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标题

• 本期分析：中国的网路自由度在2019年达到新低，全世界有可能步其后尘
• 新闻报道：
  • 中共四中全会：肯定习近平统治模式，专家技术创新，警告香港
  • 审查近况：Shutterstock，Youtube名人和iPhone浏览器采用腾讯黑名单
  • 面部识别的升级与美国制裁引起民怨、法律诉讼，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严格审视
  • 香港：政府、机场正在针对网路审查「试水温」
  • 中国之外：华为「安全城市」，美国军事设施中的中国摄像头，对大学的影响，台湾大选
• 重点反制：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获颁欧洲人权奖
• 未来看点
• 行动起来

本期分析：中国的互联网自由2019年达到新低，全世界有可能步上其后尘

在中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整合的贪婪胃口之下，没有一个用户或平台是安全的。

作者：萨拉∙库克，张麦 

上月底，河北省公安部门和一所学校「严厉批评」了一位登录被封锁网站的15岁中学生，因其上了被封的网站并浏览被认定为「反华」的内容。几天前，另一位中国网民说，在他张贴了一则关于小熊维尼–因相似性而常被用来讪笑习近平的卡通人物–的评论后，他的腾讯微信帐号因「传播恶意谣言」而被中止。不久，当局要追踪这样的个人将会变得更加容易：12月1日，作为其实名制登记的一部分，所有电信公司皆被要求须取得所有新网路或手机用户的面部扫描。

这些只不过是近期中国在言论、隐私和信息获取方面令人生畏加强限制的一些案例。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网路自由评估《网路自由报告》中，将中共政府列为蝉连榜首四年、世界上最恶劣的网路自由侵害者。然而，即使与中国如此糟糕的的历史记录相比，去年的纪录仍然十分突出–　自这份年度报告十年前问世以来，中国在去年的得分达到了史上最低。

中国在2019年互联网自由报告中的互联网自由度得分为10分。

曾经被容忍的活动遭受极端的审查和惩罚

官方围绕着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纪念日、香港持续的反政府抗议、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的偏执与恐慌，使中国对资讯的控制在去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内容移除、网站关闭以及社交媒体帐号被删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了数万的个人用户和内容提供者。非政治性，着重在娱乐、相亲和明星八卦内容的平台也面临新的限制，特别针对其即时通讯的功能。就连如过去可以自由传播的资讯，例如经济相关的新闻，也开始被更有系统、更长期地审查。

近年来，中国国民因接触或分享网路讯息而被拘留或监禁的风险明显地增加。仅仅在过去一年，几种类别的个体因其网路活动而遭受针对性的法内和法外报复。这些类别包括推特平台用户，虽然推特在中国被禁，但是用户仍通过如虚拟私人网路VPN的翻墙工具使用该平台。大量的推特用户被警方审讯、骚扰、拘留，并被迫删除他们过去的贴文。一些VPN的用户或商家也面临类似的报复，尽管规模小一些。

普通微信用户面临更频繁的拘留和起诉。在2019年被监禁的名单中，有一位微信帐号的管理员因分享海外热门新闻而在7月份被判入狱两年，广东省一名教授因张贴被禁法轮功精神运动的相关图片被判刑3年半， 一位22岁的四川省图博僧人因表达对北京减少使用图博语言的政策的担忧而被捕。几位维护关于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的网站的管理员，也面临判前羁押和长期监禁。最著名的就是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他在7月份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12年徒刑。

在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也面临更多的严厉惩罚和长期拘禁，就算他们只是从事一些平常的网路活动，譬如和海外的亲戚通信。 Erpat Ablekrem，一位颇有抱负的24岁职业足球运动员，因其用微信联络逃离至海外的家人而在2019年1月被送入劳改集中营。监控技术快速发展、警察更容易获取用户数据，也造成了更多的逮捕和起诉。在部分的案例中，起初被用于控制新疆的警务工具–譬如从手机中撷取数据的手持装置–如今已被扩展到中国的其它地区作使用。

对用户通讯的影响

面临升级的现实报复和对网上言论的法律惩罚，自我审查在中国更加无所不在。失去个人微信号的风险成为特别有效的威吓，因为微信号被应用在生活的多层面–从银行业务到订餐–它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被视为不可少的必需品。

网路动员的空间也被限缩。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多年打压的效果在网路空间也可见一斑–以往敢言的维权人士，在被逮捕或社交媒体帐号被封后纷纷转向沉默。

提供替代性手段—视频分享、直播和区块链应用 —让人们仍可以沟通平常被审查话题的几个平台，今年也面临新的限制，显示当局决意要补上这个系统中的漏洞。譬如，各区块链平台被要求强化实名制登记并审查其内容，人工智能设备被用于过滤含有被禁内容的图片。

全球性的影响

拜访中国的外国游客不该期望自己能幸存于中国政府持续扩张的网路监控和审查网之外。最近自由之家针对警察用先进的数据库在中国跟踪「重点人物」的研究发现，外国人是被锁定的族群之一。至少有一位在中国做报导的外国记者说，他的微信帐号被禁，因为他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传播谣言」。他不得不承认犯罪行为并提供面部扫描以恢复帐号。现今对虚拟私人网路(VPN)的限制，和针对登记手机SIM卡须面部扫描的要求，也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前往中国的外国游客。

同时，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必须面对日益增强的经济新闻审查、美国政府对协助新疆人权侵害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以及如腾讯这样的社交媒体巨擘，在协助侦测和惩罚合理的政治、宗教或仅仅是幽默性的言论中所扮演的重要脚色。诸如苹果、微软和领英这样的外国公司已经决定配合在中国的政府审查，也因此可能在中国政府逮捕用户时　成为帮凶。

尽管在自家庭院的网路审查持续增加，中国政府和其附属的私企却在全世界影响其他国家的网路自由。在自由之家2018年的《网路自由度报告》，发现被研究的65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派遣人员到中国进行新媒体或信息管理的培训，有18个国家已经购买了配置人工智慧的监控系统。 2019年「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新发布的研究表明，这两领域的活动持续地扩张，中国制造的网路控制设备和官方培训已经进入了超过70个国家。

2019年度的《网路自由度报告》研究中还指出，在研发、运用和输出针对社交媒体的大规模自动监控工具方面，中国已经跃升为领衔者。例如，中国公司乐思软件（Knowlesys）正计划在即将于杜拜举行的商业会展上现场展示如何「监控目标人物的讯息、个人资料、所在位置、行为表现、人际关系以及更多」，还有如何为选举「监控公众舆论」。在该机构2019年度的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对社交媒体的大规模监控技术在40个国家中被发现，尽管它们并不是全都采用中国的科技。

今年正值一系列特别敏感的周年纪念，也导致中国审查和监控的升级，但目前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新的限制日后会被解禁。相反地​​，中共领导人显然决意无限期的加强压制，执意追求不可能的目标–意识形态的一致，以及对已和世界接轨的14亿人进行社会控制。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北京方面祭出的种种措施事实上打着全球的主意，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必须在抵制和顺从中做出抉择。

 萨拉∙库克（Sarah Cook）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张麦（Mai Truong）是自由之家策略和管理研究负责人。

本文也于2019年11月18日发表在《外交官》上。

中共四中全会：肯定习近平统治模式，强调技术创新，警告香港

上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闭幕。该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一拖再拖后，终于10月28日至31日间在军方营运的京西宾馆举行。上次全会是在2018年2月举行。在这次四中全会的最后公告和决议中，号召中共强化其在社会中的角色，但针对一些重大改变进行倡导。许多人认为，于上次全会中宣布的修宪废除主席任期相比，本次会议的结果被认为更多是虎头蛇尾。也许正因如此，此次也没有如同2018年全会结束后出现的舆论抗议或国家审查加剧。

有关媒体、网路和学术自由，此四中全会有三个重点：

• 继续支持习近平和他加强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政策：本次四中全会确认了习近平式的威权主义特色。在习近平长达65页的讲话中，充斥着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条 — 这就是一般人们所提到的「习近平思想」的全称，即加强党的政策，并逐渐融入学校、工作场所、媒体、公共场所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全会公告中强调了其需要重新巩固中共党中央力量、扩展中共控制至中国社会全方位，以及加强人们对中共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会中所展谢的对习近平的强烈支持，消减了一些早先的猜测–部分人认为会的延迟召开是由于党内斗争和对习近平当权的挑战。
• 科技技术投资与创新：今年的四中全会上强调科技技术创新，号召建立一个掌握新「核心技术」的全国系统。据「乔治城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Georgetown’s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研究员艾尔萨•卡尼亚(Elsa Kania)指出，四中全会公告中，「创新」一词出现了31次。在本次全会前，习近平就多次号召中国进一步发展区块链技术–比特币和其它加密货币的背后的技术。然而，在全会结束、比特币和区块链相关的股票上升后，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试图为投资者降温，敦促他们「保持理性」。
• 对香港、台湾的强硬姿态：在四中全会上，尽管没有特别提到在香港发生的动乱，四中全会公告中还是包含了多次呼吁维护「一国两制」的香港治理模式，并促进台湾与中国的统一。该公告号召在香港建立一套改进的「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在香港抗议已进入第六个月以及海峡两岸整合深化之时。公告中还进一步号召出台新政策以培养台湾民众支持统一的情绪。四中全会结束后官方媒体声明中进一步表明北京欲在香港事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之意图，包括更经常的行使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加强爱国教育，以及对未来特首的选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审查近况：Shutterstock，Youtube名人和iPhone浏览器采用腾讯黑名单

