音乐厅拥有者发出威胁。这个来自纽约的表演团体说,它的宗旨是复兴被中国共产党统治摧毁的五千年中国文化。他们的舞蹈刻画皇朝时代的景象或文学经典中的一些场景,有些节目则刻画法轮功在当代中国遭到迫害的情景,或者佛教庙宇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场面。这样的主题令神韵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后者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止60次地试图阻挠神韵的演出。中共施压有时导致演出取消,但是这个月发生在韩国的事件凸显出两点。首先,同一个法庭刚刚两个星期前裁决神韵可以演出,这令人怀疑中国或韩国官员是否在此期间对法庭施加了更大压力。其次,法庭在裁决中表示,如果KBS电视台音乐厅的拥有人KBS电视台允许演出进行的话,北京有可能对KBS进行报复,阻挠它很受欢迎的韩剧进入中国市场,从而给KBS带来财政损失。法官裁决说,这样的损失将大大超过这个公司取消神韵演出后需要向后者支付的卖票损失。这一事件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在中国大陆的广播收入被明确用作在中国境外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
  • 美国参议院提出一个反宣传提案:一个名为《2016年反信息战法》的提案3月1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并提交到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个提案由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和康乃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共同提出。提案指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外国政府使用虚假信息和宣传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提案呼吁建立一个信息分析和应对中心,协调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研究,发展美国政府全面的应对措施。国会将初步拨款两千万美元建立这个中心,后者还将支持位于美国以及境外的智库、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位于华盛顿的智库“2049项目”的Claire Chu在《国家利益》撰文说,尽管美国国会有一个很长的反俄罗斯宣传的历史,这是“国会首次就直接应对中国全面而强力的信息运作而提出政策措施。”

未来看点

习近平讲话的实际影响,美国贸易壁垒指认:随着美国贸易代表3月31人确认中国互联网防护墙构成贸易壁垒,注意这个指认是否有任何实际影响,包括美国是否加大力度,挑战中国封锁美国网站和技术服务的随意性。继习近平4月19日讲话后,注意中国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科技公司是否会增加限制。

微信强化审查:继微信4月12日宣布关于内容管理的新规定后,注意用户关于审查、删贴的描述,包括以前容忍的社会、政治或宗教话题是否受到了更严厉的审查。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这项新法律受到了广泛批评,可能对外国以及中国境内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很大障碍。尽管这个法律大部分条款与自由表达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境外组织训练中国记者的限制、对非政府组织网站的限制、对散布所谓的“政治敏感”内容的惩罚、以及警察部门的技术监控等,都有可能损害媒体和互联网自由。注意这方面的限制以及更广范围内对在中国大陆活跃的中国以及香港民间社会的寒蝉效应。

中國媒體快報 第115號,2016年5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toddler china defends grandmother from chengguan

標題


特寫

習近平關於網路安全和資訊技術的講話標誌著外國公司的處境將更加不利

这篇文章也发表于外交家网站。

薩拉∙庫克

中國國家主席以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月就網路安全和資訊技術發表了一個講話,國際媒體注意到,雖然習近平呼籲要對網上批評持更加容忍的態度,但是審查者們卻不許中國線民在習近平講話下面跟帖,以防止他們發表負面評論。不過外國記者們忽視了4月19日這個講話中其它重要的內容,包括暗示中國政府將會進一步減少外國、特別是美國在中國資訊產業中的介入。

在這篇講話的前面部分,習近平敦促官員多與公民在網上接觸,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但他是在“加強網路空間治理”以及加強“互聯網監督”的前提下這樣說的。

另一方面,党的官員繼續懲罰或打壓對習近平以及中央政府的批評,包括持不同意見的黨員。習近平講話後還不到兩個星期,有報導說,喜歡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的地產大亨任志強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這顯然是對他批評習近平2月份就媒體政策發表的強硬講話的一個懲罰。

習近平在4月19日的講話中剛說完要包容,接著就說,中國需要在核心技術上做出快速突破,加強中國本土產品在相關領域的使用。“核心技術”是一個並未清楚定義的說法,但是習近平說,它包括“非對稱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在一個充滿軍事比喻的段落中,習近平提到一些美國公司,如微軟、英特爾、穀歌和蘋果,說他們是“骨幹企業”並具有“協同效應”,中國公司和國有企業應該形成合力,超越它們。

習近平沒有呼籲將外國技術和專門知識完全排除在中國之外,在講話的最後一段,他以少見的坦率指出,中國現在面臨人才流失,他敦促技術公司建立“人才制度”,從許多國家招募專家,將在境外的中國人才吸引回來。

儘管如此,這個講話的方向符合中國政府在可能的領域與可能的時機尋求排斥外國公司和技術、推廣中國公司的趨勢。在斯諾登2013年洩露了美國網路監控活動後,推動自力更生似乎有了更大的緊迫性,但這並不是新事。

美國分析人士 Bill Bishop注意到了習近平講話中的這個暗流,並在他的中國新聞簡報Sinocism中警告說,“長期來看,中國的目的是在中國資訊科技行業去美國化,美國科技公司對此不應該報任何幻想。” 的確,在這個講話前幾天,蘋果的書店和電影兩個應用都被關閉,而這兩個應用六個月前才在獲得中國政府許可後登場。

全球、特別是美國科技公司的股動和雇員應該注意習近平說的話。這個講話表明,在目前的政治領導人治下,美國科技公司不太可能在中國市場有太大發展。中國已經把目標明說了,再像臉書那樣宣傳一下習近平語錄,像思科那樣與中國政府合作改善監控能力,或者像推特那樣雇一個前軍隊工程師,都不是為未來擴大在中國的市場而奠定基礎,反而可能讓美國科技行業領導人看上去很傻。這樣的做法還向中國內外中文互聯網使用者送去一個資訊:外國科技公司對他們的感受拋棄不顧。而他們才恰恰是喜歡矽谷的理想的人,他們贊同開放、言論自由、創造性,和全球溝通。

除了影響外國公司外,中國政府這種限制性的、越來越收縮的政策顯然也損害中國國內的互聯網用戶。後者無法享受一系列方便和前沿的國際服務,並被排除在全球網路社群之外,在中國安全機構的監控下他們毫無隱私可言,無法享受中國公司和國際公司進行真正競爭的情況下會享受到的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把中國用戶、軟體發展商、和企業家將會從諸如蘋果這樣的全球巨人切割開,也會損害到更廣範圍的國家經濟。

儘管對中國本身有這麼多可能的負面影響,但是在習近平2月發表了媒體政策講話後,最新的這個講話不太可能引起內部反彈。相反,批評很可能會來自海外,由於中國管制政策的任意以及更多網站被封,外國公司在中國利益豐厚的資訊技術市場越來越收縮。

這也許是為什麼官方新華社在對這個講話的英語報導中(也是大多數外國媒體報導的基礎)淡化了習近平講話中的這些方面。

薩拉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中國媒體快負責人。


新媒體

美國將中國審查視為貿易壁壘,中國則進一步封鎖境外內容

《紐約時報》4月7日報導,美國官員3月31日首次將中國國家防火牆列入年度貿易障礙清單。這份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的《全國貿易評估報告》說,過去一年來,“直接封鎖境外網站的做法更加惡化”,這種做法“對外國供應商造成相當大負擔,既損害這些網站本身,也損害常常依賴這些網站做生意的用戶。”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在決定封鎖某些網站時的任意性,比如說,一個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居家裝飾網站也在“被防火牆封鎖”的網站之列。

雖然人們開始再次注意審查對國際貿易的負面影響,但是中國官員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繼續封鎖了一系列外國網站和網上服務。4月2日和5日,英語網站《經濟學人》《時代》雜誌分別被封鎖,《經濟學人》的微信應用據說也被封了。這兩個新聞網站被封,看來都源於他們的封面圖片將習近平和毛澤東加以比較,指出越來越顯著的習近平個人崇拜現象。一星期後,一個用於分享文章的平臺Medium也被封鎖,原因可能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傳播有關巴拿馬檔的內容,以及這個平臺可以被用於分享被中國封鎖的外媒上的內容。4月中,蘋果的網上書店網站iBooks Store 和網上電影網站iTunes Movie也被封,儘管這兩個服務六個月前才在中國獲准上市。這兩個服務被封影響到大量中國用戶。一個星期後,一個與中國的阿裡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網路電影和其它內容網站DisneyLife才運作了五個月後就被下線。這些事件對這兩個外國公司來說都是較大的打擊,而它們之前比大多數競爭者都在中國享有更大的市場准入。


新媒體

互聯網又添新規定:微信新規定,網路電視遭打壓,百度醜聞

  • 微信新的內部規定:4月12日,微信想用戶公佈了一系列它將實行的新規定,用來控制平臺上的內容。違反規定的用戶可能被永久吊銷帳戶。一些規定限制傳播全球社交媒體普遍限制的內容,如性虐待、或對其他用戶的騷擾。另一些規定的目的則在於保護微信本身,如禁止連結到其它遊戲網站。但是新規定中好幾條,包括那些針對“謠言”的規定,都會為鉗緊政治、社會、和宗教內容打開通道。近年來,微信在中國線民中很受歡迎,包括知識份子、活動人士、律師、和記者,部分原因在於它的審查似乎不像新浪微博那樣嚴厲。跟蹤微信上的審查比跟蹤新浪微博審查要困難得多,因為大多數微信交流都發生在比較小的、私密的圈子內。
  • 電視真人秀與即時播報:4月14日,中央電視臺宣佈文化部對主要實播平臺進行調查。當局指責越來越多平臺上的內容低俗、暴力、或煽動犯罪活動。三天后,國家新聞出版電總局宣佈,兒童(特別是名人的孩子)不許參加電視真人秀Papi Jiang是一個以在網上發佈三分鐘搞笑視頻而出名的年輕女性。4月19日,有關方面下令刪除大多數Papi Jiang的視頻,原因是髒話太多。她隨後在有一千一百多萬粉絲的新浪微博道歉,承諾改變方式。中國線民對這些規定和做法的反應多種多樣。有些歡迎減少視頻服務和社交平臺上的低俗語言、露胸和鋪天蓋地的廣告。另一些線民則表達了對純粹娛樂內容的限制、對某些具體規定表示不解,如禁止用暗示性愛的方式吃香蕉:上傳錄影的人完全可以換吃黃瓜來繞過這個規定。
  • 百度醫藥廣告醜聞: 4月14日,一個名叫魏則西的大學生根據百度搜尋引擎廣告尋求可疑的癌症治療後死亡,搜尋引擎的倫理問題在中國成為一個熱點話題。他的家人在這種騙人的治療上花了20萬人民幣(相當於$30,700美元)。他的故事在網上激起很大反響,線民指責百度只認錢、不顧用戶安全。政府管制部門5月2日對百度採取了行動,百度在進行了調查後承諾要改變政策,包括對廣告商的所有醫療資訊進行檢查,並採用一種新的機制對被誤導的用戶進行補償。百度還表達了歉意,清除了一億兩千六百萬條廣告以及兩千多個不符合規定的醫療機構。線民對百度的醫療廣告做法提出批評,此次並非第一次。今年一月,當用戶發現百度將主持醫療論壇的權利賣給明顯有利益衝突的不合格個人或公司的時候,成千上萬用戶發誓要抵制百度。

新媒體

當局和公民就保外就醫、國家媒體誣陷、以及言論自由發生衝突

  • 4月26日,著名廣東活動人士郭飛雄的姐姐到監獄看望了他。郭飛雄因2013年聲援《南方週末》、宣導新聞自由而被中國當局枉判六年。她的姐姐報告說,郭飛雄健康惡化,沒有得到醫療。消息傳出,各地活動人士5月4日發起了絕食接力,每人絕食24小時,目的是為中國當局施壓,滿足他們提出的兩個要求:1)允許郭飛雄保外就醫;2)公開他以前以及拘押期間的醫療記錄。協調絕食接力的活動人士“哎烏”表示,至5月6日,已經有一千多人在要求釋放郭飛雄的連署上簽名。連署由幾名中國國內外著名活動人士發起,包括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權利宣導者胡佳、作家慕容雪村、專欄作家笑蜀。
  • 內地活分子因聲援香港雨而被判刑:維權網報導,4月8日,在離香港雨傘運動爆發已經過去了大約一年半的樣子,廣東省四名活動人士因在網上發帖或照片聲援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的香港抗議者而被判刑。王默、謝豐夏(謝文飛)、張榮平(張聖雨)、以及梁勤輝被分別判處18個月至4年半刑期,對他們的指控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對他們最初的指控是比較輕的“尋釁滋事”。4月21日,活動分子蘇昌蘭也因為在網上發照片聲援香港而在廣東受到審判。
  • 勞工權利活動人士的母親控告國家媒體誣陷,但隨後撤訴: 4月初,廣東勞工權利活動人士曾飛洋的母親狀告新華社,指稱新華社2015年12月的一篇文章抹黑他兒子的人品,是沆瀣一氣的誣陷行為。她要求新華社從其網站撤除這篇文章、公開道歉、並提供一百萬人民幣(相當於大約$150,000美元)的賠償。訴訟中的被告還包括當地員警和曾飛洋被關的廣州看守所。曾飛洋的母親陳文英告訴Quartz網站說,在官媒報導後,就連老朋友和家人都開始質疑曾飛洋的道德以及他幫助工人的工作。但是《南華早報》5月1日報導說,陳文英在遭到法院的壓力後被迫撤訴,後者以她孫子的就業要脅。這個訴訟以其撤訴向我們顯示中國國家媒體與共產黨司法部門是如何密切合作的。
  • 人因看有關穆斯林的影而被判刑:自由亞洲5月9日報導說,新疆阿克蘇一個名叫伊利亞辛的男子2月份被判處七年徒刑,原因是他觀看了一部關於穆斯林遷徙的“政治敏感”電影。這部電影的內容目前還不明確,但據報導,當地官員認為,亞辛和幾個親戚計畫出國“發動聖戰”而觀看這部電影。亞辛所在村落負責治安的一名官員告訴自由亞洲說,他對這個結論表示懷疑,他說,作為治安負責人,他無法向他的村人解釋這些指控。近年來,很多維吾爾人因為製作或傳播任何有關伊斯蘭或與共產黨官方版本不同的維吾爾歷史而遭到嚴厲懲罰,但這個案例是僅因為觀看被中國當局認定為極端主義內容的電影而受到的最嚴厲懲罰的案例之一。

香港

編輯突遭解雇,六四博物館關閉,新聞自由每況愈下

香港大學上月進行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居民對新聞自由現狀的滿意度是1997年回歸以來的最低點,其中三分之一答卷者對目前的局面表示不滿。主要中文報紙《明報》4月20日突然解雇一名編輯,令人更加擔憂。

《明報》執行總主編姜國元被突然解雇,管理層說,這樣做是為了降低支出。明報記者們對此非常氣憤,他們懷疑這個決定與明報當天在頭版報導巴拿馬文件中關於香港商人和政客的內容有關。4月24日和25日,5名專欄作家在這份報紙的印刷版中留白,以示抗議。5月2日,香港四百多名記者和社區活動人士上街抗議,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宣讀了一份由八個記者團體簽署的公開信,要求恢復姜國元的總編職務。

在姜國元被解雇前一個星期,已經有幾個事情強化了人們對香港言論自由惡化的擔憂。法新社4月14日報導說,由於所在大樓內其它租戶的法律投訴,六四屠殺博物館不得不關閉現址,但是博物館的支持者們說,強迫關閉是有政治動機的。三天后,《南華早報》報導說,與往年相比,旨在將六四事件搬上舞臺的香港民間劇團“六四舞臺”今年收到了較少的來自學校的請求。他們擔心學校老師受到壓力,不許邀請他們去表演。4月15日,《南華早報》報導說,第一本英文版講述香港2014年占中運動的書籍的出版商竟然找不到印刷商。報導指出,兩家印刷廠因書籍主題而拒絕印刷,第三家同意匿名印刷。這一事件反映了2015年五名香港書商被綁架至中國的事件在香港出版業造成的寒蟬效應。這五名書商所經營的出版社經常出版批評或曝光中共領導人的書籍。


中國之外

推特任命大中華區主管,印度簽證,韓國舞蹈節目,美國反宣傳提案

  • 推特雇用前二炮工程師擔任大中華區主管:4月14日,推特宣佈雇用陳葵擔任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在內的大中華區主管。推特是一個在中國大陸遭到封鎖的社交平臺,但對於成千上萬翻牆使用推特的中國國內用戶來說,它是一個分享未經審查的資訊的重要管道。陳葵的任命很快在中國活動人士以及國際觀察者當中引發注意和擔憂。許多人指出,她過去曾經是解放軍二炮的一名軟體工程師,她擔任過總經理的一家技術公司曾經屬於中國公安部,她很可能是一名中共黨員,推特雇她主要是看上了她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人們繼而擔心,她在推特的工作很可能會推動中共的外宣以及審查政策。她最初的推文呼籲要與中國喉舌媒體進行合作。在一條推文中,她的語言聽起來像是重複習近平的話:“讓我們一起努力,向世界講好偉大的中國故事!”直到她獲得任命那天,陳葵從來沒有在推特活躍過。推特為雇用陳葵的決定辯護,但是民族主義意味濃厚的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也撰文為她辯護,在懷疑者眼中,《環球時報》的辯護可謂越護越黑。
  • 印度拒絕給予維吾爾活動人士和中國活動人士簽證:一組漢族、藏人、維人代表4月末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了一個多民族、多信仰會議。這個一年一度的會議由位於華盛頓的民主宣導組織“公民力量”主辦,今年首次在達蘭薩拉舉行。 幾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個人參加了會議,但是至少三名計畫參會的維吾爾活動人士和漢族活動人士被印度拒簽簽證,令人擔心這是印度受到中國政府壓力的結果。據報導,總部位於德國的組織“世界維吾爾大會”領導人多爾坤、身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呂京華、前香港學生領袖黃台仰分別遭遇簽證拒簽或被收回的經歷 。印度當局稱,這三人的材料不完整,但是多爾坤被拒簽是最後關頭改變的決定,過去也曾有過其他人遭到拒簽的例子,因此這三人相信,他們被拒入境是中國施壓的結果,或者至少是中國政府提供錯誤資訊的結果。
  • 中國大使館施壓,神韻表演在韓國被取消:韓國首都首爾一家法庭5月4號發表一項裁決,取消神韻表演藝術團在KBS電視臺音樂廳的中國古典舞蹈演出。裁決中明確指出中國大使館對音樂廳擁有者發出威脅。這個來自紐約的表演團體說,它的宗旨是復興被中國共產黨統治摧毀的五千年中國文化。他們的舞蹈刻畫皇朝時代的景象或文學經典中的一些場景,有些節目則刻畫法輪功在當代中國遭到迫害的情景,或者佛教廟宇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的場面。這樣的主題令神韻成為中共的攻擊目標,後者近年來在世界各地不止60次地試圖阻撓神韻的演出。中共施壓有時導致演出取消,但是這個月發生在韓國的事件凸顯出兩點。首先,同一個法庭剛剛兩個星期前裁決神韻可以演出,這令人懷疑中國或韓國官員是否在此期間對法庭施加了更大壓力。其次,法庭在裁決中表示,如果KBS電視臺音樂廳的擁有人KBS電視臺允許演出進行的話,北京有可能對KBS進行報復,阻撓它很受歡迎的韓劇進入中國市場,從而給KBS帶來財政損失。法官裁決說,這樣的損失將大大超過這個公司取消神韻演出後需要向後者支付的賣票損失。這一事件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即在中國大陸的廣播收入被明確用作在中國境外限制言論自由的理由。
  • 美國參議院提出一個反宣傳提案:一個名為《2016年反信息戰法》的提案3月16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提出,並提交到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這個提案由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波特曼和康乃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墨菲共同提出。提案指出,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外國政府使用虛假資訊和宣傳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家安全利益。提案呼籲建立一個資訊分析和應對中心,協調對外國政府“資訊戰”的研究,發展美國政府全面的應對措施。國會將初步撥款兩千萬美元建立這個中心,後者還將支持位於美國以及境外的智庫、學術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位於華盛頓的智庫“2049專案”的Claire Chu在《國家利益》撰文說,儘管美國國會有一個很長的反俄羅斯宣傳的歷史,這是“國會首次就直接應對中國全面而強力的資訊運作而提出政策措施。”

未來看點

習近平講話的實際影響,美國貿易壁壘指認:隨著美國貿易代表3月31人確認中國互聯網防護牆構成貿易壁壘,注意這個指認是否有任何實際影響,包括美國是否加大力度,挑戰中國封鎖美國網站和技術服務的隨意性。繼習近平4月19日講話後,注意中國對在中國運營的美國科技公司是否會增加限制。

微信強化審查:繼微信4月12日宣佈關於內容管理的新規定後,注意用戶關於審查、刪貼的描述,包括以前容忍的社會、政治或宗教話題是否受到了更嚴厲的審查。

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對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影響: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4月28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這項新法律受到了廣泛批評,可能對外國以及中國境內民間社會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造成很大障礙。儘管這個法律大部分條款與自由表達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境外組織訓練中國記者的限制、對非政府組織網站的限制、對散佈所謂的“政治敏感”內容的懲罰、以及員警部門的技術監控等,都有可能損害媒體和互聯網自由。注意這方面的限制以及更廣範圍內對在中國大陸活躍的中國以及香港民間社會的寒蟬效應。

 

China Media Bulletin Issue No. 116: September 2016

$
0
0
Cartoon from Rebel Pepper

HEADLINES


FEATURE: China’s Latest Crackdown: A New Chapter in a Larger Assault on Dissent

by Sarah Cook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Diplomat on September 7, 2016.

For over a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ursued an aggressive campaign against human rights lawyers, their assistants, and the larger “rights defense movement” they represent. The effort came to a head last month with the conviction of four lawyers and activists after farcical trials, a new round of demonizing propaganda, and apparently coerced media interviews by two prominent female detainees. Some international news outlets, rights groups, and scholars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ampaign as the “harshest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in decades.” But, as dismaying as the assault is for these activist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cause of free expression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such labeling is inaccurate, or at the very least misleading.

The crackdown on legal activists is disturbing and highlights the expansion of repression to new targets under Xi, but focusing on the Communist party’s latest victims has the effect of erasing critical context. The scale and severity of this assaul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party’s campaigns of persecution against millions of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o overlook this vast population of existing targets is to distort the nature of repression and dissent in China today. Ironically, such skewed analysis also risks inadvertently reinforcing the very censorship and impunity surrounding these groups that the human rights lawyers have sacrificed so much to combat.

Differences in scale

Since July 2015,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latest crackdown, over 300 lawyers and activists have been swept into police custody. Most were subsequently released following varying periods of detention, abuse, and interrogation. Disturbingly, 19 remained in custody a year later, including 15 who faced serious politically motivated charges of “subversion” or “inciting subversion.”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prominent attorney Zhou Shifeng and activist Hu Shigen were sentenced to seven and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respectively, in early August. The impact of their punishment reaches far beyond the legal community, generating negative ramifications for their clients and the broader cause of freedom in China.

Still, even 300-plus detentions pale in comparison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abducted and imprisoned in the CCP’s campaigns against Uighurs, Tibetan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Christians.

The scale of the repressive forces deployed against Falun Gong is itself mind-boggling. In 1999, when Jiang Zemin initiated the party’s project to eradicate the spiritual and meditation practice, its followers numbered at least 70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 group’s own estimates. Since th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sent to labor camps, prisons, and extralegal detention centers for practicing Falun Gong or advocating on its behalf.

Even today, Falun Gong adherents make up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Recent Freedom House analysis of Chinese court documents found over 800 case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entenced to prison since January 2014.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alone, 59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were sentenced for Falun Gong–related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available published verdicts. Notably, all of them were punished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for example, by disseminating leaflets or DVDs about Falun Gong, human rights abuses, or the CCP’s broader history of persecution against Chinese people—highlighting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restrictions on dissent.

In Tibet, after a series of predominantly peaceful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across the plateau in 2008, thousands of Tibetans—including many monks—were detained and over 100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More recently, even in years without widespread unrest, large-scale arrests have continued to take place. A May 2016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analyzed 479 cases of Tibetans detained between 2013 and 2015 for political offenses. The vast majority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for peaceful acts of dissent, online or in the streets. One-third were subsequently prosecuted, with some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up to 13 years.

In the case of Uighurs, precise statistics on suppression of clearly nonviolent dissent are harder to isolate. But giv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se of charges like “terrorism” or “separatism” in prominent cases involving peaceful critique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t seem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many of the 592 Uighurs tried on security charges in 2013–14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ources cited by the Duihua Foundation) were not committing violent acts of terrorism. Moreover, some 12,000 trials were held in Xinjiang during those two years for individuals accused of social order offenses that are often used to punish individuals who disseminate banned information, participate in peaceful protests, or challenge government bans on religious observance. And at least some of the thousands of young men who were forcibly disappeared by security forces after interethnic riots broke out in Xinjiang in 2009 remain missing today.

Display honoring the memory of Tibetan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The respected religious leader died in Chinese custody in July 2015 when serving a life sentence on trumped up charges, one of numerous Tibetans, Uighur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Christians to have died due to official abus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redit: France-Tibet.

Differences in severity

The detained lawyers have evidently suffered abuse in custody. It is otherwise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change in attitude toward their work after their arrest and in subsequent media interviews. Thankfully, however, no lawyer has yet died in custody or in the wake of such abuse.

By contrast, well-documented cases of religious or ethnic minority activists dying due to mistreatment in custody or the use of excessive force by security officers come to light each year. A prominent Tibetan lama died in prison under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in July 2015. A 45-year-ol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was killed by police within 10 days of being detained in April 2016. That same month, the wife of a Christian pastor was buried alive by a bulldozer while trying to block the demolition of a church. These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many death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Familiar propaganda and pressure tactic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nd worrisome aspects of the crackdown on lawyers has been the extraordinary tactics employed to discredit them and pressure them to renounce their own activism: smear campaigns in state media, flashy infographics, framing as puppets of “hostile foreign forces,” forced confessions or denunciations in media interviews, and reprisals against targets’ families. The broad deployment of such tactics against human rights lawyers is certainly new. But their us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ainst perceived dissidents is not.

The launch of the anti–Falun Gong campaign in 1999 was accompanied by media blitzes demonizing the group, fabricated allegations against adherents and the discipline’s founder, televised show trials, and videos of detained practitioners renouncing their beliefs.

More recently, collective punishment tactics have appeared in Tibetan areas, with families or even whole villages facing economic reprisals when a self-immolation or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occurs in their midst. The siblings and children of expatriate Uighur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have been detained and imprisoned. And a common government narrative,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ibet and Xinjiang, blames overseas activists or religious leaders for inciting unrest within China’s borders.

Persecution in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atest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civil society leaders is heartrending, troubling,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politics over the past year. But placing it in the proper context of the party’s overall assault on a wide range of dissent—including the religious variety—is critical if the world is to make sen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avoid playing into the CCP’s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Having courageously represented victims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e detained lawyers understand better than anyone the horrors these communities have suffered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society.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ttorneys’ own treatment cannot be fully appreciated withou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uses they are being jailed for resisting. And such campaigns cannot be stopped withou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diverse segments of civil society who are sacrificing to make China a freer and more just count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and author of an upcoming report o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dissent in China.


PRINT / BROADCAST MEDIA: Rights defense activists sentenced, ‘confess’ to China and Hong Kong media

Over 300 rights defense lawyers and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on and around July 9, 2015. One year later, 19 remained in custody, with the majority facing political charges of “subversion” or “inciting subversion,” including several connected to the Beijing Fengrui Law Firm, the focus of last year’s crackdown. Fengrui director Zhou Shifeng and three other activists were tried and sentenced in Tianjin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August. All four pleaded guilty, though outside observers believe they were coerced. Portions of their confessions in court were broadcast on state television, but some segments, including statements praising China’s legal system that may have included an undercurrent of sarcasm, were removed from published transcripts.

Alongside Chinese state media coverage,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709” detainees have given confession-style interviews to Hong Kong broadcasters and newspapers. Coming just months after four of five detained Hong Kong booksellers “confessed” on Hong Kong’s Phoenix TV, the trend highlights Beijing’s increased influence on media outlets in the special autonomous region. Hong Kong’s English-langua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d an interview with female legal assistant Zhao Wei on July 11 in which she told the paper that she “regretted her civil rights activism” and “truly wanted to repent.” The Post was acquired by the mainland internet mogul Jack Ma in April.

On August 1, Wang Yu, a female attorney connected to Fengrui, gave an “exclusive” interview to another Hong Kong paper, the Oriental Daily. She condemned “Western values and not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rights defense work on which she had built her career, and stated that she “won’t acknowledge, won’t recognize, and won’t accept”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ward. (Wang was recently honored by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yers and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Wang also appeared on Phoenix TV, where she blamed “foreign forces” for using Fengrui to undermi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Oriental Daily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intellectual Mo Zhixu announced on Twitter that he would stop contributing articles to the paper, explaining, “Their article supports the party-state, acting as a tool.” Reinforcing suspicions that the media denunciations were coerced, Zhang Kai, a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had made comments critical of the lawyers and activists sentenced in early August during media interviews, including with Phoenix TV, later issued a statement withdrawing his remarks and saying he had made them against his will.

Other propaganda initiatives have sought to bols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ase against the “709” lawyers. During the trials in Tianjin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Beijing Dujia Media released a video montage warning that activist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have receive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rt “color revolutions” in China. Lei Xiying,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spearheaded the project. He told Australia’s Fairfax Media that the “709” detainees had infuriated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The trials exposed them receiving training from overseas forces, accepting funds from foreign forces, and maliciously spreading rumours,” he said. The Chines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ared the video, which was viewed over 10 million times within 24 hours of its release.


NEW MEDIA: Netizens react to Rio Olympics

Throughout the Olympic Games in Rio de Janeiro last month, stories of individual Chinese athletes’ struggles dominated social media in China. As Britain surpassed China in the medal count, a leaked propaganda directive instructed the media to report less on the “miseries” of athletes and more on their “patriotic spirit.” Some netizens shared the state’s disappointment, though many others argued that the public should appreciate the work and sacrifice that brought these athletes to Rio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ories of two athletes in particular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netizens:

●      ‘Drug cheat’ fallout: Within days of the Olympics’ opening, Australian swimmer Mack Horton said of his Chinese rival Sun Yang that he had “no time or respect for drug cheats,” alluding to Sun’s three-month suspension in 2014 after he tested positive for a banned substance. (Sun claims the substance was contained in his heart medication.) Horton went on to win gold in the 400-meter freestyle, and Sun wept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Chinese netizens demanded an apology. The “little pinks” (小粉红), a grassroots group of young, mostly female, nationalistic netizens circumvented the Great Firewall to bombard Horton’s social media accounts with denunciations. Horton’s staff soon turned off the comment functions on his accounts and began deleting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essages. Chinese state media chimed in as well. The Global Times called Australia “a country at the fringes of civilization” and “Britain’s offshore prison.”

●      Fu Yuanhui’s primordial power: An emotive, honest female swimmer soon washed away sore feelings and took the Chinese internet by storm. Fu Yuanhui’s exuberant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urns of phrase went viral. The attention started with a poolsid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interview, in which Fu credited her “primordial power” (洪荒之力) with qualifying her for the finals in 100-meter backstroke. She was soon dubbed “primordial girl” by Chinese netizens, and memes of her choicest looks and quotes spread online. She continued to make waves in subsequent CCTV interviews. After the final, she didn’t realize until halfway through the post-race interview that she had won bronze. When the reporter let her know she had won, she beamed, saying she was glad she had persevered. By this point, Fu already had international admirers, but it was a later defeat that truly resonated around the world. Her team failed to qualify in the 4x100 relay, and she was dejected—and doubled over—during the interview following the race. “It looks like your stomach really hurts right now,” the reporter said. “Yeah,” Fu replied, “because my period started last night.” Fu’s frankness thrilled female viewers in China, who started an online conversation about tampons, and smashed a taboo on the subject for female athletes worldwide. Fu’s politics, though, are not quite so liberal. On August 25, she went to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s part of an Olympic delegation and shook hand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I won’t wash my hands,” she told her seven million followers on the Sina Weibo microblogging platform.


NEW MEDIA: Censorship updates: News restrictions, liberal party journal closure, ‘Xi’ beetle

  • New rules clamp down on online news: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issued a number of rules for news websites in July and August, following the abrupt replacement of CAC head Lu Wei by Xu Lin at the end of June. On July 3, the CAC announced that online media cannot publish news gathered from social media without approval, as part of an ongo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spread of “rumors” online. Major internet companies soon faced greater restrictions on producing independent content, after a July 9 typo at Tencent turned the headline “Xi Jinping Delivers Important Speech” into one implying that Xi had “flipped out” when doing so, a difference of only one Chinese character (习近平发飚重要讲话). The gaffe was not just an embarrassment, but proof that Tencent staff had not copied the headline from state media as they were supposed to. The editor in chief of Tencent news was fired. The CAC announced on July 24 that Tencent, along with Sina, NetEase, and Phoenix, had “seriously vio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ould be fined for producing their own news content. Several weeks later, the CAC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editors in chief of news portals and media sites w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content, and that websites would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round-the-clock monitoring of content to guarantee conformity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le many of the new rules simply reinforced policies dating to the presidency of Hu Jintao, the China Media Project’s David Bandurski argued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far more serious push to strengthen Party control across media platforms” and reflected an effort to impose control not only on information but also on innovative ways of relaying it. During July and August, several inventive features on privately owned internet portals that served to aggregate or explain news were shut down. The latest restrictions echo Xi’s comments on news control and internet management in February and April.
  • Dissolution of liberal journal ‘Yanhuang Chunqiu’: After several years of struggle to maintain its editorial integrity, Yanhuang Chunqiu was effectively taken over by its parent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in July. The journal, founded in 1991, had tackl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including alternative versions of history and calls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s, protected in part by support from some retired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Longtime publisher and party member Du Daozheng and other key staff were displac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In mid-July, academy staff camped out in the Yanhuang Chunqiu offices and changed the passwords for the journal’s website. The old guard did not easily concede control, however. Led by Du, former staff issued a statement on July 17 condemning the academy for violating its contract with Yanhuang Chunqiu and announc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journal. The former staff tried to sue, but in August a Beijing court rejected the case. Yanhuang Chunqiu’s takeover and ultimate dissolution occurred after years of pressure on this unusually moderate voice among magazines published by Communist Party cadres. Du attempted to hand over leadership in 2014 to Hu Deping, the son of the late reformist Hu Yaobang, whose death in April 1989 sparked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However, bureaucratic entanglements kept Hu from taking the post, and Du, 93, stayed on until his recent dismissal.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the academy’s takeover “resembles methods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Censorship directive highlights: Official directives on coverage of a range of news stories were leaked in July and August. One emerged after Wang Chengbin, a professor at the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discovered a species of beetle in Hainan and named it Rhyzodiastes (Temoana) xii—the “xii” at the end being a nod to Xi Jinping. A leaked July 11 directive demanded the deletion of the article “Entomologists Report: Scholars Use ‘Daddy Xi’ to Name a New Type of Beetle.” State media have been using the nickname “Daddy Xi” for several years, but it is now being downplay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eetle’s scientific name and several unflattering nicknames for Xi were also blocked from search results on social media. Another directive sought to suppress unsanctioned nationalist protests. After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ruled against China on a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citizens boycotted the U.S. companies KFC and Apple. (While the Philippines was the plaintiff, many in China believed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A July 18 directive ordered media and internet companies not to “hype or sprea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llegal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A few weeks later, thousands of residents of Lianyungang, Jiangsu Province, demonstrated in the streets after learning that a nuclear waste processing plant was slated for construction nearby. The local government later promised to suspend the project. A directive leaked on August 11 instructed websites to delete a Sohu article suggesting that the supposed suspension could be a “perfunctory tactic to manage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 leaked notice circulated on WeChat also revealed that Lianyungang port workers were being pressured to pledge not to participate in protests. Similar pledges were imposed on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Kunming follow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there in May 2013.