• ​Shutterstock在中国审查检索结果：据媒体The Intercept一篇11月6日 报导，上月，在其工程师九月份接受到要落实改变的指令后，图片库提供商Shutterstock开始审查在中国大陆的检索结果。据报导，被禁关键词包括「习主席」、「独裁者」和标志2014年香港支持民主抗议运动的「黄雨伞」。 Shutterstock 180位员工联名请愿，呼吁该公司拒绝中国政府审查检索结果的种种要求，并提到该公司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员工本来就「已先遭受了政府压制」。员工们更接着表达了对这些改变可能造成的滑坡效应，不管是中国变本加厉的主张、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 Shutterstock总裁约翰•奥林哲（Jon Oringer）承认公司会在中国过滤检索结果，但是辩解称该决定与公司的「品牌承诺」一致–让中国的用户仍能使用其平台许多的创意材料来说故事。从2014年始，Shutterstock开始在中国提供它的图片库，但自去年他们投资1500万美金于技术平台Zcool后，它涉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加大。与Zcool的伙伴关系让Shutterstock得以进攻更被广泛使用的平台，如腾讯的社交媒体广告
• 讨论香港抗议后，PewDiePie在中国被审查：著名Youtube网红费里克斯•谢尔贝里（Felix Kjellberg）—以「PewDiePie」知名— 声称，在他录了一则评论香港抗议运动的视频后，中国政府审查了网路上与他相关的信息。视频分享频道PewDiePie有超过一亿订户，是YouTube上排名世界第二的热门频道。在其10月16日的视频中，PewDiePie 提到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名人表达对香港抗议者支持的反应，并分享了一些关于香港抗议以及嘲讽习近平的内容。随后不久，就有媒体和中国网民举报说，关于他的信息已被从百度贴吧上删除。百度贴吧是一类似Reddit的网上论坛。据一推特用户说，PewDiePie在中国有60万粉丝，这位用户主要是从转贴在国内的视频分享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知道他PewDiePie的名字。
• 苹果将​​腾讯黑名单加入其iPhone浏览器过滤内容：据10月31日Quartz报导揭示，苹果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联手，来辨识哪些在中国的网站要被其浏览器Safari所封锁。在中国之外，苹果与谷歌的「安全浏览服务」合作，给Safari提供那些含有恶意软件和网钓内容的网站。谷歌在中国是被封的，苹果便与腾讯合作来实现此功能。然而，除了恶意网站外，腾讯的黑名单中，还包括中国政府认为的有害内容。苹果一再顺从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以确保其仍能进入中国市场，尽管一些其最收入颇丰的服务如苹果电视加，苹果书和iTunes租借电影还没有进入中国。

面部识别的升级与美国制裁引起民怨与法律诉讼，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审查

• 面部识别系统的应用扩展至更多领域和地区：当局继续扩展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部分案例引发了公众对隐私被侵犯的担忧。在10月29日与北京举行的「2019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发展论坛」上，当局宣布城市地铁将推行面部识别技术来分辨乘客，以此为安全检查系统的一部分。根据最近上传到视频分享平台抖音上的视频显示，在湖北襄阳，当地政府已在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来监测在市中心闯红灯的路人，并在大的电子屏幕上播布他们的图像、名字和居民身分证号。过去两月，据报道在江苏镇江、浙江温州和青海西宁也实施了同样的措施。截至今年5月，上海三分之一的城市公寓群都装上了面部识别设备，在一些情形下，因没有事前告知而有人就此抱怨。 10月底，在深圳举行的2019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上，到处是表情识别摄像系统的广告。尽管专家们说此技术仍处于初始阶段，据报道这些系统已正在新疆被测试。在博览会上展出的其它技术有监狱监控系统、藏有摄像头的眼镜，以及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来识别中文和外语的装置。
• 中国教授就在野生公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提起诉讼：浙江科技大学教授郭兵，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公园要求游客面部扫描后才能入内，对该公园提起诉讼。在11月1日杭州法院受理的诉状中，郭兵教授指控该公园侵犯游客隐私，并质询像他这样持有年卡的会员，当因拒绝被扫脸而被拒入内后，其个人信息将如何被储存。据报，他寻求轻度经济补偿，但也希望该案例能鼓励在生物数据手机方面加强立法。根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报导，该案例可能「在中国引发更广泛的关于在公司和政府使用该技术的辩论」。
• 与被禁中国公司的国际合作遭受更严格的审视：那些因参与人权侵害和新疆监控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海外公司和机构与其合作已被更严格的地审查。在10月14日澳洲国家电视台ABC的一则报导指出，一些澳洲的顶级大学因为与美国政府黑名单中的两家机构有伙伴关系，可能已潜在性地在帮助了中国政府发展监控和军事技术。据Buzzfeed的11月初报导，科技公司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继续散布由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科大讯飞生产的硬件和软件产品，而后三家公司是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的。 11月8日，据匹兹堡当地新闻Action News 4 台报导，由当地地检部门所购买的几十个城市监控摄像头是由大华科技生产的，大华科技是一家被美图政府列入联邦机构禁买商家的中国公司，据报道其设备可被黑客攻入。

香港：政府、机场正在针对网路审查「试水温」

中國境內常見的審查在香港已缺席甚久，在當局對民主抗議採取日益增強的壓迫手段之時亦然。但在香港抗議進入24週後，有跡象表明這個情況也許正在轉變。

11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在「任何基于互联网的平台或媒介」上煽动暴力或损坏财产。这些平台包括为香港抗议者们广为使用的「电报」app和网上论坛「吹水坛（LIHKG）」，香港政府指控这些平台促进「非法活动」。此举显然是针对在「电报」频道诸如「老豆搵仔」和「爆料」以及其它事情。这两个频道每一个都有大批粉丝，人们用这两个频道收集和共享警察信息。 11月7日，据报导「老豆搵仔」因违背「电报」服务协议被关。据称，警察正在试图破解该app的加密程序，以揭露频道管理员、以及使用该软体的抗议者的身分。

该禁令刚一发布，很快引发来自立法院议员们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立法院信息技术委员会主席莫乃光表达了对该禁令的担忧，说这「只是试水」，卻可能预示着政府的进一步审查。在给特首林郑月娥的一封公开信中，数字维权组织Access Now和其它国际组织（包括「自由之家」）称此禁令「使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更广泛的限制并影响人们上通用论坛… …违背基本人权」，并促请香港政府撤回禁令。

来自国际上和当地的压力也许有些奏效。尽管该禁令11月15日被延期— 该日过期 — 但据报导延期后的版本范围还是窄了，说网上平台本身不会因在其平台上发布的煽动言论的暴力而被问责。尽管如此，香港网路协会还是表达了对禁令延期的失望，莫乃光议员表达了由此而生的在网民中的寒蝉效应。

网路审查已延伸到了政府运营的香港国际机场。十月底，据一位Reddit用户举报，在机场的公共ASUS网路终端上，「香港自由媒体(HKFP)」网站已被封，尽管在其它非ASUS的终端上和机场提供的wifi网中，还是可以上去该网站。 「香港自由媒体」是一家独立的英文数字媒体，它大量报导了香港抗议活动以及警察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

抗议尚未有消减的迹象，11月6日中国副总理韩正评论称要在香港施加《国家安全法》，未来政府审查将会加强。

中国之外：华为「安全城市」，美国军事设施中的中国摄像头，对大学的影响，台湾大选

• 新报告发现华为「安全城市」散布至52国：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11月公布的一则报告发现，全球52个国家中超过73个城市和华为签署了「安全城市」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这家中国科技公司给当地政府提供了监控技术，其中包括面部和车牌照识别摄像头和社交媒体监控工具。在这些协议中，71%的政府是被自由之家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的，59%的政府是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71%的政府是在中等收入国家。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也对这些技术在减少犯罪方面的益处提出质疑，说华为的「解决方案很难验证并看似在很多情形下被严重夸大」。相反地​​，已有各种报告浮现，表明这些系统正被用来压制在接受国的政治对手。最近美联社在10月16日的报导指出，在塞尔维亚（Serbia）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华为摄像头拍到的反政府抗议人士的视频被警察泄漏给亲政府媒体，之后参与抗议者的照片随名字一起被发表出来。
• 纽约公司将中国造摄像头出售给军事基地，并声称他们是美国制造：11月初，联邦检察官以欺诈罪起诉位于纽约的Aventura技术公司的七名现任或前任员工。他们起诉该公司将价值数千万的中国保安设备 —Aventura产品虚假声称是美国制造— 出售给美国政府部门。据报导该公司重新贴标签来隐藏它们来自中国制造。联邦检查官称购买者包括军事基地、美国能源部部门、甚至一艘海军航母，并且那些在中国的当事人据报导对该欺骗行为是心知肚明。
• 加拿大中国学生会被取消社团资格：加拿大的各大学仍然为了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出现在他们的大学校园、以及中国留学生对校园学术自由造成的影响而伤透脑筋，但是一项潜在有成效的措施是，当中国学生或官员违规时，校方公正执行相关规定。 11月3日，加拿大汉米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会（The student union of McMaster University in Hamilton）坚持其9月22日做出的决定：因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违反校内规定，其（社团）资格被取消。最初决定的做出，是因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员在2月份的一个论坛上，打断一位维族维权人士，并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微信群中的帖子看出，该活动的照片被送给了多伦多中国领事馆。类似的担心在英国也被提出，11月5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引用了几位学者对中国政府在全英国各大大学校园内影响学术自由的担忧。
• 各国政府、公民社会，社交媒体公司对中国在台湾大选前散布不实信息高度警惕：随着台湾2020年大选将近，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针对台湾选民散布更多不实信息。 V-Dem是瑞典哥德堡大学评估民主程度的一个项目，根据该项目研究人员的信息，台湾得到的北京方面散播的不实信息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误导性的信息从黑客攻击和自动聊天传播，透过在社交平台如脸书、新浪微博和日本即时通讯应用程式Line进行的。据信中国的努力是偏向帮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018年11月，当韩国瑜成功当选高雄市长时，韩国瑜被指瑜中国关系密切。应对持续的担忧，脸书承诺会加强措施，抵制该平台上的用以带动民调的不实信息。同时，几家台湾社会团体— 其中包括「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麦搁骗」和「兰姆酒吐司」–正透过各种行动来对抗网路上与选举和其它话题相关的假消息，有时它们也和社交媒体平台如Line合作。

重点反制：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获颁欧洲人权奖

尽管过去类似行为常引来威胁和中国政府报复–譬如在2010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民主人士刘晓波后，挪威遭受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但过去两个月，不同欧洲组织仍将三项享誉盛名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奖颁发在中国监狱的政治犯。

10月底，欧洲议会宣布，欧盟声望很高声望的人权奖 2019年度萨哈罗夫奖（2019 Sakharov Prize） ，颁发给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10月初，土赫提获得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颁发的哈维尔奖。作为一名学者，土赫提因致力促成汉族人和维族人的对话，以及为对维族人的人权侵害发声，以「分裂主义」罪而被判无期徒刑。在他2014年被捕以来，维权人士均提议土赫提获奖，认为他是实至名归。在目前情势下颁发这些奖项，既彰显了他遭受的苦难，也象征他代表少数民族发声而遭噤声。估计有100万维族人，因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营。

图：瑞典文化和民主部长林德女士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图霍尔斯基奖（Tucholsky prize）颁发给桂民海（图片来源：IBL/Rex/Shutterstock）

此外，11月15日，国际笔会瑞典分会将其图霍尔斯基奖（Tucholsky Prize）颁发给了受迫害的瑞典公民和书商桂民海，自他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后，桂民海就处于中国警察的监禁之下。在颁奖仪式之前，据报导中国外交官威胁这将给瑞典中国关系带来后果，并暗示任何出席颁奖仪式的政府代表将在未来被拒绝入境中国。虽面对这样的威胁，瑞典文化和民主部长林德女士（Amanda Lind）还是出席了仪式并颁奖。该日早上，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öfven）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不会对这样的威胁屈服。永远不会。在我们瑞典有言论自由，应该如此，就是这样。」

本期标题

• 本期分析：中國的網路自由度在2019年達到新低，全世界有可能步上其後塵
• 新聞報導：
  • 中共四中全會：肯定習近平統治模式，強調技術創新，發布香港相關警告
  • 審查近況：Shutterstock，Youtube名人和iPhone瀏覽器採用騰訊黑名單
  • 面部識別的升級與美國制裁所引起的民怨、法律訴訟，以及國際合作方面的嚴格審視
  • 香港：政府、機場正在針對網路審查「試水溫」
  • 中國之外：華為「安全城市」，美國軍事設施中的中國攝像頭，對大學的影響，台灣大選
• 重點反制：中國監獄中的政治犯獲頒歐洲人權獎
• 未來看點
• 行動起來

本期分析：中國的網路自由2019年達到新低，全世界有可能步上其後塵

在中共領導人對意識形態整合的貪婪胃口之下，沒有一個用戶或平台是安全的

作者：薩拉∙庫克，張麥

上月底，河北省公安部門和一所學校「嚴厲批評」了一位登錄被封鎖網站的15歲中學生，因其上了被封的網站並瀏覽被認定為「反華」的內容。幾天前，另一位中國網民說，在他張貼了一則關於小熊維尼–因相似性而常被用來訕笑習近平的卡通人物–的評論後，他的騰訊微信帳號因「傳播惡意謠言」而被中止。不久，當局要追蹤這樣的個人將會變得更加容易：12月1日，作為其實名制登記的一部分，所有電信公司皆被要求須取得所有新網路或手機用戶的面部掃描。

這些只不過是近期中國在言論、隱私和信息獲取方面令人生畏加強限制的一些案例。「自由之家」最新發佈的年度全球網路自由評估《網路自由度報告》中，將中共政府列為蟬連榜首四年、世界上最惡劣的網路自由侵害者。然而，即使與中國如此糟糕的的歷史記錄相比，去年的紀錄仍然十分突出–　自這份年度報告十年前問世以來，中國在去年的得分達到了史上最低。

中國在2019年網路自由度報告中的網路自由得分為10分。

曾經被容忍的活動遭受極端的審查和懲罰

官方圍繞著天安門大屠殺30週年紀念日、香港持續的反政府抗議、以及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戰的偏執與恐慌，使中國對資訊的控制在去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內容移除、網站關閉以及社交媒體帳號被刪的規模不斷擴大，影響了數萬的個人用戶和內容提供者。非政治性，著重在娛樂、相親和明星八卦內容的平台也面臨新的限制，特別針對其即時通訊的功能。就連如過去可以自由傳播的資訊，例如經濟相關的新聞，也開始被更有系統、更長期地審查。

近年來，中國國民因接觸或分享網路訊息而被拘留或監禁的風險明顯地增加。僅僅在過去一年，幾種類別的個體因其網路活動而遭受針對性的法內和法外報復。這些類別包括推特平台用戶，雖然推特在中國被禁，但是用戶仍通過如虛擬私人網路VPN的翻牆工具使用該平台。大量的推特用戶被警方審訊、騷擾、拘留，並被迫刪除他們過去的貼文。一些VPN的用戶或商家也面臨類似的報復，儘管規模小一些。

普通微信用戶面臨更頻繁的拘留和起訴。在2019年被監禁的名單中，有一位微信帳號的管理員因分享海外熱門新聞而在7月份被判入獄兩年，廣東省一名教授因張貼被禁法輪功精神運動的相關圖片被判刑3年半， 一位22歲的四川省圖博僧人因表達對北京減少使用圖博語言的政策的擔憂而被捕。幾位維護關於公民社會和人權議題的網站的管理員，也面臨判前羈押和長期監禁。最著名的就是人權網站「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黃琦，他在7月份因「故意洩露國家機密罪」而被判12年徒刑。

在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也面臨更多的嚴厲懲罰和長期拘禁，就算他們只是從事一些平常的網路活動，譬如和海外的親戚通信。 Erpat Ablekrem，一位頗有抱負的24歲職業足球運動員，因其用微信聯絡逃離至海外的家人而在2019年1月被送入勞改集中營。監控技術快速發展、警察更容易獲取用戶數據，也造成了更多的逮捕和起訴。在部分的案例中，起初被用於控制新疆的警務工具–譬如從手機中擷取數據的手持裝置–如今已被擴展到中國的其它地區作使用。

對用戶通訊的影響

面臨升級的現實報復和對網上言論的法律懲罰，自我審查在中國更加無所不在。失去個人微信號的風險成為特別有效的威嚇，因為微信號被應用在生活的多層面–從銀行業務到訂餐–它在今天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已被視為不可少的必需品。

網路動員的空間也被限縮。 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多年打壓的效果在網路空間也可見一斑–以往敢言的維權人士，在被逮捕或社交媒體帳號被封後紛紛轉向沉默。

提供替代性手段—視頻分享、直播和區塊鏈應用 —讓人們仍可以溝通平常被審查話題的幾個平台，今年也面臨新的限制，顯示當局決意要補上這個系統中的漏洞。譬如，各區塊鏈平台被要求強化實名制登記並審查其內容，人工智能設備被用於過濾含有被禁內容的圖片。

全球性的影響

拜訪中國的外國遊客不該期望自己能倖存於中國政府持續擴張的網路監控和審查網之外。最近自由之家針對警察用先進的數據庫在中國跟蹤「重點人物」的研究發現，外國人是被鎖定的族群之一。至少有一位在中國做報導的外國記者說，他的微信帳號被禁，因為他對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傳播謠言」。他不得不承認犯罪行為並提供面部掃描以恢復帳號。現今對虛擬私人網路(VPN)的限制，和針對登記手機SIM卡須面部掃描的要求，也可能不成比例地影響前往中國的外國遊客。

同時，跨國公司和國際投資者必須面對日益增強的經濟新聞審查、美國政府對協助新疆人權侵害的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以及如騰訊這樣的社交媒體巨擘，在協助偵測和懲罰合理的政治、宗教或僅僅是幽默性的言論中所扮演的重要腳色。諸如蘋果、微軟和領英這樣的外國公司已經決定配合在中國的政府審查，也因此可能在中國政府逮捕用戶時　成為幫兇。

儘管在自家庭院的網路審查持續增加，中國政府和其附屬的私企卻在全世界影響其他國家的網路自由。在自由之家2018年的《網路自由度報告》，發現被研究的65個國家中，有36個國家派遣人員到中國進行新媒體或信息管理的培訓，有18個國家已經購買了配置人工智慧的監控系統。2019年「開放技術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新發佈的研究表明，這兩領域的活動持續地擴張，中國製造的網路控制設備和官方培訓已經進入了超過70個國家。

2019年度的《網路自由度報告》研究中還指出，在研發、運用和輸出針對社交媒體的大規模自動監控工具方面，中國已經躍升為領銜者。例如，中國公司樂思軟件（Knowlesys）正計劃在即將於杜拜舉行的商業會展上現場展示如何「監控目標人物的訊息、個人資料、所在位置、行為表現、人際關係以及更多」，還有如何為選舉「監控公眾輿論」。在該機構2019年度的報告評估的65個國家中，對社交媒體的大規模監控技術在40個國家中被發現，儘管它們並不是全都採用中國的科技。

今年正值一系列特別敏感的周年紀念，也導致中國審查和監控的升級，但目前沒有理由相信這些新的限制日後會被解禁。相反地，中共領導人顯然決意無限期的加強壓制，執意追求不可能的目標–意識形態的一致，以及對已和世界接軌的14億人進行社會控制。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北京方面祭出的種種措施事實上打著全球的主意，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國家必須在抵制和順從中做出抉擇。

薩拉∙庫克（Sarah Cook）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張麥（Mai Truong）是自由之家策略和管理研究負責人。

本文也於2019年11月18日發表在《外交官》(The Diplomat)。

中共四中全會：肯定習近平統治模式，強調技術創新，發布香港相關警告

中共中央委員會四中全會在上個月落幕。該會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會議，一拖再拖後，終於10月28日至31日間在軍方營運的京西賓館舉行。上次全會是在2018年2月舉行。在這次四中全會的最後公告和決議中，號召中共強化其在社會中的腳色，但針對一些重大改變進行倡導。許多人認為，於上次全會中宣佈的修憲廢除主席任期相比，本次會議的結果被認為較虎頭蛇尾。也許正因如此，此次會後也沒有如同2018年全會結束後出現的抗議輿論，或加劇國家審查。

針對媒體、網路和學術自由，此四中全會有三個重點：

• 繼續支持習近平和他加強爭持於意識形態控制的政策：本次四中全會確認了習近平式的威權主義特色。在習近平長達65頁的講話中，充斥著有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教條 — 這就是一般人們所提到的「習近平思想」的全稱，即加強黨的政策，並逐漸融入學校、工作場所、媒體、公共場所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全會公告中強調了其需要重新鞏固中共黨中央力量、擴展中共控制至中國社會全方位，以及加強人們對中共社會主義體制的信念。會中所展謝的對習近平的強烈支持，消減了一些早先的猜測–部分人認為會的延遲召開是由於黨內鬥爭和對習近平當權的挑戰，稱此次四中全。
• 科技投資與創新：今年的四中全會上強調科技技術創新，以及號召建立一個掌握新「核心技術」的全國系統。據「喬治城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Georgetown’s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研究員艾爾薩•卡尼亞(Elsa Kania)指出，四中全會公告中，「創新」一詞出現了31次。在本次全會前，習近平就多次號召中國進一步發展區塊鏈技術–比特幣和其它加密貨幣的背後的技術。然而，在全會結束、比特幣和區塊鏈相關的股票上升後，官方媒體如《人民日報》就試圖為投資者降溫，敦促他們「保持理性」。
• 對香港、台灣的強硬姿態：在四中全會上，儘管沒有特別提到在香港發生的動亂，四中全會公告中還是包含了多次呼籲「一國兩制」的香港治理模式，並促進台灣與中國的統一。該公告號召在香港建立一套改進的「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在香港抗議已進入第六個月、以及海峽兩岸整合深化之之際。公告甚至進一步呼籲建立新政策，以培養台灣大眾支持向統一的情緒。。四中全會結束後，官方媒體聲明中進一步表明北京慾對香港事務採取更積極作用的意圖，包括更經常的行使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加強愛國教育，以及對未來特首的選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審查近況：Shutterstock，Youtube名人和iPhone瀏覽器採用騰訊黑名單