HONG KONG: Student leaders avoid jail, opposition gains seats despite restrictions

On July 21, a Hong Kong court found three student leaders guilty for their rol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a series of protests demanding electoral reform in which participants occupied sections of the city for 79 days during the fall of 2014. All three avoided jail time, however. Joshua Wong, the founder of the student activist group Scholarism, and former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KFS) leader Alex Chow were both found guilty of illegally entering a restricted area outside the city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on September 26, 2014. That action marked the start of citywide demonstrations; protesters used umbrella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police pepper spray several days later, giving the movement its name. Wong was sentenced to 8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Chow was given a three-week suspended jail sentence, allowing him to proceed with his plans to study abroad. Nathan Law, also formerly of the HKFS, was found guilty of inciting others to take part in the storming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s plaza. Law was sentenced to 12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Although all three were spared jail tim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criticized the convictions as infringement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Had Law been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he would have been ineligible to run in the September 5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Law is president of Demosistō, the prodemocracy political party that grew out of Scholarism, and of which Wong is secretary general.

Demosistō “aims to achieve democratic self-determination” for Hong Kong, but does not directly call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In July, the Hong Kong Electoral Commission had said that all candidates would be required to sign a pledge to uphold the Basic Law, the city’s equivalent of a constitution, which declares Hong Kong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Six candidates from explicitly pro-independence parties were later barred from running. Anonymous sources told Reuters that the commission acted under pressure from Beijing. “They laid down a direct order, that this pro-independence movement must be purged,” one source said.

Some pro-independence candidates creatively omitted certain terms from their campaign materials, fearing their inclusion would hamper distribution by the post office. Chan Chak-to, a candidate for Kowloon East, said a section of his leaflet read “My political belief is ---,” while criticizing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for “sup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ercising political censorship.” He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at he had prepared other leaflets to give to voters on the street, more explicitly stating that “Independence is the only way for HongKongers to have a say over Hong Kong.”

The ultimat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s suggest that the Hong Kong and Beijing governments’ heavy-handed efforts to suppress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debate backfired. Several candidates supporting independence or self-determination, including Nathan Law, won seats in the new legislature, while the prodemocracy opposition camp as a whole increased its share of seats and retained enough votes to block various types of legislation.


BEYOND CHINA: UK-China media partnership, K-Pop reprisals, Australian Mao concert, Hollywood struggles

  • ‘Daily Mail’ and ‘People’s Daily’ partnership draws scrutiny: On August 12, the Daily Mail Online’s Australian website ran an article accompanied by a message that it was “produced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eople’s Daily.” It was the first product of a March 2015 cross-publishing agreement between the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 gossip-friendly British newspaper and the official mouthpie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have garnered attention from other media and press freedom advocates. Under the agreement, each paper may publish up to 40 articles per week from the other. The Mail Online has 15.1 million visitors per day, making i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licked-on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sites. As the British outlet came under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for providing party propaganda with a global platform, Mail Online editorial chief Martin Clarke defended the move as a “copy-swap,” with no monetary exchange involved o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ail’s independence.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noted, however, that the Mail generally steers clear of coverage that China would fi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 K-Pop stars caught in missile defense crossfire: The television broadcast of a concert in Jiangsu Province featuring South Korean boy band iKON and pop star Psy was censored following Seoul’s July 8 agreement with Washington to install a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eongju.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assert that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is meant to protect against North Korean military aggression, but Beijing insists that THAAD is a threat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 public appearance in Beijing by stars of the popular Korean television drama Uncontrollably Fond was also canceled, and screenings of the Korean horror film Train to Busan were suspended indefinitely. Guangdong Province television stations reported th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had given them verbal notice that programs featuring K-pop stars would not be approved. In spite of the retaliatory bans, Chinese fans of all things Hallyu have continued to find ways around the censorship online. Meanwhile, non-Chinese fans were disappointed by some of their favorite Chinese-born K-pop stars when they shared their support for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 social media.
  • Mao commemoration concerts canceled in Australia: Concerts in tribute to Mao Zedong scheduled in two major Australian cities were canceled after a backlash from many in the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The program, entitled “Glory and Drea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Chairman Mao,” promised to share the story of “a national leader forever in the hearts of Chinese people and a hero in the eye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Sydney Town Hall on September 6 and the Melbourne Town Hall on September 9, according to an advertisement circulated in local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Sponsors included media companies and local associations with close tie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y Chinese migrants objected to an event meant to glorify the architec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were responsible for upwards of 30 million deaths from 1958 to 1976. A petition on Change.org to stop the Sydney concert, created by the Embrace Australian Values Alliance, received nearly 3,000 signatures. Alliance spokesperson Zhong Jinjiang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business prospects” motivated many of the “opportunists” behind the concerts. Both cities canceled the concerts around August 25. Sydney officials cited “safety concerns” for the cancelation. Melbourne made no statement on why its concert was canceled.
  • Hollywood wins and losses: Hollywood blockbusters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seemingly arbitrary decisions by Chinese regulators, which can affect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venue. The Warner Brothers film Suicide Squad may have beaten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in box office sales, if only it had been released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no release date on the China Film Group’s calendar. The reason for keeping Suicide Squad out of China is unclear, though its dark tone or certain characters could be to blame. Despite his rocky past with China’s film censors, director Martin Scorsese is set to release his gangster film The Irishman in China. Scorsese’s films were temporarily banned as a result of his work on “Kundun,” a biographical feature about the Dalai Lama, in 1997. China is the second-largest box office market in the world, but Hollywood only reaps 20 to 25 percent in returns on its Chinese releases, compared with 40 to 50 percen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Many box offices around the globe are owned by China’s Dalian Wanda Group, the world’s largest operator of chain movie theaters. Wanda chief executive Wang Jianlin announced in August that two billion-dollar deals with U.S. film companies are firming up, though he gave no specifics. Wanda purchased a controlling stake in the Hollywood production company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in January.

WHAT TO WATCH FOR

Long-term impact of G20 controls: As China hosted leaders of the Group of 20 economic powers in Hangzhou on September 4–5, a range of measures were reportedly imposed on the city’s residents and perceived sources of dissent, including bans on unofficial church worship and a weeklong holi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leave town. Following past high-profile international events hosted in China—such as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or the 2014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summit—certain related measures, from activist arrests to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have continued to infringe on Chinese citizens’ rights even years later. Watch for any G20 controls that remain in place after world leaders have departed.

More online censorship under new cyberspace chief: Given the tightened controls imposed over online news portals since Xu Lin replaced Lu Wei as head of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watch for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or punishments meted out to companies for insufficient policing of reporters and users in the coming months.

Hong Kong election repercussions: Followi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whose results are certain to displease Beijing, watch for renewed attempts to discredit, marginalize, or intimidate opposition political voices, particularly those espousing self-determination or independence for the territory. Also watch for greater efforts by Beijing to in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a new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in early 2017, including media manipulation and targeted cyberattacks.


中国媒体快报 第116号,2016年9月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cartoon from Rebel illustrating forced confessions

标题


特写:中国近期的打压活动:对异见的广泛打压又增新篇章

莎拉∙库克

过去一年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他们的助理、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维权运动”进行了重手打压。八月初,四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在闹剧般的审判后被判刑,官媒与此配合,对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抹黑,两名女性被囚禁者显然是在胁迫下接受了媒体采访。一些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学者认为这是“近二三十年来对人权与公民社会最严酷的打击”。但是,对活动分子、其家人的逼迫,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和对法治的践踏虽然令人沮丧,这样的标签却并不准确,至少会误导人。

对法律活动人士的打压令人不安,凸显习近平治下打压目标的扩大化,但是仅仅把目光放在共产党最新一轮的受害者上,则会忽略重要的上下文。除了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打压之外,共产党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对数以百万计的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民族进行迫害。忽略这些巨大群体所受的迫害,只会扭曲中国当下进行的打压与异见的性质。讽刺的是,这些扭曲的分析无形当中还有可能帮助对这些群体的审查以及对迫害者的放任,而这却正是人权律师做出这样大的牺牲所要反抗的东西。

打压范围不同

自2015年7月新一轮打压开始以来,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拘押。其中大多数人在遭到长短不等的拘留和审问后获得释放。令人不安的是,一年之后19名律师和活动人士仍然在押,其中15人面临严重的、出于政治动机的“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指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当局八月初对著名律师周世锋以及人权活动者胡石根进行了审判,两人分别被判处7年以及7年半徒刑。这些审判的影响远远波及法律界,为他们的客户以及在中国争取自由的事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与300多名律师和活动分子被威胁、被拘押相比,中共绑架以及关押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人数要庞大得多。

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广度令人乍舌。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起了清除法轮功这个打坐修炼群体的运动。根据政府、国际媒体以及这个组织自己的估计,法轮功修炼者大约有7千万人之巨。从那时以来,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练功、或者宣传法轮功而被送进劳改营、监狱、以及法外黑监狱。

即使今天,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良心犯中仍占很大比例。自由之家最近对中国法院文件进行的分析发现,2014年1月以来,有800以上法轮功学员被判监。根据有据可查、公诸于众的判决书文件,仅仅在2016年前半年,中国全国就有59人因为从事于法轮功有关的活动而被判监。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而遭到惩罚。比如说,散发有关法轮功、人权、或中共迫害中国人的历史的传单或DVD。由此可以看到,宗教迫害与打压异见密切相关。

在西藏,继2008年发生一系列基本上是和平反政府抗议以来,包括许多喇嘛在内的数千名藏人被逮捕,100多人被判监。近年来,即使没有发生有规模的抗议,中国当局仍然在对藏人进行大规模的抓捕。人权观察组织2016年5月的一份报告分析了2013年至2015年藏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拘捕的479个案例。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在网上或者在街上和平表达异见而被捕的。三分之一的案例被起诉审判,有些人被判处上至13年徒刑。

在维吾尔人方面,镇压非暴力表达异见的案例统计相对难以确定。但是,鉴于中国政府动辄在涉及和平批评政府政策的重大案件中使用“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指控,那么我们有理由做出结论说,2013年至2014年间针对维人的592与国家安全指控相关的案例中(根据对话基金会所引用的中国政府数据),有相当数量并不涉及暴力恐怖行为。另外,这两年期间新疆有大约12,000 审判,受审者被指控扰乱社会秩序,而这样的指控常常用来惩罚散布被禁信息、参与和平抗议、或对政府的各种宗教禁令提出异见的个人。2009年7月新疆骚乱后有数千年轻人被安全部队强迫失踪,至今仍然有不少人下落不明。

丹增德勒仁波切纪念展览。这位受尊重的宗教领导人2015年7月死于中国监狱。中国当局制造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过去两年来还有一系列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成员、和基督徒死于当局的迫害。来源:France-Tibet

惩罚程度不同

被拘捕的律师毫无疑问在被拘禁期间受到了虐待。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在被关押这么长时间后在官媒访谈中否定自己以往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律师在监禁期间或者在受到这样的虐待后死亡。

相比之下,每年都有宗教活动人士或少数民族活动人士在狱中死于虐待的消息曝光。2015年7月,一名声望卓著的藏人喇嘛在狱中神秘死亡。2016年4月,一名45岁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留10天后死亡。同个月,一名基督教牧师的妻子在试图阻拦强拆教堂的时候,被推土机活埋致死。过去两年来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只是其中几例。

熟悉的宣传和施压手法

在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中,最突出、也最令人忧虑的做法之一是中国当局使用不同寻常的手法抹黑他们,给他们施压,令他们否定自己的维权工作。这些做法包括:官方媒体的抹黑、花花绿绿的信息图、将他们刻画为“外国敌对势力”的傀儡、被强迫在官方媒体上认罪或指控他人,以及报复活跃的律师家人等。这样的手法全套上场对付人权律师是以前所没有的,但是中国政府使用这样的手法对付假想中的异见者却由来已久。

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伴随着媒体抹黑宣传、官媒编造指控、对学员以及法轮功创始人进行妖魔化。官方也使用了审判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逼在视频上谴责自己的信仰。

近年来,藏区也出现了这些针对一个群体的惩罚做法。当有人自焚、或者有反对政府的抗议发生时,整个家庭、或者整个村庄都面临经济报复。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和记者的兄弟姊妹或孩子在新疆受到监禁。中国政府一贯指责海外活动人士或宗教领袖(特别是藏人和维人)在中国境内煽动骚乱。

迫害的整体图景

中国政府过去一年对人权律师、记者、公民社会领导者的打压令人忧虑,是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动态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把这场打压放到共产党对异见的整体打压上去看,包括对宗教种类的打压,才能看清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避免陷入中共的“分化后各个击破”的策略陷阱中。

那些被关押的人权律师曾经勇敢地代理了这些宗教迫害受害者的案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群体所遭受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这些律师是因为反抗这些虐待而遭到监禁的,不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维权律师遭受打压的原因和结果。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公民社会内的不同部分在为后代争取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中国时所做出的牺牲,只有这样,这些打压才能被制止。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她还是即将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宗教迫害与异见的报告作者。


纸媒 / 广播: 维权活动人士被判监,向中国和香港媒体‘悔罪’

2015年7月9日左右,300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逮捕或问话。一年后,仍然有19人在押,包括这次打压的重点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他们当中多数面临“颠覆”和“煽动颠覆”的政治指控。锋锐律所主任周世锋和另外三名活动人士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天津被审判以及判刑。所有四人都表示认罪,尽管外界观察人士认为,他们都是在胁迫下这样做的。他们认罪的部分镜头在法庭以及官方媒体播放,但是公开发表的庭审记录中则除去了一些赞扬中国司法系统的片段,原因是他们有可能是在说讽刺话。

除了中国国家媒体的所谓报道,“709”被捕律师中一些最为瞩目的人也跟香港媒体和报纸做了悔罪性质的访谈。之前不久,五名被绑架的香港书商中也有四人分别在凤凰电视上“悔罪”。这个趋势凸显了北京对香港媒体越来越大的影响。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7月11日出版了对律师助理赵威的访谈,她告诉这家报纸说,她“后悔以往在公民权利方面的活动”,她“衷心希望悔罪”。《南华早报》今年四月间刚刚被中国大陆富商马云收购

锋锐律师事务所女律师王宇8月1日给予香港另一家报纸《东方日报》“独家”专访。她谴责了“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思想”,还否定了她作为律师所做的维权工作。她声明“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一个国际人权奖。(王宇不久前被国际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授奖。)王宇还出现在凤凰卫视上,指责“外国势力”利用锋锐破坏中国政府。《东方日报》访谈发表后,异见知识分子莫之许在推特上宣布不再给这家报纸写专栏,他说,东网“报道上配合党国,充当工具”。 张凯律师在八月初审判期间曾经发表批评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言论,但是他不久前公开声明撤回自己的这些言论,说他是在逼迫下违背愿望那样说的。张凯的做法进一步证实人们的怀疑,即王宇等人的公开悔罪和谴责也是被逼迫的结果。

其它宣传手法寻求支撑中国政府对709律师的打压。8月初天津审判期间,北京一家名叫读家的媒体公司在一个录像中指责香港、台湾和大陆活动人士受到美国的财政支持,在中国挑起“颜色革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生雷希颖据说是这个录像的制作者。他告诉澳大利亚媒体说,709被捕者令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怒。“这些审判暴露了他们从外国势力那里接受训练,从外国势力那里接受资金,恶意传播谣言。”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上散布了这个录像,发布后24小时内便有超过一千万次观看。


新媒体:网民对里约奥运会的反应

上个月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的拼搏故事支配了社交媒体。当英国在奖牌数量上超过中国时,一份被泄露的宣传部门指令指示媒体少报道运动员的“个人悲惨经历”,多报道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些网民也像官方媒体那样感到失望,但很多其他网民则表示,公众首先感谢的是,这些运动员通过训练和牺牲才能够去里约参赛。两个运动员的故事尤其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

  • ‘吃药骗子’风波:奥运会刚开幕不久,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马克∙霍顿在说到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时说,他“既没时间奉陪、也不会尊重吃药骗子”。他指的是孙杨2014年被查出使用一种禁药后被禁赛三个月的事。(孙杨声称那种药物是他治疗心脏药物中的一种成分。)霍顿继而赢得了男子四百米自由泳金牌,孙杨在镜头前掉泪。中国网民要求霍顿道歉。成千上万多数为年轻女性的爱国“小粉红”翻墙到国际社交媒体,在霍顿的账户下咒骂和谴责。霍顿的工作人员很快关闭了评论功能,并开始删除巨量留言。中国官媒也不甘寂寞,《环球时报》称澳大利亚是一个文明边缘的国家,是英国的离岸监狱。
  • 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之后,一名感情外露、说话直接的女游泳运动员很快冲走了这些不愉快的感情,并席卷中国互联网。傅园慧兴高采烈的面部表情以及用语很快走红网络。比赛结束后,傅园慧在泳池边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中说她使出了“洪荒之力”才进入一百米仰泳决赛。网民很快称她为“洪荒少女”,并在网上模仿她的表情和她说的话。在接下来的中央电视台采访中她继续给观众留下印象。决赛完,她直到采访进行到一半才知道自己赢得了铜牌。当记者告诉她她得了铜牌的时候,她露出了惊讶的喜色,说她很高兴坚持了下来。这个采访为傅园慧赢得了很大的国家知名度,后来她失败的时候又再次引起反响。她所参加的接力队没有能够取得4x100接力的资格,她很失望。记者在赛后采访中问,“你看上去好像肚子很痛的样子,”傅园慧说,是的,“因为我昨天晚上来月经了”。傅园慧的坦率给很多中国女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开始在网上谈论tampon, 而这是世界各地女运动员忌讳的一个话题。不过傅园慧的政治观并不同样自由自在。8月25日中国奥林匹克代表队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接见。傅园慧在微博上告诉她的7百万粉丝说,在跟习近平握手后,“我不洗手了”

新媒体:审查制度新动向:新的限制,自由化党刊关闭,习氏甲虫

  • 新规定压制网络新闻:中国国务院网管办7月和8月发布了几项针对新闻网站的新规定。6月底,网管办主任鲁炜突然被徐麟所接替。7月3号,网管办宣布,网络媒体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能发表来自社交媒体的新闻。这是政府继续打击网络“谣言”的一部分。7月9日,腾讯的一则新闻中出现打字错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被误写成“习近平发飙重要讲话”,主要互联网公司在出产独立内容上很快便面临更大限制。这个打字错误不光是令人尴尬,而且还证明腾讯工作人员没有按规定直接剪贴官方媒体的标题。腾讯网站的主编因此而被开除。网信办7月24日宣布腾讯、新浪、网易和凤凰网站在出产自己的新闻内容时“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将被给予警告和罚款。几个星期后,网信办进一步规定,新闻网站的主编和媒体网站必须对内容的管理负责,网站必须对内容进行一天24小时的监控,以确保符合法律和规定。虽然这些新规定中的许多规定不过是强化胡锦涛时期便已有的政策,但是中国传媒项目的班志远认为,“这一轮规定要严厉得多,旨在强化党对各种媒体平台的控制”,反映了当局不仅要控制信息本身,而且要压制传递新闻的一些创新办法。7月和8月间,私营互联网公司的几个很有创意的新闻收集或解释平台被关闭。这一轮的限制措施应合了习近平2月份和4月份有关新闻控制与互联网管理的讲话旨意。
  • 《炎黄春秋》关闭:《炎黄春秋》杂志过去几年来一直在为保持其独立性而抗争,但是今年7月被其上级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手。这份创刊于1991年的刊物一直坚持发表政治敏感的话题,包括对历史有别于官方的叙述,呼吁宪政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前共产党退休官员的保护。长期以来的出版人和党员杜导正以及其他主要人员被艺术研究院的人取代。7月中,艺术研究院的人占领了《炎黄春秋》办公室,并改变了网站的密码。但这些老人没有轻易放弃。在杜导正的带领下,前工作人员于7月17日发表一篇声明,谴责艺术研究院违反与《炎黄春秋》的合同,并宣布解散《炎黄春秋》。前工作人员试图打官司,但是北京一家法庭8月间拒绝了这个案子。在此前的很多年里,政府当局一直对这个由共产党干部出版、声音相当温和的杂志进行施压。2014年杜导正试图把领导职位交给引发1989年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但是官僚牵扯使得胡德平没有能够接替杜,93岁的杜导正于是一直留任,直到最近被强行接替。他告诉《纽约时报》说,研究院的接手“类似于文革时的手法”
  • 审查指令:7月和8月泄露出来的宣传部门审查指令对一系列新闻进行了审查。其中一则关系到捷克生命科学大学王成斌教授在海南发现了一种甲虫、并将之命名为“习氏狼条脊甲”。7月11日的一条指令要求“全网查删《虫研捷报:我国学者以‘习大大’命名一甲虫新种》一文”。国家媒体使用“习大大”这个叫法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不再提倡这种叫法了。这种甲虫的科学名称中译以及另外几个习近平的贬义绰号也成为社交媒体搜索禁词。另一条指令要求不发未经批准的爱国抗议消息。在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对南海领海主权争议做出不利中国的裁定后,中国网民对美国公司肯德基和苹果产品进行了抵制。(菲律宾虽然是原告,但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幕后操纵。)7月18日的一条指令下令媒体和网络公司不要炒作或传播非法游行集会信息。几个星期后,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成千上万居民上街游行,抗议在该市修建一座处理核废料的工厂。8月11日泄露的一份指令指示各网站删除搜狐网一篇文章,此文暗示政府暂停此工程有可能是打马虎眼,缓解公众舆论压力。一条在微信上传播的泄露指令也透露,连云港港口工人受到压力,要求他们保证不参加抗议。2013年5月昆明发生环境抗议时,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受到了类似的压力。

香港:学生领袖免于监禁,反对派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夺得立法会席位

7月21日,香港一家法庭裁定三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的一些行为违法。雨伞运动是2014年秋天在香港持续了79天的学生和市民占领街头、要求普选的抗议。但所有三人都免于入狱。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香港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都被裁定2014年9月26日违法进入特区政府总部外一个名叫公民广场的受限制区域。对公民广场的占领标志着香港全城范围内抗议的开始;几天后抗议者使用雨伞躲避警察喷辣椒水,抗议运动由此得名。黄之锋被判80个小时社区服务。周永康被判入狱三星期缓刑一年,这使得他可以按计划出国留学。曾担任香港学联常委的罗冠聪被裁定煽动其他人参加对政府大楼的冲击。罗冠聪被判120小时社区服务。尽管三人都未入狱,但是国际人权组织批评说,这些裁决是对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侵犯。倘若罗冠聪被判入狱的话,那他会失去参加9月4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资格。罗冠聪是“香港众志”的主席,这是一个从学民思潮发展而来的推动民主的政党,黄之锋担任秘书长。

香港众志旨在为香港争取民主自决,但是不直接呼吁从中国独立。香港选举委员会7月表示,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签署一份维护《基本法》的宣誓书,而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规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支持香港独立的六名候选人被取消了竞选议员的资格。匿名消息源告诉路透社说,委员会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他们下了一条直接命令,这个港独运动必须清除,”一个消息来源说。

一些港独候选人从他们的竞选材料中省略了一些词语,担心不然的话会导致邮寄问题。九龙东候选人陈泽滔说,他的竞选传单中这样写道,“我的政治立场是____,” 他同时批评选举委员会“压制言论自由,进行政治审查”。 他告诉《南华早报》说,他还准备了其它版本的传单散发给街上的选民,其中他更加明确地表示“独立是香港人决定香港事务的唯一途径”。

从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看,港府和北京政府重手压制政治竞争与辩论适得其反。包括罗冠聪在内的几位支持港独或自决的候选人都在新立法会中赢得了席位,支持民主的反对派阵营总体上增加了席位份额,保住了否决立法所需要的票数。


中国之外:英国-中国媒体合作关系,韩国流行乐遭到报复,澳大利亚纪念毛泽东音乐会,好莱坞的得与失

  • 英国《每日邮报》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建立伙伴关系招来非议:8月12日《每日邮报》澳大利亚网站上刊登一篇文章,并附带一条信息说,“与《人民日报》合作制作。”《每日邮报》是一家政治上保守、侧重闲话消息的英国报纸,2015年3月与中国共产党喉舌旗舰报《人民日报》签订了交叉出版协议。这是双方签署协议以来受到其他媒体和新闻自由倡导者注意的首篇文章。根据协议,每家报纸每周可出版上至40篇对方报纸的文章。《每日邮报》网站每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万访客,是世界上点击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网站之一。人们批评《每日邮报》为共产党宣传提供全球平台,但是《每日邮报》网站主编Martin Clarke说这样做只是“交换文章”,并不涉及金钱交换,也不会对《每日邮报》的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每日邮报》总体上来说不刊登中国认为政治敏感的内容。
  • 韩国流行歌星被夹在中韩因导弹防御系统而发生的对峙中:在韩国7月8日宣布与美国达成在星州地区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后,中国江苏省取消了对韩国流行乐男生组合iKON以及歌星Psy的电视转播。美国和韩国坚持说,终端高空防御系统(简称萨德)旨在防御北韩的侵略行为,但北京坚持说,萨德对中国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主演韩国流行电视剧《任意依恋》的男女演员在北京的一个公开活动也遭到取消,韩国惊悚片《釜山行》的放映也被无限期搁置。广东省电视台报道说,国家广电局给他们下了口头命令,韩国歌星的节目不会获得批准。尽管有这些报复性的政府禁令,大量的“韩流”中国粉丝继续在网络审查外找到方式观看。
  • 澳大利亚毛泽东纪念音乐会被取消:原定在澳大利亚两大城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音乐会在遭到澳大利亚华人的反对后取消。根据一则登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的广告,这个名叫“光荣梦想:纪念毛主席逝世40周年”的音乐会定于9月6日和9月9日分别在悉尼市政厅以及墨尔本市政厅举行,号称要分享这位“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全世界人民眼里的英雄”的故事。音乐会赞助者包括媒体公司以及当地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行会。许多中国移民反对美化这个在1958年至1976年期间制造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导致三千万人死亡的前领导人。一份由“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在Change.org上要求取消悉尼音乐会的联署获得了将近3千个签名。联盟发言人钟锦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音乐会是一些为了跟中国做生意赚钱、讨好中国政府的机会主义者搞起来的。两个城市都在8月25日取消了这场音乐会。悉尼官员说,取消音乐会是出于安全考虑。墨尔本市没有就取消原因发表任何声明。
  • 好莱坞的得与失: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市场的命运继续被中国管控当局似乎是任意的决策所左右。这样的决定可以影响亿万美元的收入。华纳兄弟的“自杀突击队”如果获准在中国院线上映的话,它的票房总收入也许会超过“银河护卫队”。但是中国电影集团的日历上仍然没有这部影片在中国的放映日期。我们不清楚“自杀突击队”为什么没有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也许是因为它灰暗的气氛或者某些角色。尽管导演Martin Scorsese(马丁∙斯科塞斯)与中国审查者有着不平静的过往,他的警匪片“爱尔兰人”将在中国放映。由于1997年刻画达赖喇嘛生平的电影“殿下/达赖喇嘛”,斯科塞斯所有的影片在中国曾经一度被禁。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票房市场,但是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好莱坞只能获得20%-25%的收入,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可以收回40%-50%。如今中国的万达集团在全球拥有许多影院,是世界上最大的院线经营者。万达总裁王健林8月宣布与美国电影公司的20亿美元交易正在谈判中,不过他没有宣布细节。万达今年一月购买了好莱坞制片公司传奇娱乐的控制股份。

未来看点

G20高峰会议管控措施的长远影响:中国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办全球G20高峰会议期间,据报道当局对居民以及对假想中的异见来源实行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包括禁止家庭教会聚会以及鼓励杭州居民离城旅游一星期。不管是2008年北京奥运,还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还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中国在举办重大国际活动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如抓捕活动人士或监控技术,往往在过后很长时间内继续侵犯中国公民的权利。注意世界领导人离开中国后仍然保留的G20管控措施。

网信办新官上任,更多网络审查规定出台:自从徐麟取代鲁炜担任国务院网信办主任以来,网信办进一步钳紧了对网站新闻的管控。注意未来是否会有更多针对互联网传媒的限制措施出台,或者是否有网络公司因为对记者和用户管理不力而受到处罚。

香港选举的后果: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无疑令北京不悦,注意对反对派政治声音 – 特别是那些主张香港自决或独立的声音 - 更多污蔑、边缘化、或恐吓的企图。同时也注意北京如何加强对2017年初选择特首施加影响,包括对媒体的操纵以及有目标的网络攻击。

中國媒體快報 第116號,2016年9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Cartoon from Rebel

標題


特寫:中國近期的打壓活動:對異見的廣泛打壓又增新篇章

莎拉∙庫克

過去一年來,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對人權律師、他們的助理、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維權運動”進行了重手打壓。八月初,四名律師和活動人士在鬧劇般的審判後被判刑,官媒與此配合,對他們進行了新一輪的抹黑,兩名女性被囚禁者顯然是在脅迫下接受了媒體採訪。一些國際媒體人權組織、和學者認為這是“近二三十年來對人權與公民社會最嚴酷的打擊”。但是,對活動分子、其家人的逼迫,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和對法治的踐踏雖然令人沮喪,這樣的標籤卻並不準確,至少會誤導人。

對法律活動人士的打壓令人不安,凸顯習近平治下打壓目標的擴大化,但是僅僅把目光放在共產黨最新一輪的受害者上,則會忽略重要的上下文。除了對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進行打壓之外,共產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在對數以百萬計的宗教信仰者和少數民族進行迫害。忽略這些巨大群體所受的迫害,只會扭曲中國當下進行的打壓與異見的性質。諷刺的是,這些扭曲的分析無形當中還有可能幫助對這些群體的審查以及對迫害者的放任,而這卻正是人權律師做出這樣大的犧牲所要反抗的東西。

打壓範圍不同

自2015年7月新一輪打壓開始以來,300多名律師和活動人士被拘押。其中大多數人在遭到長短不等的拘留和審問後獲得釋放。令人不安的是,一年之後19名律師和活動人士仍然在押,其中15人面臨嚴重的、出於政治動機的“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指控。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當局八月初對著名律師周世鋒以及人權活動者胡石根進行了審判,兩人分別被判處7年以及7年半徒刑。這些審判的影響遠遠波及法律界,為他們的客戶以及在中國爭取自由的事業都造成了負面影響。

儘管如此,與300多名律師和活動分子被威脅、被拘押相比,中共綁架以及關押維吾爾人、藏人、法輪功和基督徒的人數要龐大得多。

對法輪功的迫害,其廣度令人乍舌。1999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起了清除法輪功這個打坐修煉群體的運動。根據政府、國際媒體以及這個組織自己的估計,法輪功修煉者大約有7千萬人之巨。從那時以來,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練功、或者宣傳法輪功而被送進勞改營、監獄、以及法外黑監獄。

即使今天,法輪功學員在中國的良心犯中仍占很大比例。自由之家最近對中國法院檔進行的分析發現,2014年1月以來,有800以上法輪功學員被判監。根據有據可查、公諸於眾的判決書檔,僅僅在2016年前半年,中國全國就有59人因為從事於法輪功有關的活動而被判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法輪功學員都是因為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權而遭到懲罰。比如說,散發有關法輪功、人權、或中共迫害中國人的歷史的傳單或DVD。由此可以看到,宗教迫害與打壓異見密切相關。

在西藏,繼2008年發生一系列基本上是和平反政府抗議以來,包括許多喇嘛在內的數千名藏人被逮捕,100多人被判監。近年來,即使沒有發生有規模的抗議,中國當局仍然在對藏人進行大規模的抓捕。人權觀察組織2016年5月的一份報告分析了2013年至2015年藏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拘捕的479個案例。其中絕大多數是因為在網上或者在街上和平表達異見而被捕的。三分之一的案例被起訴審判,有些人被判處上至13年徒刑。

在維吾爾人方面,鎮壓非暴力表達異見的案例統計相對難以確定。但是,鑒於中國政府動輒在涉及和平批評政府政策的重大案件中使用“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指控,那麼我們有理由做出結論說,2013年至2014年間針對維人的592與國家安全指控相關的案例中(根據對話基金會所引用的中國政府資料),有相當數量並不涉及暴力恐怖行為。另外,這兩年期間新疆有大約12,000 審判,受審者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這樣的指控常常用來懲罰散佈被禁資訊、參與和平抗議、或對政府的各種宗教禁令提出異見的個人。2009年7月新疆騷亂後有數千年輕人被安全部隊強迫失蹤,至今仍然有不少人下落不明。

丹增德勒仁波切紀念展覽。這位受尊重的宗教領導人2015年7月死於中國監獄。中國當局製造罪名,將其判處無期徒刑。過去兩年來還有一系列藏人、維吾爾人、法輪功成員、和基督徒死於當局的迫害。來源:France-Tibet

懲罰程度不同

被拘捕的律師毫無疑問在被拘禁期間受到了虐待。不然的話很難解釋他們為什麼在被關押這麼長時間後在官媒訪談中否定自己以往的工作。但是目前還沒有律師在監禁期間或者在受到這樣的虐待後死亡。

相比之下,每年都有宗教活動人士或少數民族活動人士在獄中死於虐待的消息曝光。2015年7月,一名聲望卓著的藏人喇嘛在獄中神秘死亡。2016年4月,一名45歲的法輪功學員在被拘留10天后死亡。同個月,一名基督教牧師的妻子在試圖阻攔強拆教堂的時候,被推土機活埋致死。過去兩年來這樣的例子很多,這些只是其中幾例。

熟悉的宣傳和施壓手法

在對維權律師的打壓中,最突出、也最令人憂慮的做法之一是中國當局使用不同尋常的手法抹黑他們,給他們施壓,令他們否定自己的維權工作。這些做法包括:官方媒體的抹黑、花花綠綠的資訊圖、將他們刻畫為“外國敵對勢力”的傀儡、被強迫在官方媒體上認罪或指控他人,以及報復活躍的律師家人等。這樣的手法全套上場對付人權律師是以前所沒有的,但是中國政府使用這樣的手法對付假想中的異見者卻由來已久。

1999年對法輪功的迫害就伴隨著媒體抹黑宣傳、官媒編造指控、對學員以及法輪功創始人進行妖魔化。官方也使用了審判秀,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也被逼在視頻上譴責自己的信仰。

近年來,藏區也出現了這些針對一個群體的懲罰做法。當有人自焚、或者有反對政府的抗議發生時,整個家庭、或者整個村莊都面臨經濟報復。海外維吾爾活動人士和記者的兄弟姊妹或孩子在新疆受到監禁。中國政府一貫指責海外活動人士或宗教領袖(特別是藏人和維人)在中國境內煽動騷亂。

迫害的整體圖景

中國政府過去一年對人權律師、記者、公民社會領導者的打壓令人憂慮,是中國政治最重要的動態之一。但是我們必須把這場打壓放到共產黨對異見的整體打壓上去看,包括對宗教種類的打壓,才能看清中國到底在發生什麼,避免陷入中共的“分化後各個擊破”的策略陷阱中。

那些被關押的人權律師曾經勇敢地代理了這些宗教迫害受害者的案件,比任何人都更瞭解這些群體所遭受的悲慘境遇以及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這些律師是因為反抗這些虐待而遭到監禁的,不清楚地瞭解這一點,就無法瞭解維權律師遭受打壓的原因和結果。國際社會需要認識到公民社會內的不同部分在為後代爭取一個更自由、更公正的中國時所做出的犧牲,只有這樣,這些打壓才能被制止。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她還是即將發佈的一份有關中國宗教迫害與異見的報告作者。


紙媒 / 廣播: 維權活動人士被判監,向中國和香港媒體‘悔罪’

2015年7月9日左右,300多名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被逮捕或問話。一年後,仍然有19人在押,包括這次打壓的重點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幾名律師。他們當中多數面臨“顛覆”和“煽動顛覆”的政治指控。鋒銳律所主任周世鋒和另外三名活動人士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在天津被審判以及判刑。所有四人都表示認罪,儘管外界觀察人士認為,他們都是在脅迫下這樣做的。他們認罪的部分鏡頭在法庭以及官方媒體播放,但是公開發表的庭審記錄中則除去了一些讚揚中國司法系統的片段,原因是他們有可能是在說諷刺話。