• ​Shutterstock 在中國審查搜尋結果：據媒體The Intercept一篇11月6日的報導，上月，在其工程師九月份接受到要落實改變的指令後，圖片庫提供商Shutterstock開始審查其平台在中國內的搜尋結果。據報導，被禁關鍵詞包括「習主席」、「獨裁者」和標誌2014年香港支持民主抗議運動的「黃雨傘」。Shutterstock 180位員工聯名請願，呼籲該公司拒絕中國政府審查檢索結果的種種要求，並提到該公司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員工本來就「早先已遭受政府壓迫」。员工们更接着表达了对于这些改变可能造成的滑坡效应的担忧，不管是中国变本加厉的主张、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Shutterstock總裁約翰•奧林哲（Jon Oringer）承認公司會在中國過濾檢索結果，但是辯解稱該決定與公司的「品牌承諾」一致–讓中國的用戶仍能使用其平台許多的創意素材來說故事。Shutterstock自2014年起在中國提供它的圖片庫，但自去年他們投資1500萬美金於技術平台Zcool後，它涉入中國市場的力度加大–與Zcool的夥伴關係讓Shutterstock得以進攻更被廣泛使用的平台，如騰訊的社交媒體廣告。
• 在討論香港抗議後，PewDiePie在中國被審查：著名Youtube網紅費里克斯•謝爾貝里（Felix Kjellberg）—以「PewDiePie」知名— 聲稱，在他錄了一則評論香港抗議運動的影片後，中國政府審查了網路上與他相關的信息。影片頻道PewDiePie有超過一億的追蹤者，是YouTube上全世界第二熱門的頻道。在其10月16日的影片中，PewDiePie 提到了中國政府對海外媒體名人表達對香港抗議者支持的反應，並分享了一些關於香港抗議以及嘲諷習近平的內容。隨後不久，就有媒體和中國網民舉報說，關於他的信息已被從百度貼吧上刪除。百度貼吧是一類似Reddit的網上論壇。據一推特用戶說，PewDiePie在中國有60萬粉絲，這位用戶主要是透過中國國內的影片分享與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內容而認識PewDiePie的。
• 蘋果以騰訊的黑名單作為其iPhone瀏覽器過濾內容：據10月31日Quartz報導揭示，蘋果與中國科技巨頭騰訊聯手，來辨識哪些在中國的網站需要被其瀏覽器Safari所封鎖。在中國之外，蘋果與谷歌的「安全瀏覽服務」合作，提供Safari含有惡意軟件和網路釣魚內容的網站名單。谷歌在中國是被封鎖的，蘋果便選擇與騰訊合作來落實相同功能。然而，除了惡意網站外，騰訊的黑名單中，還包括中國政府認為有害的內容。蘋果一再順從中國政府的審查要求以確保其仍能進入中國市場，儘管蘋果一些收入最豐碩的服務如Apple TV+，Apple Books和iTunes租借電影功能還沒有進入中國。

面部識別的升級與美國制裁所引起的民怨、法律訴訟，以及國際合作方面的嚴格審視

• 面部識別系統的應用擴展至更多領域和地區：當局繼續擴展面部識別技術的應用，部分案例引發了公眾對隱私被侵犯的擔憂。在10月29日與北京舉行的「2019年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發展論壇」上，當局宣佈城市地鐵將推行面部識別技術來分類乘客，作為安全檢查系統的一部分。根據最近上傳到視頻分享平台抖音上的視頻，在湖北襄陽，當地政府已在使用面部識別攝像頭來監測在市中心闖紅燈的路人，並在大型電子螢幕上播送他們的照片、名字和居民身分證號。根據報導，過去兩個月中，類似的措施在江蘇鎮江、浙江溫州和青海西寧都開始實施。截至今年5月，上海三分之一的城市公寓大樓都裝上了面部識別設備，部分居民因為沒有事前被告知而不滿。10月底，在深圳舉行的2019第十七屆「中國國際社會公共安全博覽會」上，到處是表情識別攝像系統的廣告。儘管專家們說此技術仍處於初始階段，但根據報導，這些系統正在新疆被測試。在博覽會上展出的其它技術包含監獄監控系統、藏有攝像頭的眼鏡，以及可以通過電腦和手機來識別中文和外國語言的裝置。
• 中國教授針對「在野生公園實施面部識別」提起訴訟：浙江科技大學教授郭兵，針對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公園要求遊客面部掃描後才能入內提起訴訟。在11月1日杭州法院受理的訴狀中，郭兵教授指控該公園侵犯遊客隱私，並質問如他這樣持有年卡的會員在因拒絕被掃描而被禁止進入場館後，其個人信息將如何被儲存。他要求合理的經濟補償，但據報導也希望該案例能鼓勵在蒐集生物數據方面加強立法。根據英國《衛報》報導，該案例可能「在中國引發更廣泛的關於在公司和政府使用該技術的辯論」。
• 與被禁中國公司的國際合作遭受更嚴格的審視：中國之外的機構與公司更嚴格地審視自身與名列美國政府禁令中的中國公司之間的關係，這些中國公司因參與人權侵害和新疆監控而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在10月14日澳洲國家電視台ABC的一則報導指出，一些澳洲的頂級大學因為與美國政府黑名單中的兩家機構有伙伴關係，可能已潛在性地在幫助了中國政府發展監控和軍事技術。據Buzzfeed於11月初的報導， 科技公司谷歌、蘋果和亞馬遜繼續散播由海康威視、大華科技和科大訊飛生產的硬體與軟體產品，而後三家中國公司皆被美國政府列在黑名單上。11月8日，據匹茲堡當地新聞Action News 4 台報導，由當地地檢部門所購買的幾十個城市監控攝像頭是由大華科技生產的，大華科技是一家被美圖政府列入聯邦機構禁買商家的中國公司，其生產的設備據報導很容易被駭客攻擊。

香港：政府、機場正在針對網路審查「試水溫」

中國境內常見的審查在香港已缺席甚久，在當局對民主抗議採取日益增強的壓迫手段之時亦然。但在香港抗議進入24週後，有跡象表明這個情況也許正在轉變。

11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禁止在「任何基於互聯網的平台或媒介」上煽動暴力或損壞財產。所指的平台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抗議者們廣為使用的通訊軟體Telegram和網上論壇「連登（LIHKG）」，香港政府指控這些平台促進「非法活動」。此舉顯然部分是針對Telegram上諸如「老豆搵仔」和「爆料」的頻道。這兩個頻道皆有大批粉絲，人們用這兩個頻道收集和共享警察信息。11月7日，據報導「老豆搵仔」因違背Telegram服務協議被關。據稱，警察正在試圖破解該app的加密程序，以揭露頻道管理員、以及使用該軟體的抗議者的身分。

該禁令剛一發布，很快引發來自立法院議員們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反應。立法院信息技術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表達了對該禁令的擔憂，說這「只是試水溫」，卻可能預示著政府的進一步審查。在給特首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中，數位權利組織Access Now和其它國際組織如「自由之家」，稱此禁令「使香港居民的言論自由受到更廣泛的限制，並影響人們使用熱門論壇的權力……違背基本人權」，並促請香港政府撤回禁令。

來自國際上和當地的壓力也許有些效果。儘管該禁令在過期的最後一日–11月15日被展延， 但據報導新版的禁令已經縮小了限制範圍，說明平台本身不會因在其上發佈的煽動暴力的言論而被究責。儘管如此，香港網路協會還是表達了對禁令展延的失望，莫乃光議員更提出擔憂，認為此舉可能在網路使用者之間產生寒蟬效應。

網路審查已延伸到了政府運營的香港國際機場。十月底，據一位Reddit用戶舉報，在機場的公共ASUS網路終端系統中「香港自由媒體(HKFP)」網站已被封，儘管在其它非ASUS的終端機和機場提供的wifi上還是可以上登錄該網站。「香港自由媒體」是一家獨立的英文數位媒體，它大量報導了香港抗議活動以及警察針對抗議者的暴力行為。

抗議尚未有消減的跡象，11月6日中國副總理韓正發表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呼籲，顯示未來政府審查有可能會加強。

中國之外：華為「安全城市」，美國軍事設施中的中國攝影機，對大學的影響，台灣大選

• 新研究發現華為的「安全城市」散佈至52國：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11月公佈的一則報告發現，全球52個國家中超過73個城市和華為簽署了「安全城市」協議。透過這些協議，這家中國科技公司提供監控技術給當地政府，包括面部和車牌識別攝影機，和社交媒體監控工具。在這些協議中，71%的政府是被自由之家評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的，59%的政府位於亞洲和亞撒哈拉地區，71%為中等收入國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分析也質疑這些技術是否真的能如其所稱的能減少犯罪，並認為華為的「解決方案很難驗證，且在很多情形下看似被嚴重誇大」。相反地，已有各種報告浮現，表明這些系統正在接受技術的國家中被用來壓迫政治對手。最新的案例由美聯社在10月16日所報導，塞爾維亞（Serbia）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的警察將華為攝影機拍到的反政府抗議人士的影片洩漏給親政府媒體，之後抗議者的照片隨名字一起被公布。
• 紐約公司將中國製攝影機出售給軍事基地，並聲稱它們由美國製造：11月初，聯邦檢察官以欺詐罪起訴位於紐約的Aventura技術公司的七名現任或前任員工。他們指控該公司將價值數千萬的中國安全設備 —被錯誤地宣稱為美國製造的Aventura產品— 出售給美國政府部門。據報導，該公司在產品上重新貼上標籤，已遮掩它們的起源地–中國。聯邦檢查官指出購買者包括軍事基地、美國能源部部門、甚至一艘海軍航母，並且宣稱那些在中國的當事人據報導對該詐欺行為心知肚明。
• 加拿大中國學生會被取消社團資格：加拿大的各大學仍然為了如何應對校園裡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以及中國留學生對校園學術自由造成的影響而傷透腦筋。但是一項可能有效的措施是，當中國學生或官員違規時，校方公正執行相關規定。11月3日，加拿大漢米爾頓（Hamilton）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學生會決意堅持其9月22日做出的決定：因中國學與學者協會違反校內規定，其社團資格被取消。最初之所以會做出此決定，是因中國學生與學者協會的成員破壞2月份一位維族倡議者的演講，事後根據被揭露的協會微信群訊息，該活動的照片被送給了多倫多中國領事館。類似的擔憂在英國也被提出，11月5日，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引用了幾位學者對中國政府在全英國各大大學校園內影響學術自由的擔憂。
• 各國的政府、公民社會、社交媒體公司對中國在台灣大選前散佈不實信息高度警惕：隨著台灣2020年大選將近，部分觀察者擔心中國將針對台灣選民散佈更多假消息。V-Dem是瑞典哥德堡大學評估民主程度的一個計劃，其研究人員指出，台灣接收到的由北京散播的假消息，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國家都要多，包含透過駭客攻擊，與如臉書、微博等社群平台或如日本開發的即時通訊軟體Line散播誤導性的資訊。據信，中國的努力幫助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在2018年11月成功當選高雄市長；韓國瑜被指與中國關係密切。應對持續的擔憂，臉書承諾會加強措施，抵制該平台上被用以操弄民調的不實信息。同時，部分台灣公民團體 — 其中包括「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真的假的」、「麥擱騙」、「蘭姆酒吐司」– 正透過各種行動來對抗網路上與選舉和其它話題相關的假消息，有時他們也和社交媒體平台如Line合作。