除了中國國家媒體的所謂報導,“709”被捕律師中一些最為矚目的人也跟香港媒體和報紙做了悔罪性質的訪談。之前不久,五名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中也有四人分別在鳳凰電視上“悔罪”。這個趨勢凸顯了北京對香港媒體越來越大的影響。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7月11日出版了對律師助理趙威的訪談,她告訴這家報紙說,她“後悔以往在公民權利方面的活動”,她“衷心希望悔罪”。《南華早報》今年四月間剛剛被中國大陸富商馬雲收購

鋒銳律師事務所女律師王宇8月1日給予香港另一家報紙《東方日報》“獨家”專訪。她譴責了“西方價值觀和民主思想”,還否定了她作為律師所做的維權工作。她聲明“不承認、不認可、不接受”一個國際人權獎。(王宇不久前被國際律師協會美國律師協會授獎。)王宇還出現在鳳凰衛視上,指責“外國勢力”利用鋒銳破壞中國政府。《東方日報》訪談發表後,異見知識份子莫之許在推特上宣佈不再給這家報紙寫專欄,他說,東網“報導上配合党國,充當工具”。 張凱律師在八月初審判期間曾經發表批評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言論,但是他不久前公開聲明撤回自己的這些言論,說他是在逼迫下違背願望那樣說的。張凱的做法進一步證實人們的懷疑,即王宇等人的公開悔罪和譴責也是被逼迫的結果。

其它宣傳手法尋求支撐中國政府對709律師的打壓。8月初天津審判期間,北京一家名叫讀家的媒體公司在一個錄影中指責香港、臺灣和大陸活動人士受到美國的財政支持,在中國挑起“顏色革命”。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生雷希穎據說是這個錄影的製作者。他告訴澳大利亞媒體說,709被捕者令普通中國人感到憤怒。“這些審判暴露了他們從外國勢力那裡接受訓練,從外國勢力那裡接受資金,惡意傳播謠言。”中國最高檢察院在其官方微博上散佈了這個錄影,發佈後24小時內便有超過一千萬次觀看。


新媒體:線民對裡約奧運會的反應

上個月裡約奧運會期間,中國運動員的拼搏故事支配了社交媒體。當英國在獎牌數量上超過中國時,一份被洩露的宣傳部門指令指示媒體少報導運動員的“個人悲慘經歷”,多報導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一些線民也像官方媒體那樣感到失望,但很多其他線民則表示,公眾首先感謝的是,這些運動員通過訓練和犧牲才能夠去裡約參賽。兩個運動員的故事尤其引起了中國線民的強烈反應:

  • 吃藥騙子風波:奧運會剛開幕不久,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馬克∙霍頓在說到中國游泳運動員孫楊時說,他“既沒時間奉陪、也不會尊重吃藥騙子”。他指的是孫楊2014年被查出使用一種禁藥後被禁賽三個月的事。(孫楊聲稱那種藥物是他治療心臟藥物中的一種成分。)霍頓繼而贏得了男子四百米自由泳金牌,孫楊在鏡頭前掉淚。中國線民要求霍頓道歉。成千上萬多數為年輕女性的愛國“小粉紅”翻牆到國際社交媒體,在霍頓的帳戶下咒駡和譴責。霍頓的工作人員很快關閉了評論功能,並開始刪除巨量留言。中國官媒也不甘寂寞,《環球時報》稱澳大利亞是一個文明邊緣的國家,是英國的離岸監獄。
  • 傅園慧的洪荒之力:之後,一名感情外露、說話直接的女游泳運動員很快沖走了這些不愉快的感情,並席捲中國互聯網。傅園慧興高采烈的面部表情以及用語很快走紅網路。比賽結束後,傅園慧在泳池邊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中說她使出了“洪荒之力”才進入一百米仰泳決賽。線民很快稱她為“洪荒少女”,並在網上模仿她的表情和她說的話。在接下來的中央電視臺採訪中她繼續給觀眾留下印象。決賽完,她直到採訪進行到一半才知道自己贏得了銅牌。當記者告訴她她得了銅牌的時候,她露出了驚訝的喜色,說她很高興堅持了下來。這個採訪為傅園慧贏得了很大的國家知名度,後來她失敗的時候又再次引起反響。她所參加的接力隊沒有能夠取得4x100接力的資格,她很失望。記者在賽後採訪中問,“你看上去好像肚子很痛的樣子,”傅園慧說,是的,“因為我昨天晚上來月經了”。傅園慧的坦率給很多中國女性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他們開始在網上談論tampon, 而這是世界各地女運動員忌諱的一個話題。不過傅園慧的政治觀並不同樣自由自在。8月25日中國奧林匹克代表隊在中國人民大會堂受到習近平接見。傅園慧在微博上告訴她的7百萬粉絲說,在跟習近平握手後,“我不洗手了”

新媒體:審查制度新動向:新的限制,自由化黨刊關閉,習氏甲蟲

  • 新規定壓制網路新聞:中國國務院網管辦7月和8月發佈了幾項針對新聞網站的新規定。6月底,網管辦主任魯煒突然被徐麟所接替。7月3號,網管辦宣佈,網路媒體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不能發表來自社交媒體的新聞。這是政府繼續打擊網路“謠言”的一部分。7月9日,騰訊的一則新聞中出現打字錯誤,“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被誤寫成“習近平發飆重要講話”,主要互聯網公司在出產獨立內容上很快便面臨更大限制。這個打字錯誤不光是令人尷尬,而且還證明騰訊工作人員沒有按規定直接剪貼官方媒體的標題。騰訊網站的主編因此而被開除。網信辦7月24日宣佈騰訊、新浪、網易和鳳凰網站在出產自己的新聞內容時“存在大量違法違規行為”,將被給予警告和罰款。幾個星期後,網信辦進一步規定,新聞網站的主編和媒體網站必須對內容的管理負責,網站必須對內容進行一天24小時的監控,以確保符合法律和規定。雖然這些新規定中的許多規定不過是強化胡錦濤時期便已有的政策,但是中國傳媒專案的班志遠認為,“這一輪規定要嚴厲得多,旨在強化黨對各種媒體平臺的控制”,反映了當局不僅要控制資訊本身,而且要壓制傳遞新聞的一些創新辦法。7月和8月間,私營互聯網公司的幾個很有創意的新聞收集或解釋平臺被關閉。這一輪的限制措施應合了習近平2月份和4月份有關新聞控制與互聯網管理的講話旨意。
  • 《炎黃春秋》關閉:《炎黃春秋》雜誌過去幾年來一直在為保持其獨立性而抗爭,但是今年7月被其上級機構中國藝術研究院強行接手。這份創刊於1991年的刊物一直堅持發表政治敏感的話題,包括對歷史有別於官方的敘述,呼籲憲政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前共產黨退休官員的保護。長期以來的出版人和黨員杜導正以及其他主要人員被藝術研究院的人取代。7月中,藝術研究院的人佔領了《炎黃春秋》辦公室,並改變了網站的密碼。但這些老人沒有輕易放棄。在杜導正的帶領下,前工作人員於7月17日發表一篇聲明,譴責藝術研究院違反與《炎黃春秋》的合同,並宣佈解散《炎黃春秋》。前工作人員試圖打官司,但是北京一家法庭8月間拒絕了這個案子。在此前的很多年裡,政府當局一直對這個由共產黨幹部出版、聲音相當溫和的雜誌進行施壓。2014年杜導正試圖把領導職位交給引發1989年民主運動的共產黨前領導人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但是官僚牽扯使得胡德平沒有能夠接替杜,93歲的杜導正於是一直留任,直到最近被強行接替。他告訴《紐約時報》說,研究院的接手“類似于文革時的手法”
  • 審查指令:7月和8月洩露出來的宣傳部門審查指令對一系列新聞進行了審查。其中一則關係到捷克生命科學大學王成斌教授在海南發現了一種甲蟲、並將之命名為“習氏狼條脊甲”。7月11日的一條指令要求“全網查刪《蟲研捷報:我國學者以‘習大大’命名一甲蟲新種》一文”。國家媒體使用“習大大”這個叫法已經很長時間了,但現在不再提倡這種叫法了。這種甲蟲的科學名稱中譯以及另外幾個習近平的貶義綽號也成為社交媒體搜索禁詞。另一條指令要求不發未經批准的愛國抗議消息。在國際“常設仲裁法庭”對南海領海主權爭議做出不利中國的裁定後,中國線民對美國公司肯德基和蘋果產品進行了抵制。(菲律賓雖然是原告,但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在幕後操縱。)7月18日的一條指令下令媒體和網路公司不要炒作或傳播非法遊行集會資訊。幾個星期後,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成千上萬居民上街遊行,抗議在該市修建一座處理核廢料的工廠。8月11日洩露的一份指令指示各網站刪除搜狐網一篇文章,此文暗示政府暫停此工程有可能是打馬虎眼,緩解公眾輿論壓力。一條在微信上傳播的洩露指令也透露,連雲港港口工人受到壓力,要求他們保證不參加抗議。2013年5月昆明發生環境抗議時,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也受到了類似的壓力。

香港:學生領袖免于監禁,反對派在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仍然奪得立法會席位

7月21日,香港一家法庭裁定三名雨傘運動學生領袖的一些行為違法。雨傘運動是2014年秋天在香港持續了79天的學生和市民佔領街頭、要求普選的抗議。但所有三人都免於入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香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都被裁定2014年9月26日違法進入特區政府總部外一個名叫公民廣場的受限制區域。對公民廣場的佔領標誌著香港全城範圍內抗議的開始;幾天後抗議者使用雨傘躲避警員噴辣椒水,抗議運動由此得名。黃之鋒被判80個小時社區服務。周永康被判入獄三星期緩刑一年,這使得他可以按計劃出國留學。曾擔任香港學聯常委的羅冠聰被裁定煽動其他人參加對政府大樓的衝擊。羅冠聰被判120小時社區服務。儘管三人都未入獄,但是國際人權組織批評說,這些裁決是對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的侵犯。倘若羅冠聰被判入獄的話,那他會失去參加9月4日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資格。羅冠聰是“香港眾志”的主席,這是一個從學民思潮發展而來的推動民主的政黨,黃之鋒擔任秘書長。

香港眾志旨在為香港爭取民主自決,但是不直接呼籲從中國獨立。香港選舉委員會7月表示,所有候選人都必須簽署一份維護《基本法》的宣誓書,而相當於香港憲法的《基本法》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確支持香港獨立的六名候選人被取消了競選議員的資格。匿名訊息源告訴路透社說,委員會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壓力。“他們下了一條直接命令,這個港獨運動必須清除,”一個消息來源說。

一些港獨候選人從他們的競選材料中省略了一些詞語,擔心不然的話會導致郵寄問題。九龍東候選人陳澤滔說,他的競選傳單中這樣寫道,“我的政治立場是____,” 他同時批評選舉委員會“壓制言論自由,進行政治審查”。 他告訴《南華早報》說,他還準備了其它版本的傳單散發給街上的選民,其中他更加明確地表示“獨立是香港人決定香港事務的唯一途徑”。

從立法會選舉的最終結果看,港府和北京政府重手壓制政治競爭與辯論適得其反。包括羅冠聰在內的幾位支持港獨或自決的候選人都在新立法會中贏得了席位,支持民主的反對派陣營總體上增加了席位份額,保住了否決立法所需要的票數。


中國之外:英國-中國媒體合作關係,韓國流行樂遭到報復,澳大利亞紀念毛澤東音樂會,好萊塢的得與失

  • 英國《每日郵報》與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建立夥伴關係招來非議:8月12日《每日郵報》澳大利亞網站上刊登一篇文章,並附帶一條資訊說,“與《人民日報》合作製作。”《每日郵報》是一家政治上保守、側重閒話消息的英國報紙,2015年3月與中國共產黨喉舌旗艦報《人民日報》簽訂了交叉出版協議。這是雙方簽署協定以來受到其他媒體和新聞自由宣導者注意的首篇文章。根據協定,每家報紙每週可出版上至40篇對方報紙的文章。《每日郵報》網站每天有一千五百一十萬訪客,是世界上點擊量最大的英文報紙網站之一。人們批評《每日郵報》為共產黨宣傳提供全球平臺,但是《每日郵報》網站主編Martin Clarke說這樣做只是“交換文章”,並不涉及金錢交換,也不會對《每日郵報》的獨立性產生負面影響。不過英國廣播公司注意到,《每日郵報》總體上來說不刊登中國認為政治敏感的內容。
  • 韓國流行歌星被夾在中韓因導彈防禦系統而發生的對峙中:在韓國7月8日宣佈與美國達成在星州地區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協定後,中國江蘇省取消了對韓國流行樂男生組合iKON以及歌星Psy的電視轉播。美國和韓國堅持說,終端高空防禦系統(簡稱薩德)旨在防禦北韓的侵略行為,但北京堅持說,薩德對中國國家安全是一個威脅。主演韓國流行電視劇《任意依戀》的男女演員在北京的一個公開活動也遭到取消,韓國驚悚片《釜山行》的放映也被無限期擱置。廣東省電視臺報導說,國家廣電局給他們下了口頭命令,韓國歌星的節目不會獲得批准。儘管有這些報復性的政府禁令,大量的“韓流”中國粉絲繼續在網路審查外找到方式觀看。
  • 澳大利亞毛澤東紀念音樂會被取消:原定在澳大利亞兩大城市舉行的紀念毛澤東音樂會在遭到澳大利亞華人的反對後取消。根據一則登在當地中文報紙上的廣告,這個名叫“光榮夢想:紀念毛主席逝世40周年”的音樂會定於9月6日和9月9日分別在悉尼市政廳以及墨爾本市政廳舉行,號稱要分享這位“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國家領導人以及全世界人民眼裡的英雄”的故事。音樂會贊助者包括媒體公司以及當地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行會。許多中國移民反對美化這個在1958年至1976年期間製造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導致三千萬人死亡的前領導人。一份由“澳洲價值守護聯盟”在Change.org上要求取消悉尼音樂會的連署獲得了將近3千個簽名。聯盟發言人鐘錦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說,這個音樂會是一些為了跟中國做生意賺錢、討好中國政府的機會主義者搞起來的。兩個城市都在8月25日取消了這場音樂會。悉尼官員說,取消音樂會是出於安全考慮。墨爾本市沒有就取消原因發表任何聲明。
  • 好萊塢的得與失:好萊塢大片在中國市場的命運繼續被中國管控當局似乎是任意的決策所左右。這樣的決定可以影響億萬美元的收入。華納兄弟的“自殺突擊隊”如果獲准在中國院線上映的話,它的票房總收入也許會超過“銀河護衛隊”。但是中國電影集團的日曆上仍然沒有這部影片在中國的放映日期。我們不清楚“自殺突擊隊”為什麼沒有獲准進入中國市場,也許是因為它灰暗的氣氛或者某些角色。儘管導演Martin Scorsese(馬丁∙斯科塞斯)與中國審查者有著不平靜的過往,他的警匪片“愛爾蘭人”將在中國放映。由於1997年刻畫達賴喇嘛生平的電影“殿下/達賴喇嘛”,斯科塞斯所有的影片在中國曾經一度被禁。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票房市場,但是在中國放映的電影,好萊塢只能獲得20%-25%的收入,而在世界其他地區則可以收回40%-50%。如今中國的萬達集團在全球擁有許多影院,是世界上最大的院線經營者。萬達總裁王健林8月宣佈與美國電影公司的20億美元交易正在談判中,不過他沒有宣佈細節。萬達今年一月購買了好萊塢製片公司傳奇娛樂的控制股份。

未來看點

G20高峰會議管控措施的長遠影響:中國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辦全球G20高峰會議期間,據報導當局對居民以及對假想中的異見來源實行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包括禁止家庭教會聚會以及鼓勵杭州居民離城旅遊一星期。不管是2008年北京奧運,還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還是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議,中國在舉辦重大國際活動期間所採取的措施,如抓捕活動人士或監控技術,往往在過後很長時間內繼續侵犯中國公民的權利。注意世界領導人離開中國後仍然保留的G20管控措施。

網信辦新官上任,更多網路審查規定出臺:自從徐麟取代魯煒擔任國務院網信辦主任以來,網信辦進一步鉗緊了對網站新聞的管控。注意未來是否會出臺更多針對互聯網傳媒的限制措施,或者是否有網路公司因為對記者和用戶管理不力而受到處罰。

香港選舉的後果: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果無疑令北京不悅,注意對反對派政治聲音 – 特別是那些主張香港自決或獨立的聲音 - 更多污蔑、邊緣化、或恐嚇的企圖。同時也注意北京如何加強對2017年初選擇特首施加影響,包括對媒體的操縱以及有目標的網路攻擊。

China Media Bulletin Issue No. 117: November 2016

$
0
0

HEADLINES


FEATURE:  Willing proxies give China’s censors a global reach

by Sarah Cook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Diplomat on November 2, 2016.

This new four-page weekly insert by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utlet Yunnan Daily in India's 152-year-old Daily Pioneer is one of many recent examples of Chinese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extending beyond China's bord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further extended its control over media and information beyond China’s borders for at least decade now. But occasionally there is a spike in international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activity that offers fresh insight into how the long-term process is unfolding. One such uptick occurred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A review of over two dozen incidents and news reports on this theme emerging since September indicates that private citizens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re playing a growing role in advancing Beijing’s agenda, through either active promotion or passive concessions.

A first critical group of nonstate actors involved in amplifying the CCP message are nationalist Chinese internet users whose comments, indirectly shaped by state media narratives, may result in economic reprisals against Hong Kong, Taiwanese, and foreign celebrities and brands that are perceived to have supported causes despised by the CCP. In late October, Taiwanese actress Irene Chen was removed from a Chinese film in mid-production after netizens dug up Facebook remarks from 2014 in which she backed Taiwan’s Sunflower protest movement against growing Chinese media influence on the island. The internet users said they would refuse to watch a film whose star they accused of back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British cosmetics brand Lush came under similar fire earlier in the month, after it was reported to have supported a group campaigning to end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ibet. Reflecting some Chinese netizens’ sentiments, one user wrote, “Tibetan separatism supporter, please get out of the Chinese market.”

A second influential group comprises wealthy Chinese entrepreneurs with close ties to party leaders who are increasingly investing in media and filmmaking industrie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Two of the most prominent businessmen, Wang Jianlin and Jack Ma, recently announced new financing,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deals with Sony Pictures and Steven Spielberg’s Amblin Partners, respectively.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y will use their newfound economic leverage to implement content changes favorable to the CCP, but past experiences involving Beijing-friendly media owners suggest that such adjustments are only a matter of time.

Lastly, member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mselves have taken part in blatant displays of pro-CCP sentiment. These include an initiative in Australia to hold concerts glorifying Mao, a gala in California to celebrate Mao’s Long March, and an anti–Dalai Lama protest in Milan. Australian lawmaker Sam Dastyari resigned from the Senate leadership in September over a scandal dubbed “cash for comment,” in which he was accused of publicly backing Beijing’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exchange for political donations from Chinese-Australian businessmen with close CCP ties.

Proxie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not restricted to ethnic Chinese, however. Foreign governments, politicia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ve also toed the CCP line for various reasons. During the last two months, under apparent pressure from Beijing, the Thai government barred entry to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and Beijing critic Joshua Wong, Indian authorities detained dozens of pro-Tibetan protesters surrounding a visit to Goa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New Zealand’s deputy prime minister canceled meetings with veteran Hong Kong democrats Martin Lee and Anson Chan, and the UN-affiliated aviation agency refused to accredit Taiwanese journalists to cover its annual assembly.

A series of other actions that were criticized by free expression and democracy activists entailed less clear influence from Beijing but nonetheless served to promote its narratives. These included a decision by Bloomberg News to remove the online version of its award-winning 2012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ssets of Xi’s relatives, the 152-year-old Indian newspaper Daily Pioneer’s introduction of a customized four-page weekly supplement from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utlet Yunnan Daily, and Vancouver’s mayor donning a red scarf and flying the Chinese flag at city hall in a display with obvious pro-CCP overtones.

Democratic societies, with their emphasis on an ope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are vulnerable to intrusive, state-sponsored propaganda effort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as just another, equally valid perspective. Similarly, attempts at transnational censorship exploit democracies’ culture of civility, in which speech deemed “offensive” to a given group or community is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But a firm and thoughtful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s often enough to resist Beijing’s attempts to impose its will overseas.

Indeed, in another notable set of incidents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international actors have successfully rebuffed pressure to self-censor, opposed censorious decisions, or tackled news topics that are sensitive to Beijing. Slovakia’s president and 50 Czech parliamentarians met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Milan government granted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honorary citizenship despite protests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India’s federal government confirmed the Dalai Lama’s right to travel freely within the country, including to a region that China claims is disputed territory. And in September, a popular Australian news site ran a three-article investigative series about the torture, brainwashing, and apparent killing for organs of Falun Go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Meanwhile, media outlets,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some politicians around the world condemned the cowardly treatment of Hong Kong democrats by officials in Thailand and New Zealand.

Some policymakers have taken steps to respond more systematically to Beijing’s growing influence. In September, 16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urge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to consider expanding review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given “concerns about propaganda and control of the media.” In Australia, following the Dastyari scandal and media investigations showing that Chinese businesses are the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money in the country’s politics, some lawmakers have called for a ban on foreign political donations, which are currently legal.

These policy suggestions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Beijing’s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landscape often depends on raw economic pressure and incentives.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can respond effectively by shining a light on the operation of such leverage, pre-emptively setting rules to protect free expression, and speaking out in defense of their own societies’ fundamental values. The CCP will no doubt continue its transnational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efforts, but at the very least, those living in democracies can refuse to do the party’s work for it.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BROADCAST / NEW MEDIA: Restrictions, mockery, and netizen reactions accompany U.S. presidential deb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adopted a two-track strategy toward coverag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debates, reflecting its uncertainty about the process’s popular appeal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state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more scandalous elements of this election season to disparage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mmunist Party’s model of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ities have limited live streaming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apparently fearing unfettered discussion of them online.

The day after the second debate on October 9, Xinhua, the official news agency, ran an editorial titled “The American Election Has Plunged to New Depths,” calling American politics a “farce” and the debates a “freak show.” Global Times, the nationalistic tabloid owned by the party mouthpiece People’s Daily, ran a seriesofarticles describing America’s democracy as “decaying” and the debates as “trite” and “spectator sport.”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Weibo feed portrayed the debates as a boxing match. These criticisms are largely in lin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s long-standing propaganda narratives, notesDavid Bandurski of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lthough the 2016 election has provided fresh fodder for such arguments.

Nevertheless, streaming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was tightly managed. Caixin and NetEase, two popular news sites in China, initially set up live streams of the first debate, but regulators pulled the plug soon after it began. The web portal Sina was allowed to feature all three debates (1, 2, 3), and some U.S.-based news sites were surprisingly accessible. The first debate, shown via Sina’s Weibo microblogging platform, attracted 45,000 “likes” and 15,000 comments. But even this limited openness soon dissipated. The second debate was placed in a less prominent location and only received 667 comments, while the third was buried on the portal.

Selective access to the wider world has shape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You Tianlong, a doctoral student who runs a Chinese-language podcast about the campaign,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the biggest misunderstanding is that many Chinese take House of Cards too seriously.” “Another misunderstanding,” he adds, “is derived from the negative propaganda many Chinese have absorbed over the years, that is, that American politics is controlled by money or big capitalists and that politicians are just puppets controlled by capitalists.” Others, including those outside China, have offered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only Chinese-American at the second debate, a microbiologist who escape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said she was “excited to see the center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thought there was “no question about which system is better.”

Earlier in the election cycle, many netizens in China appeared to think that Donald Trump was the more desirable candidate, despite his many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China. But a Pew Research Center poll released in early October indicated that Hillary Clinton was viewed more favorably (37 percent to Trump’s 22 percent). Others have mad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so much discussion about democracy in a system still ruled by the autocratic Communist Party; one user wrote that Chinese discussing the debates is like “a group of eunuchs talking about sex.”


BROADCAST / NEW MEDIA: Authorities stifle news of Wukan crackdown

In mid-September, nearly five years after the first democratic uprising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village of Wukan, battalions of riot police were dispatched to the hamlet to suppress protests with tear gas and rubber bullets. The cause of the unrest was the same as in the previous conflict: the expropriation of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 in league with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dding to villagers’ resentment wer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discredit the village’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mayor, Lin Zulian, as corrupt. His coerced confession was aired on national television,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more than three years in prison in June. Moreover, compared with 2011, official efforts to suppress news of the crackdown wer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The authorities prevented local residents from establishing a safe location from which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s could cover the conflict, as they did successfully in 2011.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quickly identified and expelled, news of the protests and their suppression were not reported in Chinese media, anyone who dared to publicize the news was threatened, and official outlets promulgated their own—often deeply misleading—version of events. In a September 12 article in the official Nanfang Daily, Mayor Yang Xusong of Shanwei,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that includes Wukan, summarized the official narrative, asserting that “as of now, all of the legitimate demands by Wukan villagers regarding land issues that can be resolved have already been resolved according to the law.”

In a tactic that the China Media Project’s David Bandurski called a “cynical and perverse ploy,” local officials issued targeted propaganda regarding the role of armed police forces. The day before the crackdown, authorities dispatched teams of cleanup officers and spin doctors to make a show of helping out the local populace. But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the Public Security Frontier Defense Corps, shown sweeping the streets, was the same unit deployed the next day to conduct nighttime raids on supposed village troublemakers, hauling suspects out of bed in their underwear and detaining them.

Adding a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to official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pol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detained the father of U.S.-based Wukan activist Zhuang Liehong and had him urge his son “not to stir things up overseas.” Zhuang has been based in New York since 2014, and has staged frequent protests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Despite the robust censorship, some news and striking images of the crackdown reache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Video and photographs uploaded by villagers show protesters pockmarked by rubber bullets, splayed across hospital beds with bloody injuries, or in the case of an 80-year-old grandmother, beaten unconscious in the street and carried to the hospital by fellow protesters,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based Apple Daily. Meanwhile, social media remained a vehicle for some netizens to shar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vent anger and mistrust regarding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events. “Heaven is watching everything we do,” one user wrote in response to a post about a spate of arrests. “What crime did my grandmother commi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arrest her at 4 a.m.?”


PRINT / NEW MEDIA: Censorship updates: Key websites shut or banned, coverage of deaths and penalties muted

  • Prominent discussion platform shuttered: One of China’s few neutral platforms for public debate, Consensus Net (www.21ccom.net), was suddenly closed on October 1 for “transmitting incorrect thoughts.” The closure came with no warning and minimal explanation. Consensus Net had been a thriving site of discussion about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used by scholars, journalists, and officials and regularly consulted by outside observers interested in public debate within the country. Debate on the website was always carefully circumscribed, given that it was run by a Chinese company; the ultimate trigger for the closure remains unclear.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Zhou Zhixing, wrote on the WeChat instant-messaging application that “the authorities want us to close… we’re helpless,” according to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 Commercial news outlet’s website blacklisted: On October 11, Chinese media regulators issued a directive that significantly narrowed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s for Caixin Online, the multimedia website of the respected business publication Caixin. The notice suspended for two months the publication’s inclusion on the “List of Work Units Approved for Online Republication,” meaning other websites cannot repost its content. The order’s immediate trigger appears to have been Caixin’s recent reporting on dissent among Chinese lawyers regarding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profession, although the notice published by China Digital Times referred to the outlet’s longer track record of violating “news and propaganda discipline.” The restrictions will likely have negativ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for Caixin as fewer readers are directed to the site. Separately, Hong Kong and mainland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Beijing Times (京华时报), once known for hard-hitti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ill be shut down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Beijing Morning Post (北京晨報), a spinoff of the municipal party mouthpiece Beijing Daily (北京日报). The move is the latest in a gradual process aimed at bringing the paper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municipal party cadres.
  • Censorship restricts news of fatal incidents, activist persecution: A series of directives to news outlets and examples of social media censorship since August illustrat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trols affect coverage of life-and-death issues and restrict discussion of punishments meted out to rights advocates. Demographer and prominent author Yi Fuxian reported having half a dozen social media accounts muzzled in August after a decade of documenting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 September 13 directive forbade reporting on a poverty-stricken woman from Gansu Province who killed her four children and poisoned herself. And in the days after improperly stored explosives detonated on October 24 and ripped through a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killing at least 14 people and hospitalizing over 100, no detailed stories on the tragedy were independently reported by Chinese media. Instead, outlets were only allowed to reprint copy from Xinhua, most of which was dedicat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relief efforts. Separately, discussion of two high-profile incidents involving prominent rights activists was restricted on social media. After Xia Lin, a lawyer who has represented multiple well-known dissidents, was sentenced to 12 years in prison on September 22, Sina Weibo posts about the case were deleted. Two weeks later, searches for the name of Hong Kong student leader Joshua Wong were blocked on Weibo after he was abruptly denied entry to Thailand.

HONG KONG: Prodemocracy politicians, artists face reprisals at home and abroad

Tensions are running high in Hong Kong after September 5 elections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which featured a record turnout rate of 58 percent and landmark victories for pro-independence candidates. An October 12 swearing-in ceremony turned raucous when some outspoken new member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the pro-independence group Youngspiration, used their oath to mock mainland China and oppose its authority over Hong Kong. One fudged her pronunci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 derogatory way, while another made reference to a “Hong Kong nation,” words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official text. In a move that generated its own controversy,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g-ying launched legal proceeding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embers in question could take their seats.

Meanwhile, a wide range of prodemocracy politicians, activists, and artists from Hong Kong have faced increased harassment at home and abroad, joining other perceived Communist Party “enemies”—like Tibetan and Falun Gong activists—who have long endured such treatment.

The two young  legislators were the target of a fierce smear campaign by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pro-Beijing outlets in Hong Kong, and thousands of pro-China activists mobilized outside the LegCo building, calling the pro-independence politicians “running dogs.” A group of protesters surrounded a reporter with Hong Kong Free Press, temporarily seized his camera, and stole his memory card.

The animosity toward prodemocracy forces in Hong Kong leaked over into the arts. The director of the two-hour documentary film Yellowing, which depicts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and the encroaching mainland Chinese presence, reported being unable to secure screenings in major local cinemas. By mid-September, the music of outspoken pop singer Denise Ho had been removed from mainland Chinese music and video streaming websit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iTunes store.

In other cases, reprisals agains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reached beyond Hong Kong’s and China’s borders. On October 10, veteran LegCo member Leung Kwok-hung (often known as “Long Hair”) was barred entry to Macau and detained. Five days earlier, Joshua Wong, the fac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was barred from entering Thailand at the apparent behest of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was issued strict instructions by Thai authorities about what he could and could not say when speaking to a university crowd via Skype. Even senior, mainstream Hong Kong democracy figures have been affected. In late October, the New Zealand deputy prime minister’s scheduled meeting with Anson Chan and Martin Lee was canceled at the last minute because it was determined to be “diplomatically sensitive,” almost certainly a reference to objections from China.

News of these and other efforts to infringe on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have sharply reduce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res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 survey of over 1,000 Hong Kong residents conducted in late September found a net satisfaction with news media of only 23 percent, the lowest since 1993; some 49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believed that the media practice self-censorship.


BEYOND CHINA:  Hacking trends, U.S. internet outage, foreign media pressure, Hollywood gains

  • Commercial hacking from China declines: According to cybersecurity experts, there has been a sharp dip in the amount of commercial hacking by Chinese state actors recently. Dmitri Alperovitch, cofounder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firm Crowdstrike, called the drop of over 90 percent in the last year “the biggest success we've had in this arena in 30 years.” The decrease has been so sharp and unexpected that FireEye, another major cybersecurity provider, had to lay off 10 percent of its staff in August. There is some debate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was caused by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s tactic of publicly charging five Chinese military hackers in 2014 or a cybersecurity agreement signed by presidents Barack Obama and Xi Jinping in September 2015. James A. Lewis, who focuses on cybersecurity policy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 argues that the shift was already in motion before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He told MIT Technology Review: “It’s not that China’s living up to the agreement because they’re living up to the agreement.… They’re living up to the agreeme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modernize the [military] and reduce corruption.” Despite the decline in commercial espionage, experts say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in mo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hacking.
  • Chinese-built devices linked to U.S. internet outage: On October 16, an internet disruption across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vented millions of users from accessing popular websites like Twitter, Netflix, and Amazon for several hours. The outage was caused by a massive 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DDOS) attack on Dyn, a company that hosts backbon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made camera device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were hijacked to carry out the cyberattack, though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manufacturers played any intentional role in the breach.
  • Harassment of foreign journalists fuels self-censorship: On September 22, PEN America released a 35,000-word report on foreign media organizations in China, outlining the constraints they face, the harassment journalists encounter, and the retaliation that can follow reporting on topic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ders forbidden. At some outlets, this pressure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internal vetting of stories that could be politically sensitiv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story gets softened.” The report found that news organizations are more proactive in self-censoring their Chinese coverage than previously, in some cases pitching their Chinese editions as strictly focused on finance and business while eschewing potentially sensitive political content.
  • Chinese access to foreign films expanding: China’s silent ban on American actor Brad Pitt, stemming from his 1997 appearance in Seven Years in Tibet, appears to have been lifted amid reports that he will travel to China in mid-November to promote the World War II thriller Allied. As Hollywood directors and producers seek to have their films shown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market, they are increasingly attun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cluding depictions of Tibet. This was reportedly the reason why the mystical character The Ancient One in Doctor Strange, the latest Marvel film, was played by a white British actress rather than a male Tibetan, as suggested in the original comics. C. Robert Cargill, a screenwriter for the film, said “if you acknowledge that Tibet is a place and that he’s Tibetan, you risk alienating one billion people.” The good news for Marvel is that the film got a release date in China, joining 38 other films to be released during 2016, four more than the official quota allows. Chinese officials claimed, however, that the quota had not been surpassed, and that some foreign films were classified instead as “cultural exchange products.” Some observers expect even more foreign films to be allowed into China in 2018, after the rules are renegotiated in February next year. But this may not be good news for global audiences, who some observers fear will have their Hollywood fare increasingly prepared for the tastes of Chinese censors.

WHAT TO WATCH FOR

U.S. election coverage and censorship: With U.S. general elections set to occur on November 8, watch for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the polls and the degree of censorship on Chinese netizen reactions. In particular, should Hillary Clinton emerge victorious, watch for any Chinese state media exploitation of Donald Trump’s uncorroborated assertions about election rigging to further discredit American democracy.

Communist Party plenum’s media implications: On October 27, the party concluded an annual four-day plenum. Media reports and official readouts highlight a focus on increasing intraparty discipline and affirming Xi as the “core” leader, a title his predecessor Hu Jintao did not obtain. Watch for an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free expression, including new reprisals against cadres who voice criticism of Xi or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new elements of a “personality cult” surrounding the “core” leader.

Holiday season prison sentences: As the holiday season approa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everal high-profile activists are awaiting trial—especially human rights lawyers. Watch for trials and prison sentences that conveniently coincide with the periods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when many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are busy with family celebrations. In past years, punishments for prominent activists like Liu Xiaobo, Pu Zhiqiang, and Guo Feixiong have been meted out on or around such dates of reduced international scrutiny.

中国媒体快报 第117号,2016年11月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标题


特写 : 心甘情愿的代理人把中共的言论审查带向世界

图片说明:有152年历史的印度报纸《先驱日报》开始每周出版中共云南省喉舌报之《云南日报》的四页夹页,这是中国宣传和审查继续向境外延伸的许多近期例子之一。】

 

萨拉∙库克

这篇文章也于2016年11月2日发表在《外交家》网站。

至少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中国境外持续扩大对媒体与信息的控制。时而发生的境外审查事件与宣传活动令人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过去三个月里就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例。我们考察了九月以来二十多起此类事件以及这方面的媒体报道后发现,个体公民和非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推广北京话语的活动中,有的是积极推动,有的则是被动让步。

首先,给共产党充当扩音喇叭的最重要的一组非政府参与者是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中国网民,他们的言论间接地受到官方媒体引导,那些他们认为支持为共产党所敌视的事业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名人和品牌会因此受到经济报复。例如,中国大陆网民挖出台湾演员陈艾琳2014年在脸书上的发言,后者表示支持台湾学生反对中国影响的太阳花运动,十月下旬,陈艾琳被从一部正在制作中的中国电影里清除出去。中国网民指责在这部电影中担任主演的陈艾琳支持台独,他们会拒看这部电影。英国化妆品品牌露诗 (Lush) 这个月初受到了同样攻击,因为有报道说,这家公司支持过一个旨在图伯特消除人权侵害的组织。一名网友写道,“西藏分裂支持者,请滚出中国市场。”这也反映了很多中国网友的情绪和态度。

另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群体是与中共保持密切关系的富有的中国企业家。他们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境外投资媒体和电影工业。两名最有影响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和马云最近宣布与索尼影业以及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Amblin Partners分别达成投资、制片以及发行协议。他们是否会利用新获得的经济实力贯彻倾向中共的内容改变,还有待观察,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亲北京的媒体拥有人进行这样的内容调正只是个时间问题。

最后,海外华人社群毫无掩盖地表达亲共立场。这包括澳大利亚华人团体举办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会,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个庆祝毛泽东长征的晚会,以及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个反达赖喇嘛的抗议。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员Sam Dastyari因“收钱说话”丑闻而辞去参议院领导职位。他被指控收取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裔澳大利亚商人的政治献金,作为交换,他公开支持中国在南海的立场。

但是,为中国政府充当代理人的并不限于华裔。不少外国政府、政客、国际组织、以及学术机构都出于不同原因而附和中共的立场。过去两个月里,明显出于来自北京的压力,泰国政府禁止香港活动人士、北京的批评者黄之锋入境,印度当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果阿邦期间拘留了几十位支持藏人的抗议者新西兰副总理取消了与香港资深民主人士李柱铭和陈方安生的会晤,与联合国相关的国际民航组织拒绝为希望报道该组织年会的台湾记者提供记者证。

言论自由倡导者和民主活动人士还对一系列其它事件提出了批评。这些事件尽管看不出来有来自北京的直接影响,但仍然在推动北京的口径。这包括彭博新闻决定从网上撤除其2012年对习近平家人的财富报道,有152年历史的印度报纸《先驱日报》开始每周出版中共云南省喉舌报纸《云南日报》的四页夹页,以及温哥华市长在市政厅前戴红领巾、升中国国旗这种明显亲共的举动。

在面对这种由国家主导、极具渗透性的宣传行动时,将宣传伪装成另一种同样正当的想法,这令强调公开交流信息与观点的民主国家非常脆弱。同样,跨国审查利用了民主国家尽量避免“冒犯”一个团体或社群的文明礼貌做法。但是,坚持透明、自由表达、自由结社的原则,常常便足以抵制北京将其愿望强加到海外的企图。

的确,在过去两个月另外几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中,国际领导人和媒体成功地拒绝了自我审查的压力、敢作敢当不惧批评、或报道了对于北京来说敏感的话题。斯洛伐克总统和50名捷克议员与达赖喇嘛会晤;米兰政府顶住来自中国当局的抗议,向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授予了荣誉公民称号。印度联邦政府证实达赖喇嘛有权在印度自由旅行,包括前往中国号称有领土争议的地区。九月,一个读者众多的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就中国酷刑、洗脑、以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而发表了一篇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调查报道。与此同时,媒体和人权组织,以及世界多地的一些政治人物谴责了泰国和新西兰领导人对待香港民主人士的懦弱表现。

一些政策制订者已经采取步骤,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作出系统回应。16位美国议员出于对“外来宣传以及对媒体的控制的忧虑”,九月份写信敦促政府问责局考虑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广泛的审议。在澳大利亚,在Dastyari丑闻爆发后,在媒体调查显示中国公司是本国政治中最大的外国献金来源后,一些议员已经呼吁禁止外国政治献金。这样的捐赠目前是合法的。

这些政策建议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北京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常常依赖于赤裸裸的经济压力和好处。民主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可以披露这种手段的操作过程,从而做出有效应对,预先制订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站出来捍卫本国的根本价值观。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广播/新媒体:  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限制、讥讽、以及网友反应

看来中国政府在如何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上采取了双轨策略,特别是在如何报道总统候选人辩论上,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大选会对普通大众有怎样的吸引力没有把握。一方面,中国官媒突出这次大选季节中的丑闻成分,并由此讥讽美国民主制度,赞扬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模式;另一方面,当局又限制对总统辩论的网上录像直播,显然担心人们在网上对此展开热烈讨论。

在10月9日第二次总统辩论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大选再创底线新低度》的时评,称美国政治是“闹剧”,总统候选人辩论“怪诞”。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所拥有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将美国民主形容为“腐烂”,候选人辩论“丑陋”,是一场“闹剧”。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将辩论形容为拳击比赛。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的班志远指出,尽管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中共官方话语提供了新鲜材料,这些丑化与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一脉相承。

即使如此,网上直播总统候选人辩论还是受到了严格控制。财新和网易这两个流行网站本来设置了第一次候选人直播,但是政府监管人员在直播开始后不久就令其关闭。新浪网站获准直播三次辩论(1, 2, 3),中国国内令人意外地可以观看一些设在美国的中文新闻网站。在新浪微博平台上播放的第一次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吸引了45,000点赞和15,000条评论。但即使这个有限的开放也很快被关闭。第二次辩论被放置在一个不太起眼的网站,只获得了667条评论,第三次辩论则索性被埋葬在微博里。

对更广大世界的有限接触塑造了中国人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印象和感受。一位名叫游天龙的中国博士留学生主持了一个关于美国大选的播客,他告诉《纽约时报》说,“最大的误解是很多中国人把《纸牌屋》当真。”“另一个误解则来自于许多中国人多年来吸收的负面宣传,即美国政治由金钱或大资本家控制,政治人物都是资本家的傀儡”等等。包括海外中国人在内的其他人则提供了不同的看法。现场出席了第二次辩论的唯一的华裔美国人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她逃离了中国的宗教迫害,她说她“很激动看到民主的中心过程”,她认为“哪个制度更好,不言而喻”。

这个选举季节的早期,许多中国网民似乎认为唐纳德∙川普是更吸引人的候选人,尽管他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负面言论。但是皮尤研究中心10月初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多中国人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37%比22%)。其他人则取笑共产党专制统治下这种对美国民主的热烈讨论。一位网友写道,中国人讨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犹如“一群太监讨论做爱”。


广播/新媒体 :  当局压制有关乌坎镇压的新闻

在中国南方广东省乌坎村发生第一次民主抗议五年后,今年9月,乌坎村民再次起事,大批头戴盔甲、带着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防暴警察再次进村镇压。这次起事的原因与上次一样:与共产党官员有勾连的地产商剥削村民的公有土地。村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企图抹黑民主当选的村长林祖銮。他在全国电视上被迫认罪,并在6月被判处三年徒刑。与2011年相比,当局这次对新闻的封锁更加全面和有效。

当局阻止了当地居民像2011年乌坎起事期间那样,为前来报道这一冲突的国际媒体记者设置一个安全地点。外国记者很快被认出来并且加以驱赶,中国媒体不对乌坎抗议以及镇压进行报道,任何敢于公布消息的人受到了威胁,官方媒体则对事件做了相当歪曲和误导的报道。在官方媒体《南方日报》9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乌坎所在的汕尾市市长杨绪松这样概括了官方的说法:“截至目前,乌坎村民提出的合法的、能解决的、该解决的土地问题,都已依法依规解决。”

当地官员针对武装警察的到场发布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中国传媒项目的班志远称这种做法是“下作的欺骗手法”。在镇压前一天,当局向村里派了一队队的清扫人员和宣传人员,做出要帮助村民的样子。但是仔细注意一下,在乌坎扫街的公安边防总队人员就是第二天对村民领头人进行半夜抄家的人。他们将村民从被子里拖起来,拘留了他们。

当局不仅严格限制信息的传播,而且还拘留了目前在美国政治庇护的乌坎活动人士庄烈宏的父亲,逼他给儿子打电话,要求后者“不要在外面惹事”。庄烈宏2014年来到纽约避难,这次乌坎抗议开始后他数次前往纽约联合国大厦外抗议。

尽管控制严密,一些新闻以及一些惊人的图像还是传到了国际观众中。香港《苹果日报》登载了村民传出来的录像和照片,显示被橡皮子弹打得多处受伤的抗议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迹斑斑,或者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在街上被打昏迷、由村民抬到医院的情景。另一方面,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亲身经历,对官方歪曲的报道表示愤怒和不信任。“人在做天在看,”一位网民在官方微博有关抓捕13人消息下写道,“我奶奶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有必要凌晨四点就抓走?”


纸媒/新媒体 :  审查的最新情况:重要网站被关或被禁,封锁死人消息,删除人权律师夏霖被重判的消息

  • 中国一个比较中性的公共辩论网站“共识网” (www.21ccom.net) 10月1日突然关闭,原因是“传播错误思想”。共识网的关闭没有任何前兆,关闭时也没有做多少解释。共识网一直是讨论中国现状和未来的一个热门网站,使用者有学者、记者和官员,对中国的公共讨论感兴趣的外部观察者也经常浏览。网站由一个中国公司经营,发言总是比较婉转,外界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网站关闭。网站创办人周志兴在微信上写道,“当局希望我们关闭共识网…我们无奈,”法广报道说。
  • 报纸网站被列入黑名10月11日,中国媒体管制人员发表一份通知,大大缩小了财新网站的发行渠道。财新是一个很受尊重的多媒体财经网站。 通知暂停财新网“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资格两个月,这意味着其他网站两个月里不许转载财新网站的稿件。导致这个惩罚的直接原因好像是财新最近对政府发布的律师管理新规定表示异议,尽管《中国数字时报》获得的这份通知说财新网多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这个惩罚很可能影响财新收入,因为网站的访客数量将因此下降。另外,香港和大陆媒体报道说,以调查报道著称的《京华时报》将被关闭,并入《北京晨报》,后者是《北京日报》属下的一份报纸。这样做的目标是逐步将商业化报纸归入市级党委的直接控制下。
  • 审查限制对死亡事件的报道、夏霖律师宣判的报道:一系列发给媒体的指令加上8月以来社交媒体审查的例子显示中国政府的控制如何影响对生死事件的报道,如何限制维权人士被判刑所引发的讨论。人口学者、作者易富贤说,他的数个社交账户八月被封。易富贤过去十年来记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9月13日的一个指令禁止报道甘肃一位极度贫困的母亲杀了四个孩子后自己服毒自杀的事件。10月24日陕西一个村庄因为保管炸药不当而导致爆炸,炸死至少14人,炸伤送医一百多人,但是没有一家中国媒体独立报道这起事件。相反,媒体只许转载新华社通稿,其中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政府救灾工作。有关两位知名维权人士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被禁止。夏霖律师9月22日被判处12年徒刑后,新浪微博关于夏霖案的讨论都遭到删除。夏霖曾令代理过多位知名异议人士。两个星期后,新浪微博也封锁了有关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被禁止入境泰国的讨论。

香港 :  泛民主政治人物、艺术家在香港及境外均面临报复

9月5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以来,气氛一直紧张。58%的港人参加了投票,主张香港独立的候选人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在10月12日举行的新立法议员宣誓就职仪式上,港独派年轻当选议员利用这个机会讥笑中国大陆,反对它对香港的权威。其中一人用贬称“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则使用了“香港国”这种正式就职誓词中没有的说法。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起法律程序,决定这两名新议员是否能够被接纳进入立法会。

另一方面,多名泛民政治人物、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在香港以及香港外遭到更多骚扰,也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是藏人和法轮功活动人士长期以来受到的对待。

中国官媒和亲中香港媒体对两位今年入选立法会的年轻议员进行了大力抹黑,数千名亲中人士被动员到立法会大楼外,叫骂主张港独的议员是“走狗”。一组抗议者包围了一名“香港自由媒体”的记者,短暂地抢走了他的相机,偷了他的存储卡。

对香港泛民力量的敌视也延伸到了艺术中。描述2014年雨伞运动的记录片《乱世备忘》据说无法在当地主要影院上映。9月中,歌星何韵诗的曲目被从大陆的音乐和录像播放网站清除,包括大陆的iTunes 商店。

在其它案例中,对泛民活动人士的报复抵达了香港境外和中国境外。10月10日,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即“长毛”)被禁止进入澳门,并遭到拘押。此前五天,香港雨伞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黄之锋被禁止进入泰国。泰国政府显然是听从中国当局而这样做的。泰国当局还严格规定黄之锋在通过Skype 与泰国大学生对话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10月底,新西兰副总理取消了与香港资深主流的民主派人物陈方安生以及李柱铭原定好的会晤,原因是出于“外交敏感”。这几乎毫无疑问地指出中国对此会晤表示反对。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项目发现,这样的新闻以及其它试图破坏香港言论自由的做法大大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心。9月下旬对一千多名香港居民的调查显示,对新媒体的满意度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为1993年来最低;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认为媒体在进行自我审查。


中国之外:  黑客趋势,美国互联网受袭,外国媒体机构受到压力,好莱坞看重赚钱

来自中国的商业黑客事件减少: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近来中国国家方面的商业黑客行为大幅度下降。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共同创立者Dmitri Alperovitch 说,过去一年90%的降幅是“我们在这个领域30年来最大的成功”。 这一下降如此截然,如此超出预期之外,以至于另一家主要的网络安全提供商FireEye 不得不在8月裁员百分之十。这是否是美国司法部2014年公开指控五名中国军方黑客的做法在起作用,还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2015年9月签署的一份网络安全协议在起作用,人们有一些不同看法。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网络安全政策的James A. Lewis认为,这个下降趋势在两国签署协议前已经出现。他告诉《麻省理工学院评论》说,“这不是中国想遵守协议,在遵守协议。他们之所以遵守协议,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军队现代化,减少腐败”。 虽然中国在商业方面的网络间谍活动在减少,但是专家说,中国当局一直在继续进行更多有政治动机的黑客行动。

中国制造的器材与美国互联网遭受的攻击有关:10月16日,美国东海岸互联网遭到攻击,成千上万人数小时无法使用诸如推特、Netflix、和亚马逊这些网站。这次事故来源于对Dyn公司发动的大规模阻断服务攻击(DDOS)。该公司运营主干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大量中国制造、与互联网接通的相机被劫持进行这次攻击,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制造商是否在这次攻击中扮演了任何蓄意的角色。

对外国记者的骚扰促进自我审查:9月22日,美国笔会发布了长达3万5千字有关外国媒体机构在中国的报告,勾画出了后者所面临的限制、记者所受到的骚扰、以及因为报道中国政府的禁区话题而可能遭到的报复。在有些外媒机构,这种压力导致内部对政治敏感的话题进行更多筛选,其结果就是“报道柔性化”。报告发现,与以前相比,媒体机构会更加主动地进行自我审查,在有些情况下指示他们的中文版只集中在财经和商业上,避免可能敏感的政治内容。

中国观众将看到更多外国电影:中国对主演1997年电影《图伯特七年》的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的封锁显然已经解除。有报道说,他将在11月中前往中国推广二战片《盟军谍影》。当好莱坞导演和制片人寻求在世界第二大市场放映电影时,他们也越来越与中共的政治意向保持一致,包括对图伯特的展示。据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新的Marvel电影《奇异博士》中,神话人物“古一”被改成了由一位白人英国女演员扮演,而在原作中,古一是一名藏人男子。 电影编剧C. Robert Cargill 说,“如果你承认图伯特是一个地方,他是个藏人,那么你就有可能会让10亿人不高兴。”对Marvel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奇异博士》已经得到了在中国上映的日期,是2016年在中国放映的38部电影之一,比官方给的名额超过4部。不过中国官员声称,指标还有,一些外国电影可以划分为“文化交流产品”。 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两国明年2月对美国电影进口的规定进行重新谈判后,至2018年,会有更多美国电影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对全球观众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好莱坞电影会变得越来越迎合中国审查者的口味。


未来看点

美国选举报道以及审查:美国大选11月8日举行,注意官方媒体是否会报道投票情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审查中国网民的反应。如果希拉里获胜的话,注意中国官媒是否会就川普指称的投票作弊做文章,进一步污蔑美国民主。

中共六中全会对媒体的影响:10月27日,中共结束了每年四天的六中全会。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都强调加强党内纪律,并确定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人地位。这是一个他的前任胡锦涛所没有得到的称号。注意六中全会对媒体以及自由表达的影响,包括对那些批评习近平或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干部是否会进行新的报复,对“核心”领导人是否会出现“个人崇拜”的成分。

假期期间的判刑: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节假日季节正在到来。在中国,几个著名的活动人士正在等待审判 - 特别是人权律师。注意中共是否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对他们进行审判;假期期间很多外国记者和政治人物都会花更多时间与家人过节。过去一些年来,对一些重要异见人士的审判都发生在假期期间,如刘晓波、浦志强和郭飞雄,以减少国际反响。

中國媒體快報 第117號,2016年11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特寫 :  心甘情願的代理人把中共的言論審查帶向世界

【圖片說明:有152年歷史的印度報紙《先驅日報》開始每週出版中共雲南省喉舌報之《雲南日報》的四頁夾頁,這是中國宣傳和審查繼續向境外延伸的許多近期例子之一。】

 

薩拉∙庫克

這篇文章也於2016112日發表在《外交家》網站。

至少過去十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中國境外持續擴大對媒體與資訊的控制。時而發生的境外審查事件與宣傳活動令人可以看到這個長期的過程是如何展開的。過去三個月裡就發生了多起這樣的事例。我們考察了九月以來二十多起此類事件以及這方面的媒體報導後發現,個體公民和非政府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推廣北京話語的活動中,有的是積極推動,有的則是被動讓步。

首先,給共產黨充當擴音喇叭的最重要的一組非政府參與者是民族主義情緒嚴重的中國網民,他們的言論間接地受到官方媒體引導,那些他們認為支援為共產黨所敵視的事業的香港人、臺灣人以及外國名人和品牌會因此受到經濟報復。例如,中國大陸網民挖出臺灣演員陳愛琳2014年在臉書上的發言,後者表示支援臺灣學生反對中國影響的太陽花運動,十月下旬,陳愛琳被從一部正在製作中的中國電影裡清除出去。中國網民指責在這部電影中擔任主演的陳愛琳支持台獨,他們會拒看這部電影。英國化妝品品牌露詩 (Lush) 這個月初受到了同樣攻擊,因為有報導說,這家公司支持過一個旨在消除圖伯特人權侵害的組織。一名網民寫道,“西藏分裂支持者,請滾出中國市場。”這也反映了很多中國網民的情緒和態度。

另一個影響力很大的群體是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的富有的中國企業家。他們越來越多地在中國境外投資媒體和電影工業。兩名最有影響的中國企業家王健林和馬雲最近宣佈與索尼影業以及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Amblin Partners分別達成投資、製片以及發行協定。他們是否會利用新獲得的經濟實力貫徹傾向中共的內容改變,還有待觀察,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親北京的媒體擁有人進行這樣的內容調正只是個時間問題。

最後,海外華人社群毫無掩蓋地表達親共立場。這包括澳大利亞華人團體舉辦歌頌毛澤東的音樂會,在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一個慶祝毛澤東長征的晚會,以及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一個反達賴喇嘛的抗議。今年九月,澳大利亞議員Sam Dastyari因“收錢說話”醜聞而辭去參議院領導職位。他被指控收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華裔澳大利亞商人的政治獻金,作為交換,他公開支持中國在南海的立場。

但是,為中國政府充當代理人的並不限於華裔。不少外國政府、政客、國際組織、以及學術機構都出於不同原因而附和中共的立場。過去兩個月裡,明顯出於來自北京的壓力,泰國政府禁止香港活動人士、北京的批評者黃之鋒入境,印度當局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果阿邦期間拘留了幾十位支持藏人的抗議者紐西蘭副總理取消了與香港資深民主人士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的會晤,與聯合國相關的國際民航組織拒絕為希望報導該組織年會的臺灣記者提供記者證。

言論自由宣導者和民主活動人士還對一系列其它事件提出了批評。這些事件儘管看不出來有來自北京的直接影響,但仍然在推動北京的口徑。這包括彭博新聞決定從網上撤除其2012年對習近平家人的財富報導,有152年歷史的印度報紙《先驅日報》開始每週出版中共雲南省喉舌報紙《雲南日報》的四頁夾頁,以及溫哥華市長在市政廳前戴紅領巾、升中國國旗這種明顯親共的舉動。

在面對這種由國家主導、極具滲透性的宣傳行動時,將宣傳偽裝成另一種同樣正當的想法,這令強調公開交流資訊與觀點的民主國家非常脆弱。同樣,跨國審查利用了民主國家儘量避免“冒犯”一個團體或社群的文明禮貌做法。但是,堅持透明、自由表達、自由結社的原則,常常便足以抵制北京將其願望強加到海外的企圖。

的確,在過去兩個月另外幾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中,國際領導人和媒體成功地拒絕了自我審查的壓力、敢作敢當不懼批評、或報導了對於北京來說敏感的話題。斯洛伐克總統和50名捷克議員與達賴喇嘛會晤;米蘭政府頂住來自中國當局的抗議,向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授予了榮譽公民稱號。印度聯邦政府證實達賴喇嘛有權在印度自由旅行,包括前往中國號稱有領土爭議的地區。九月,一個讀者眾多的澳大利亞新聞網站就中國酷刑、洗腦、以及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而發表了一篇由三部分組成的系列調查報導。與此同時,媒體和人權組織,以及世界多地的一些政治人物譴責了泰國和紐西蘭領導人對待香港民主人士的懦弱表現。

一些政策制訂者已經採取步驟,對北京日益增長的影響作出系統回應。16位美國議員出於對“外來宣傳以及對媒體的控制的憂慮”,九月份寫信敦促政府問責局考慮對外國投資進行更廣泛的審議。在澳大利亞,在Dastyari醜聞爆發後,在媒體調查顯示中國公司是本國政治中最大的外國獻金來源後,一些議員已經呼籲禁止外國政治獻金。這樣的捐贈目前是合法的。

這些政策建議突出了一個事實,即北京在全球資訊領域的影響常常依賴於赤裸裸的經濟壓力和好處。民主國家的個人和機構可以披露這種手段的操作過程,從而做出有效應對,預先制訂保護言論自由的規定,站出來捍衛本國的根本價值觀。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廣播/新媒體 :  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報導限制、譏諷、以及網民反應

看來中國政府在如何報導美國總統大選的問題上採取了雙軌策略,特別是在如何報導總統候選人辯論上,這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美國大選會對普通大眾有怎樣的吸引力沒有把握。一方面,中國官媒突出這次大選季節中的醜聞成分,並由此譏諷美國民主制度,讚揚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模式;另一方面,當局又限制對總統辯論的網上錄影直播,顯然擔心人們在網上對此展開熱烈討論

在10月9日第二次總統辯論後,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大選再創底線新低度》的時評,稱美國政治是“鬧劇”,總統候選人辯論“怪誕”。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所擁有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發表一系列文章,將美國民主形容為“腐爛”,候選人辯論“醜陋”,是一場“鬧劇”。中央電視臺的官方微博將辯論形容為拳擊比賽。香港大學中國傳媒項目的班志遠指出,儘管2016年的美國大選為中共官方話語提供了新鮮材料,這些醜化與中共長期以來的宣傳一脈相承。                                        

即使如此,網上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還是受到了嚴格控制。財新網易這兩個流行網站本來設置了第一次候選人直播,但是政府監管人員在直播開始後不久就令其關閉。新浪網站獲准直播三次辯論(1, 2, 3),中國國內令人意外地可以觀看一些設在美國的中文新聞網站。在新浪微博平臺上播放的第一次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吸引了45,000點贊和15,000條評論。但即使這個有限的開放也很快被關閉。第二次辯論被放置在一個不太起眼的網站,只獲得了667條評論,第三次辯論則索性被埋葬在微博裡。

對更廣大世界的有限接觸塑造了中國人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印象和感受。一位名叫游天龍的中國博士留學生主持了一個關於美國大選的播客,他告訴《紐約時報》說,“最大的誤解是很多中國人把《紙牌屋》當真。”“另一個誤解則來自于許多中國人多年來吸收的負面宣傳,即美國政治由金錢或大資本家控制,政治人物都是資本家的傀儡”等等。包括海外中國人在內的其他人則提供了不同的看法。現場出席了第二次辯論的唯一的華裔美國人是一位微生物學家,她逃離了中國的宗教迫害,她說她“很激動看到民主的中心過程”,她認為“哪個制度更好,不言而喻”。

這個選舉季節的早期,許多中國網民似乎認為唐納德∙川普是更吸引人的候選人,儘管他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的負面言論。但是皮尤研究中心10月初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更多中國人更喜歡希拉蕊∙克林頓(37%比22%)。其他人則取笑共產黨專制統治下這種對美國民主的熱烈討論。一位網友寫道,中國人討論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猶如“一群太監討論做愛”。


廣播/新媒體 :  當局壓制有關烏坎鎮壓的新聞

在中國南方廣東省烏坎村發生第一次民主抗議五年後,今年9月,烏坎村民再次起事,大批頭戴盔甲、帶著催淚彈和橡皮子彈的防暴員警再次進村鎮壓。這次起事的原因與上次一樣:與共產黨官員有勾連的地產商剝削村民的公有土地。村民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企圖抹黑民主當選的村長林祖鑾。他在全國電視上被迫認罪,並在6月被判處三年徒刑。與2011年相比,當局這次對新聞的封鎖更加全面和有效。

當局阻止了當地居民像2011年烏坎起事期間那樣,為前來報導這一衝突的國際媒體記者設置一個安全地點。外國記者很快被認出來並且加以驅逐,中國媒體不對烏坎抗議以及鎮壓進行報導,任何敢於公佈消息的人受到了威脅,官方媒體則對事件做了相當歪曲和誤導的報導。在官方媒體《南方日報》9月12日的一篇報導中,烏坎所在的汕尾市市長楊緒松這樣概括了官方的說法:“截至目前,烏坎村民提出的合法的、能解決的、該解決的土地問題,都已依法依規解決。”

當地官員針對武裝員警的到場發佈了有針對性的宣傳材料,中國傳媒項目的班志遠稱這種做法是“下作的欺騙手法”。在鎮壓前一天,當局向村裡派了一隊隊的清掃人員和宣傳人員,做出要幫助村民的樣子。但是仔細注意一下,在烏坎掃街的公安邊防總隊人員就是第二天對村民領頭人進行半夜抄家的人。他們將村民從被子裡拖起來,拘留了他們。

當局不僅嚴格限制資訊的傳播,而且還拘留了目前在美國政治庇護的烏坎活動人士莊烈宏的父親,逼他給兒子打電話,要求後者“不要在外面惹事”。莊烈宏2014年來到紐約避難,這次烏坎抗議開始後他數次前往紐約聯合國大廈外抗議。

儘管控制嚴密,一些新聞以及驚人的圖像還是傳到了國際觀眾中。香港《蘋果日報》登載了村民傳出來的錄影和照片,顯示被橡皮子彈打得多處受傷的抗議者,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血跡斑斑,或者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在街上被打昏迷、由村民抬到醫院的情景。另一方面,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親身經歷,對官方歪曲的報導表示憤怒和不信任。“人在做天在看,”一位網友在官方微博有關抓捕13人消息下寫道,“我奶奶到底犯了什麼法?你們有必要淩晨四點就抓走?”


紙媒/新媒體 : 審查的最新情況:重要網站被關或被禁,封鎖死人消息,刪除人權律師夏霖被重判的消息

  • 中國一個比較中性的公共辯論網站“共識網” (www.21ccom.net) 10月1日突然關閉,原因是“傳播錯誤思想”。共識網的關閉沒有任何前兆,關閉時也沒有做多少解釋。共識網一直是討論中國現狀和未來的一個熱門網站,使用者有學者、記者和官員,對中國的公共討論感興趣的外部觀察者也經常流覽。網站由一個中國公司經營,發言總是比較婉轉,外界不知道到底什麼原因導致網站關閉。網站創辦人周志興在微信上寫道,“當局希望我們關閉共識網…我們無奈,”法廣報導說。
  • 報紙網站被列入黑名10月11日,中國媒體管制人員發表一份通知,大大縮小了財新網站的發行管道。財新是一個很受尊重的多媒體財經網站。 通知暫停財新網“可供網站轉載新聞的新聞單位名單”資格兩個月,這意味著其他網站兩個月裡不許轉載財新網站的稿件。導致這個懲罰的直接原因好像是財新最近對政府發佈的律師管理新規定表示異議,儘管《中國數字時報》獲得的這份通知說財新網多次“違反新聞宣傳紀律”。這個懲罰很可能影響財新收入,因為網站的訪客數量將因此下降。另外,香港和大陸媒體報導說,以調查報導著稱的《京華時報》將被關閉併入《北京晨報》,後者是《北京日報》屬下的一份報紙。這樣做的目標是逐步將商業化報紙歸入市級黨委的直接控制下。
  • 審查限制對死亡事件的報導、夏霖律師宣判的報導:一系列發給媒體的指令加上8月以來社交媒體審查的例子顯示中國政府的控制如何影響對生死事件的報導,如何限制維權人士被判刑所引發的討論。人口學者、作者易富賢說,他的數個社交帳戶八月被封。易富賢過去十年來記錄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9月13日的一個指令禁止報導甘肅一位極度貧困的母親殺了四個孩子後自己服毒自殺的事件。10月24日陝西一個村莊因為保管炸藥不當而導致爆炸,炸死至少14人,炸傷送醫一百多人,但是沒有一家中國媒體獨立報導這起事件。相反,媒體只許轉載新華社通稿,其中大部分內容講的都是政府救災工作。有關兩位知名維權人士的討論在社交媒體上被禁止。夏霖律師9月22日被判處12年徒刑後,新浪微博關於夏霖案的討論都遭到刪除。夏霖曾令代理過多位元知名異議人士。兩個星期後,新浪微博也封鎖了有關香港學生領袖黃之鋒被禁止入境泰國的討論。

香港 : 泛民主政治人物、藝術家在香港及境外均面臨報復

9月5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來,氣氛一直緊張。58%的港人參加了投票,主張香港獨立的候選人取得了標誌性的勝利。在10月12日舉行的新立法議員宣誓就職儀式上,港獨派年輕當選議員利用這個機會譏笑中國大陸,反對它對香港的權威。其中一人用貶稱“支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則使用了“香港國”這種正式就職誓詞中沒有的說法。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起法律程序,決定這兩名新議員是否能夠被接納進入立法會。

另一方面,多名泛民政治人物、活動人士和藝術家在香港以及香港外遭到更多騷擾,也成為共產黨的“敵人”。這是藏人和法輪功活動人士長期以來受到的對待。

中國官媒和親中香港媒體對兩位今年入選立法會的年輕議員進行了大力抹黑,數千名親中人士被動員到立法會大樓外,叫駡主張港獨的議員是“走狗”。一組抗議者包圍了一名“香港自由媒體”的記者,短暫地搶走了他的相機,偷了他的存儲卡。

對香港泛民力量的敵視也延伸到了藝術中。描述2014年雨傘運動的記錄片《亂世備忘》據說無法在當地主要影院上映。9月中,歌星何韻詩的曲目被從大陸的音樂和錄影播放網站清除,包括大陸的iTunes 商店。

在其它案例中,對泛民活動人士的報復抵達了香港境外和中國境外。10月10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即“長毛”)被禁止進入澳門,並遭到拘押。此前五天,香港雨傘運動的領導者之一黃之鋒被禁止進入泰國。泰國政府顯然是聽從中國當局而這樣做的。泰國當局還嚴格規定黃之鋒在通過Skype 與泰國大學生對話時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10月底,紐西蘭副總理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與香港資深主流的民主派人物陳方安生以及李柱銘原定好的會晤,原因是出於“外交敏感”。這幾乎毫無疑問地指出中國對此會晤表示反對。

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項目發現,這樣的新聞以及其它試圖破壞香港言論自由的做法大大削弱了公眾對媒體的信心。9月下旬對一千多名香港居民的調查顯示,對新媒體的滿意度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為1993年來最低;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認為媒體在進行自我審查。


中國之外 :  駭客趨勢,美國互聯網受襲,外國媒體機構受到壓力,好萊塢看重賺錢

  • 來自中國的商業駭客事件減少:網路安全專家表示,近來中國國家方面的商業駭客行為大幅度下降。網路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共同創立者Dmitri Alperovitch 說,過去一年90%的降幅是“我們在這個領域30年來最大的成功”。 這一下降如此截然,如此超出預期之外,以至於另一家主要的網路安全提供商FireEye 不得不在8月裁員百分之十。這是否是美國司法部2014年公開指控五名中國軍方駭客的做法在起作用,還是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2015年9月簽署的一份網路安全協定在起作用,人們有一些不同看法。華盛頓“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專門研究網路安全政策的James A. Lewis認為,這個下降趨勢在兩國簽署協議前已經出現。他告訴《麻省理工學院評論》說,“這不是中國想遵守協定,在遵守協定。他們之所以遵守協議,是因為他們試圖將軍隊現代化,減少腐敗”。 雖然中國在商業方面的網路間諜活動在減少,但是專家說,中國當局一直在繼續進行更多有政治動機的駭客行動。
  • 中國製造的器材與美國互聯網遭受的攻擊有關:10月16日,美國東海岸互聯網遭到攻擊,成千上萬人數小時無法使用諸如推特、Netflix、和亞馬遜這些網站。這次事故來源於對Dyn公司發動的大規模阻斷服務攻擊(DDOS)。該公司運營主幹互聯網基礎設施。進一步的調查顯示,大量中國製造、與互聯網接通的相機被劫持進行這次攻擊,儘管沒有跡象表明製造商是否在這次攻擊中扮演了任何蓄意的角色。
  • 對外國記者的騷擾促進自我審查:9月22日,美國筆會發佈了長達3萬5千字有關外國媒體機構在中國的報告,勾畫出了後者所面臨的限制、記者所受到的騷擾、以及因為報導中國政府的禁區話題而可能遭到的報復。在有些外媒機構,這種壓力導致內部對政治敏感的話題進行更多篩選,其結果就是“報導柔性化”。報告發現,與以前相比,媒體機構會更加主動地進行自我審查,在有些情況下指示他們的中文版只集中在財經和商業上,避免可能敏感的政治內容。
  • 中國觀眾將看到更多外國電影:中國對主演1997年電影《圖伯特七年》的美國演員布拉德∙皮特的封鎖顯然已經解除。有報導說,他將在11月中前往中國推廣二戰片《盟軍諜影》。當好萊塢導演和製片人尋求在世界第二大市場放映電影時,他們也越來越與中共的政治意向保持一致,包括對圖伯特的展示。據說這就是為什麼在最新的Marvel電影《奇異博士》中,神話人物“古一”被改成了由一位白人英國女演員扮演,而在原作中,古一是一名藏人男子。 電影編劇C. Robert Cargill 說,“如果你承認圖伯特是一個地方,他是個藏人,那麼你就有可能會讓10億人不高興。”對Marvel公司來說,好消息是《奇異博士》已經得到了在中國上映的日期,是2016年在中國放映的38部電影之一,比官方給的名額超過4部。不過中國官員聲稱,指標還有,一些外國電影可以劃分為“文化交流產品”。 一些觀察人士估計,兩國明年2月對美國電影進口的規定進行重新談判後,至2018年,會有更多美國電影被允許進入中國市場。但是這對全球觀眾來說未必是好事,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好萊塢電影會變得越來越迎合中國審查者的要求

未來看點

美國選舉報導以及審查:美國大選11月8日舉行,注意官方媒體是否會報導投票情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審查中國線民的反應。如果希拉蕊獲勝的話,注意中國官媒是否會就川普指稱的投票作弊做文章,進一步污蔑美國民主。

中共六中全會對媒體的影響:10月27日,中共結束了每年四天的六中全會。媒體報導和官方通報都強調加強黨內紀律,並確定習近平的“核心”領導人地位。這是一個他的前任胡錦濤所沒有得到的稱號。注意六中全會對媒體以及自由表達的影響,包括對那些批評習近平或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幹部是否會進行新的報復,對“核心”領導人是否會出現“個人崇拜”的成分。

假期期間的判刑:在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節假日季節正在到來。在中國,幾個著名的活動人士正在等待審判 - 特別是人權律師。注意中共是否會在感恩節和耶誕節期間對他們進行審判;假期期間很多外國記者和政治人物都會花更多時間與家人過節。過去一些年來,對一些重要異見人士的審判都發生在假期期間,如劉曉波浦志強郭飛雄,以減少國際反響。

China Media Bulletin, No. 118, December 2016

$
0
0
rebel pepper cartoon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st

FEATURE: Beijing’s top censorship priorities in 2016

by Sarah Cook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Foreign Policy on December 16, 2016.