重點反制：中國監獄中的政治犯獲頒歐洲人權獎

儘管過去類似行為常引來威脅和中國政府報復–譬如在2010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民主人士劉曉波後，挪威遭受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但過去兩個月，不同歐洲組織仍將三項享譽盛名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獎頒發在中國監獄的政治犯

10月底，歐洲議會宣佈，2019年度的「薩哈羅夫獎（2019 Sakharov Prize）」–歐盟聲望極高的人權獎項，頒發給了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10月初，土赫提獲得了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頒發的歐洲的哈維爾人權獎（Europe’s Vaclav Havel Human Rights Prize）。作為一名學者，土赫提因致力促成漢族人和維族人的對話、以及為對維族人的人權侵害發聲，被以「分裂主義」罪而被判無期徒刑。在他2014年被捕以來，維權人士均提議頒發獎項給土赫提，認為他實至名歸。頒發這些獎項的時機，既凸顯了他遭受的苦難，也象徵他代表少數民族發聲而遭噤聲。估計有100萬維族人，因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被關押在中國的拘留營。

此外，11月15日，國際筆會瑞典分會將其「圖霍爾斯基獎（Tucholsky Prize）」頒發給了受迫害的瑞典公民和書商桂民海，自他2015年在泰國被綁架後，桂民海就處於中國警察的監禁之下。據報導，在頒獎儀式之前，中國外交官威脅這將給對瑞典中國關係帶來影響，並暗示任何出席頒獎儀式的政府代表將在未來被拒絕入境中國。雖面對這樣的威脅，瑞典文化和民主部長林德女士（Amanda Lind）還是出席了儀式並頒發獎項。該日早上，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öfven）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時說：「我們不會對這樣的威脅屈服。永遠不會。在我們瑞典有言論自由，應該如此，就是這樣。」

圖：瑞典文化和民主部長林德女士在斯德哥爾摩宣佈將圖霍爾斯基獎（Tucholsky prize）頒發給桂民海（圖片來源：IBL/Rex/Shutterstock）

HEADLINES

• Analysi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Media Controls: Key Trends from 2019
• In the News: 
  • New CCP ideological push reflected in 2019 buzzwords, internet regulations
  •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hat squeezed through tightening controls in 2019
  • Restrictions on film, photos and literature intensify
  • Surveillance trends: Urban surveillance, data leak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public concerns
  • Hong Kong: Mass mobile-phone seizures and doxing in 2019 spark privacy concerns
• Featured Pushback: Dissent survives 2019 crackdowns
• What to Watch For in 2020
• Take Action

ANALYSI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Media Controls: Key Trends from 201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ternational media influence campaign is expanding rapidly—and so is the world’s response.

By Sarah Cook

An official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oscow warns a local journalist to remove an article questioning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his paper’s website or face being “blacklisted” in China. Nepal’s state-owned news agency—which has a content-exchange agreement with Xinhua, its Chinese counterpart—launch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ree reporters who circulated an item about the Dalai Lama, Tibet’s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A regional public broadcaster in Germany airs a current affairs program that was coproduced with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 prompting criticism. And Timor-Leste welcomes two Chinese companies to manage a digital television expansion project, even as broadcasters in Africa raise concerns about such companies’ outsized influence over which stations are available to viewers.

These are just a few incidents from the past year that illustrat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project its propaganda and enforce its censorship pri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A new Freedom House report published last week—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describes the full array of CCP media influence tactics, presenting evidence of both their growing impact and the pushback they have generated, whether from governments, independent media, technology firms, or civil society.

While the report tracks the evolution of the CCP 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since 2017, the following four trends stood out in 2019:​

1. Foreign-facing state media mobilized against CCP enemies: China’s major state-run media outlets have a long-standing international presence, but most have recently increased their activity 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at are blocked inside China, garnering tens of millions of followers. The content shared with foreign audiences has generally put a positive spin on China and its regime, highligh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while whitewashing human rights abuses. But in 2019, as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and the mass detention of Muslims in Xinjiang captur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more aggressive and negative content targeting perceived CCP enemies began to appear sprinkled among run-of-the-mill posts about pandas,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summer, the English-language Facebook page of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the international arm of the Chinese state broadcaster—published several videos for its more than 70 million followers that likened Hong Kong protesters to terrorists or repeated proven fabrications about them. In December, a series of disturbing “documentaries” about the supposed terrorist threat posed by Xinjiang’s Muslim population were posted on CGTN’s English, Spanish, and French Facebook pages. Within hours, one of the videos had garnered over 25,000 views, a relatively high number for CGTN content.
2.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conducted on glob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ussian-styl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hich feature coordinated networks of accounts posing as ordinary users, have gained prominence over the past year as a relatively new tactic for promoting CCP narratives abroad, although the phenomenon apparently began as early as mid-2017. Previously, most evidence of this type of covert propaganda was observed on domestic platforms,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But in 2019, the institute repor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splayed “new-found interest in aggressively using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All three companies announced mass removals of accounts that they said were mobilized as part of Chinese state-directe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these takedowns showed that although Chinese authorities’ overseas use of online disinformation has been relatively crude to date, they are learning fast. In Taiwan, where Chinese social media operations are already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ose deployed globally, observers note that the disinformation is becoming harder to detect. Moreover, despite Twitter’s actions to remove China-linked networks, state-affiliated trolls are still apparently active on the platform in large numbers, as indicated by the intimidation campaign triggered by Houston Rockets general manager Daryl Morey’s tweet in support of Hong Kong protesters in October. Meanwhile,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suspected efforts by pro-Beijing trolls to manipulate the ranking of content on popula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utside China, including Google’s search engine,Reddit, and YouTube.
3. Politicized censorship evident on Chinese-owned platforms expanding abroad: As Chinese social media firms and their flagship applications slowly gain worldwide popularity, they are creating new avenues for the CCP to influence news distribution outside China. One notable example is WeChat, an app that combines instant messaging, group chats, business services, and electronic payments. It is owned by Tencent and boasts a billion active users within China. However, an estimated 100 to 200 million people outside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Asia, also use the service. Among WeChat’s global users are millions o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ountries like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WeChat is being used by politicians in these democracie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ethnic Chinese constituents.
   
   Amid tightening internet censorship within China, reports have emerged of WeChat staff delet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posted by foreign users or shutting down their accounts. In April 2019, researchers found evidence that WeChat was systematically monitoring conversations of users outside China and flagg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content for some form of scrutiny, even when transmission of the messages is not hindered. Separately, the Chinese company ByteDance’s short-video app TikTok became one of the most downloaded applications worldwide in 2019, especially among teenage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ith WeChat,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TikTok had censored material considered sensitiv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downplayed political content more broadly.
4. Growing pushback as audiences awaken to Beijing’s influence on free expression: As exposure to Beijing’s media influence expanded, wide swath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ordinary members of the public became more aware of the CCP’s ability to affect what people outside China are able to say, read, and watch. A watershed moment came in the fall, when within a space of weeks, cases of CCP-induced self-censorship and pressure touched on pop-culture icons like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the satirical television show South Park, and the video-game company Blizzard. Many ordinary people were outraged to see corporate entities bending over backwards to avoid offending Beijing and even policing expression by others, including sports fans and gaming tournament participants.
   
   This growing awareness has prompte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o scrutinize Beijing’s media engagement and investment practices. February 2019, CGTN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 following an effort to improve enforcement and increase transparency surrou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Novembe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initiated a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ByteDance’s $1 billion acquisition of Muciscal.ly in 2017, a key precursor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TikTok. In Australia, a new set of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laws that include FARA-lik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came into effect in March. Also during the year, the United Kingdom’s media regulator increased to eight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it is conducting into whether CGTN violated broadcasting rules by recording and airing forced confessions and through its biased coverage of protests in Hong Ko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formation from independent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Muslim minorities in Xinjiang and the potentially negative effects of Chinese investment may be undermining Beijing’s reputation and encouraging further pushback. China’s public approval ratings declined by between 7 and 17 percentage points from 2018 to 2019 in influential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notable Muslim populations, including Indonesia, Kenya, and Tunisia. And over the past month, after Turkish soccer star Mesut Özil highlighted the plight of Uighurs in Xinjiang and the silence of Muslim-majority countries in a viral social media post, officials and citizens in countries such as Kuwait, Jordan, and Malaysia have taken action to show their support with statements, Chinese embassy protests, and a ban on repatriating asylum seekers.

There are no indications that CCP leader Xi Jinping and his allies plan to slow their global media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2020. In fact, they are likely to view the new pushback as a sign that they shoul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hat makes it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governments, journalists, technology firms, and civil society to take steps that will increase transparency and protect media freedom. Such measures will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gainst oth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s, which only seem to multiply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Sarah Cook is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at Freedom House, director of its China Media Bulletin, and author of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 published on January 16, 2020.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Diplomat on January 21, 2020

New CCP ideological push reflected in 2019 buzzwords, internet controls

The year 2019 s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rease its control over domestic media and online space. Authorities also made a more concerted effort to promot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hief Xi Jinping’s persona and ideological priorities. This was noticeably reflected in online discourse in China, and the trend appears set to continue in 2020, particularly as new content-management regulations take effect in March.