China sprawling and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censorship is well-known. Bu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conclude that the system is static, suppressing news on a standard list of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Freedom House analysis of leaked party directives to media outlets shows that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there are notable shifts in the types of storie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 are most interested in squelching or amplifying. In 2016, for example, protecting official reputations and influencing coverage of foreign affairs outranked economics compared to 2015.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state apparatus relay detailed instructions to news outlets, websites, and social media administrato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whether and how to cover breaking news stories and related commentary.

A sampling of these are leaked each year and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based website China Digital Times. The collection is not exhaustive, but given the opacity of Chines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orders offer unique insights into party leaders’ priorities and their favored methods of “guiding public opinion” in a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Freedom House has analyzed hundreds of these leaked directives, including all of those from 2016 that were available in CDT’s collection as of December 1. A total of 86 were found in 2016 to have ordered “negative” actions, such as deleting an article, declining to send reporters to cover a news event, or closing the relevant comment sections on websites. Another eight directives ordered strictly “positive” actions to promote the party line, such as covering specific topics or using only copy from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on a given story. It is difficult to verify the orders’ authenticity beyond the efforts of the CDT staff, but the leaked documents often match visible shifts in coverage and are generally treated as credible by observers of Chinese media.

The most commonly targeted categories of emerging news in 2016 were as follows:

  1. Party and official reputation: A total of 19 directives restricted circulation of content or news that would undermine the public image of individual officials or the party’s activities, including four directives designed to curb disrespectful or humorous references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 additional four directives ordered “positive” actions related to Xi’s image, including one from July instructing all websites to promote an article describing how Xi’s speech on the party’s 95th anniversary evoked a “strong response.”
  2. Health and safety: A total of 18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man-made acciden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r food and drug safety. Even investigations by favored commercial news outlets were not spared. “Do not reprint or hype The Paper’s articl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uan in Unrefrigerated Vaccines Flow into 18 Provinces: Possibly Affect Human Life,’” reads one order from March. Other directives barred coverage on the anniversary of fatal chemical explosions in Tianjin and stymied reporting on a medical advertising scandal that was widely blamed for the death of a young cancer patient.
  3. Foreign affairs: In a year that included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nuclear provocations by North Korea, and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5 directives sought to curtail Chinese audiences’ access to news about events occurring outside of mainland China.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which might draw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lack of democratic credentials—emerged as particularly touchy topics. Nine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U.S. presidential debates, the election of opposition candidate Tsai Ing-wen as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Britain’s vote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4. Official wrongdoing: A total of 13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official wrongdoing, including news of Chinese elites’ overseas assets as revealed in the Panama Papers, incidents of embezzlement, and high-level corruption cases like the sentencing of former security czar Zhou Yongkang in June. Five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police misconduct, including one wrongful execution and one suspicious death in custody.
  5. Media and censorship: Eleven directives restricted circulation of content from less tightly controlled media sources (like the commercial outlet Caixin or a popular Korean drama) or to reporting on information controls themselves, such as the prosecution of a journalist or the dissolution of journal Yanhuang Chunqiu, run by party members who tackled sensitive political debates.
  6. Civil society: Six directives restricted coverage of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an ongoing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that was part of a broader assault on China’s “rights defense” movement during the year.

The remaining directives sought to control reporting on the economy, seemingly benig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vents in Hong Kong.

Last January, Freedom House conducted a similar analysis of 75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directives published during 2015. A comparison of the most censored topics from that period and from 2016 suggests a number of possible changes in Communist Party priorities:

RankTopicDirection of ranking change
1Party and official reputation↑ (4 spots)
2Health and safety↓ (1 spot)
3Foreign affairs↑ (5 spots)
4Official wrongdoing↓ (1 spot)
5Media and censorshipNo change
6Civil societyNo change
7Economics↓ (6 spots)

The changes in 2016 appear to reflect increased political attention to certain official narratives, such as Xi’s drive to increase “positive energy” in the media sphere, as well as concerns over Xi’s personal reputation as he consolidates significant power in his own hands. Meanwhile, other factors that drove censorship in 2015 may have receded. Notably, there was no repetition of the previous year’s dramatic stock-market crashes and a number of journalists who aggressively covered financial news have left the profession. Thus, censors’ need to impose extraordinary restrictions on reporting of the economy appears to have eased.

As for the methods employed by censors to reduce public attention on targeted stories, a particularly popular tactic in 2016—evident in 22 of the directives—was instructing editors and web portals to downplay a story that might otherwise garner significant public attention, or whose popularity may have already exceeded party leaders’ tolerance levels.

The actions ordered included generic “don’t hype” instructions, bans on special features or homepage spotlights, and highly specific directions on the ranking of top stories. One leaked order from May 2016 declared that a certain story “must be kept no higher than seventh” on lists of top news items. Compared with other censorship methods, like deleting users’ social media posts, this kind of behind-the-scenes manipulation is less visible and therefore less costly to the party in terms of generating netizen resentment, apparently adding to its attractiveness.

Looking ahead to 2017, Chinese citizens’ need for timely,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ry topics targeted for censorship in these directives—excessive police force,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actions of their own leaders—is only set to grow. The country’s journalists, netizens, technologi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have to find new, creative ways to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news in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is increasingly hostile to such efforts.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and directs its monthly China Media Bulletin.


PRINT / NEW MEDIA: Independent journalism in China struggles to survive

A multiyear decline in condition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liberal commentary in China accelerated during 2016, contributing to a privileged market position for more tightly controlled and state-affiliated outlets.

First, a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an online forum that had survived previous rounds of repression were shuttered or severely penalized. Yanhuang Chunqiu, a journal founded in 1991 and run by party cadres, was known as an unusually moderate voice within the party, but it was dissolved in July. The Beijing Times, once admired for its hard-hitti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ill reportedly be shut down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tamer Beijing Morning Post. In October, Consensus Net (www.21ccom.net), one of China’s few neutral platforms for public debate among intellectuals, journalists, and officials, was suddenly closed. Ten days later, Chinese media regulators issued a directive that significantly narrowed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s for the website of respected business publication Caixin by barring others from reposting its content for two months.

Second, commercial web portals—like Tencent, Sina, and Netease—were put under increased pressure to refrain from producing their own news content, even via aggregations, a change that particularly affects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who turn to these sites as a first stop for information. In a series of announcements over the summer,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declared that the portals had “seriously vio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ould be fined for producing their own news content, that their editors would henceforth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slip-ups, and that gathering news from social media without approval was no longer allowed.

Third, limits on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pac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along with several high-profile prison sentences for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in recent years, have affected the personal career decisions of individual reporters. Many of the country’s top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such as Wang Keqin and Luo Changping—whose past muckraking has mad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have left the profession in favor of safer, although often still socially meaningful, occupations.

The result of these changes, writes Ying Chan,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is tha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 is struggling to survive today.”

Having marginalized independent conten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ttempting to fill the vacuum by promoting digital outlets like The Paper as appealing news sources. Launched in Shanghai in 2015, The Paper is supervised by censors and funded by the state, but it is given leeway to make its product attractive to readers. According to former journalist Fang Kecheng, it features “the face of commercial media, and the heart of Party media.”

In 2016, the publication’s owners rolled out an English-language affiliate called Sixth Tone. Bethany Allen-Ebrahimian of Foreign Policy described it as “Vox … acquir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has a smooth web interface with snappy headlines, and stories that try to reveal something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people, but many of its articles ultimately avoid key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hat would reflect negatively 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Separately, given these political and market dynamics, the independent English-language website The Nanfang announced its closure in December after nearly seven years in operation, citing a lack of profitability. The result is one more state-controlled voice, and one less independent voice, in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ese news sector.

Although media scholars like Zhan Jiang say there is little left of professional watchdog journalism in China, some Chinese reporters are still serving their society by upholding the standards of their profession. A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ebruary urging greater media loyalty was met with a flurry of pushback. Among other actions, former Xinhua journalist Zhou Fang released an open letter that called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officials involved in censorship, Caixin published a censorship exposé, and three quasi-official writers resigned in protest. Meanwhile, The Paper has run into its own challenges, with its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and a group of senior reporters departing during the year to launch a new online news video company in which they are permitted to own shares.

News organizations based outside of China are also working to fill some of the voids left by the decline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the country. Over the past year, foreign news companies, cross-border network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nd overseas outlets with grassroots contacts like Radio Free Asia and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have uncovered cases of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repress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a range of human rights abuses.

However,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dedicated Chinese reporters who can expose corruption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processes, take deep dives into the troubled vaccine industry, or document abuses in the labor camp system, as some journalists had done in previous years.


PRINT / NEW MEDIA: Minorities outnumber activists, journalists in expression-related incarceration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control public debate and information flows, Freedom House collected data on Chinese citizens who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in 2016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Drawing on media reports, alerts from human rights groups, a sample of court verdicts, and the 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s Political Prisoner Database, Freedom Hous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111 individuals imprisoned between January and December 2016 for peacefully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r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fellow citizens. This total is not comprehensive, particularly given the difficultie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like Tibet and Xinjiang. Nor does it include the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pretrial detention, or those still serving prison terms from previous years.

Nevertheless, even from this limited sample, a number of notable dynamics are evident:

  •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targeted: Of the 111 people imprisoned in 2016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80 were members of an ethnic minority or actively involved in a religious communit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made up a particularly large contingent, with 68 cases identified. This partly reflects the Communist Party’s fierce persecution of the group as well as Freedom House’s access to a collection of court verdicts from a Chinese government database that involved Falun Gong cases. The other individuals in this subset of 80 cases were seven Tibetans, three Uighurs, and unusually, two Chinese Buddhists, including one monk.
  • Grassroots activists top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Among the 31 individuals who were not members of an ethnic minority or religious group, only three were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with just one still employed at a media outlet when detained. The others included 17 grassroots activists, five bloggers, four petitioners, one lawyer, and one publisher. Five of the imprisoned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in 2014 for expressing their solidarity with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were sentenced in April 2016. In another case, three activists were sentenced for organizing an “advocacy tour” intended to encourage civic activism and promot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Sentences averaged 3.4 years:The sentences imposed for expression-related crimes during 2016 ranged from 6 months to 19 years. Five people were sentenced to more than 10 years in prison. Zhang Haitao, who was given the longest sentence in the cases reviewed, was punished for his 200 microblog posts and content he provided to oversea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comments criticizing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Xinjiang.
  • Expression in a variety of media penalized:Of the 111 cases examined, 45 involved online expression, 36 focused on homemade materials, 28 stemmed from public speech, and 2 related to print media. The large number of citizens sentenced to jail because of their internet activity—including via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like Sina Weibo or Tencent’s WeChat or QQ—reflects the tight controls imposed on Chinese cyberspace. The 64 cases centered on homemade materials and public speech show that many citizens turn to offline methods to communicate politically sensitive ideas. These included handing out leaflets, raising banners, or simply calling publicly for greater freed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ccounted for 36 cases that involved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leaflets and VCD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actice and the abuses its adherents have suffered. The Tibetans and Uighurs in the sample, by contrast, were punished for walking in public while holding up banned images of the Dalai Lama and ac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Islam on their smartphones, respectively.
  • Geographic distribution:The five province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ases are Guangdong (15), Shandong (13), Hubei (9), Fujian (7), and Hunan (7). In Guangdong, 8 out of the 15 individuals incarcerated were activists. By contrast, citizens sentenced to prison in Shandong, Hubei, Fujian, and Hunan were mostly religious believers.

Taken together, the above findings reflect a shift from the past two years, when a relatively large contingent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were detained or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a return to the trends in previous years, in which ethnic minorities,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online activists bore the brunt of prosecu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The data also highlight the need for greater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of prosecutions for informal, offline expression, in addition to the more high-profile cases linked to internet activity and journalism.


NEW MEDIA: Censors tighten grip on WeChat, video streaming, and foreign tech firms

China’s already robust internet controls expanded in reach and sophistication in 2016, affecting new parts of the technology sector.

  • WeChat censorship:Wh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ightened censorship and increased reprisals on the microblogging platform Sina Weibo in 2013, many users shifted to Tencent’s WeChat, an instant messaging tool. WeChat was perceived as both more private and more free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users could share. Since then, the ga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s has shrunk, and reports of censorship on WeChat increased further in 2016. A set of rules promulgated by the application’s administrators in April included, among standard prohibitions on spam and fraud, a series of more politically charged injunctions against “spreading rumors” or “obviously biased headlines.” On November 30,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searchers published a report revealing that users are no longer informed when their messages are blocked, a change from previous year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WeChat censorship is often dynamic and responsive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words appear, and that mainland Chinese users who leave the country and use WeChat on international phone number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censorship as in China, so long as they initially registered with a Chinese phone number.
  • Online streaming restrictions:Online video streaming was once a largely unregulated media sector in China, but state restrictions have gradually caught up with the market, particularly over the last year.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a number of popular video series—such as Go Princess Go, which features time travel and gender swapping, as well as the gay-themed drama Addicted—were removed from the internet. In March,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China’s main media regulator, said that online television programs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trict content standards as traditional television. In July, SAPPRFT increased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content that were first rolled out in 2014, sharply limiting the amount of foreign-inspired programming. Regulators also tightened the rules on personal live video streaming, punishing web celebrity Papi Jiang for foul language in May. In November,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formalized a regulation requiring firms that provide personal live-stream services to log user data for 60 days and cooperat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A week after the rules came into effect,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thousands of accounts had been shuttered for violent or vulgar content.
  • Cybersecurity law’s effects on foreign firms:On November 7,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new law that Human Rights Watch called “regressive” and “abusive” due to provisions that will entrench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online generally, with particularly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internet firms that seek to operate in China. Critics’ concerns center on requirements that companies store personal user information in-country, fully enforce real-name registration, submit to government audits,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help with official investigations. Some of these actions may have already been tacitly expected, but the new law elevates and strictly enforces them. The mandate for government security inspections and a provision empowering authorities to review data before transfer out of the country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ecrets and hindrances to daily business activity. The law, which will come into effect in June 2017, follows a series of other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applications and websites during 2016, including the sudden shutdown of Chinese users’ access to Apple’s iTunes and iBooks stores in April.

HONG KONG: Interference from Beijing brings media chill

Beijing’s influence over Hong Kong increased throughout the year, leading to an unprecedented chilling effect on the media landscape,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general.

One catalyst of heightened self-censorship was the detention of five independent booksellers by Chinese authorities, including one who was abducted directly from Hong Kong, a blatant viol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bductions, the space for publishing, printing, or selling books that are critical of China’s leaders or government shrank significantly. Such books were removed from airports, a key retail location favored by travelers from China, and tighter customs controls reduc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coming to Hong Kong to buy books.

Fierce censorship in China of the award-winning dystopian film Ten Years apparently also fed self-censorship in the territory, with many Hong Kong cinemas later refusing to screen a locally produced film about the prodemocracy Umbrella Movement. In the news media sector, fears that the sale of the English-langua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o Chinese internet tycoon Jack Ma in late 2015 would result in coverage more favorable to Beijing were partially realized. Notably, an apparently coerced interview with a detained human rights legal assistant yielded comparisons to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the shuttering of the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the paper’s website, Nanzao.com, and its social media accounts resulted in speculation that Chinese officials were interested in eliminating that content in particular.

Concerns about Beijing’s growing efforts to curb freedoms in Hong Kong were amplified by developments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penly intervened to ensure that two newly elected localist legislators would not take their seats after altering their oaths of office as a form of protes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sued an uninvited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on November 7 to effectively block Sixtus Leung and Yau Wai-ching from assuming their posi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LegCo. (Hong Kong’s High Court later issued its own decisionbarring them from office on November 15.) Hong Kong officials then initiated new legal action—relying on Beiji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likely at the prompting of Beijing’s Liaison Office—seeking to challenge the oaths given by four well-known prodemocracy lawmakers. In the latter cases, unlike the first two, LegCo president Andrew Leung had either accepted the oaths or allowed the lawmakers to retake them, and they have formally taken their seats. The apparent effort to purge the legislature of established prodemocracy figures—in addition to the two pro-independence newcomers—is unprecedented and a threat to Hong Kong’s remaining political autonomy. If it succeeds, it could have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s and stability in the territory, especially if the democratic camp loses its ability to veto certain legislation as a result.

Despite the negative trajectory, some developments left room for optimism. Widely disliked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announced on December 9 that he will not be standing for reelection next year,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a more conciliatory figure may step forward. Hong Kong’s Ombudsman ruled that journalists for digital-only media should have as much access as their print colleagues to government press resources and venues, according to Hong Kong Free Press on December 6. To break through the chill on the book publishing market, Mei Fong, a Pulitzer Prize–winning journalist, chose to self-publish a new book on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U.S. lawmakers have proposed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could generate its own deterrent effect by identifying and punishing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suppressing basic freedoms in Hong Kong.”


BEYOND CHINA: ‘Cyber sovereignty,’ Confucius classrooms, some concessions

Last month’s China Media Bulletin highlighted the recent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methods for influencing foreign media, the film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vents, oft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roxies. For this annual summary, three other trends related to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nese information control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serve notice:

  • ‘Cyber sovereignty’ and the Russian connection: Continuing a trend from 2014, President Xi Jinping opened an international internet conference in the city of Wuzhen in November by laying out a vision of the internet that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current open and international model, instead emphasizing “cyber sovereignty” and governments’ right to regulate content within their borders. During 2016,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creasingly cooperated with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s to promote this approach, including at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Safe Internet Forum” hosted in Moscow in April. As Russia’s government has sought to increase control over its swath of the internet, it has reportedly turned to Beijing for assistance. Russian officials met throughout the year with Chinese internet regulators and technologists, including former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head Lu Wei and Fang Binxing, the architect of China’s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filtering system.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subsequently introduced or adopted a number of legislative and technical measures with the apparent aim of building its own walled-in internet, known as the “Red Web.”
  • Confucius classrooms for a younger generation: The spread of Confucius Institutes—Chinese state-sponsored learning centers typically based in foreign universities—continued to spark controversy and resistance in some quarters because of concerns over their negative impact on academic freedom or discriminatory hiring practices. But hundreds of Confucius classrooms are also being established at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These programs reach a demographic that is far more susceptible to soft messaging and conditioning, and grade-schoo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re even less prepared than university officials to manage subtle indoctrination by a foreign power. In 2016, Confucius classrooms were opened in Pakistan, Cyprus, Portugal, Angola, Ghana, England, Scotland, India, Mexico,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everal U.S. states, including Arizona (in kindergarten) and Oregon. Scandals, including charges of fraud and embezzlement, have arisen due to a systemic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re have also been complaints by parents that the programs amount to “infilt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o the … public school system.”
  • Limited concession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yielded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ressure in a number of cases. Commercial cyberattacks on U.S. companies, a major plank in China’s strategy for rapid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eased considerably during the year. A number of civil society advocates, including Chen Taihe, a law professor, and Zhang Kai, a well-known rights lawyer, were released after periods of detention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appeals on their behalf. And a visa was granted to New York Times journalist Keith Bradsher, allowing him to assume the role of Shanghai bureau chief. These concessions were fairly limite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years, and important legislation—like the Cybersecurity Law and a law on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were passed with few changes despite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Nevertheless, in the cases where concessions were made, the combination of high-level and multilateral pressure from abroad seems to have made a difference,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such efforts.

WHAT TO WATCH FOR IN 2017

Increased censorship around 19th Party Congress:In late 2017,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hold its 19th Congress, during which most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re likely to be replaced and a possible successor to Xi may be named. As observers speculate on appointments, whether Xi will choose a successor, and which internal struggles are gaining momentum in the run-up to the summit, watch for censorship of these topics. During the congress itself, watch for sweeping and tight controls on a wide range of reporting and expression, as well as temporary or long-term detention of activists in Beijing.

Implementation of cybersecurity, NGO legislation:Two laws adopted in 2016— the Cybersecurity Law and the Foreign NGO Management Law—will go into effect in 2017 and are expected to negatively affect free expression and online privacy. As implementation unfolds, watch for specific examples of the laws’ provisions being used to suppress peaceful dissent, identify and punish internet users, or obstruct the activities of foreign tech companie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Hong Kong trajectory under new executive: In March 2017, a new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will be elected through a process that favors pro-Beijing interests. Under the current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media freedom in Hong Kong has notably declined, due to both Beijing’s influenc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own aversion to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 media engagement. In 2017, watch for restrictions on free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emerge during the election cycle, as well as for any changes to media policy under Leung’s successor.

中国媒体快报 第118号,2016年12月 2016年回顾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标题

编辑注:如想阅读本期《中国媒体快报》来源链接,请到网站或PDF版中阅读.


特写 :  北京2016年审查的重点 

萨拉库克

此文的一个版本2016年12月16日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

中国范围广泛、机制复杂的审查系统尽人皆知。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系统处于静止状态,根据一个标准的政治敏感话题而审查新闻。自由之家对泄露出来的党宣对中国媒体的审查令进行的分析显示,政府审查人员对哪些类型的新闻进行压制或者推广,从一年到另一年,情况有明显不同。比如说,与2015年相比,2016年更着重保护官员的声誉,并且影响对外交事务的报道。

几乎每一天,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机器都会向全国各地新闻机构、网站、社交媒体管理人员传达详尽指示,规定是否或者如何报道突发消息以及相关评论。

这样的指令总是会泄露出来一部分,并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发表出来。他们所收集的泄露指令虽然并不完整,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不透明,这些指令有其独特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优先考虑的事务以及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下所喜用的“引导大众舆论”方法。

过去三年来,自由之家分析了数百条泄露的指令,包括截止12月1日为止《中国数字时报》发表的所有2016年的指令。在2016年的指令中,一共有86条下令采取“负面”行动,如删除一篇文章、不要派记者去报道一个新闻事件、或者关闭网站相关部分的评论页。另外8条指令下令采取严格的“正面”行动,推广党的说法,如报道某些具体的话题或在某一新闻事件上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等。这些指令的真实性虽难以核实,但是泄露的指令往往与可观察到的报道情况相符合,因此它们总的来说被中国媒体观察者认为是可信的。

2016年审查指令最常针对的新闻类别如下:

  1. 党与官员的名声:一共有19条指令限制流通影响个别官员或党的形象的内容或新闻,其中4条指令要求删除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尊重或戏耍的说法。另外4条指令要求对习的形象采取“正面”行动,包括7月份的一条指令要求所有网站推广一篇描述习在纪念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如何引起了“强烈反响”。
  2. 健康与安全:一共有18条指令限制对人为事件、环境污染、或食品和药品安全的报道。即使受官方青睐的商业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不例外。“澎湃新闻《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一文不转载,控制评论不炒作,”3月的一条指令这样写道。其它指令则禁止报道天津大爆炸一周年,压制对一条医药广告丑闻的报道。一名年轻的癌症患者被认为受到虚假医药广告误导而死亡。
  3. 外交事务:2016年,美国和台湾都举行了总统大选,北韩频频进行了核弹试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有15条审查指令寻求限制中国人对中国大陆外新闻事件的了解。选举和公投尤其成为敏感话题,因为它们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共产党非民选产生这个事实。9条指令限制对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台湾反对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及英国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报道。
  4. 官员错误行为:一共有13条指令限制对官员错误行为进行报道,包括“巴拿马文件”泄露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海外资产,以及诸如6月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判等高层腐败案。5条指令限制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报道,包括一个死刑冤案以及一起在拘押内可疑死亡事件。
  5. 媒体与审查:11条指令限制来自控制较宽松的媒体的内容(如商业媒体财新或一部流行韩剧),限制对信息控制本身的报道,如对一个记者遭受的迫害或者对《炎黄春秋》杂志解散的报道。《炎黄春秋》由一些老党员主办,进行一些敏感的政治辩论。
  6. 公民社会:6条指令限制对公民社会的报道,包括对人权律师仍在进行当中的打压。这是中国政府这一年之间对中国“维权”运动广泛打压的一部分。

其余的指令寻求控制对经济、看似良好的政府政策、以及香港事态的报道。

去年一月,自由之家对2015年泄露发表出来的75条审查和宣传指令进行了分析。比较去年和今年的审查话题,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忧虑起了哪些变化:

排名话题排名变化
1党和官员名声↑ (上升4个序次)
2健康与安全↓ (下降1个序次)
3外交事务↑ (上升5个序次)
4官员错误行为↓ (下降1个序次)
5媒体与审查无变化
6公民社会无变化
7经济↓ (下降6个序次)

2016年的变化看来反映了对某些官方叙事越来越多的政治注意力,如习近平号召媒体增加“正能量”,以及对习个人名声的担忧。习近平继续进行个人集权。另一方面,驱动2015年审查的一些其它因素可能不再重要。比如说,今年没有继续重复股市去年的动荡,一些强势报道财经新闻的记者转行离开。因此,审查人员看来不再需要对经济报道进行不同寻常的限制。

至于审查人员使用什么方式转移大众对某些新闻故事的注意,从22条指令中可以明显看出,今年一个尤其受欢迎的做法是指示编辑和网站低调处理一条新闻,不让它引起太大注意,不然的话这条新闻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超过领导人的容忍程度。

所指示的行动包括万金油式的“不炒作”、禁止某些特别功能、不放在显眼位置等、对新闻排名的具体指示等。2016年5月的一条指令指示某一新闻必须把“位置控制在第七条以下”。与其它诸如删除用户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相比,此类幕后操纵不那么显眼,因此也不那么容易引起网民的不满,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L展望2017年,中国公民更加需要在这些审查指令所控制的话题上获得更准确的信息,如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国际事务、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行动。中国的记者、网民、技术人员、以及国际社会必须在越来越敌视的政治环境下,找到新的有创造性的方式生产和传播新闻。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纸媒/新媒体 : 独立新闻在中国艰难求生 

调查报道与自由化评论在中国连续几年情况恶化,2016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控制更严的国家媒体占据了市场优势。

首先,几家出版物和几个论坛在度过了前几轮的打压后终于被关闭或受到严厉惩罚。《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由退休干部主办,以党内温和声音著称,但是这家刊物7月份宣布解散。曾经以犀利的调查报道著称的《京华时报》据说已被关闭,并入没有什么特色的《北京早报》。10月份,中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官员进行公共辩论、观点比较中性的“共识网”(www.21ccom.net)突然被关闭。10天后,中国媒体管制者发布指令,大大缩小了受尊重的财经网站《财新》的发行渠道,在两个月里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其内容。

其次,诸如腾讯、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受到更大压力,不许它们生产自己的新闻内容,即使聚合也不可以。这一变化尤其影响那些把这些网站当作获取信息第一站的千百万中国网民。在夏天宣布的一系列规定中,中国网信办声称这些网站“严重违反了法规”,要为自行生产新闻而接受罚款,它们的编辑必须对偶发事故负责,不许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从社交媒体采集新闻。

第三,对独立新闻的政治与商业空间的限制,以及近年对几位媒体人高调判刑,影响了个体记者的个人职业决定。中国很多顶级调查记者,如王克勤、罗昌平等,已经离开新闻业,在相对安全但也许更有社会意义的领域安身。他们的揭黑报道曾经是中国以及国际报道的头条。

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创办主任陈婉莹教授说,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调查报道如今在中国艰难求生。”

在将独立内容边缘化后,共产党试图用诸如“澎湃”这样的新电子媒体填补空缺,吸引读者。2015年在上海出台的“澎湃”由国家审查部门监管并提供经费,但它被赋予一定的空间来吸引读者。根据前中国记者方可成,澎湃“长着商业媒体的脸,装着党媒的心。”

2016年,澎湃出台了一个英文相关网站Sixth Tone. 《外交政策》网站的Bethany Allen-Ebrahimian把它描述为“中国共产党买下来的Vox网站”。它的网页界面设计平滑,新闻标题抢眼,它的故事试图披露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某些东西,但是它许多文章说到底避免提供会使得中国政治系统显得负面的深度信息。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些政治和市场因素,独立英文网站The Nanfang在运作了将近7年后于今年12月出于盈利不佳宣布关闭。结果是,关于中国新闻领域的英文网站,国家控制的多了一个,独立声音少了一个。

虽然媒体学者展江说,中国几乎没有不再有什么专业的监督性媒体,但是一些中国记者仍然在坚持他们的职业标准,为社会服务。习近平在2月的一个讲话敦促媒体忠实于党,遭到了一片反驳。前新华社记者周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从事审查的官员进行调查。财新发表了一个披露审查的报道,三名半官方作家以辞职抗议。与此同时,澎湃本身也遇到了挑战,其创立总裁和一组资深记者今年离职,创办了一个新的、允许他们拥有股份的网上新闻录像公司。

位于中国境外的媒体机构也在填补调查报道缺失后所留下的空白。过去一年里,外国媒体公司、由多国记者组成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以及和草根保持联系的自由亚洲电台以及新唐人电视等,发表了关于金融丑闻、对少数民族的压制、以及人权施害等一系列报道。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中国国内记者的工作,如同前些年一些记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披露大学招生过程中的腐败深度挖掘疫苗工业的问题,记录劳改营系统的黑幕。


纸媒/新媒体 : 少数民族因言论表达而遭拘禁的人数超过活动人士和记者的人数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控制公共辩论以及信息流动的努力,自由之家收集了2016年中国公民因言论表达而被判监的数据。根据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消息、法庭判决书、以及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自由之家研究人员确认有111人因和平表达观点或与其他公民分享信息在2016年1月至12月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个完整全面的数字,尤其考虑到在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获取信息非常困难。这个数字也不包括那些已经在押、等待审判的人,或者那些已经在服刑的人。

但是,即使从这些有限的样本也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 信仰者和少数民族是打压目标:在2016年因为行使言论表达权而被囚禁的这111人中,有80人属于少数民族、或者一个宗教群体。法轮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尤其突出,80例中占去了68例。这部分反映了共产党对这个群体的持续打压,也因为自由之家能够接触到中国政府涉及法轮功案的判决书数据库。这80例中有7人是藏人,3人是维吾尔人,2人是汉人佛教徒,包括一个和尚。
  • 草根活动者多于专业记者:在31名不是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的人当中,有三人是专业记者,其中一人在被逮捕的时候仍然在一个媒体机构工作。他们当中17人是草根活动人士,5人是博客作者,4人是访民,1人是律师,1人是出版商。被拘禁的活动人士中有4位因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而在2014年被抓,在2016年4月被判刑。在另一起案件中,三名活动人士因为进行“光明中国行”而被逮捕。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鼓励民间促进民主和法治的活动。
  • 刑期平均3.4年:2016年言论罪判刑从6个月至19年不等。5人被判10年以上。获刑最长的张海涛因为200多条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接受海外中国媒体采访、评论和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判处19年徒刑。
  • 在不同媒体发言而受罚:在我们考察的111个案例中,45个案例涉及网上发言,36个涉及自制材料,28个涉及公共讲话,2个涉及印刷媒体。大多数公民因为他们的网上活动而被判监,包括通过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或QQ,这表明中国政府对网络世界控制得极其严格。有64个案件涉及自作材料和公开宣讲,这显示许多公民转而使用线下方法进行政治敏感的沟通。这包括散发传单,举横幅,或简单地公开呼吁更大自由。36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散发介绍法轮功修炼以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传单和VCD而被判刑。相比之下,样品中的藏人和维吾尔人则分别因为公开在街上高举达赖喇嘛画像以及在手机上查看伊斯兰教的信息而遭到惩罚。
  • 地理分布:案例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为广东(15)、山东(13)、湖北(9)、福建(7)、和湖南(7)。在广东,15个被抓的人当中有8个是活动人士。相形之下,在山东、湖北、福建和湖南被判监的公民大多数都是宗教信仰者。

综合考虑,上述发现反映了过去两年的一个变动,从对专业记者此一时的拘留或判刑,回归到之前的趋势,即少数民族、信仰者、和网络活动人士是言论迫害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数据还突出显示,除了对互联网活动和新闻相关的比较受人注意的案例外,国际上需要加大力度监督对非正式的、线下表达的迫害。


新媒体 : 收紧对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国技术公司的审查 

2016年,中国在范围和复杂性上都扩大了本已严格的互联网控制,对技术新领域造成影响

  • 微信审查:2013年中国当局加紧对新浪微博的审查和惩罚的时候,许多用户转移到了腾讯的即时通讯平台微信。微信被认为更加隐私,在分享内容上也更加自由一些。从那时到现在,这两种平台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关微信审查的报道在2016年继续增加。微信今年四月公布了一系列规定,除了标准的禁止灌水和诈骗外,还包括不许“传谣”或不许使用“明显有偏向的标题”这些有政治成分的禁令。多伦多大学11月30日发表一篇报告披露说,与以前不同,用户的帖子被封的时候,微信不再通知他们。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微信审查常常变动性很强,根据词语出现的上下文而变,那些已经在境外居住、在自己的国际手机上使用微信的中国大陆用户,只要他们最初是用一个中国号码登记的,他们所受到的审查与中国国内用户仍然一样。
  • 网络流媒体限制:在中国,网上录像流是一个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管制的媒体领域,但在过去一年里,官方管制已经逐渐赶上了市场。今年一月和二月,几个很流行的录像系列,如包括时间旅行和性别更换的《太子妃升职记》以及同性恋题材的《上瘾》,都被下令下架。今年三月,负责对媒体业进行管制的国家广电局表示,网络电视节目必须服从于与传统电视相同的内容标准。七月份,国家广电局加强了对2014年首先出台的外国内容的限制,大大限制了外国节目的数量。管制人员还强化了对网络播放个人生活的限制,五月份对网络名人Papi Jiang做出惩罚。十一月份,网信办正式规定,要求提供个人生活上传服务的公司必须记录并保留用户数据60天,并且与国家安全调查合作。一个星期后这些规定生效,官媒报道说,成千上万账户因为暴力或庸俗的内容而被关闭。
  • 网络安全法对外国公司的影响:中国政府11月7日采纳了一项新的法律,由于其强化网络审查与监控,人权观察称之为“倒退”和“滥用”,对那些寻求在中国运作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影响尤其严重。批评者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储存用户个人信息、完全实施实名制、服从政府审计、为官方调查提供“技术支持”等要求上。一些这样的行为也许已经被默许接受,但是新的法律提升并要求严格实施它们。该法赋予政府进行安全检查的权力,其中一个条款使得当局有权在公司把数据转移到境外前进行审核。这些规定令人们担心企业秘密外泄,并妨碍日常经营活动。这个法律将在2017年6月生效,而2016年已经通过了一系列对外国应用和网站的限制,包括四月份突然关闭中国用户使用苹果的iTunes和iBooks网店。

香港 : 来自北京的干预对媒体的寒蝉效应 

这一年里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持续增加,对媒体、出版业和言论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寒蝉效应。

催化高度自我审查的一个事件是五名香港书商被中国当局拘禁的事件,其中一人是直接从香港被绑架走的。这公然违反了指导香港和大陆关系的“一国两制”原则。在书商绑架事件之后,出版、印刷、销售批评中国领导人或政府的出版物大大减少。类似的书从中国游客喜欢买书的机场书店下架,更严格的海关控制减少了到香港来买书的大陆人数

中国大陆对获奖电影《十年》的严格审查看来也加剧了香港本地的自我审查,许多香港电影院拒绝播放一部有关雨伞运动的记录片。在新闻媒体界,人们担心《南华早报》在2015年底卖给中国互联网大亨马云后会变得更加亲中,而这种担心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早报》对一名明显处于被控状态下的人权律师助理的访谈使人们将之与中国官方媒体比较,而这篇访谈被从该报的中文网站Nanzao.com以及社交媒体账户删除,则令人猜测中国官员希望删除这一内容。

政治领域的最新事态更是加剧了人们对北京政府限制香港自由的担心。中央政府公开干预,确保两名在宣誓仪式上修改誓词以示抗议的新当选本土派议员无法就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11月7日自行发布了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阻止了梁颂恒和游蕙祯在立法会就职(香港高院之后于11月15日发布了自己的决定,杜绝他们二人就职)。香港官员接着又根据北京对基本法的诠释而提起新的诉讼,寻求挑战另外四名著名的民主派议员的誓词。港府这样做很可能是北京驻港联络处的旨意。这四人的案例与前两例不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或者接受了他们的誓词,或者允许这些议员重新宣誓,他们已经就职。在清除两位亲民主新议员后继续在立法会清除民主派议员人数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是对香港余留的政治自治的一个威胁。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努力将对香港的政治与稳定造成长期后果,特别是如果民主阵营失去对某些立法进行否决的权力的话。

尽管这些负面事件连连发生,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人乐观。非常不受港人欢迎的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2月9日宣布他不再在明年换届选举中寻求连任,这使得人们希望一个更具和解姿态的人物可能会站出来。根据“香港自由新闻”12月6日的报道,香港申诉专员裁决说,电子媒体的记者应该像纸媒记者那样享受同样的政府新闻资源和场所。为了打破书籍出版市场的肃杀气氛,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凤选择自行出版她的一本关于中国独生子政策的新书。美国一些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通过确认和惩罚“那些对压制香港基本自由负责的中国官员”,这个法案可能会产生威慑效果。


中国之外:‘网络主权’, 孔子学院教室,一些让步 

上个月的《中国媒体快报》指出了共产党近年来在影响外媒、电影业、以及国际文化活动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借助代理人的帮助。在本期的年度总结中,我们希望指出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与国际社会交叉点上三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 ‘网络主权’与俄罗斯联系:延续2014年开始的一个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1月在乌镇召开国际互联网会议,其展示的互联网前瞻与目前开放的国际模式非常不同,强调“网络主权”以及政府在它们的国界内管制内容的权力。2016年期间,中国当局和他们的俄罗斯同行进行了更多合作,促进这种做法,包括今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七届国际安全互联网论坛”。随着俄罗斯政府寻求对其互联网进行更进一步的控制,据说他们转向北京寻求帮助。俄罗斯官员今年多次与北京的互联网管制官员以及技术人员见面,包括前网信办主任鲁炜以及中国国家防火墙的设计师方滨兴。俄罗斯接着引入或采纳了几项立法和技术措施,其目标显然是建立它自己的互联网围墙,名字叫“红网”
  • 孔子学院教室向青少年灌输:由中国政府资助运作、设立在外国大学内的汉语教学中心孔子学院的数目继续增长,也继续在一些地方引发争议和抵制,因为人们担心孔子学院在对学术自由产生负面影响,它们的雇人方法也存在歧视。孔子学院还在世界各地数百个中小学建立了教室。这些项目所涉及的人群更容易受孔子学院的软性灌输。与大学官员相比,小学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更不具备识别一个外国机构微妙灌输的能力。2016年,孔子学院在巴基斯坦塞浦路斯葡萄牙安哥拉加纳英国苏格兰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几个州(包括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幼儿园和俄勒冈州)开办了教室。由于缺乏透明性,孔子学院的运作中出现了诸如诈骗贪污等丑闻。 还有家长抱怨说,这些学习项目等于是“中国共产党对公校系统的渗透。”
  • 有限的让步:中国虽然决心控制信息和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由于国际常态和压力,中国在几个案例中做了让步。对美国公司进行商业黑客行为是中国实行技术快速工业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是在2016年这些黑客行为有了相当大的减少。在国际呼吁下,中国释放了被关押的法律教授陈泰和以及知名维权律师张凯。《纽约时报》记者Keith Bradsher获得了签证,并担任上海办公室主任。与前些年相比,这些让步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国今年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和一项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尽管如此,从这些做出让步的案例看,来自海外高层领导人的呼吁以及多边压力看来还是起了作用,显示了这些努力的重要性。

2017年展望 

19大期间进一步加强审查: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接近年底时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多数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都可能会置换,习近平的一个继任者也有可能会被指定出来。观察家们在猜测习近平是否会选择一个继任者,十九大以前哪些人在党内内斗中取得上风。注意对这些话题的审查。在十九大期间,注意对媒体报道和网上表达的广泛和严格的控制,以及对活动人士短暂或长期的关押。

网络安全的实施,非政府组织立法:2016年采纳的两项法律《网络安全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从2017年开始生效。这两项法律预计将对言论表达和网络隐私有负面影响。随着这两项法律的实施,注意当局如何实施那些专门用于压制和平表达异见、确认和惩罚互联网用户、或阻碍外国技术公司以及民间机构活动的条款。

香港在新特区行政长官下有何不同:2017年3月,香港新的行政长官将通过一个亲中国利益的选举过程产生。在梁振英领导下,由于北京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本身不透明、不喜欢更加包容的媒体,香港新闻自由明显退步。2017年,注意选举期间对自由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限制,注意梁的继任者上台后在媒体政策方面是否会有任何变化。


中國媒體快報 2016年回顧 - 第118號,2016年12月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標題


特寫 :   北京2016年審查的重點 

薩拉庫克

此文的一個版本20161216發表於《外交政策》網站。

中國範圍廣泛、機制複雜的審查系統盡人皆知。但是我們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個系統處於靜止狀態,根據一個標準的政治敏感話題而審查新聞。自由之家對洩露出來的党宣對中國媒體的審查令進行的分析顯示,政府審查人員對哪些類型的新聞進行壓制或者推廣,從一年到另一年,情況有明顯不同。比如說,與2015年相比,2016年更著重保護官員的聲譽,並且影響對外交事務的報導。

幾乎每一天,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機器都會向全國各地新聞機構、網站、社交媒體管理人員傳達詳盡指示,規定是否或者如何報導突發消息以及相關評論。

這樣的指令總是會洩露出來一部分,並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發表出來。他們所收集的洩露指令雖然並不完整,但是考慮到中國政府決策的不透明,這些指令有其獨特價值,從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優先考慮的事務以及他們在不斷變化的技術環境下所喜用的“引導大眾輿論”方法。

過去三年來,自由之家分析了數百條洩露的指令,包括截止12月1日為止《中國數字時報》發表的所有2016年的指令。在2016年的指令中,一共有86條下令採取“負面”行動,如刪除一篇文章、不要派記者去報導一個新聞事件、或者關閉網站相關部分的評論頁。另外8條指令下令採取嚴格的“正面”行動,推廣黨的說法,如報導某些具體的話題或在某一新聞事件上只能使用新華社通稿等。這些指令的真實性雖難以核實,但是洩露的指令往往與可觀察到的報導情況相符合,因此它們總的來說被中國媒體觀察者認為是可信的。

2016年審查指令最常針對的新聞類別如下:

  • 党與官員的名聲:一共有19條指令限制流通影響個別官員或党的形象的內容或新聞,其中4條指令要求刪除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尊重或戲耍的說法。另外4條指令要求對習的形象採取“正面”行動,包括7月份的一條指令要求所有網站推廣一篇描述習在紀念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講話如何引起了“強烈反響”。
  • 健康與安全:一共有18條指令限制對人為事件、環境污染、或食品和藥品安全的報導。即使受官方青睞的商業新聞媒體的報導也不例外。“澎湃新聞《數億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響人命,山東廣發協查函》一文不轉載,控制評論不炒作,”3月的一條指令這樣寫道。其它指令則禁止報導天津大爆炸一周年,壓制對一條醫藥廣告醜聞的報導。一名年輕的癌症患者被認為受到虛假醫藥廣告誤導而死亡。
  • 外交事務:2016年,美國和臺灣都舉行了總統大選,北韓頻頻進行了核彈試驗,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有15條審查指令尋求限制中國人對中國大陸外新聞事件的瞭解。選舉和公投尤其成為敏感話題,因為它們可能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共產黨非民選產生這個事實。9條指令限制對美國總統競選辯論、臺灣反對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臺灣總統、以及英國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的報導。
  • 官員錯誤行為:一共有13條指令限制對官員錯誤行為進行報導,包括“巴拿馬檔”洩露的中國精英階層的海外資產,以及諸如6月對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判等高層腐敗案。5條指令限制對員警不當行為的報導,包括一個死刑冤案以及一起在拘押內可疑死亡事件。
  • 媒體與審查:11條指令限制來自控制較寬鬆的媒體的內容(如商業媒體財新或一部流行韓劇),限制對資訊控制本身的報導,如對一個記者遭受的迫害或者對《炎黃春秋》雜誌解散的報導。《炎黃春秋》由一些老黨員主辦,進行一些敏感的政治辯論。
  • 公民社會:6條指令限制對公民社會的報導,包括對人權律師仍在進行當中的打壓。這是中國政府這一年之間對中國“維權”運動廣泛打壓的一部分。

其餘的指令尋求控制對經濟、看似良好的政府政策、以及香港事態的報導。

去年一月,自由之家對2015年洩露發表出來的75條審查和宣傳指令進行了分析。比較去年和今年的審查話題,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憂慮起了哪些變化:

排名話題排名變化
1党和官員名聲↑ (上升4個序次)
2健康與安全↓ (下降1個序次)
3外交事務↑ (上升5個序次)
4官員錯誤行為↓ (下降1個序次)
5媒體與審查無變化
6公民社會無變化
7經濟↓ (下降6個序次)

2016年的變化看來反映了對某些官方敘事越來越多的政治注意力,如習近平號召媒體增加“正能量”,以及對習個人名聲的擔憂。習近平繼續進行個人集權。另一方面,驅動2015年審查的一些其它因素可能不再重要。比如說,今年沒有繼續重複股市去年的動盪,一些強勢報導財經新聞的記者轉行離開。因此,審查人員看來不再需要對經濟報導進行不同尋常的限制。

至於審查人員使用什麼方式轉移大眾對某些新聞故事的注意,從22條指令中可以明顯看出,今年一個尤其受歡迎的做法是指示編輯和網站低調處理一條新聞,不讓它引起太大注意,不然的話這條新聞的受歡迎程度可能會超過領導人的容忍程度。

所指示的行動包括萬金油式的“不炒作”、禁止某些特別功能、不放在顯眼位置等、對新聞排名的具體指示等。2016年5月的一條指令指示某一新聞必須把“位置控制在第七條以下”。與其它諸如刪除用戶社交媒體帳戶的做法相比,此類幕後操縱不那麼顯眼,因此也不那麼容易引起網民的不滿,顯然更具有吸引力。

展望2017年,中國公民更加需要在這些審查指令所控制的話題上獲得更準確的資訊,如員警過度使用武力、國際事務、以及中國領導人的行動。中國的記者、網民、技術人員、以及國際社會必須在越來越敵視的政治環境下,找到新的有創造性的方式生產和傳播新聞。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紙媒/新媒體 : 獨立新聞在中國艱難求生 

調查報導與自由化評論在中國連續幾年情況惡化,2016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控制更嚴的國家媒體佔據了市場優勢。

首先,幾家出版物和幾個論壇在度過了前幾輪的打壓後終於被關閉或受到嚴厲懲罰。《炎黃春秋》創辦於1991年,由退休幹部主辦,以黨內溫和聲音著稱,但是這家刊物7月份宣佈解散。曾經以犀利的調查報導著稱的《京華時報》據說已被關閉,併入沒有什麼特色的《北京早報》。10月份,中國知識份子、記者和官員進行公共辯論、觀點比較中性的“共識網”(www.21ccom.net)突然被關閉。10天后,中國媒體管制者發佈指令,大大縮小了受尊重的財經網站《財新》的發行管道,在兩個月裡禁止其它網站轉載其內容。

其次,諸如騰訊、新浪、網易等商業網站受到更大壓力,不許它們生產自己的新聞內容,即使聚合也不可以。這一變化尤其影響那些把這些網站當作獲取資訊第一站的千百萬中國網民。在夏天宣佈的一系列規定中,中國網信辦聲稱這些網站“嚴重違反了法規”,要為自行生產新聞而接受罰款,它們的編輯必須對偶發事故負責,不許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從社交媒體採集新聞。

第三,對獨立新聞的政治與商業空間的限制,以及近年對幾位媒體人高調判刑,影響了個體記者的個人職業決定。中國很多頂級調查記者,如王克勤、羅昌平等,已經離開新聞業,在相對安全但也許更有社會意義的領域安身。他們的揭黑報導曾經是中國以及國際報導的頭條。

香港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中心創辦主任陳婉瑩教授說,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調查報導如今在中國艱難求生。”

在將獨立內容邊緣化後,共產黨試圖用諸如“澎湃”這樣的新電子媒體填補空缺,吸引讀者。2015年在上海出臺的“澎湃”由國家審查部門監管並提供經費,但它被賦予一定的空間來吸引讀者。根據前中國記者方可成,澎湃“長著商業媒體的臉,裝著黨媒的心。”

2016年,澎湃出臺了一個英文相關網站Sixth Tone. 《外交政策》網站的Bethany Allen-Ebrahimian把它描述為“中國共產黨買下來的Vox網站”。它的網頁介面設計平滑,新聞標題搶眼,它的故事試圖披露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某些東西,但是它許多文章說到底避免提供會使得中國政治系統顯得負面的深度資訊。另一方面,考慮到這些政治和市場因素,獨立英文網站The Nanfang在運作了將近7年後於今年12月出於盈利不佳宣佈關閉。結果是,關於中國新聞領域的英文網站,國家控制的多了一個,獨立聲音少了一個。

雖然媒體學者展江說,中國幾乎沒有不再有什麼專業的監督性媒體,但是一些中國記者仍然在堅持他們的職業標準,為社會服務。習近平在2月的一個講話敦促媒體忠實於黨,遭到了一片反駁。前新華社記者周方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對從事審查的官員進行調查。財新發表了一個披露審查的報導,三名半官方作家以辭職抗議。與此同時,澎湃本身也遇到了挑戰,其創立總裁和一組資深記者今年離職,創辦了一個新的、允許他們擁有股份的網上新聞錄影公司。

位於中國境外的媒體機構也在填補調查報導缺失後所留下的空白。過去一年裡,外國媒體公司、由多國記者組成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以及和草根保持聯繫的自由亞洲電臺以及新唐人電視等,發表了關於金融醜聞、對少數民族的壓制、以及人權施害等一系列報導。

然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中國國內記者的工作,如同前些年一些記者所做的那樣,他們可以披露大學招生過程中的腐敗深度挖掘疫苗工業的問題,記錄勞改營系統的黑幕。


紙媒/新媒體 :  少數民族因言論表達而遭拘禁的人數超過活動人士和記者的人數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政府控制公共辯論以及資訊流動的努力,自由之家收集了2016年中國公民因言論表達而被判監的資料。根據媒體報導、人權組織的消息、法庭判決書、以及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政治犯資料庫,自由之家研究人員確認有111人因和平表達觀點或與其他公民分享資訊在2016年1月至12月被捕入獄。 這不是一個完整全面的數字,尤其考慮到在西藏和新疆兩個少數民族地區獲取資訊非常困難。這個數字也不包括那些已經在押、等待審判的人,或者那些已經在服刑的人。

但是,即使從這些有限的樣本也可以看出幾個明顯的特徵:

  • 在2016年因為行使言論表達權而被囚禁的這111人中,有80人屬於少數民族、或者一個宗教群體。法輪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尤其突出,80例中占去了68例。這部分反映了共產黨對這個群體的持續打壓,也因為自由之家能夠接觸到中國政府涉及法輪功案的判決書資料庫。這80例中有7人是藏人,3人是維吾爾人,2人是漢人佛教徒,包括一個和尚。
  • 專業記者:在31名不是少數民族或宗教群體的人當中,有三人是專業記者,其中一人在被逮捕的時候仍然在一個媒體機構工作。他們當中17人是草根活動人士,5人是博客作者,4人是訪民,1人是律師,1人是出版商。被拘禁的活動人士中有4位因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議而在2014年被抓,在2016年4月被判刑。在另一起案件中,三名活動人士因為進行“光明中國行”而被逮捕。他們的目的是通過這樣的行動鼓勵民間促進民主和法治的活動。
  • 平均3.4年:2016年言論罪判刑從6個月至19年不等。5人被判10年以上。獲刑最長的張海濤因為200多條社交媒體帖子以及接受海外中國媒體採訪、評論和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判處19年徒刑。
  • 媒體發言而受罰:在我們考察的111個案例中,45個案例涉及網上發言,36個涉及自製材料,28個涉及公共講話,2個涉及印刷媒體。大多數公民因為他們的網上活動而被判監,包括通過新浪微博或騰訊微信,或QQ,這表明中國政府對網路世界控制得極其嚴格。有64個案件涉及自作材料和公開宣講,這顯示許多公民轉而使用線下方法進行政治敏感的溝通。這包括散發傳單,舉橫幅,或簡單地公開呼籲更大自由。36個法輪功學員因為散發介紹法輪功修煉以及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傳單和VCD而被判刑。相比之下,樣品中的藏人和維吾爾人則分別因為公開在街上高舉達賴喇嘛畫像以及在手機上查看伊斯蘭教的資訊而遭到懲罰。
  • 分佈:案例最多的五個省份分別為廣東(15)、山東(13)、湖北(9)、福建(7)、和湖南(7)。在廣東,15個被抓的人當中有8個是活動人士。相形之下,在山東、湖北、福建和湖南被判監的公民大多數都是宗教信仰者。

綜合考慮,上述發現反映了過去兩年的一個變動,從對專業記者此一時的拘留或判刑,回歸到之前的趨勢,即少數民族、信仰者、和網路活動人士是言論迫害的主要受害者。這些資料還突出顯示,除了對互聯網活動和新聞相關的比較受人注意的案例外,國際上需要加大力度監督對非正式的、線下表達的迫害。


新媒體 : 收緊對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國技術公司的審查 

2016年,中國在範圍和複雜性上都擴大了本已嚴格的互聯網控制,對技術新領域造成影響

  • 微信審查:2013年中國當局加緊對新浪微博的審查和懲罰的時候,許多用戶轉移到了騰訊的即時通訊平臺微信。微信被認為更加隱私,在分享內容上也更加自由一些。從那時到現在,這兩種平臺之間的差距縮小了,有關微信審查的報導在2016年繼續增加。微信今年四月公佈了一系列規定,除了標準的禁止灌水和詐騙外,還包括不許“傳謠”或不許使用“明顯有偏向的標題”這些有政治成分的禁令。多倫多大學11月30日發表一篇報告披露說,與以前不同,用戶的帖子被封的時候,微信不再通知他們。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微信審查常常變動性很強,根據詞語出現的上下文而變,那些已經在境外居住、在自己的國際手機上使用微信的中國大陸用戶,只要他們最初是用一個中國號碼登記的,他們所受到的審查與中國國內用戶仍然一樣。
  • 網路流媒體限制:在中國,網上錄影流是一個基本上還沒有什麼管制的媒體領域,但在過去一年裡,官方管制已經逐漸趕上了市場。今年一月和二月,幾個很流行的錄影系列,如包括時間旅行和性別更換的《太子妃升職記》以及同性戀題材的《上癮》,都被下令下架。今年三月,負責對媒體業進行管制的國家廣電局表示,網路電視節目必須服從于與傳統電視相同的內容標準。七月份,國家廣電局加強了對2014年首先出臺的外國內容的限制,大大限制了外國節目的數量。管制人員還強化了對網路播放個人生活的限制,五月份對網路名人Papi Jiang做出懲罰。十一月份,網信辦正式規定,要求提供個人生活上傳服務的公司必須記錄並保留使用者資料60天,並且與國家安全調查合作。一個星期後這些規定生效,官媒報導說,成千上萬帳戶因為暴力或庸俗的內容而被關閉。
  • 網路安全法對外國公司的影響:中國政府11月7日採納了一項新的法律,由於其強化網路審查與監控,人權觀察稱之為“倒退”和“濫用”,對那些尋求在中國運作的外國互聯網公司來說影響尤其嚴重。批評者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內儲存使用者個人資訊、完全實施實名制、服從政府審計、為官方調查提供“技術支持”等要求上。一些這樣的行為也許已經被默許接受,但是新的法律提升並要求嚴格實施它們。該法賦予政府進行安全檢查的權力,其中一個條款使得當局有權在公司把資料轉移到境外前進行審核。這些規定令人們擔心企業秘密外泄,並妨礙日常經營活動。這個法律將在2017年6月生效,而2016年已經通過了一系列對外國應用和網站的限制,包括四月份突然關閉中國用戶使用蘋果的iTunes和iBooks網店。

香港 :  來自北京的干預對媒體的寒蟬效應 

這一年裡北京對香港的影響持續增加,對媒體、出版業和言論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寒蟬效應。

催化高度自我審查的一個事件是五名香港書商被中國當局拘禁的事件,其中一人是直接從香港被綁架走的。這公然違反了指導香港和大陸關係的“一國兩制”原則。在書商綁架事件之後,出版、印刷、銷售批評中國領導人或政府的出版物大大減少。類似的書從中國遊客喜歡買書的機場書店下架,更嚴格的海關控制減少了到香港來買書的大陸人數

中國大陸對獲獎電影《十年》的嚴格審查看來也加劇了香港本地的自我審查,許多香港電影院拒絕播放一部有關雨傘運動的記錄片。在新聞媒體界,人們擔心《南華早報》在2015年底賣給中國互聯網大亨馬雲後會變得更加親中,而這種擔心已經部分成為現實。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早報》對一名明顯處於被控狀態下的人權律師助理的訪談使人們將之與中國官方媒體比較,而這篇訪談被從該報的中文網站Nanzao.com以及社交媒體帳戶刪除,則令人猜測中國官員希望刪除這一內容。

政治領域的最新事態更是加劇了人們對北京政府限制香港自由的擔心。中央政府公開干預,確保兩名在宣誓儀式上修改誓詞以示抗議的新當選本土派議員無法就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11月7日自行發佈了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阻止了梁頌恒和遊蕙禎在立法會就職(香港高院之後於11月15日發佈了自己的決定,杜絕他們二人就職)。香港官員接著又根據北京對基本法的詮釋而提起新的訴訟,尋求挑戰另外四名著名的民主派議員的誓詞。港府這樣做很可能是北京駐港聯絡處的旨意。這四人的案例與前兩例不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或者接受了他們的誓詞,或者允許這些議員重新宣誓,他們已經就職。在清除兩位親民主新議員後繼續在立法會清除民主派議員人數的努力是史無前例的,是對香港餘留的政治自治的一個威脅。如果成功的話,這樣的努力將對香港的政治與穩定造成長期後果,特別是如果民主陣營失去對某些立法進行否決的權力的話。

儘管這些負面事件連連發生,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人樂觀。非常不受港人歡迎的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12月9日宣佈他不再在明年換屆選舉中尋求連任,這使得人們希望一個更具和解姿態的人物可能會站出來。根據“香港自由新聞”12月6日的報導,香港申訴專員裁決說,電子媒體的記者應該像紙媒記者那樣享受同樣的政府新聞資源和場所。為了打破書籍出版市場的肅殺氣氛,普利策獎獲得者美鳳選擇自行出版她的一本關於中國獨生子政策的新書。美國一些議員提出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通過確認和懲罰“那些對壓制香港基本自由負責的中國官員”,這個法案可能會產生威懾效果。


中國之外 :‘網路主權’, 孔子學院教室,一些讓步 

上個月的《中國媒體快報》指出了共產黨近年來在影響外媒、電影業、以及國際文化活動時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常常借助代理人的幫助。在本期的年度總結中,我們希望指出中國政府的資訊控制與國際社會交叉點上三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 網路主權與俄羅斯聯繫:延續2014年開始的一個趨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1月在烏鎮召開國際互聯網會議,其展示的互聯網前瞻與目前開放的國際模式非常不同,強調“網路主權”以及政府在它們的國界內管制內容的權力。2016年期間,中國當局和他們的俄羅斯同行進行了更多合作,促進這種做法,包括今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七屆國際安全互聯網論壇”。隨著俄羅斯政府尋求對其互聯網進行更進一步的控制,據說他們轉向北京尋求幫助。俄羅斯官員今年多次與北京的互聯網管制官員以及技術人員見面,包括前網信辦主任魯煒以及中國國家防火牆的設計師方濱興。俄羅斯接著引入或採納了幾項立法和技術措施,其目標顯然是建立它自己的互聯網圍牆,名字叫“紅網”
  • 孔子學院教室向青少年灌輸:由中國政府資助運作、設立在外國大學內的漢語教學中心孔子學院的數目繼續增長,也繼續在一些地方引發爭議和抵制,因為人們擔心孔子學院在對學術自由產生負面影響,它們的雇人方法也存在歧視。孔子學院還在世界各地數百個中小學建立了教室。這些項目所涉及的人群更容易受孔子學院的軟性灌輸。與大學官員相比,小學老師和學校管理人員更不具備識別一個外國機構微妙灌輸的能力。2016年,孔子學院在巴基斯坦賽普勒斯葡萄牙安哥拉迦納英國蘇格蘭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美國幾個州(包括亞利桑那州的一些幼稚園和俄勒岡州)開辦了教室。由於缺乏透明性,孔子學院的運作中出現了諸如詐騙貪污等醜聞。 還有家長抱怨說,這些學習項目等於是“中國共產黨對公校系統的滲透。”
  • 有限的讓步:中國雖然決心控制資訊和影響公眾輿論,但是由於國際常態和壓力,中國在幾個案例中做了讓步。對美國公司進行商業駭客行為是中國實行技術快速工業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是在2016年這些駭客行為有了相當大的減少。在國際呼籲下,中國釋放了被關押的法律教授陳泰和以及知名維權律師張凱。《紐約時報》記者Keith Bradsher獲得了簽證,並擔任上海辦公室主任。與前些年相比,這些讓步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儘管受到國際社會強烈批評,中國今年通過了《網路安全法》和一項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儘管如此,從這些做出讓步的案例看,來自海外高層領導人的呼籲以及多邊壓力看來還是起了作用,顯示了這些努力的重要性。

2017年展望 

19大期間進一步加強審查:中國共產黨將在2017年接近年底時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會委員都可能會置換,習近平的一個繼任者也有可能會被指定出來。觀察家們在猜測習近平是否會選擇一個繼任者,十九大以前哪些人在黨內內鬥中取得上風。注意對這些話題的審查。在十九大期間,注意對媒體報導和網上表達的廣泛和嚴格的控制,以及對活動人士短暫或長期的關押。

網路安全的實施,非政府組織立法:2016年採納的兩項法律《網路安全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將從2017年開始生效。這兩項法律預計將對言論表達和網路隱私有負面影響。隨著這兩項法律的實施,注意當局如何實施那些專門用於壓制和平表達異見、確認和懲罰互聯網用戶、或阻礙外國技術公司以及民間機構活動的條款。

香港在新特區行政長官下有何不同:2017年3月,香港新的行政長官將通過一個親中國利益的選舉過程產生。在梁振英領導下,由於北京的影響以及當地政府本身不透明、不喜歡更加包容的媒體,香港新聞自由明顯退步。2017年,注意選舉期間對自由表達以及政治參與的限制,注意梁的繼任者上臺後在媒體政策方面是否會有任何變化。

China Media Bulletin: Next internet crackdown, anticorruption TV show, Netflix in China (No. 119)

$
0
0

Issue No. 119: May 2017

HEADLINES


FEATURE: Preparing for China’s next internet crackdown

by Sarah Cook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by the Diplomat on May 22, 2017.

China’s new Cybersecurity Law takes effect on June 1. Together with regulations issued over the past month by the Cyber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including on news reporting and commentary—the new legal landscape threatens to tighten what is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strictive online environments. What happens next will depend on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actions, citizen pushback, and international readiness.

Past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s enforcement of the regulations will be uneven and selective but a worst-case scenario would include three features.

First, social media accounts would be closed on a large scale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This has already been taking place in a more piecemeal fashion. Since 2013, online opinion leaders with millions of microblog followers on Sina Weibo have had their accounts shuttered. In March 2014, dozens of public accounts on WeChat that shared information on current affairs were closed or suspended. More recently, some journalists and academics have reported having their personal WeChat accounts shuttered. Under the new rules, millions of social media accounts sharing information on even apolitical news topics could be subject to such censorship.

Second, there would be an increase in arrests of ordinary users, including based on private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from internet companies.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and internet freedom advocate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regarding the Cybersecurity Law’s requirement that user data be stored on servers inside China, which would make users more vulnerable to having their private communications seized or used for prosecution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imprison ordinary citizens based on content shared or viewed via social media. A February 2017 Freedom House study on religious freedom found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d been jailed for posting messages about the spiritual group or human rights abuses to WeChat or QQ, and that young Uighurs had been imprisoned for viewing online videos about Islam. Last month, Wang Jiangfeng of Shandong Province was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n prison for referring to “Steamed Bun Xi”—a banned nickname for President Xi Jinping—in a group message on WeChat.

Third, full enforcement would mean greater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vate media companies and news portals. The CAC rules promulgated on May 2 significantly restrict the space for investment and editorial input by foreigners, requiring editors in chief, for example, to be Chinese passport holders. They also mention “special management shares.” According to former journalist Feng Kecheng, now a media studies doctoral candid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vate web companies that provide news may have to issue such special shar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possibly grant it a seat on their boards.

These provisions reflect Chinese leaders’ attempts to bring the online news industry into closer alignment with the domestic print and broadcast sectors, in which all outlets are owned by the state or party.

Yet some Chinese media observers remain cautiously optimistic, since it is doubtful that the CAC will close millions of WeChat, Weibo, and QQ accounts or imprison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or sharing “unlicensed” news.

Meanwhile, online businesses and news websites, which must still compete for user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dragging their feet on compliance and might engage in outright defiance. In August 2015, following deadly chemical explosions in Tianjin, several news portals produced original reporting about the cause of the blasts, although they were technically barred from doing so even under previous regulations.

Netizens, technologists, and their counterparts outsid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ways to disseminate uncensored information on important topics and protect user privacy. Last month, Radio Free Asia reported that as local governments in Hebei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stepped up monitoring of public Wi-Fi hotspots, a free mobile application called WiFi Master Key—which encrypts user activity—was downloaded over 900 million times. Similarly, after Apple was pressured to remove the New York Times mobile app from its stores in China, downloads for a less easily blocked Android version continued unobstructed.

China’s internet is still a contested space. Indeed, regime insecurity about this contestation is precisely what is driving the latest effort to consolidate control. “Online, the government is fighting like a cornered beast,” says journalist Zhu Xinxin. “They can’t exercise total control over online public opinion.”

President Xi is facing simultane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raising the stakes of the struggle, but it is precisely during times of crisis that Chinese netizens have shown a greater tendency to seek out uncensored information. This occurred in 2012, amid a national scandal centered on Chongqing party boss Bo Xilai; in 2014, when Instagram was blocked at the height of Hong Kong’s Umbrella Revolution; and in 2015, following the Tianjin explosions.

All those with an interest in Chinese people’s access to information—whether they are foreign governments, technology companies, civil society groups, or ordinary citizens—should be prepared with contingency plans and funding to support circumvention tools and other means of getting uncensored news into and out of China at critical moments.

With a major party congress approaching in the fal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ultiplying, and North Korea advancing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next moment of crisis in China might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She directs its monthly China Media Bulletin and is author of its recent report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


In lawyers crackdown, authorities punish online speech, foreign media contacts

Since July 2015,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engaged in a fierce crackdown on the country’s contingent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709 crackdown,” for its launch on July 9. In addition to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ule of law, the effort has had a strong media dimension, including smear campaigns on state media, televised “confessions” by detainees, and the punishment of lawyers for peaceful online activism.

This trend has continued and intensified since March. Lawyer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penalized for what were once routine and somewhat tolerated forms of legal activism in China, including exposing the torture of an activist in custody and speaking to foreign media. Meanwhile, further evidence of severe abuse in custody has emerged as additional lawyers are released or forced to make televised “confessions.” An April 13 study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Citizen Lab found that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ersecution are being heavily censored on the popular messaging application WeChat.

Developments in the cases of four lawyers in particular epitomize the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dimensions of the crackdown:

  • Xie Yang: The 44-year-old Xie, a lawyer from Hunan Province who was indefatigable in demanding fair trials for his clients, was detained in July 2015 on suspicion of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disrupting court order.” In a series of transcripts released earlier this year, he provided a detailed account of torture he reported suffering in custody in mid-2016. Howe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lowed him to return home on bail after he pleaded guilty on May 8 and stated in court that he had not been tortured. That statement, apparently made under duress, was posted online via Sina Weibo, and in a subsequent “confession” broadcast on Hunan TV, Xie said he had worked with foreign media to sensationalize cases. His wife and children f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h.
  • Jiang Tianyong: A veteran rights lawyer an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in the rights defense (weiquan) movement, Jiang has taken on sensitive political cases for over a decade. He was detained in late November 2016 on suspicion of divulging state secrets, among other charges; no charges have been formally filed to date. While in detention at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March, Jiang was apparently forced to confess to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that he helped fabricate Xie Yang’s account of torture. Jiang remains in custody.
  • Chen Jiangang: Chen, one of Xie’s defense lawyers, took detailed notes in January in a meeting which Xie during which the detainee described the torture he had been subjected to. Chen later transcribed the account and published it online. When state media produced Jiang’s confession and other items labeling the torture allegations “fake news,” Chen gave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media, made video statements attesting to their veracity, and raised pointed questions about the official account. On May 3, Chen was himself detained (along with his wife, two children, and two friends) while visiting Yunnan Province, but was soon freed after nearly 100 fellow lawyers signed a statement urging his immediate release.
  • Li Heping: One of China’s first human rights lawyers, Li for years defended individuals deprived of their rights, including Christian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petitioners, and others. 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on July 10, 2015. On April 28 this year, Li was handed a suspended sentence after a secret trial. According to Reuters, the court said Li had “used the internet and foreign media to smear and attack state organs and the legal system,” among other supposed offenses. Ten days later, he was finally allowed to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though colleagues said he appeared gaunt and seemed to have aged considerably during his nearly two years in custody.

Another well-known lawyer, Wang Quanzhang, was detained on August 3, 2015, and remains in custody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lthough Li Heping and Xie Yang faced abuse and dubious convictions,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given suspended sentences rather than jail time is likely due to the high level of international pressure put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ir behalf. Their cases thus echo the December 2015 release of prominent attorney Pu Zhiqiang, also after a suspended sentenc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those like Wang who are still in custody.


New rules tighten control over online news

On May 2,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promulgated strict new rules for the licensing, surveillance, and operation of online news outlets. The regulations—titled “Internet News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apply to reporting and commentary on news related to politics, the economy, military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sudden social incidents.” They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June 1. Overall, they appear aimed at making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online sphere to more closely mimic the heavily controlled and state-owned traditional media sector.

The rules apply to a wide range of online information sources—including news websites, applications, forums, microblogs, livestreaming services, and public account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se entities will be required to obtain a license and meet certain conditions, such as being based in China, having a Chinese citizen as editor in chief, having specialized editorial personnel, and “having complete internet news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structures.” The rules also bar foreign capital from funding internet news agencies. Violators are subject to fines of up to 30,000 yuan ($4,350) and potential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the past, many onlin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channels, like public accounts on the WeChat messaging platform, were not as tightly regulated as traditional media. Some did not even exist when the previous version of the rules was promulgated in 2005. Major web portals such as Tencent, Sina, and NetEase have also traditionally been given greater flexibility than print and broadcast media to repackage and publish official news stories. Under the new regulations, such portals will now need to “clearly indicate the news information’s source, original author, original title, real name of the editor, etc.” Moreover, only outlets funded with state capital and staffed by government-accredited journalists will be allowed to engage in newsgathering activities.

The regulations are also significant for explicitly bringing online new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lated law enforce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AC rather than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CAC is supervised by a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group hea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imself. David Bandurski of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notes that the rules put the agency at the heart of “defending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line” in China.

The news management rules are part of a larger package of regulations linked to the new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is scheduled to take effect on June 1. They come on the heels of several other laws and restrictions on online content issued over the past year, including, since January, a “clean-up campaign” aimed at domestic VPNs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that are used to circumvent China’s internet filtering.