•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 political discourse: A recent report o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hinese state media highlights the increasingly Marxist and authoritarian ideological turn of Xi Jinping's rule. Produced by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initiative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analysis examined th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key terms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CP’s official mouthpiece, over the course of 2019. Many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terms reflected Xi’s growing power or ideological influenc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identified as “blazing” or “red-hot” in terms of their frequency,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s “discourse heat scale.” By contrast, Qian Gang, a long-time Chinese journalist and media scholar and the report’s author, noted that “in 2019,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we saw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the phras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which was once regularly present in Chinese state media, albeit with more restrictive connotations than the phrase’s use internationally. Other liberal phrases that were ranked “cold,” reflecting their limited use, were “judicial fairness,” “governing the 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intraparty democracy.”
• Internet buzzwords lists: A list of 2019's most popular internet buzzwords released by a Chinese government-backed research institution has been met with online derision.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the list contained phrases drawn from major domestic media outlets. Yet many netizens pointed out that the phrases--includ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5G era,” and “stop the violence and end the chaos,” the latter a reference to the ongoing protests in Hong Kong—were unknown, or conformed to government-approved narratives. However, another list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magazine Yaowen Jiaozi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channel public sentiment in a more nationalistic direction may be bearing fruit, though presumably the magazine itself is subject to greater censorship controls than a decade ago, affecting its list selection. In 2009, the annual list included phrases referring to government abuses and social ills. While the 2019 list contained the phrase “996”—referring to protests by software engineers against Chinese tech firms’ culture of working from 9 a.m. to 9 p.m. six days a week—terms suggesting frustration with the state were absent. Instead, the list included a slogan referring to a pop-culture meme;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pet phrase of Xi Jinping; and “blockchain,” a technology Xi has promoted. Separately, the phrase “the five-star red flag has 1.4 billion protectors” went viral for a time in August, after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removed a Chinese flag on display and flung it into the sea.
• New internet content regulations: On December 20,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published the “Provisions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Online Information Content Ecosystem.” In addition to identifying con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shes to discourage (such as sexual content, or material that counters the regime’s religious or other policies), the rules also lay out specific categories of material that are to be promoted and prioritized, like Xi Jinping Thought and positive depic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Yet it is the range of nonstate groups expected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managing online content that has raised fresh concern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the “governance of the online information content ecosystem” is the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firms, but of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as well. Furthermore, these regulations are based on the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ich defines national security in notoriously expansive terms. The provisions also point to the role new technologies may play in censorship, with both human operators and algorithms being tasked with identifying and deleting illegal content. The rules are scheduled to take effect in March 2020, and are likely to further discourage online information sharing.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hat squeezed through tightening controls in 2019

As China prepares to enter the Year of the Rat, the spac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continues to shrink. In December,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announced that China was the world's leading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48 imprisoned. While only a handful of those were arrested in 2019, figures indicating more arrests and long-term detentions reflect growing state intolerance of press freedom under Xi Jinping.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at Guangzhou’s Sun Yat-sen University, between 2011 and 2017,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declined by 58 percent, to 175. An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any of China's most renowne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cluding Zhang Wenxin, Liu Wanyong and Ji Xuguang, have quit, been barred from writing, or fled the country.

Yet limited critical journalism has managed to survive. In their annual rundown on the bes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of 2019, the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GIJN) highlighted the work of numerous Chinese reporters who tackled sensitive issues in spite of state censorship. The list included articl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 Chemical plant explosion: Two months after a March 21 chemical plant explosion in Xiangshui, Jiangsu, that left 78 people dead, reporters from Caixin examined how an unchecked, unsupervised driv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led to the disaster.
• The Pangolin Reports: As pa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 ten journalist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worked with dozens of their global peers to produce a report on the illegal trade in the endangered pangolin.
• Plague in Inner Mongolia: In November, reporters from Beijing News examined cases of pneumonic plague in Inner Mongolia, an autonomous region in Northern China, believed to have been caused by a rat infestation.
• Official corruption: Follow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numerous local officials in Inner Mongolia for corruption, Caixin publishe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ir networks of influence and patronage.
• A murder at a schoolyard: Following the arrest of a contractor in Huaihua, Hunan, for the 2003 killing of the supervisor of a school building project, reporters from Caixin explored who had protected the murderer and why the case had remained unsolved for 16 years.

The Beijing-based Caixin, which reported three of the five articles GIJN drew attention to, is one of the only remaining financial news outlets in China with a robust investigative team.

Other investigative pieces came from newsroom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based Initium Media worked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to report on the Chinese roots of the global fentanyl trade. And in some of the year's biggest China-related stories,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both published internal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detailing authorities’ detention and repression of ethnic-minority Muslims in Xinjiang.

Restrictions on film, photos, and literature intensify

Tightening political controls in 2019 affected not only traditional and online media but also artistic, literary, and entertainment content in China. The following are a few recent examples:

• State media scrub mention of Chinese documentary: Government censors have deleted mentions of a Chinese documentary about the country’s former one-child policy after the film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in November 2019. Directed by Nanfu Wang and Jialing Zhang, One Child Nation remains officially unavailable in China, though pirated, subtitled copies have circulated online.
• Beijing art exhibit canceled: In late November, Beijing’s UCC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announced the cancellation of an exhibition by Chinese-American artist Hung Liu. The decision to call off an exhibit by an artist known for her work on history, memory, and gender was seen as another indication of increasing artistic censorship under Xi Jinping. It may also reflect greater targeting and scrutiny of American content producers amid a US–China trade war. On December 27,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man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ooks by American authors had been halted during 2019.
• Book burning follows library censorship directive: In early December, a local library in Zhenyu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came under popular and government criticism for publicly burning “illegal books, religious publications, and especially books and articles with biases.” While state media said those involved will be investigated, the local library appeared to be acting in response to state instructions calling for politically sensitive material to be removed from library shelves nationwide and destroyed.
• Independent Chinese film festival suspended: In early January, organizers of the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announced they would halt operations indefinitely because the event had become “impossible” to put on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state controls. Since its opening in 2003, the Nanjing-based festival had faced intermittent harassment from authorities due to its screenings of films on sensitive topics like political history and homosexuality.
• Websites of two leading stock photo agencies “rectified”: Two of China's largest stock photo agencies were suspended on December 10 for working with foreign entities without a proper security assessment, and for failing to hold information service licenses. Visual China Group and IC Photo subsequently announce on their respective websites simply that they are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self-inspection and rectification.” The unexpected suspensions led to a scramble by news outlets and websites across the country seeking photos for their content.

Analysis for 2019: The above examples reflect expanded efforts during the year to tighten restrictions on cultural content producers in China, even as the country continues to grow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market. In 2020, China is expecte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movie-theater market, with box-office revenue estimated to reach $12.28 billion. Domestically, however, increasing government censorship continues to hurt Chinese filmmakers, and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elevision dramas approved by Chinese censors has left many television actors unemployed. As state restrictions tighten, theatrical troupes and performance artists whose work addresses sensitive topics have taken to organizing pop-up performances to avoid attracting the ire of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ccasionally, cultural censorship attempts apparently at the behes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extended overseas. On December 29, Norway Today reported that a delegation of Chinese skiers training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the Norwegian town of Meråker requested that controversial Chinese books, including one about the banned Falun Gong spiritual group, be removed from a local library, a demand the library rejected.

Surveillance trends: Urban surveillance, data leak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public concerns

CCP efforts to build up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continued throughout 2019, with worrying consequences. However, online and offline efforts to counter the mass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have accelerated, in tandem.

• Large-scale domestic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expand further: China is building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tegrated domestic surveillance systems, according to a December 17 piece in the New York Times. Using technology supplied by numerous Chinese tech fir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now collect data from surveillance cameras,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sources, sometimes without citizens’ knowledg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records with data in existing government files dramatically expands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close tracking of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Moreover, security protection for data collected is surprisingly weak, as made evident by a March 2019 leak of 364 million social media profiles from a police-run database—just one of a number of large-scale leaks of Chinese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over the past year. In some instances, residents have taken low-tech steps to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veillance, such as by propping doors open in order to circumvent door-locking mechanisms that rely o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Separately, a professor in Zhejiang Province launched a legal case against a zoo that required facial scans upon entry. However, continued revelations of the scope of Chines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efforts suggest that authorities will keep developing surveillance capacities.
• Leak from school surveillance system highlights weak data security: Victor Gevers, a researcher at the nonprofit GDI Foundation, discovered an unsecured database belonging to a middle school in Sichuan that held the records of 1.3 million student, teachers, and staff. The database included high-resolution photos used to train facial-recognition systems, alongside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students, such as grades and GPS location. The finding highlighted the breadth of information being collected and the insecurity of how it is being stored. Indeed, research from Comparitech published on December 4 found that China had the worst record among 50 countries examined with regard to the protection of biometric data collected from citizens.
• New US surveillance export restrictions: New US regulations that ca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6, 2020, restrict the overseas sale of American geospatial imagery software possessing military and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The move comes in response to fears that advanced US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to strengthen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lthough the reach of the rules is global. The regulations are a first step in implementing a 2018 law that tasked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with improving oversight of the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to China and other perceived US adversaries, and are relatively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some in the industry had feared.

Analysis for 2019: These events reflect increasing state intrusion into personal and public spaces, as well as limited data protections for what is collected—but also growing pushback against domestic spy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ly, the country’s intention to become a global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leader is clear: every submission to the UN'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concerning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made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as from China. Yet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are not the only ones concerned about China’s domestic spying apparatu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conducted by Beijing-based Nandu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Research Center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9,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Chinese respondents expressed a p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ways of verifying their identity over the use of facial-recognition software. And a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increases, netizens have also taken to sharing tips on how to avoid state monitors both on and offline.

Hong Kong: Mass mobile-phone seizures and doxing in 2019 spark privacy concerns

With the Hong Kong protest movement showing no signs of abating, concerns are growing about police-led data-collection programs targeting demonstrators. During a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January 8, 2020, Hong Kong secretary for security John Lee revealed that between June and November 2019, Hong Kong police had seized 3,721 mobile phones from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participating in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In response, opposition lawmaker Charles Mok, who represent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large percentage of detained protesters targeted in this way, as well as possibility that police could be breaking into phones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m, or even installing spyware on confiscated devices before returning them.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ve not clarified whether police have used spyware to unlock the phones of protesters.

Even before Secretary Lee's comments, concerns about police data collection were already being raised. In a Twitter thread posted on December 19, democracy activist Joshua Wong wrote that following his arrest on August 30, police had accessed text messages on his phone, even though he had never provided his phone's password nor had he been issued a warrant. Wong said he discovered the break-in when some of the messages were submitted by prosecutors as evidence in court. Police disputed Wong's account, claiming that they had obtained a warrant from a magistrate.

These revelations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data privacy. Existing protection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re vague and provide police with broad exemptions to access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vention or detection of crime.” Additionally, worries abou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extend beyond police confiscation of cell phones. Protesters have taken to wearing face masks out of fear that cameras may be equipped with facial-recognition software that could identify them t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authorities.

It is not onl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has laid siege to the privacy right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Both pro- and antigovernment netizens have attacked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through doxing—the practice of research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an opponent and publishing it online as a retaliatory action. Doxing targets have included police officers, journalists, protesters,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ersonal details, including photos, home addresses, phone numbers and information on family members, have been released on websites, social media, and the encrypted messaging app Telegram. Since last June,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as received more than 4,700 complaints about doxing.

In October, an injunction was granted by the city's High Court against the nonconsensual shar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police and their families. Yet local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us far seem unable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use of this tactic. In December,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Stephen Wong Kai-yi acknowledged doxing as a problem, and said his office was working with online platforms to remove “intimidating messages.”

FEATURED PUSHBACK: Dissent survives 2019 crackdowns

New and ongoing crackdowns against labor activists,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further inhibited government criticism,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grassroots activism in 2019. At the close of the year—as Chinese authorities likely suspected many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were distracted by the Christmas holiday—security agents engaged in a detention and interrogation spree against activists, including a group who attended a private dinner in early December at which they debated the prospects of a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China.