Netizen conversations: Student death, anticorruption show, Great Firewall game

● Media cover-up on boy’s death leads to protests, online outcry: After the suspicious death of 14-year-old student Zhao Xin in Luzhou, Sichuan Province, on April 1, angry crowds gathered to protest what they alleged was police negligence and a cover-up. The police said they ruled out homicide, but locals claim that the boy was likely beaten to death by bullies, specifically classmates who are the children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Communist Party figures. As video clips of Zhao’s severely bruised body spread online, local authorities issued a censorship directive on April 2 requiring all websites to “immediately delet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death” and stating that “only official reports may be published.” Netizens were furious with the secrecy surrounding the case and attributed the protests to the information blockade as much as to the death itself. “The mass protests in Luzhou are not because of the death,” wrote Sina Weibo user @Zhoupenglaoshi, “but because of your approach to handling the case, joining forces with the school to cover it up.”

● New television show promotes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he popular television program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which debuted on March 28 on Hunan TV, has put a new face on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he series was fund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d is the first drama series since 2004 to feature Communist Party corruption as one of its central themes. Within a week, the show’s online versions had racked up 500 million views. The program highlights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ors unraveling a realistic network of political deal-making, treachery, and embezzlement in the fictional city of Jingzhou. The drama delves deeply into topics that are often off-limits to Chinese entertainment programs: officials amassing vast sums of cash, corrupt party chiefs flee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rky ties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and private wealth in China. But it does so in a way that appears to reinforce justifications for one-party rule, as long as the right people are in charge. Still, the character who has become the show’s most popular is Li Dakang, an earnest but flawed party chief seeking economic growth at any cost, rather than the officials leading the party’s antigraft efforts. Online shops have opened to sell various paraphernalia associated with the Li character.

● Game invites viewers to smash the Great Firewall: Shoot-’em-ups have long been a popular video game genre in China, but for the first time users will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stroy China’s famous internet firewall—symbolically, of course. A forthcoming game, called simply The_Wall, features a protagonist who charges through corridors with a gun, shooting guards and breaking through walls and padlocks to liberate websites like “www.Googlee.com” and “www.Facebookk.com.” The game traile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roffers the challenge: “If you were born inside The Wall, will you be docile enough to accept its protection? Or would you like to break the wall?” Images from the game show a line of slaves being led around by bosses, before one of them breaks free. The game appears to have been produced by Chinese developers under the name ZuoBuLai Game Studios. It has yet to be released, but its trailer posted on Steam, a gaming platform with 15 million users in China, quickly received over a hundred comments from Chinese netizens, many of them supporting the concept.


HONG KONG: Pressure on dissent increases amid press freedom decline

Carrie Lam, Hong Kong’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was chosen as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emi-autonomous region by a limited electoral committee on March 26, despite trailing another candidate, former finance chief John Tsang, by up to 20 percentage points in public opinion polls.

Lam will take office July 1, a day that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handover from Britai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irst visit to the territory since assumi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November 2012. In the run-up to these high-profile events, Hong Kong authorities have taken several unprecedented steps that suppress dissent, including:

  • the denial of permission for a coalition of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o hold their annual rally in Victoria Park in July, as is customary, and a decision to grant a pro-Beijing group access to the park instead;
  • the arrest of nin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nd legislators for a protest on November 6, in which thousands took to the streets to register their discontent with a bid to disqualify two lawmakers who supported Hong Kong independence;
  • the arrest of Cheng Chung-tai, a member of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he inverted the flag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in the council chamber on October 19.

These incidents come in the context of a broader decline in media freedom in Hong Kong. On April 28, Freedom House published the 2017 edition of its annual Freedom of the Press report, in which Hong Kong’s score declined by three points and its global ranking fell from 76 to 80 out of 199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ssessed. The decline was due to increased mainland interference in local media as well as multiple attacks on journalists during demonstrations.

Free expression and democracy advocates have sought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growing controls. On May 5, three prominent Hong Kongers—former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Martin Lee, student activist Joshua Wong, and bookseller Lam Wing-kee—testified before the 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Lam, who was held in China from October 2015 to June 2016, told reporters the day after the hearing that he plans to reopen his business in Taiwan later this year. He described the project as “a symbol of resistance.” The same ethos is animating a museum commemorating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April, the organization behind the museum reopened in a new Hong Kong venue, this time in a residential area, after it was forced to close its previous downtown location last summ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n the building owner, while not proven, had been widely suspected.


BEYOND CHINA: Confucius Institutes, Netflix market entry, Chinese global media influence

  • New U.S. report highlights problems at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April 26, 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published a new report on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s, concluding that they are a “trojan hors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report, which includes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13 institutes in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subject to date. While the institutes are on the surface a means of cultural diplomacy, providing Chinese-language cours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report author Rachelle Peterson argues that their goal is actually to “subvert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udy, Confucius Institutes take advantage of the financial need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placing their own staff and curriculums on campus while restricting academic freedom, obstructing transparency, encouraging self-censorship, and engaging in discriminatory hiring practices.
  • Outspoken tycoon faces obstacles when airing grievances in exile:Guo Wengui, a Chinese billionaire now living in exile, recently made the unusual decision to go public with criticism of sitting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ccusing many of corruption. He has encountered a number of obstacles when sharing his views: His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were briefly suspended, and a live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s Chinese service w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 mid-broadcast. Guo made his money in real estate with help from one of China’s top domestic intelligence officials, Ma Jian, who in turn received hefty kickbacks. Guo’s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regime, including accusations against antigraft chief and Xi Jinping ally Wang Qishan, have so far proven impossible to verify. Guo’s bombastic attitude and flaunting of wealth on social media also raise questions about his credibility and agenda. Nevertheless, the unusual episode at Voice of America (several senior staff members were suspended after the interview with Guo) has fueled concerns about the extent of Beijing’s reach abroad.
  • Netflix finds way into China, plans release of Joshua Wong documentary: On April 26, the U.S.-based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Netflix announced a deal allowing Chinese counterpart iQiyi to offer Netflix content to its 20 million subscribers in China. Meanwhile, Netflix is also following through with the planned release of a documentary about young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Joshua Wong—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on May 26, though iQiyi is unlikely to pass such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video along to its Chinese viewers. Netflix bought the film’s global rights after its preview at 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in January. The company had previously attempted to penetrate the Chinese market on its own, but was stymied by the country’s thicket of regulations and content controls.
  • Apple removes media app from stores in China, Taiwan: In April, Apple removed from its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app stores the satirical news program China Uncensored, produced by the New York–based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Following pressure from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nd internet petitions, access to the application was reportedly restored in early May—at least for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users. Both decisions were made behind closed doors, with no explanation from Apple. The U.S. technology giant has previously made concessions to Chinese censors regarding its app store offerings as the price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but this marked the first ban that extended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fac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ure over other apps that are still available to users in China. On April 19, Xinhua reported that officials from three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planned to summon Apple executives about live-streaming video software that could be used to bypass China’s internet firewall.
  • U.S. commission hears testimony on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media influenc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ld a hearing on May 4 about China’s expanding information controls, global media influence, and cyberwarfare strategy. The second session featured Dan Southerland, formerly of Radio Free Asia; Shanthi Kalathil, wit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House’s Sarah Cook. Cook’s testimony offered detail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to establish dominance over Chinese-language television programm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financial and editorial impact of its influence operations on major American media outlets. She outlined various “carrot and stick” tactics employ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recommended measures that U.S. officials could adopt in response.

FEATURED PRISONER: Zhang Haitao

Zhang, a Han Chinese resident of Urumqi, was detained on June 26, 2015. On January 15, 2016, a court in Xinjiang sentenced him to 19 years in prison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ce to overseas entities.” The sentence was especially harsh considering that the activities cited in the verdict entailed relatively minor acts of free expression. Specifically, the verdict cited 69 WeChat posts and 209 Twitter messages (including retweets) that were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policies, including in Xinjiang. The decision also cited a few interviews Zhang had given to overseas news services like Radio Free Asia, relaying accounts of the heavy security presence on the streets of Urumqi, Xinjiang’s capital. The court also claimed that he had registered to be a reporter for the U.S.-based citizen journalism website Boxun and had shared photos of security forces. All of the examples appear to have been expressions of views or sharing of easily accessible public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in December 2016, the full 19-year sentence was upheld on appeal.

The timing of Zhang’s imprisonment has been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his family. His son was born when Zhang was already in detention and was only one month old when his father was sentenced. Last month, the U.S.-based website ChinaChange.org published a detailed account by his wife describing the experience of traveling from Henan to visit him at Xinjiang’s Shaya Prison. She reported that he had lost weight, but that leg shackles he had previously been restrained with were removed and he appeared in relatively good spirits.


WHAT TO WATCH FOR

Internet rules implementation: As the Cybersecurity Law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come into effect June 1, watch for how systematically they are enforced, instances of expanded online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and h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terpret some of the vaguely worded provisions.

Tiananmen massacre anniversary: June 4, 2017 will mark 28 years since soldiers fired on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past years, the sensitive date has been the focus of particularly tight censorship, testing of new online control methods, and detention of citizens commemorating the anniversary, even in private. Watch for similar clampdowns this year, particularly given the generally tense political atmosphere.

Xi Jinping’s visit to Hong Kong: When former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visited Hong Kong in 2012 to swear in Leung Chun-ying as chief executive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a,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security was tight, and police detained several demonstrators and a journalist. In the context of even greater mainland–Hong Kong tensions today, Xi Jinping’s July visit is likely to be more fraught. Watch for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basic freedoms before and during the visit, akin to the recent denial of permission for prodemocracy groups’ annual July 1 rally in Victoria Park.


TAKE ACTION

  • Share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Help friends and colleagues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changing media and censorship landscape.
  • Access uncensored content: Find an overview comparing popular circumvention tools and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cess them via GreatFire.org, here or here.
  • Support a prisoner: Four Chinese activists and one Taiwanese man held in China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re the focus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Details on adding your voice can be found here and here.

中國媒體快報:新一輪互聯網打壓、反腐劇《人民的名义》、Netflix在中國 (Issue 119, Simplified Chinese)

$
0
0

第119期:20175

本期标题


特写: 网络打压未曾歇,紧锣密鼓又一轮

作者:萨拉·库克(Sarah Cook)

中国新的《网络安全法》将于今年6月1日生效。加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上月颁布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针对新闻报道和评论——将使得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最受严控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收紧。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政府行动、民众反应和国际社会意愿之间的互动。

以往的经验表明,政府强化管制的措施是不均衡和选择性的,但最坏的情况可能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大规模封杀多种平台的社交媒体账号。这种情况一直时有发生。从2013年起,在新浪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网络大V们的账号遭到封杀。2014年3月,数十个分享时事信息的微信公众号被封杀或停用。最近一些记者和学者表示,他们的私人微信账号被关闭。根据新的法律,有数百万社交媒体账号——哪怕是分享非政治性议题的信息——将会受到审查。

第二,由于中国安全部门从互联网公司获得的私人信息,将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遭到逮捕。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士和网络自由倡导者已经对《网络安全法》要求用户必须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国内的服务器上表示了担心,这将使用户的私人通讯更加容易被截获或是被检举。

中国当局明确表示,他们将根据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浏览的内容来关押普通民众。自由之家在2017年2月发表的有关宗教自由的研究报告发现,一些法轮功追随者因在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发布有关这个信仰团体和侵害人权行为的消息而身陷囹圄,还有一些维吾尔年轻人因观看有关伊斯兰教的网络视频而被捕入狱。上个月,山东人士王江峰因在微信朋友圈中提到“习包子”——这是习近平主席被禁用的绰号——而被判入狱两年。

第三,新法律的全面实施将意味着政府对私营媒体公司和新闻门户网站施加更多控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5月2日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大大限制了外国人进行投资和参与编辑的空间,比如要求主编必须持有中国护照。规定还提到了“特殊管理股”。现在美国攻读媒体研究博士学位的原中国记者方可成指出,提供新闻服务的私营网络公司或许必须向政府提供这样的“特殊股”,并可能要为政府在他们的董事会留一席之地。

这些条款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试图使网络新闻产业与国内的纸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更加保持一致,而这些媒体全部都归党和政府所有。

不过,还有一些中国的媒体观察人士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还不知道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否真的会查封数以百万记的微信、微博和QQ账户,或是将分享“无照”新闻的成千上万民众投入监牢。

同时,网络商业和新闻网站由于必须相互争夺用户,因此有可能继续对新规定虚与委蛇并可能置若罔闻。2015年8月,在天津发生致命的化学品大爆炸之后,很多新闻门户网站就爆炸原因进行了原创性报道,尽管即便是按照过去的管理规定他们这样做在技术上也是不被允许的。

网民、技术人员以及他们的海外同仁,会继续研发各种方法传播有关一些重要议题的免遭审查的消息并保护用户隐私。上个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由于河北省和广东省的地方政府加强监控公共Wi-Fi热点,一个能为用户行为加密的名为“WiFi万能钥匙”的免费手机应用程序被下载超过9亿次。类似的还有,在苹果公司被迫从它在中国的应用商店撤除《纽约时报》手机应用程序之后,相对不易被屏蔽的安卓版手机应用依然下载无碍。

中国的互联网依然是一个意见纷陈的空间。事实上,正是政府当局对这种局面的不安全感驱动了强化管控的最新举措。“在网上,政府正在作困兽之斗,”记者朱欣欣(音译)说。“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网上的公共言论。”

习近平主席正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增加了他的执政风险。但恰恰是在各种危机时刻,中国网民往往对寻求真实信息表现出更强的意愿。这种情况发生在2012年,其间发生了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焦点的全国性丑闻;发生在2014年,当时正逢香港雨伞运动高峰,分享图片的Instagram网站被屏蔽;也发生在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之后。

所有对中国民众能否获取信息感兴趣的人——无论是外国政府、技术公司、民间社团或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准备一些应变方案,并对那些能在关键时刻让免遭审查的新闻进入中国的“翻墙”软件和其他方法进行资助。

随着今秋中共“十九大”的临近,环境问题加剧恶化,和北韩推进它的核计划,中国的下一个危机时刻或许随时都会出现。

莎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亦为自由之家最近研究报告《中国灵魂之战》的作者。


在镇压律师运动中,当局处罚网络言论和境外媒体联系人

自2015年7月以来,中国当局对这个国家的人权律师团体实施了一轮严厉镇压,因开始于7月9日而通常被称为“709大抓捕”。除去这场镇压对“依法治国”造成的影响,媒体也深度介入了镇压运动,包括在国家媒体开展污名化运动,被拘押人的电视“认罪”和对在网上从事和平人权倡导活动的律师进行处罚。

今年3月以来,这个镇压运动还在继续并加强。律师和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因为曾经是例常的和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合法活动而受到惩处,包括揭露维权人士在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和与境外媒体谈话。同时,随着一些律师被释放或是被迫进行电视“认罪”,更多拘押期间酷刑折磨的证据公之于世。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在4月13日的研究报告发现,有关迫害律师的言论在用户众多的通讯应用微信上正遭受严格审查。

四位律师案件的事态发展尤其集中反映了新闻审查和宣传在镇压运动中介入的规模:

  • 谢阳:44岁的谢阳律师来自湖南,一直不屈不挠地为他的当事人争取公正的审判。他在2015年7月遭到拘押,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扰乱法庭秩序”。2016年年中他曾向外界透露过在拘押期间遭受酷刑,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一系列会谈笔录中,他提供了有关详细记录。然而,今年5月8日在他认罪并在法庭声明没有受到酷刑后,中国当局允许他保释回家。这份显然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声明通过新浪微博发布在网上,后来在湖南电视台播出的“认罪”视频中,谢阳律师说他曾和国外媒体合作炒作有关案件。他的妻儿在今年3月逃亡美国
  • 江天勇:作为一名资深人权律师和维权运动中最著名的人士之一,江天勇律师过去十多年一直承接政治敏感案件。他在2016年11月底被拘捕,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其他罪名。当局至今还未对他提出正式指控。今年3月,在一个秘密关押地点,江天勇律师在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显然是被迫承认他协助编造了谢阳律师遭受酷刑的记录。江天勇律师目前还在关押中。
  • 陈建刚:陈建刚律师是谢阳的辩护律师之一,他在今年1月的一系列会见中记录了谢阳所遭受的酷刑。陈建刚律师后来整理了会谈记录并在网上发布。在国家媒体炮制江天勇的认罪和其他一些材料以说明酷刑指控是“假新闻”的时候,陈建刚律师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并制作了视频声明以证明那些笔录材料的真实性,并对官方描述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在5月3日,陈建刚律师(与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两个朋友)在云南旅游时遭到拘押,但是在将近100名律师同仁联名签署声明要求当局立即放人之后不久被释放
  • 李和平: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之一,李和平律师多年来为被剥夺权利的人士提供辩护,其中包括基督徒、法轮功信徒、访民和其他人士。他在2015年7月10日遭拘捕。今年4月28日,经秘密审判,李和平律师被判缓刑。根据路透社报道,法庭对李和平律师的指控包括“利用互联网和境外媒体污蔑和攻击国家机关和司法系统”和其他罗织的罪名。十天之后,他终于获准与家人团聚,他的同仁们说在被关押将近两年之后,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似乎苍老了很多

另一位著名律师王全璋在2015年8月3日被拘捕,并因“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依然在押。

尽管李和平和谢阳遭受折磨和莫须有的控罪,但是他们仅被判缓刑而非入狱有可能是由于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他们的案件与著名律师浦志强同样在被判处缓刑之后于2015年12月获释如出一辙,凸显了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像王全璋这样的在押人士的重要性。


新法规收紧网络新闻控制

5月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针对网络新闻发布的许可、监控和运营发布了新的严格规定,名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适用于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些规定将于6月1日生效。总体而言,这些规定似乎旨在仿照受到严格控制的国有传统媒体,对互联网领域进行结构性改变。

这些规定适用于广泛的互联网信息来源——包括新闻网站、手机应用、微博、流媒体服务和社交平台的公众账号。这些媒体将被要求取得执照并符合特定的条件,包括必须设立在中国、主编必须是中国公民、拥有专职编辑人员和“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制度”。这些规定还禁止外国资本为网络新闻机构提供资金。违犯者将受到上至3万元人民币(约合$4350)的罚款并可能受到刑事指控。

过去,很多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如微信公众号,没有受到传统媒体那样的严格管制。2005年老版本的管理规定颁布的时候,有些渠道甚至还不存在。像腾讯、新浪和网易这样的主要网络门户网站,在转载和发表官方新闻报道方面,也通常比纸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按照新的管理规定,这些门户网站现在将必须“注明新闻信息来源、原作者、原标题、编辑真实姓名等”。另外,只有那些获得国有资本支持和雇佣政府认可记者的网络新闻媒体才会被允许从事新闻采编业务。

这些规定引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明确地将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相关执法工作置于“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的监督之下,而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则归属一个由习近平主席亲自领衔的党的领导小组监督。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大卫·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注意到,这些规定将这个办公室置于在中国“捍卫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核心地位。

这个新闻管理规定是与将在6月1日生效的新《网络安全法》相关的一揽子更多管理规定的一部分。这些规定与去年颁布的若干其他法律和对互联网内容的限制接踵而至,包括今年1月开始的一个“清理运动”。此项运动针对用来规避中国网络过滤的国内VPN服务。


网民之声:学生之死、反腐电视剧、破墙游戏

  • 媒体掩盖男生死亡事件引发街头和网络抗议:4月1日,四川泸州发生了14岁学生赵鑫可疑死亡事件,愤怒的群众集会抗议警方失职和掩盖真相。警方说,他们排除了他杀可能,但当地民众声称那个男孩可能是被校园恶霸同学殴打致死,尤其是几位政治上有关联的党的干部的子女。由于显示赵鑫遗体浑身淤青的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当地政府在4月2日发布了一则新闻审查通知,要求所有网站“立即删除与死亡事件相关的信息”并且声称“只能出现官方通报”。网民们对有关方面隐藏案情感到非常愤怒,并认为信息封锁和死亡事件本身同为抗议行动的主因。一位新浪微博用户@Zhoupenglaoshi 写道,“泸州民众抗议,不是因为死者,而是你们对待校园刑事案件的态度,联合学校遮盖案件。”
  • 新电视剧助推习近平反腐运动: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3月28日亮相湖南电视台,给中国的反腐运动提供了一张新面孔。这部连续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资拍摄,是2004年以来第一部将中共腐败问题作为中心主题之一的电视剧。在一周之内,这部电视剧的网络版累计有5亿人观看。剧情重点讲述反贪人员的调查工作,在一个虚构的城市京州展示了一个现实的政治交易、背信弃义和侵吞财产的网络。这部剧深入挖掘了一些通常被视为中国娱乐节目禁区的话题:官员聚敛巨额现金、贪腐的中共干部逃往美国,以及中国的政治权力与私人财富之间的暗中勾连。不过,电视剧似乎是用一种强化一党专制合法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内容的——只要好人当政。然而,剧中最受欢迎的角色是李达康而不是那些领导党的反腐工作的官员,他是一位真诚而有缺点的党的干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网上店铺已经开始销售与李达康这个角色有关的各种小物件。
  • 视频游戏邀请玩家粉碎“网络防火墙”:在中国的各种视频游戏中,射击类游戏一直以来广受欢迎,不过现在游戏玩家第一次有机会摧毁中国著名的网络防火墙——当然,是象征性的。这部即将上市的游戏名字就叫The Wall(墙),游戏的主角端着枪冲过各种走廊,向卫兵开火,突破墙壁,击碎挂锁,解禁像名为“www.Googlee.com”和“www.Facebookk.com”这样的网站。游戏的中英文预告片,对玩家提出挑战:“如果你出生在‘墙’内,你会一直乖乖听话接受这道‘墙’的保护吗?还是偶尔也想打破这道墙?”游戏画面中显示一队奴隶被奴隶主们牵引着,直到其中一人挣脱枷锁。这个游戏似乎是一些中国开发人员以“做不来游戏工作室”的名义制作。游戏目前尚未面世,不过预告片已经在Steam网站发布——这是一个在中国拥有1500万用户的游戏平台,并且很快收到超过100条来自中国网民的评论,其中很多人支持这个游戏的理念。

香港: 异议打压上升,新闻自由下降

3月26日,经由一个限定的选举委员会选举,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当选为这个半自治地区的新任最高行政长官,尽管在民望调查中落后另一位候选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高达20个百分点

林郑月娥将于7月1日上任,这一天将是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香港20周年纪念日,也将是中国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第一次访问这片领土。为了筹备这些万众瞩目的活动,香港当局采取了若干前所未有的举措打压不同意见,其中包括:

  • 拒绝给一个由支持民主的人士组成的联盟发放集会许可,这些人士按照惯例会于7月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年度集会;相反,决定准许一个支持北京的团体进入这个公园。
  • 9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立法委员因参与2016年11月6日的抗议而被逮捕,此次抗议中有数千人走上街头,不满两位议员因支持香港独立而被取消议席。
  • 逮捕香港立法会成员郑松泰,原因是他在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会倒插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

这些事件出现在香港的媒体自由更大范围下滑的背景之下。2017年4月28日,自由之家发表了2017年版的年度新闻自由报告,其中香港的评分下降了3个点,全球排名在199个接受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从76位下降到80位。这种下滑是由于大陆当局日益加强对香港当地媒体的干预,以及在抗议示威期间多起对新闻记者的袭击。

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们一直在力图抵御日益增强的管控。5月5日,三位知名香港人,前立法会成员李柱铭、学生活动人士黄之峰、书商林荣基在美国国会和行政中国委员会作证。林荣基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被中国大陆羁押,他在听证会的第二天告诉记者他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台湾重开他的书店。他将这个计划描述为“一个抵抗的象征”。基于同样的目的,一个设立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纪念馆的项目正在推进中。今年4月,策划这个纪念馆的组织香港易地重张,原来在市中心的办公地点去年夏天被迫关闭之后,这次选择了一个居民区。虽然未经证实,但很多人怀疑中国当局对原先办公地点的业主施加了压力。


中国以外: 孔子学院、Netflix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全球传媒影响力

  • 美国发表新报告,孔子学院问题多:4月26日,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就中国的孔子学院问题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结论指出这些学院是中共发挥政治影响力的“特洛伊木马”。这份报告是有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检讨,包括了对纽约和新泽西的13所孔子学院的详尽个案研究。尽管这些学院表面上是一种文化外交手段,提供中文课程和其他教育项目,报告作者罗谢尔·彼得森(Rachelle Peterson)认为,它们的目标实际上是“颠覆美国高等教育。”根据这项研究,孔子学院利用外国大学的资金需求,在校园里安插自己的人员和课程,限制学术自由,妨碍透明度,鼓励自我审查并实行歧视性雇佣政策。
  • 流亡富豪有话说,表达怨恨有阻碍流亡中的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最近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公开抨击在任中共官员,指控了很多人的贪污行为。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遇到了诸多阻碍:他的脸书推特账号曾遭到短暂封闭,美国之音中文部对他进行的直播访谈在播出期间被意外中断。得益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帮助,郭文贵掘金于房地产领域,马建也因此获得丰厚回报。郭文贵对政府最高层官员的贪腐指控——包括指控反腐主将和习近平的盟友王岐山——目前还显然无法证实。郭文贵夸夸其谈的态度和在社交媒体炫耀财富也让人怀疑他的可信度和真实目的。尽管如此,在美国之音发生的非同寻常的插曲(有数位资深记者在采访郭文贵之后遭停职)已经激起人们关注北京势力在海外的触及范围
  • Netflix进入中国市场,计划播放黄之锋纪录片4月26日,美国流媒体公司Netflix宣布了一项交易,允许中国同行爱奇艺公司向它的2000万中国订户提供Netflix的节目。同时,Netflix依然坚持要按计划在5月26日播出一部有关香港年轻民主活动人士黄之峰的纪录片《黄之锋:初生牛犊》(暂译),尽管爱奇艺不太可能将这样政治敏感的影片播放给它的中国观众。今年1月的圣丹斯电影节试映之后,Netflix购买了这部影片的全球版权。这家公司过去曾试图独自打入中国市场,但是由于中国冗繁的管理条例和内容控制最终无功而返。
  • 苹果公司在中国和台湾下架应用程序:今年4月,苹果公司从它在台湾、香港和中国的应用商店撤下由总部设在纽约的新唐人电台制作的一档讽刺性新闻节目《中国解密》(China Uncensored)。后来由于来自记者无国界网络请愿书的压力,据说这档节目在5月初得以恢复播出——至少是对香港和台湾的用户。无论是下架还是恢复都是闭门决定,苹果公司没有给出解释。这家美国技术巨头过去曾就它的应用商店的供应内容对中国审查部门做出让步,作为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代价。但是此次事件标志着审查禁令首次扩展到了香港和台湾。在向中国用户提供的其他应用程序上,苹果公司依然面临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4月19日,新华社报道,就流媒体视频直播软件可以被用来“翻墙”的问题,来自三个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打算传唤苹果公司主管。
  • 中国扩张全球传媒影响力,美国委员会举行听证:美中经济和安全评审委员会于5月4日举行听证会,主题有关中国不断扩张的信息控制、全球传媒影响和网络战争的战略。在听证会第二场会议中作证的人士主要有前自由亚洲电台编辑邵得廉(Dan Southerland)、来自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珊茜·卡拉迪尔(Shanthi Kalathil)以及来自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Sarah Cook)。萨拉·库克的证词提供了中共力图掌控主导美国中文电视节目的具体细节,以及这些扩大影响的举动对美国主流媒体在财务和编辑方面造成的冲击。她描述了中国当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并就应该采取的回应措施给官员们提供了建议。

本月良心犯: 张海涛

张海涛是一名居住在乌鲁木齐的汉族人,2015年1月26日被拘捕。2016年1月15日,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判处他19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这个判决非常严厉,判决书中引述的行为都属于言论自由范围的相对轻微的行为。更有甚者,判决书引述了69条微信帖子和205条推文(含转推) ,这些帖子和推文批评了中共及其政策,包括在新疆的政策。判决书中还引述了张海涛接受像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海外媒体的几次采访,其中转述了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大街上部署了大批军警。法庭还声称,他注册成为了设在美国的民间新闻网站博讯(Boxun)的记者,并分享了一些军警的照片。所有这些罪证似乎都只是表达观点或是分享了一些轻易可以获得的公开信息。尽管如此,2016年12月,法庭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有期徒刑19年。

张海涛被捕入狱的时段对他的家庭而言尤为艰难。他的儿子出生在他被拘押期间,而他被判刑时儿子刚刚一个月大。上个月设在美国的ChinaChange.org网站发表了张海涛妻子描述从河南去新疆沙雅监狱探望他的详细记述。她说,他瘦了,不过以前锁着他的脚镣被取掉了,他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


未来看点

互联网实施新法规:随着《网络安全法》和其他相关管理规定在6月1日生效,关注这些法规如何得到系统性的执行,关注扩大网络审查和监控的事例,关注中国当局如何解释法规中语焉不详的条款。

天安门屠杀周年纪念:2017年6月4日将是中国军队向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的和平示威群众开枪镇压28周年。历年来,这个敏感日子总是特别加强新闻审查的日子,也是测试网络控制新手段的日子,更是抓捕进行周年纪念民众的日子——哪怕是私下纪念 。关注今年类似的打压行动,尤其是在当前政治气氛总体紧张的背景下。

习近平7月访港:中国前主席胡锦涛2012年访问香港,在这片领土回归中国15周年的日子,见证梁振英宣誓就任特首。当时,有数千名群众参加抗议,安全形势严峻,警方拘捕了若干示威者和新闻记者。在陆港关系更加紧张的今天,习近平的7月访港之旅可能更加堪忧。关注在习近平访港之前和期间对港人基本自由的额外限制,类似最近拒绝给支持民主团体发放7月1日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的许可。


行动起来!

  • 分享《中国媒体快报》:帮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传媒和新闻审查状况。
  • 获取未经审查的消息内容:请点击这里这里,找到流行翻墙工具的综合测评以及如何获取翻墙工具。
  • 支持良心犯:有四名中国维权人士和一名台湾男子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在中国遭拘押,他们是国际特赦组织“给良心犯写封信”运动的焦点人物。点击这里这里,为他们发出你的声音!

中國媒體快報:新一輪互聯網打壓、反腐劇《人民的名义》、Netflix在中國 (Issue 119, Traditional Chinese)

$
0
0
rebel pepper cartoon satire corruption tv show

​本期標題


特寫 :  網路打壓未曾歇,緊鑼密鼓又一輪 

作者:薩拉·庫克(Sarah Cook)

中國新的《網路安全法》將於今年6月1日生效。加上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CAC)上月頒佈的管理辦法——其中包括針對新聞報導和評論——將使得中國這個已經是世界上最受嚴控的網路環境進一步收緊。未來的發展將取決於中國政府行動、民眾反應和國際社會意願之間的互動。

以往的經驗表明,政府強化管制的措施是不均衡和選擇性的,但最壞的情況可能包括以下三種:

第一,大規模封殺多種平臺的社交媒體帳號。這種情況一直時有發生。從2013年起,在新浪微博擁有上百萬粉絲的網路大V們的帳號遭到封殺。2014年3月,數十個分享時事資訊的微信公眾號被封殺或停用。最近一些記者和學者表示,他們的私人微信帳號被關閉。根據新的法律,有數百萬社交媒體帳號——哪怕是分享非政治性議題的資訊——將會受到審查。

第二,由於中國安全部門從互聯網公司獲得的私人資訊,將有越來越多的普通用戶遭到逮捕。從事國際貿易的人士和網路自由宣導者已經對《網路安全法》要求使用者必須將資料存儲在中國國內的伺服器上表示了擔心,這將使使用者的私人通訊更加容易被截獲或是被檢舉。

中國當局明確表示,他們將根據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和流覽的內容來關押普通民眾。自由之家在2017年2月發表的有關宗教自由的研究報告發現,一些法輪功追隨者因在微信和QQ等社交媒體發佈有關這個信仰團體和侵害人權行為的消息而身陷囹圄,還有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因觀看有關伊斯蘭教的網路影片而被捕入獄。上個月,山東人士王江峰因在微信朋友圈中提到“習包子”——這是習近平主席被禁用的綽號——而被判入獄兩年。

第三,新法律的全面實施將意味著政府對私營媒體公司和新聞門戶網站施加更多控制。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於5月2日公佈的《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大大限制了外國人進行投資和參與編輯的空間,比如要求主編必須持有中國護照。規定還提到了“特殊管理股”。現在美國攻讀媒體研究博士學位的原中國記者方可成指出,提供新聞服務的私營網路公司或許必須向政府提供這樣的“特殊股”,並可能要為政府在他們的董事會留一席之地。

這些條款反映了中國領導人試圖使網路新聞產業與國內的紙媒體和廣播電視媒體更加保持一致,而這些傳統媒體全部都歸黨和政府所有。

不過,還有一些中國的媒體觀察人士依然保持謹慎的樂觀,因為還不知道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是否真的會查封數以百萬計的微信、微博和QQ帳戶,或是將分享“無照”新聞的成千上萬民眾投入監牢。

同時,網路商業和新聞網站由於必須相互爭奪用戶,因此有可能繼續對新規定虛與委蛇並可能置若罔聞。2015年8月,在天津發生致命的化學品大爆炸之後,很多新聞門戶網站就爆炸原因進行了原創性報導,而即便是按照過去的管理規定他們這樣做在技術上也是不被允許的。

網民、技術人員以及他們的海外同仁,會繼續研發各種方法傳播有關一些重要議題的免遭審查的消息並保護使用者隱私。上個月,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由於河北省和廣東省的地方政府加強監控公共Wi-Fi熱點,一個能為用戶行為加密的名為“WiFi萬能鑰匙”的免費手機應用程式被下載超過9億次。類似的還有,在蘋果公司被迫從它在中國的應用商店撤除《紐約時報》手機應用程式之後,相對不易被遮罩的安卓版手機應用依然下載無礙。

中國的互聯網依然是一個意見紛陳的空間。事實上,正是政府當局對這種局面的不安全感驅動了強化管控的最新舉措。“在網上,政府正在作困獸之鬥,”記者朱欣欣(音譯)說。“他們無法完全控制網上的公共言論。”

習近平主席正面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這些壓力增加了他的執政風險。但恰恰是在各種危機時刻,中國線民往往對尋求真實信息表現出更強的意願。這種情況發生在2012年,其間發生了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焦點的全國性醜聞;發生在2014年,當時正逢香港雨傘運動高峰,分享圖片的Instagram網站被遮罩;也發生在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之後。

所有對中國民眾能否獲取資訊感興趣的人——無論是外國政府、技術公司、民間社團或是普通民眾——都應該準備一些應變方案,並對那些能在關鍵時刻讓免遭審查的新聞進入中國的“翻牆”軟體和其他方法進行資助。

隨著今秋中共“十九大”的臨近,環境問題加劇惡化,和北韓推進它的核計畫,中國的下一個危機時刻或許隨時都會出現。

 

莎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亦為自由之家最近研究報告《中國靈魂之戰》的作者。


廣播電視與新媒體 : 在鎮壓律師運動中,當局處罰網路言論和境外媒體連絡人

自2015年7月以來,中國當局對這個國家的人權律師團體實施了一輪嚴厲鎮壓,因開始於7月9日而通常被稱為“709大抓捕”。除去這場鎮壓對“依法治國”造成的影響,媒體也深度介入了鎮壓運動,包括在國家媒體開展汙名化運動,被拘押人的電視“認罪”和對在網上從事和平人權宣導活動的律師進行處罰。

今年3月以來,這個鎮壓運動還在繼續並加強。律師和他們的家人在中國因為曾經是例常的和某種程度上是可容忍的合法活動而受到懲處,包括揭露維權人士在被拘押期間遭受酷刑和與境外媒體談話。同時,隨著一些律師被釋放或是被迫進行電視“認罪”,更多拘押期間酷刑折磨的證據公之於世。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在4月13日的研究報告發現,有關迫害律師的言論在用戶眾多的通訊應用微信上正遭受嚴格審查。

四位律師案件的事態發展尤其集中反映了新聞審查和宣傳在鎮壓運動中介入的規模:

  • 謝陽:44歲的謝陽律師來自湖南,一直不屈不撓地為他的當事人爭取公正的審判。他在2015年7月遭到拘押,罪名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和“擾亂法庭秩序”。2016年年中他曾向外界透露過在拘押期間遭受酷刑,在今年早些時候公佈的一系列會談筆錄中,他提供了有關詳細記錄。然而,今年5月8日在他認罪並在法庭聲明沒有受到酷刑後,中國當局允許他保釋回家。這份顯然是在脅迫之下做出的聲明通過新浪微博發佈在網上,後來在湖南電視臺播出的“認罪”視頻中,謝陽律師說他曾和國外媒體合作炒作有關案件。他的妻兒在今年3月逃亡美國
  • 江天勇:作為一名資深人權律師和維權運動中最著名的人士之一,江天勇律師過去十多年一直承接政治敏感案件。他在2016年11月底被拘捕,涉嫌洩露國家機密和其他罪名。當局至今還未對他提出正式指控。今年3月,在一個秘密關押地點,江天勇律師在國家媒體中央電視臺顯然是被迫承認他協助編造了謝陽律師遭受酷刑的記錄。江天勇律師目前還在關押中。
  • 陳建剛:陳建剛律師是謝陽的辯護律師之一,他在今年1月的一系列會見中記錄了謝陽所遭受的酷刑。陳建剛律師後來整理了會談記錄並在網上發佈。在國家媒體炮製江天勇的認罪和其他一些材料以說明酷刑指控是“假新聞”的時候,陳建剛律師接受了國外媒體的採訪,並製作了視頻聲明以證明那些筆錄材料的真實性,並對官方描述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在5月3日,陳建剛律師(與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和兩個朋友)在雲南旅遊時遭到拘押,但是在將近100名律師同仁聯名簽署聲明要求當局立即放人之後不久被釋放
  • 李和平:中國最著名的人權律師之一,李和平律師多年來為被剝奪權利的人士提供辯護,其中包括基督徒、法輪功信徒、訪民和其他人士。他在2015年7月10日遭拘捕。今年4月28日,經秘密審判,李和平律師被判緩刑。根據路透社報導,法庭對李和平律師的指控包括“利用互聯網和境外媒體污蔑和攻擊國家機關和司法系統”和其他羅織的罪名。十天之後,他終於獲准與家人團聚,他的同仁們說在被關押將近兩年之後,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似乎蒼老了很多

另一位著名律師王全璋在2015年8月3日被拘捕,並因“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依然在押。

儘管李和平和謝陽遭受折磨和莫須有的控罪,但是他們僅被判緩刑而非入獄有可能是由於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施加強大壓力的結果。他們的案件與著名律師浦志強同樣在被判處緩刑之後於2015年12月獲釋如出一轍,凸顯了國際社會繼續關注像王全璋這樣的在押人士的重要性。


新媒體 :   新法規收緊網路新聞控制

5月2日,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CAC)針對網路新聞發佈的許可、監控和運營發佈了新的嚴格規定,名為《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適用於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社會突發事件”的新聞報導和評論。這些規定將於6月1日生效。總體而言,這些規定似乎旨在仿照受到嚴格控制的國有傳統媒體,對互聯網領域進行結構性改變。

這些規定適用於廣泛的互聯網資訊來源——包括新聞網站、手機應用、微博、流媒體服務和社交平臺的公眾帳號。這些媒體將被要求取得執照並符合特定的條件,包括必須設立在中國、主編必須是中國公民、擁有專職編輯人員和“有健全的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制度”。這些規定還禁止外國資本為網路新聞機構提供資金。違犯者將受到上至3萬元人民幣(約合$4350)的罰款並可能受到刑事指控。

過去,很多網路資訊傳播管道,如微信公眾號,沒有受到傳統媒體那樣的嚴格管制。2005年老版本的管理規定頒佈的時候,有些管道甚至還不存在。像騰訊、新浪和網易這樣的主要網路門戶網站,在轉載和發表官方新聞報導方面,也通常比紙媒體和廣播電視媒體擁有更大的靈活性。按照新的管理規定,這些門戶網站現在將必須“注明新聞資訊來源、原作者、原標題、編輯真實姓名等”。另外,只有那些獲得國有資本支援和雇傭政府認可記者的網路新聞媒體才會被允許從事新聞採編業務。

這些規定引人注目的地方還在於,明確地將網路新聞、資訊傳播和相關執法工作置於“互聯網資訊辦公室”(CAC)的監督之下,而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則歸屬一個由習近平主席親自領銜的党的領導小組監督。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的大衛·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注意到,這些規定將這個辦公室置於在中國“捍衛政治和思想路線”的核心地位。

這個新聞管理規定是與將在6月1日生效的新《網路安全法》相關的一攬子更多管理規定的一部分。這些規定與去年頒佈的若干其他法律和對互聯網內容的限制接踵而至,包括今年1月開始的一個“清理運動”。此項運動針對用來規避中國網路過濾的國內VPN服務。


新媒體 : 線民之聲:學生之死、反腐電視劇、破牆遊戲

  • 媒體掩蓋男生死亡事件引發街頭和網路抗議:4月1日,四川瀘州發生了14歲學生趙鑫可疑死亡事件,憤怒的群眾集會抗議警方失職和掩蓋真相。警方說,他們排除了他殺可能,但當地民眾聲稱那個男孩可能是被校園惡霸同學毆打致死,尤其是幾位政治上有關聯的幹部子女。由於顯示趙鑫遺體渾身淤青的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當地政府在4月2日發佈了一則新聞審查通知,要求所有網站“立即刪除與死亡事件相關的資訊”並且聲稱“只能出現官方通報”。線民們對有關方面隱藏案情感到非常憤怒,並認為資訊封鎖和死亡事件本身同為抗議行動的主因。一位新浪微博用戶@Zhoupenglaoshi 寫道,“瀘州民眾抗議,不是因為死者,而是你們對待校園刑事案件的態度,聯合學校遮蓋案件。”
  • 新電視劇助推習近平反腐運動:熱播電視劇《人民的名義》3月28日亮相湖南電視臺,給中國的反腐運動提供了一張新面孔。這部連續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資拍攝,是2004年以來第一部將中共腐敗問題作為中心主題之一的電視劇。在一周之內,這部電視劇的網路版累計有5億人觀看。劇情重點講述反貪人員的調查工作,在一個虛構的城市京州展示了一個現實的政治交易、背信棄義和侵吞財產的網路。這部劇深入挖掘了一些通常被視為中國娛樂節目禁區的話題:官員聚斂巨額現金、貪腐的中共幹部逃往美國,以及中國的政治權力與私人財富之間的暗中勾連。不過,電視劇似乎是用一種強化一黨專制合法性的方式來表達這些內容的——只要好人當政。然而,劇中最受歡迎的角色是李達康而不是那些領導反腐工作的官員,他是一位元真誠而有缺點的党的幹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網上店鋪已經開始銷售與李達康這個角色有關的各種小物件。
  • 視頻遊戲邀請玩家粉碎網路防火牆在中國的各種視頻遊戲中,射擊類遊戲一直以來廣受歡迎,不過現在遊戲玩家第一次有機會摧毀中國著名的網路防火牆——當然,是象徵性的。這部即將上市的遊戲名字就叫The Wall(牆),遊戲的主角端著槍沖過各種走廊,向衛兵開火,突破牆壁,擊碎掛鎖,解禁像名為“www.Googlee.com”和“www.Facebookk.com”這樣的網站。遊戲的中英文預告片,對玩家提出挑戰:“如果你出生在‘牆’內,你會一直乖乖聽話接受這道‘牆’的保護嗎?還是偶爾也想打破這道牆?”遊戲畫面中顯示一隊奴隸被奴隸主們牽引著,直到其中一人掙脫枷鎖。這個遊戲似乎是一些中國開發人員以“做不來遊戲工作室”的名義製作。遊戲目前尚未面世,不過預告片已經在Steam網站發佈——這是一個在中國擁有1500萬用戶的遊戲平臺,並且很快收到超過100條來自中國線民的評論,其中很多人支援這個遊戲的理念。

香港 : 異議打壓上升,新聞自由下降

3月26日,經由一個限定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香港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當選為這個半自治地區的新任最高行政長官,儘管在民望調查中落後另一位候選人,前財政司長曾俊華,高達20個百分點

林鄭月娥將於7月1日上任,這一天將是英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移交香港20周年紀念日,也將是中國主席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第一次訪問這片領土。為了籌備這些萬眾矚目的活動,香港當局採取了若干前所未有的舉措打壓不同意見,其中包括:

  • 拒絕給一個由支持民主的人士組成的聯盟發放集會許可,這些人士按照慣例會於7月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年度集會;相反,決定准許一個支援北京的團體進入這個公園。
  • 9名支持民主的活動人士和立法委員因參與2016年11月6日的抗議而被逮捕,此次抗議中有數千人走上街頭,不滿兩位議員因支持香港獨立而被取消議席。
  • 逮捕香港立法會成員鄭松泰,原因是他在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會倒插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

這些事件出現在香港的媒體自由更大範圍下滑的背景之下。2017年4月28日,自由之家發表了2017年版的年度新聞自由報告,其中香港的評分下降了3個點,全球排名在199個接受評估的國家和地區中從76位下降到80位。這種下滑是由於大陸當局日益加強對香港當地媒體的干預,以及在抗議示威期間多起對新聞記者的襲擊。

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擁護者們一直在力圖抵禦日益增強的管控。5月5日,三位知名香港人,前立法會成員李柱銘、學生活動人士黃之峰、書商林榮基在美國國會和行政中國委員會作證。林榮基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間被中國大陸羈押,他在聽證會的第二天告訴記者他計畫在今年晚些時候在臺灣重開他的書店。他將這個計畫描述為“一個抵抗的象徵”。基於同樣的目的,一個設立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紀念館的專案正在推進中。今年4月,策劃這個紀念館的組織香港易地重張,原來在市中心的辦公地點去年夏天被迫關閉之後,這次選擇了一個居民區。雖然未經證實,但很多人懷疑中國當局對原先辦公地點的業主施加了壓力。


中國以外: 孔子學院、Netflix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全球傳媒影響力

  • 美國發表新報告,孔子學院問題多:4月26日,美國全國學者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就中國的孔子學院問題發表了一份新的報告,結論指出這些學院是中共發揮政治影響力的“特洛伊木馬”。這份報告是有關這個問題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檢討,包括了對紐約和新澤西的13所孔子學院的詳盡個案研究。儘管這些學院表面上是一種文化外交手段,提供中文課程和其他教育項目,報告作者羅謝爾·彼得森(Rachelle Peterson)認為,它們的目標實際上是“顛覆美國高等教育。”根據這項研究,孔子學院利用外國大學的資金需求,在校園裡安插自己的人員和課程,限制學術自由,妨礙透明度,鼓勵自我審查並實行歧視性雇傭政策。
  • 流亡富豪有話說,表達怨恨有阻礙:流亡中的中國億萬富豪郭文貴,最近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公開抨擊在任中共官員,指控了很多人的貪污行為。他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遇到了諸多阻礙:他的臉書推特帳號曾遭到短暫封閉,美國之音中文部對他進行的直播訪談在播出期間被意外中斷。得益于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幫助,郭文貴掘金於房地產領域,馬建也因此獲得豐厚回報。郭文貴對政府最高層官員的貪腐指控——包括指控反腐主將和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目前還顯然無法證實。郭文貴誇誇其談的態度和在社交媒體炫耀財富也讓人懷疑他的可信度和真實目的。儘管如此,在美國之音發生的非同尋常的插曲(有數位資深記者在採訪郭文貴之後遭停職)已經激起人們關注北京勢力在海外的觸及範圍
  • Netflix進入中國市場,計畫播放黃之鋒紀錄片:4月26日,美國流媒體公司Netflix宣佈了一項交易,允許中國同行愛奇藝公司向它的2000萬中國訂戶提供Netflix的節目。同時,Netflix依然堅持要按計劃在5月26日播出一部有關香港年輕民主活動人士黃之峰的紀錄片《黃之鋒:初生牛犢》(暫譯),儘管愛奇藝不太可能將這樣政治敏感的影片播放給它的中國觀眾。今年1月的聖丹斯電影節試映之後,Netflix購買了這部影片的全球版權。這家公司過去曾試圖獨自打入中國市場,但是由於中國冗繁的管理條例和內容控制最終無功而返。
  • 蘋果公司在中國和臺灣下架應用程式:今年4月,蘋果公司從它在臺灣、香港和中國的應用商店撤下由總部設在紐約的新唐人電臺製作的一檔諷刺性新聞節目《中國解密》(China Uncensored)。後來由於來自記者無國界網路請願書的壓力,據說這檔節目在5月初得以恢復播出——至少是對香港和臺灣的用戶。無論是下架還是恢復都是閉門決定,蘋果公司沒有給出解釋。這家美國技術巨頭過去曾就它的應用商店的供應內容對中國審查部門做出讓步,作為在這個國家做生意的代價。但是此次事件標誌著審查禁令首次擴展到了香港和臺灣。在向中國使用者提供的其他應用程式上,蘋果公司依然面臨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4月19日,新華社報導,就流媒體視頻直播軟體可以被用來“翻牆”的問題,來自三個中國政府部門的官員打算傳喚蘋果公司主管。
  • 中國擴張全球傳媒影響力,美國委員會舉行聽證:美中經濟和安全評審委員會於5月4日舉行聽證會,主題有關中國不斷擴張的資訊控制、全球傳媒影響和網路戰爭的戰略。在聽證會第二場會議中作證的人士主要有前自由亞洲電臺編輯邵得廉(Dan Southerland)、來自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珊茜·卡拉迪爾(Shanthi Kalathil)以及來自自由之家的薩拉·庫克(Sarah Cook)。薩拉·庫克的證詞提供了中共力圖掌控主導美國中文電視節目的具體細節,以及這些擴大影響的舉動對美國主流媒體在財務和編輯方面造成的衝擊。她描述了中國當局採用的各種不同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並就應該採取的回應措施給官員們提供了建議。

本期良心犯 : 張海濤

張海濤是一名居住在烏魯木齊的漢族人,2015年1月26日被拘捕。2016年1月15日,烏魯木齊中級法院判處他19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報”。這個判決非常嚴厲,判決書中引述的行為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的相對輕微的行為。更有甚者,判決書引述了69條微信帖子和205條推文(含轉推) ,這些帖子和推文批評了中共及其政策,包括在新疆的政策。判決書中還引述了張海濤接受像自由亞洲電臺這樣的海外媒體的幾次採訪,其中轉述了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大街上部署了大批軍警。法庭還聲稱,他註冊成為了設在美國的民間新聞網站博訊(Boxun)的記者,並分享了一些軍警的照片。所有這些罪證似乎都只是表達觀點或是分享了一些輕易可以獲得的公開信息。儘管如此,2016年12月,法庭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判有期徒刑19年。

張海濤被捕入獄的時段對他的家庭而言尤為艱難。他的兒子出生在他被拘押期間,而他被判刑時兒子剛剛一個月大。上個月設在美國的ChinaChange.org網站發表了張海濤妻子描述從河南去新疆沙雅監獄探望他的詳細記述。她說,他瘦了,不過以前鎖著他的腳鐐被取掉了,他看上去精神狀態還不錯。


未來看點

互聯網實施新法規:隨著《網路安全法》和其他相關管理規定在6月1日生效,關注這些法規如何得到系統性的執行,關注擴大網路審查和監控的事例,關注中國當局如何解釋法規中語焉不詳的條款。

天安門屠殺周年紀念:2017年6月4日將是中國軍隊向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周邊地區的和平示威群眾開槍鎮壓28周年。歷年來,這個敏感日子總是特別加強新聞審查的日子,也是測試網路控制新手段的日子,更是抓捕進行周年紀念民眾的日子——哪怕是私下紀念 。關注今年類似的打壓行動,尤其是在當前政治氣氛總體緊張的背景下。

習近平7月訪港:中國前主席胡錦濤2012年訪問香港,在這片領土回歸中國15周年的日子,見證梁振英宣誓就任特首。當時,有數千名群眾參加抗議,安全形勢嚴峻,警方拘捕了若干示威者和新聞記者。在陸港關係更加緊張的今天,習近平的7月訪港之旅可能更加堪憂。關注在習近平訪港之前和期間對港人基本自由的額外限制,類似最近拒絕給支持民主團體發放7月1日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的許可。


行動起來!

  • 分享《中國媒體快報》:幫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傳媒和新聞審查狀況。
  • 獲取未經審查的消息內容:請點擊這裡這裡,找到對比流行翻牆工具的綜合測評以及如何通過GreatFire.org獲取翻牆工具。
  • 支持良心犯:有四名中國維權人士和一名臺灣男子因行使言論自由權在中國遭拘押,他們是國際特赦組織“給良心犯寫封信”運動的焦點人物。點擊這裡這裡,為他們發出你的聲音!

China Media Bulletin: Sensitive anniversaries, Xi in Hong Kong, Australia meddling (No. 120)

$
0
0
xi jingping meeting russian delegation vladimir putin

 

HEADLINES


FEATURE: On Display in July: China’s Newest Censorship Methods 

A month riddled with perilous anniversaries offers a showcase for upgraded internet controls.

By Sarah Cook

Screenshot of a message sent by popular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provider Green to its customers announcing its closure July 1 due to new restrictions on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s offering VPN services. Credit: Comparitech

July, more than most other months, is loaded with politically sensitive anniversaries that kee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ensors and security forces on their toes.

First comes the July 1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transfer from British to Chinese rule. Then there is July 5, marking the 2009 ethnic violence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at sparked an unprecedented crackdown on its mostly Muslim Uighur population.  The very next day, July 6, is the Dalai Lama’s birthday, and July 9 is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a sweeping repressive action against 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 Finally there is July 20, the date in 1999 when the CCP banned the popular spiritual practice Falun Gong and began a massive—and often violent—campaign to eradicate it.

This year, the anniversaries overlap with other news stories that Beijing likely wants to quash, including an international uproar surrounding democracy activist Liu Xiaobo’s belated release on medical parole with terminal cancer, and a campaign by exiled tycoon Guo Wengui to publicize corruption allegations involving top Chinese leaders.

It is not surprising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CCP has tightened information controls. But the party has not simply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lso gradually adapted its methods to a changing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one in which mobile phones,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are critical features.

The result is a new level of intrusiveness and sophistication, as well as danger for populations that are already at risk of sever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utting off access to circumvention tools

One of the escalating restrictions that may have the widest reach is a crackdown o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which allow users to bypass official censorship. Several VPN applica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or removed from online stores since July 1. In a June 22 message to customers, prominent VPN provider Green said that after receiving “a notice from the higher authorities,” it planned to cease operations on July 1, causing a ripple of conversations on social media about what circumvention tools could still be used. The latest initiative builds on increasing official efforts to stop the dissemination of such tools, including some that the authorities had long tolerated.

The applications’ removal will have the secondary effect of cutting off software updates for users, leaving their devices more vulnerable to hacking. And while many use VPNs to access uncensored news or blocked social media site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tools are also used for security purposes, to protect businesses and activists from pervasive state surveillance.

Inspecting the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of minorities

Other recent controls have focused on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Xinjiang, authorities in a district of the regional capital Urumqi issued a notice on June 27 instructing all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to submit their “personal ID cards, cell phones, external drives, portable hard drives, notebook computers, and media storage cards” to the local police post for “registration and scanning” by August 1. One district employee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the campaign was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city. The goal is ostensibly to identify and purge any “terrorist videos,” but the action violates the privacy rights of Urumqi’s three million residents and exposes them to punishment for a host of other possible offens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peaceful religious or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ibet, the instant-messaging application WeCh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as it has across China. But using it to communicate about the Dalai Lama or his birthday is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 test conducted in January by the Canada-based Citizen Lab found that the Tibetan spelling for “Dalai Lama” was automatically deleted in WeChat messages. Meanwhile, at least two Tibetans are known to have been jailed for participating in a WeChat group commemorating the spiritual leader’s 80th birthday in 2015. After a new spate of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took place in early 2017, Tibetans in Sichuan Province report that police are monitoring communication on the platform more closely and detaining those suspected of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self-immolations with overseas contacts.

New tactics and new targets

These developments reflect a broader trend identified in a recent Freedom House report on religion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tactics of religious control and persecution have been changing to incorporate new technologies and match the evolving communication habits of the public.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ensitive anniversaries, various modes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have expanded dramatically at sites of worship and public spaces frequented by religious believers.

The CCP’s information controls also appear to be spreading to traditionally less persecuted groups, like state-sanctioned churches and non-Uighur residents of Xinjiang. Since March, authorities in Zhejiang have reportedly been implementing a campaign to install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churches and possibly Buddhist temples, in some cases sparking altercations with police and violence against congregants. In Urumqi, the order to turn in digital devices for inspection applies to ethnic Han and Kazakh residents as well as Uighurs, while local Kazakhs have reported increased monitoring and some prosecutions related to expressions of their Muslim faith in recent months.

The information arms ra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partly a response to creative initiatives by minority activist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perspectives in a heavily restrictiv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t is a nonstop game of cat-and-mouse,” journalist Nithin Coca wrote in a June 27 article about China’s high-tech war on Tibetan communication. “As the Tibet movement’s digital-security abilities and training impro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s more-sophisticated hacking techniques.”

Similarly, a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evise new means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to debunk vilifying state propaganda and expose abuses they have suffered, security forces have adapted by increasing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nd deploying geolocation technology to find and arrest them. Local authorities in places like Jiangsu province have also upgraded anti-Falun Gong propaganda efforts, deploying LED rolling screens, cartoons, microblogs, and QQ messaging—including in schools—last month to demonize Falun Gong and other banned religious groups.

A vicious circle

The result of the escalating controls is that there are even fewer avenues for persecuted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o defend themselves, offer alternatives to the party line, or expose violence committed by officials. Meanwhile, other Chinese interested in knowing more about these and other censored topics fi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and risky—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re is also a cost to the CCP. Such aggressive “stability maintenance” methods ultimately increase tensions with key populations, intensify resentment of the party’s heavy-handed rule, and inspire antigovernment activism and even violence, including among otherwise apolitical citizens.

From that perspective, while the CCP’s efforts may successfully silence some critics this year, party leaders may face an even more daunting challenge next July.

 

[Photo caption: Screenshot of a message sent by popular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provider Green to its customers announcing its closure July 1 due to new restrictions on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s offering VPN services. Credit: Comparitech]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Freedom House. She directs its monthly China Media Bulletin and is author of its recent report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


Cybersecurity law implementation reinforces fears and uncertainty 

Last month, two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began enforcing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will further restrict expression online.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on June 1 started implementing parts of the Cybersecurity Law that came into effect on that date, while rolling out new rules to limit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via the internet. Later in the month,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China’s primary media regulator,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several major websites.

CAC’s regulatory actions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new law were expansive and aggressive, reinforcing some of the worst fears of its critics. Already, two of the three potential scenarios outlined in the last issue of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have come to fruition: the shuttering of numerous apolitic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pressure on private internet companies to more closely toe the party line. (No new reports of large-scale arrests of users have emerged so far.)

On June 1, public social media accounts were banned from republishing news without a permit. On June 7, under apparent CAC pressure, Chinese technology firms shuttered an estimated 80 Sina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that relayed celebrity gossip or other entertainment news, some with millions of followers. The move represented an expansion of censorship to a news sector long viewed as relatively free.

On June 22, SAPPRFT ordered three major websites, including Sina Weibo, to stop streaming audio and video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nt deemed to be in violation of state regulations. It is unclear whether CAC and SAPPRFT were coordinating their actions—or competing, as one analysis suggested.

The sudden reprimands left online companies uncertain, immediately hurt Sina’s stock price, and led to a lawsuit against the Nasdaq-listed Sina Weibo by inves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ly, however, China’s top internet companies quickly capitulated to the demands, “closing down hundreds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s, firing thousands of journalists, and promising to promote state media opinion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

Foreign firms are still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the new law will affect them—in terms of both their interface with users and the infrastructural changes they may be forced to implement. An executive with the Finnish technology firm Nokia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are experiencing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the specifics of the new rules, including a requirement that they store data collected in China within its borders.

Nevertheless, international pushback by business groups and individual companies may have at least delayed the inevitable: CAC announced that it will require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only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Liu Xiaobo medical parole sparks censorship, criticism 

China’s only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democracy advocate Liu Xiaobo, was granted medical parole from his 11-year prison term on June 26 after he was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liver cancer. Liu was sentenced in 2009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He won the Nobel Prize the following year. One of his lawyers said he had already been diagnosed in May, indicat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deliberately withheld the information.

The news of Liu’s illness and release immediately sparked a flurry of activity among observers and supporters outside China: Media outlets published articles, human rights groups issued statement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urged China to allow Liu to seek treatment abroad, offering to host him and his wife, who has been under house arrest since 2010.

On June 29, 154 other Nobel laureates—many of them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signed a joint letter asking for Liu to be allowed to leave China. In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incorporated calls for Liu’s freedom into demonstrations mark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territory’s handover from Britain to China.

Inside China, information about Liu and his receipt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has long been heavily censored. The impact of these efforts was reflected in reports that Chinese tourists asked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who Liu was. The news blackout on the mainland was reinforced on June 28 when, according to China Digital Times, a censorship directive ordered all websites not to “report, comment, or repost on Liu Xiaobo’s medical parole or related matters.” Nevertheless, the activist community rallied on his behalf, with over 500 Chinese intellectuals signing a petition calling for his rele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cted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in a variety of ways. Government spokespeople claimed that Liu was now too ill to travel, and limited his and family members’ ability to speak to outsiders, though they did allow his wife, Liu Xia, to leave house arrest in Beijing to visit him and invited foreign medical experts to help treat him. On June 28, the U.S.-based dissident news website Boxun posted a three-minute YouTube video showing Liu Xiaobo’s treatment in prison. Boxun noted that the video was “probably deliberately leaked by official sources,” in an apparent attempt to dispel criticism that Liu had been denied proper medical attention. The nationalistic state-owned newspaper Global Times published twoarticlesdisparaging Liu (only in English). Meanwhile, at least one signatory of the Chinese activists’ petition—a poet from Guangzhou—was reportedly taken away by police, and the phone line of another was blocked.

As of July 6, Liu’s condition appeared to be deteriorating, with Reuters reporting that a family member said his time was limited. Indeed, on July 13, Liu passed away at a Chinese hospital in Shenyang.

While Liu is the most prominent dissident to be released from prison on the verge of death, his treatment fits a larger pattern in which prison authorities attempt to avoid responsibility for having a political prisoner die in custody. The death of activist Cao Shunli in 2010 was similar, as are numerous reported incidents involving Tibetan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ensorship updates: Landslide coverage, table tennis protest, AlphaGo game 

  • Landslide complaints: On June 26, censors ordered the deletion of an article by commercial news outlet Caixin about residents seeking accountability after a devastating landslide in Xinmo village, Sichuan Province. At least 10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disaster, with over 90 missing. The villag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eight years of inaction as the danger grew. A few days later, Reuters reported that half a dozen Chinese journalists covering the landslide had been recalled on the evening of June 25, after their editors said they had received order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to cease coverage.
  • Table tennis protest: After top table tennis players boycotted their matches at a major tournament in Chengdu on June 23 to protest their coach’s forcible promotion, they expressed their frustration on Sina Weibo. Those posts were later deleted, and the players issued an apology, saying that “benefit to the motherland comes before all else.” The same day, a directive was reportedly issued to “all websites” not to report on the incident.
  • Man vs. computer Go match: Live streaming of a game of Go—the ancient Chinese board game involving strategic placement of black and white stones on a grid—was strictly forbidden by Chinese censors in late May. The match in question was between Chinese Go prodigy Ke Jie and Goog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AlphaGo, which proved that it has become stronger than any human player of the complex game. There were multiple ironies in the episode, including that the match took place in the Chinese city of Wuzhen, host to the country’s annual cyberspace regulation conference, and that China has been attempting to build its ow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Some speculated that the censorship was part of a longer-term effort to reduce U.S.-based Google’s profile in China. A number of streaming sites showed boards replicating the two players’ moves, but without live shots of the event.

HONG KONG: Xi visit on handover anniversary prompts arrests, curbs on protests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made a rare visit to Hong Kong to mark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s handove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July 1. Ahead of Xi’s arrival on June 29, protests were organized by prodemocracy and localist groups to call for fully democratic elections and the release of mainland democracy advocate Liu Xiaobo for medical treatment abroad.

In the run-up to the anniversary on July 1, there were numerous reports of restrictions on those wishing to express critical views on China or draw Xi’s attention to their causes, including:

  • A ban on protest slogans and images, especially in parts of the city that Xi would visit.
  • The detention of protesters at Golden Bauhinia Square—the site of the flag-raising ceremony for Xi’s visit. About two dozen young activists staged the protest on June 29, with some chaining themselves to the sculpture at the center of the square; police removed them after a standoff that lasted several hours.
  • The prohibition of a planned June 30 gathering by those opposed to Chinese rule at Hong Kong Clock Tower.

July 1 began with Xi inspecting thousands of Chinese troops stationed in Hong Kong and then attending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of the territory’s new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In a speech, Xi took a hard line on Hong Kongers who wish to distance the territory from China or support rights activists on the mainland. Xi warned that “any attempt to endanger China’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challenge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use Hong Kong to carry out infiltration and sabotage against the mainland is an act that crosses the red line and is absolutely impermissible.”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a Chinese leader had used the term “red line” on such issues, implying that in the future, localist activists could face more serious penalties.

Xi also claimed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enjoy more extensive democratic rights and freedoms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its history,” despite a widely acknowledged deteriorat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other civil liberties in recent years. Lam notably delivered her own speech in Mandarin, the dominant language on the mainland, as opposed to the Cantonese spoken by most Hong Kongers.

In another worrying official statement,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June 30 that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n which China pledged not to interfere with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was “history and of n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Xi departed the city soon afte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missing the annual protest march by prodemocracy and Chinese activist groups, though the tense atmosphere and heavy police presence that characterized Xi’s visit remained. Police reportedly failed to protec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from pro-China thugs who attacked them, and even detained several of the protest leaders, allegedly beating them inside a police van. Avery Ng, chair of 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told the media that activists had suffered “a whole new level of intimidation and direct violence” surrounding Xi’s visit.

Despite the tensions, protest restrictions, and arrests, the anniversary still illustrated Hong Kong’s great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relative to the mainland: Protesters were seen with cardboard cutouts of Xi holding a yellow umbrella, numerous marchers punched blow-up dolls of former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a Falun Gong marching band made an appearance, and Hong Kong journalists who got close enough to Xi Jinping asked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release Liu Xiaobo.


BEYOND CHINA:  Soft power in Australia, U.S. Dalai Lama warning, ‘BoJack Horseman’ censored 

  •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Australia: China’s aggressive—and often covert—push for “soft power” in Australia was the focus of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reports published in June. Australian media, including Fairfax and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hed light on questionable donations to Australian politicians by Chinese billionaires with murky backgrounds, attempts to guide and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Chinese diplomatic outposts’ role in controlling Chinese students at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hrough proxy student groups. A documentary titled Power and Influence: The Hard Edge of China’s Soft Power that aired in early June featured one leader of a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Lu Lipin, saying that if dissident students were organizing a protest, she would “definitely” inform the embassy, “just to keep all the students safe and to do it for China as wel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uthorities also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ver the Chinese-language Australian press; most such publications—with notable exceptions run by dissident communities—are pro-Beijing. Chinese state-run media have increasingly sought to collaborate with mainstream English-language outlets in the country.  
  • Chinese film removed from French festival: Have a Nice Day, a film by the Chinese director Liu Jian, was dropped on May 30 from the French animation festival Annecy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estival directors initially refused to comply, but when the film’s producers made the request themselves, the organizers felt they had to agree lest the dispute endanger the film’s team in China. “We’re disappointed about the official pressures that have prevented us from presenting this remarkable film this year and we hope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will soon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see it,” said a statement from festival directors. The film follows a set of characters chasing a bag of money in a small Chinese town and may have been deem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because it shows a dark underside of Chinese society.
  • Dalai Lama’s U.S. university speech: The Dalai Lama delivered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on June 17, telling students that they should use their knowledge as “a source of peace.” Although the speech went ahead without incident, the university’s branch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which analysts believe is often managed from afar by Chinese consular officials—had previously staged a protest against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planned appearance. China’s nationalistic state-owned newspaper Global Times ran an article attacking the U.S. school’s Indian American chancellor for the choice of speaker and urg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not issue visas to the chancellor and not recognize diplomas … by the university in China.” This prompted a curt rebuttal from U.S.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of California: “I find it unconscionable that a reporter for the Global Times, a mouthpie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threaten UC San Diego and its chancellor and students for inviting the Dalai Lama to speak.”
  • Netflix animated series removed from Chinese platform: The Chinese video platform iQiyi removed the Netflix programBoJack Horseman from its site without explanation in late June, just two days after it went online. iQiyi was Netflix’s sole partner for its content in China after a failed attempt to break into the China market on its own. Precisely what about BoJack Horseman—an animated show centered on an anthropomorphized horse’s search for meaning—irked Chinese censors is unclear. The series had established a cult following online, however, with Chinese users posting screenshots and creating memes with their favorite lines.

FEATURED PRISONERS: Yao Guofu and Liang Xin 

Yao and his wife Liang were detained on December 5, 2015, when at least 30 plainclothes police broke into their apartment in Nanyang, He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officers also confiscated computers, printers, and boxes filled with material related to Falun Gong, the banned spiritual and meditation discipline practiced by the couple. On December 12, 2016, they were each sentenced to 4.5 years in prison and fined 10,000 yuan ($1,470).

They were charged with “using a heterodox religion to undermin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n offense often invoked to jail Falun Gong adherents. The specific allegations cited in the verdict are that Liang and Yao had used a VPN on their home computer to search Falun Gong–related websites and disseminated printed and electronic Falun Gong materials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a collection of 162 books, 47 CDs, 3200 flyers, and 214 desk calendars. The verdict also notes 380 audio files, 235 videos, and 817 documents related to Falun Gong found on their computer.

The couple’s case is tied to a larger trend involving what one scholarly account likened to a “Chinese samizdat.” Freedom House has verified more than 50 similar cases since January 2016 of Falun Gong adherents being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circulating such prohibited content—a peaceful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to free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Both Yao and Liang are currently imprisoned in Henan Province. Liang marked her 63rd birthday in custody on June 25. According to the couple’s daughter, who resi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have been permitted to receive visits from family members, but they have lost weight; Yao has been beaten and forced to engage in prison labor, and his wife’s heart diseas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ch had eased when she took up Falun Gong, have apparently worsened in custody. 


WHAT TO WATCH FOR 

Leaks and censorship during August leadership retreat: Each Augus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depart Beijing for the resort town of Beidaihe, meeting in secret and making decisions on personnel and policy. This year’s retreat may b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given th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which could involve naming Xi’s eventual successor—is scheduled for the fall. Watch for leaks surrounding important decisions, plotting, and infighting, as well as censorship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Xu Zhiyong release, Wang Quanzhang condition: Prominent rights attorney Xu Zhiyong is scheduled for release from prison on July 15. Xu was detained in 2013 and subsequently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for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spaces on the internet” due to his role in organizing nonviolent protests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Separately, Wang Quanzhang is the only rights lawyer detained nearly two years ago—as part of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709” crackdown—who remains i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His family and lawyer have been denied access, adding to fears that he has been badly tortured, but they were notified that he is being charged with “subverting state power.” Watch for censorship surrounding Xu’s release, reports of continued surveillance or restrictions affecting him and his family, and any news regarding Wang’s condition and potential release or sentencing.

New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s approach to press freedom and dissent: On July 1, Carrie Lam was sworn in as Hong Kong’s first female chief executive. Her predecessor’s tenure was marked not only by increasing Chinese government encroachment on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but also by a restrictive approach to the press from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themselves, including curbs on journalists’ access to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exclusion of digital media from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As Lam begins her term, watch for whether her administration takes a more open approach to the media, presses charges agains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detained during Xi Jinping’s visit, or reintroduces controversial security legislation unde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TAKE ACTION 

  • Share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Help friends and colleagues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changing media and censorship landscape.
  • Access uncensored content: Find an overview comparing popular circumvention tools and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cess them via GreatFire.org, here or here.
  • Support a prisoner: Two Chinese activists, one Canadian citizen, and one Taiwanese NGO worker being held in China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r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petitions or letter-writing campaigns. Visit the relevant link to add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Liu XiaoboHuang Qi, Sun Qian, or Lee Ming-Cheh.
 
Viewing all 16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