But amid these and other restrictions, initiatives by Chinese citizens to protect basic freedom, share news, and access vital information persist. Throughout 2019, the China Media Bulletin has highlighted in this section risky endeavors like journalists reporting assertively at high-profile political gatherings, software engineers protesting on the unblocked GitHub site, smuggled videos of camps in Xinjiang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deaths in custody reaching the outside world, Uighurs using video-sharing apps to break through censorship, and Chinese netizens deploying wordplay to express support for Hong Kong protesters. Other example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year include:

• Chinese lawyer Chen Qiushi traveling to Hong Kong in August, where he provided live video broadcasts and social media updates on peaceful protests before being called back home by public security agents;
• A rapidly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campaign stalling the deportation from Qatar to China of Uighur Ablikim Yusuf, ending in his safe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 A new Facebook page launched in November to enable Chinese users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to anonymously express their support for Hong Kong protesters garnering 12,000 followers and numerous submission within two months; and
• A prisoner in China successfully sneaking a call for help into a Christmas card that was discovered by a 6-year-old British girl, prompting Tesco to suspend ties with its supplier.

Meanwhile, in the face of tightening censorship and despite a growing crackdown o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used to reach blocked websites,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each month continue to jump the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using these tools. Indeed, marketing firms like GlobalWebIndex and Hootsuite reported estimates that 31 to 35 percent of Chinese web users utilized a VPN in 2019. If accurate across China’s 8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that would amount to some 250 million people.

Photo caption: A message written by a foreigner held in a Chinese prison that was found in Britain inside a Christmas card.

本期标题

• 本期分析：中国媒体控制的全球化：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趋势
• 新闻报导：
  • 反映在2019年流行语中的中共新意识形态的推行，网路控制
  • 在2019年加剧的控制中 调查新闻报导在夹缝中前行
  • 对电影、图片和文学作品的限制加剧
  • 监视趋势：城市监视、数据泄漏、出口限制和公众担忧
  • 香港：2019年大规模的手机没收和人肉搜索引发对隐私权的担忧
• 重点反制：在2019年的打压中幸存的异议人士
• 2020年未来关注
• 行动起来

本期分析：中共媒体控制的全球化：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趋势

中共国际媒体影响运动在迅速扩张 — 世界反应亦如是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官员警告一位当地记者，说其要么从他所在报纸的网站上删除一篇质疑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文章，要么面临被列入在中国的「黑名单」。尼泊尔的一家国营通讯社—与其中文对等机构新华社有内容共享协议 — 该通讯社启动了一项对三位记者的调查，是因为他们传播一则关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消息。德国的一家地区公共电视台播出了一档关于当今事务的和中共国家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节目，其节目在宣扬批评指责。东帝汶民主共和国（Timor-Leste）欢迎两家中国公司来管理其一项数字电视的扩展项目，尽管非洲各电视台表示关注，关注这类公司对观众看到哪些电视台有过于大的影响力。

以上只是从去年找出的一些事件，来说明中共在全球推广它的宣传并加强其优先审查内容的越来越多有企图心的努力。 《自由之家》上周发布的一个新报告– 「北京的全球扬声器」（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 描述了中共媒体影响策略的一整套手段，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影响，以及他们造成的无论来自各国政府、独立媒体、科技公司或是公民社会的倒推行为，都呈现了例证。

该报告追踪了中共从2017年以来的策略及其影响，其中如下四个趋势在2019年更为显著：

一、面向外国的国营媒体被调动针对中共敌人：中国的主要国营媒体一直就在国际上保存有平台，但是最近，它们中的大多数增加了其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活跃度，这些平台在中国国内是被封锁的，而且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粉丝。面向外国观众的内容通常都是正面宣传中国和其政权，着力于报导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却对（中共的）人权侵犯文过饰非。然而在2019年，随着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和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集中营引起了国际关注，针对中共认为的敌人，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和负面的内容，开始散布在关于熊猫、开发项目和中华文化类的一般内容的帖子中。
例如，去年夏天，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的英文脸书页— 中共国家电视台的海外分支— 针对其逾七千万粉丝发布了几则视频，其中或把香港抗议者们比作恐怖份子，或重复针对他们的已被证明是捏造的内容。去年12月份，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关于所谓的来自新疆维吾尔人群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纪录片」被贴在了中国环球电视网英文、西班牙文和法语版的脸书页面。数小时后，其中的一则视频已被浏览2万5千多次，对中国环球电视网内容来说，这是各相对较高的数字。
 

二、在全球媒体平台上展开传播不实信息的运动：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俄国式的传播不实信息的攻势，其特征是有组织的网路帐号扮作是普通用户群上贴信息，这些行为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在海外传播中共话语的手段，在去年已经变得很明显，虽然说这一现象显然早在2017年中期就已开始。之前，根据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调查，大多数的证据表明，这类秘密的宣传只是在国内平台上看到。然而在2019年，该研究所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展示了「在积极的使用脸书、推特和YouTube方面的有新被发现的兴趣」。这三家公司都宣布大量删除此类帐号，他们说这些曾被动员来作为在中共国家指令下传播不实信息的宣传运动。

从对这些被移除帐号数据的详细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当局在海外利用网上不实信息传播还处于相对初始阶段，但他们学得很快。在台湾，中文社交媒体的操作已经是比在全球更加成熟，观察家们注意到在那里不实信息正变得更难以查明。还有，虽然推特采取各种措施来移除与中国相关的网路，与（中国）国家相关联的网军显然仍旧在该平台大量活跃着，这一点，可以从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在10月份发推文支持香港抗议这后，所引发的威吓宣传攻势中看得出来。同时，亲北京的网军被怀疑操纵中国以外的流行信息资源的内容排名，包括在Google的搜索引擎，Reddit和YouTube上的内容排名。
 

三、中国拥有扩展到海外的平台，政治审查显而易见：随着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及其领先应用程式慢慢在全球变得受欢迎，它们也為中共创造新的管道来影响海外的新闻传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微信，微信是一款集合即时短信、群聊、商业服务和电子支付于一体的应用程式app。腾讯拥有此app，并称在中国国内有10亿活跃用户。然而，估计在海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微信有约一到两亿的用户。在微信的全球用户中，数百万人是身在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海外华人。微信越来越多的被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用来和他们的华裔选民沟通。
在中国国内日益钳紧的网路审查中，有出现的报导说微信员工在删除外国用户贴出去的政治敏感信息，或是关闭他们的帐户。 2019年4月，研究人员发现证据，说微信在系统监控海外用户的通话，并对政治敏感的内容加标签，为某些形式的监视，甚至在这些讯息的传输不受阻止的情形下。另外，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旗下的app抖音（TikTok）在2019年成为全球被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式之一，特别是在美国的青少年用户中。如微信一样，有报导说抖音已在审查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敏感的内容，或是在更大范围内将政治性内容降低关注度。
 

四、在觉醒到北京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后，用户们的反制也在增加：随着北京扩展媒体影响的行为被曝光，大量的国际社会人群和普通民众开始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之力在影响中国之外的人们能说什么、读什么和看什么。一个分水岭般的时刻发生在去年秋天，在数周之内，由中共引起的自我审查和压力波及了流行文化偶像如NBA、讽刺电视秀「南方公园」和视频游戏公司暴雪。看到有公司为了避免冒犯北京而屈服，甚至审查别人的言论时，许多普通民众（包括体育迷和游戏大赛的参赛选手）非常愤怒。

对此日益增长的民众觉醒，促成民主国家政府开始审视北京的媒体介入和投资活动。 2019年2月，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FARA）」，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美国登记，作为对涉及有专制极权影响的活动，美国提升执法和加强透明度的措施表现。去年11月，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针对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公司在2017年收购Muciscal.ly公司发起了全美范围内的安全评估，该收购是开发和传播「抖音」的关键性前导。在澳大利亚，一套新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画》法案，包括类似FARA的登记要求，在3月份开始生效。同年，就调查CGTN录制和播出强迫认罪画面和其对香港抗议有偏见的报导，是否违反了电视播放法规，这方面英国媒体监管机构调查案例数量增加到八例（？是否有typo，请确认）。

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来自独立媒体和社交媒体网路名人们的关于在新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迫害的信息，及其对在中国投资的潜在负面影响，可能正在颠覆北京的信誉，并激发进一步的抵制。从2018年到2019年，在有相当穆斯林人群的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里，包括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突尼斯，对中国的公众认同分数下降了7到17个百分点。上个月，在土耳其裔足球名星梅苏特·厄齐尔（Mesut Özil）在其一则热传的社交媒体贴文中，突出揭示了新疆维吾尔人的困境，以及拥有多数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对此默不作声后，诸如科威特（Kuwait）、约旦（Jordan）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官员和民众已采取行动，通过发声明、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和禁止遣返寻求庇护者，来展示他们的支持。

尚无迹象表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有计划在2020年放慢他们影响全球媒体的步伐。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将新的反制行动视为是一个信号，告诉他们需要加倍努力。这使得其他民主国家政府、媒体工作者、科技公司和公民社会采取措施增强透明度和保护媒体自由，变得更为重要。这类措施将带来额外益处，在加强民主体制抵制其它国内和国际的威胁方面，而这些威胁看起来将会一年更甚一年。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北京的全球扬声器：自2017年以来中共媒体影响之扩张」一文的作者，该文发表于2020年1月16日。

该文章还于2020年1月21日发表在《外交官》上

反映在2019年流行语中的中共新意识形态推行，网路控制

2019年见证了中国政府对国内媒体和网路空间的控制加剧。各级当局更协调一致地推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和优先意识形态。这一点可在中国的网路用语中明显的反映出来，而且看得出这种趋势在2020年将会继续，特别是在新的内容管控法规在三月份开始生效之后。

• 分析《人民日报》的政治用语：最近一份对中共官方媒体中政治用语的分析报告，表明了习近平统治下加强的马克思主义和专制意识形态转向。这份报告是由附属于香港大学的一项独立研究「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 ）所做出，该报告检查了2019年在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中出现的主要词汇的频率。许多用的最广泛用到的词汇反映出了习近平日益增长的权力或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譬如：在词频方面，根据该报告的「话语热度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一带一路」被标识为「炽热」或「赤热」级。作为对照，该报告的作者、资深的中国记者和媒体学者钱钢指出，「在2019年，在中共的政治语汇中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一词的完全抛弃」，这词曾定期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尽管其在内涵方面比国际上通用的更有限制性。其它一些自由派的词汇被标识为「冷」级，反映了对它们的有限使用，如「司法公正」、「依宪法治国」和「跨党派民主」。
   
• 网路流行语：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一家研究机构公布的一份「2019年度网路用语」遭到了网民们的冷嘲热讽。该流行用语是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包含了从主要国内媒体中抽出来的新词、流行语和网路用词。然而，许多网民指出，包括诸如「5G元年」和「止暴制乱」（后者指的是针对持续发生的香港抗议）这类的语汇，或不为人知，或配合政府允许的说辞。可是，另一份由文学杂志《咬文嚼字》所发布的用语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将公众情绪导向与国家方向一致的作法可能正在结出果实，尽管该杂志本身比其十年前受到更强的审查控制也影响了其列表中的词汇选择。 2009年，该杂志的年度列表中包含了意指政府虐待和社会病态的词汇。而在2019年的列表包含了词汇「996」，意指软件工程师们对中国科技公司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6天的工作文化，而表示对政府不满的词汇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意指流行文化的网路爆红事物，如：习近平爱用的一个词「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推行的一个词「区块链」。在8月份，在香港抗议者将悬挂的五星旗摘下并抛入大海后，「14亿护旗手」一词被热传一时。
   
• 新的网路内容管制：12月20日，中共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CAC）颁布了《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其中除了指出中国政府不提倡的内容（譬如与性相关的内容，或违反政府宗教或其它政策的内容）外，还列出了各种特定种类的、要被提倡和优先的内容，譬如习近平思想和对中国文化的正面表述。然而，对各式各样的非政府团体可望协助政府进行网上内容管理，引发了人们新的担忧。根据该规定，「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科技公司的责任，也是社会和个人的责任。此外，这些规定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范围宽泛得广受恶评。该规定中的条款也指出了新科技在审查中扮演的角色，人工操作和各种算法都被用来识别和删除非法内容。该规定计划2020年3月生效，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网路信息共享。

在2019年加剧的控制中，调查新闻报导在夹缝中前行

在中国准备迈入鼠年之际，给予独立记者的空间继续缩小。 12月，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宣布在监禁记者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名列榜首，至少有48位记者被监禁。尽管其中只有几位是在2019年被捕的，数字表明更多的抓捕和长期拘留反映初在习近平统治下，新闻自由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忍。根据广州中山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在2011年至2017年间，中国的调查记者减少了58% 减少到175位。在过去几年，中国许多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包括张文敏、刘万永和纪许光，已经停止报导、被禁采写或逃离中国。

然而，有限的评批式新闻报导还在勉力求生。在「全球深度报导网（GIJN）」的2019年度最佳调查记者名单中，突出了许多中国记者不顾国家审查而笔触敏感话题的作品。该名单包括在如下话题方面的文章：

• 化工厂爆炸：3月21日，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爆炸，78人死亡，事发两个月后，《财新》的记者们调查了未经检查、没有监管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 《穿山甲报告》：作为全球环境报导联盟（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的一部分，10位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记者和他们数十位国际同仁一道，完成了一部关于非法贸易濒临灭绝物种穿山甲的报告。
   
• 内蒙古瘟疫：11月，《北京新闻》的记者们调查了发生在华北自治区内蒙古的肺鼠疫，据信是由鼠疫感染所致。
   
• 官员腐败：对内蒙古大量当地腐败官员的跟踪调查后，《财新》发表了一份详细的对其官员腐败关系影响和保护网絡的报告。
   
• 校园谋杀：2003年，湖南怀化一家学校大楼项目后勤主管被杀，一涉嫌承包商被捕，《财新》记者调查了对杀人犯的包庇者以及为何此案长达16年未破。

总部位于北京的《财新》，报导了「全球深度报导网（GIJN）」5篇文章中的3篇而引人注目，该杂志是在中国仅存的拥有坚定调查报导团队的财经新闻媒体之一。

其它调查报导来自于海外的新闻机构。位于香港的《端传媒》和《纽约时报》联手报导了来自中国之源的全球芬太尼交易。在去年发生的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大事件中，《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都公布了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其中详述了各级当局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拘禁和打压。

对电影、图片和文学作品的限制加剧

中国2019年的政治控制加强，不仅影响了传统的和网路媒体，也影响了艺术、文学和娱乐相关内容。以下是一些最近的例子：

• 官方媒体抹去提及中文纪录片：政府审查者已经删除了关于中国前一胎化政策的中文纪录片《独生之国》，在其于2019年11月进入奥斯卡「最佳记录故事片」的入围名单之后，该片由王男袱和张嘉玲共同执导。尽管其加字幕盗版在网路上流传，《独生之国》在中国官方管道依然无法观看。
   
• 北京艺术展被取消：11月末，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宣布取消美籍华人艺术家刘虹的画展。艺术家刘虹以其对历史、记忆和性别的作品而知名，对其画展的取消是另一例表明在习近平治下增加对艺术的审查。这还可能是反映了在中美贸易战下，对来自美国内容创作者的格外针对审查。 12月27日，据《纽约时报》报导，许多美国作家所著书的中译本在2019年被停止出版。
   
• 图书馆审查令下的焚书：12月初，甘肃省镇远县的一家地方图书馆，因当众焚烧「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特别是「含有倾向性」的书籍和影像资料」，而引发公众与政府的批评。尽管官方媒体说当事着将会受到调查，当地图书馆实则看来是应政府的指令而行，该指令要求政治敏感性读物在全国范围内从图书馆下架并销毁。
   
• 中国独立影展停办：1月初，「中国独立影展」主办者宣布将无限期停办（halt operations indefinitely）该影像展，因为面对日益加强的官方控制，该活动的举办已成为「不可能」。自2003年开幕以来，由于其放映诸如政治历史和同性题材的敏感内容，这个南京的影展已经接到有关部门时断时续的威胁和恐吓。
   
• 两家领先的图片库网站被「纠正」：12月10日，两家中国最大的图片机构被暂停营业，说是因其未经适当的安全评估而与外国机构合作，以及没有信息服务的执照。这两家机构「视觉中国集团」和「IC 图片」 随后在他们各自网站上简短声明，说他们正在进行「全面开展自查整改」。这不期而至的暂停，导致从这两家获取图片的全国各家新闻媒体和网站乱作一团。

2019年分析：上述例子反映了在过去一年中国在加紧限制文化内容创作的扩展手段，虽说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娱乐产业市场继续成长。 2020年，中国正预期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影院市场，估计票房收入可达122.8亿美金。然而，在中国，日益加强的政府审查继续在伤害着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中国政府审批通过的电视剧数量的减少导致许多电视演员失业。随着国家限制的加剧，表现敏感话题的演出团体和表演艺术家已转为组织快闪式演出，以避免引起政府当局的愤怒。

时而，显然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文化审查试图延伸至海外。 12月29日，据《今日挪威》（Norway Today）报导，一家在挪威梅拉克（Meråker）镇为2022冬奥会进行训练的中国滑冰代表团称要求从该当地图书馆下架对其有争议的中文图书，包括一本关于被中共所禁的法轮功精神信仰团体的书，，该项要求被拒绝。

监视趋势：城市监视、数据泄漏、出口限制和公众担忧

中共建立监视系统的努力在2019年一直未停，其后果令人堪忧。然而，网路在线和离线反制这种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行动也前后跟进在升级

• 大规模的国内监视能力进一步扩张：据12月17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整合国内监视系统之一。中国政府如今能够从监视摄像头、手机和其它来源，有时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形下，利用许多中国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来收集数据。这些记录，加上在政府部门档案中已存的文件，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大幅度加强政府识别和密切跟踪数以百万计个人的能力。此外，对如此收集来的数据的安全保护之薄弱令人吃惊，显见的例证是从一个警察运营的数据库，2019年3月泄漏了3亿6千4百万项社交媒体用户资料，这只是去年诸多中国公民个人信息大规模被泄密的情形之一。在一些情形下，居民们采用低科技的手段来弱化监视系统的有效性，譬如把门撑着不让它关上的方式避开靠面部识别技术的锁门机制。浙江省的一位教授针对一家公园要求面部扫描而提起诉讼。然而，不断揭示出来的中国政府试图监视的范围表明，当局将继续发展其监视能力。
   
• 从学校监视系统的泄漏彰显薄弱的数据安全性：一家非营利机构GDI基金会的研究人员维克多·杰弗斯（Victor Gevers）发现，一个属于四川一家中学的未加安全防护的数据库存有130万学生、老师和员工的纪录。该数据库包含有用以训练面部识别系统的高精度照片，以及其它关于学生的数据，譬如成绩单和GPS定位。该发现表明了被收集信息有何等之广以及其存储是何等的不安全。事实上，12月4日由Comparitech公司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其就对公民收集的生物数据保护而调查的50个国家里，中国的记录是最糟糕的。

• 新的美国监视系统出口限制：美国颁布将于2020年1月6日生效的新管制， 出口管制美国卫星空间成像技术软体，该软件具备处理军事和监视能力。该措施是担心美国的尖端技术有可能被用来加强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该管制适用全球。这些法规是对2018年一项法案研究具体实施的第一步，该法案授权美国商业部改进对出口中国及其它美国被视为对手的敏感技术的监管，相比较工业界一些监管，此监管范围被担心还是相对狭窄的。

2019年分析：这些事件反映了对个人和公共空间的政权侵犯加剧，以及政府对所收集数据安全的有限保护— 也反映出在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反制国内监控。在国际上，中国想成为全球监视技术领先者的意图很明显：在过去三年中，对于监视技术担心的每一项提交给「联合国国际电信工会」的提案，都来自中国。而国际观察员不仅是担心中国监控装置的人们。据一项由设在北京的「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在2019年1月和11月发布的调查，近四分之三中国受访者倾向于采用传统方式来进行身分识别，而不是用面部识别软件。随着政府监视的增加，网民也在分享各种窍门，来避免政府对人们的网路在线和离线的监控。

香港：2019年大规模的手机没收和人肉搜索引发对隐私权的担忧

随着香港抗议运动没有减少的迹象，人们对警察发起的针对抗议者数据收集计画的担忧在增加。在2020年1月8日的一次立法会会议上，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John Lee）表示，在2019年6月至11月间，香港警方扣押了涉嫌参加反政府抗议人士3721部手机。作为回应，代表信息科技事务的反对派立法议员莫乃光（Charles Mok） 对把抗议者当作攻击目标如此大比率拘禁表达担忧，他还担忧警方会解锁这些手机来收集数据的可能性，或者甚至可能于归还前在没收的设备中安装木马软件。政府代表就警方是否用间谍软件来解锁抗议者的手机，未作澄清。

甚至在李家超局长发表评论前，就已有人担心警方收集数据 。在12月19日的一则推文中，民主人士黄之锋写道，在他8月30日被捕后，警察已获得了他的手机短信，尽管他从未提供过他的密码，警方也未就此给他正当理由。黄之锋说他是在其中一些短信被在法庭上作为呈堂供证时，才发觉手机被解锁了。警察反驳黄之锋的指控，说他们是得到了地方法官授权而为的。

这些发现使人们对香港政府对数据隐私的承诺严重质疑。在《个人资料（隐私）条例》（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下，现有的保护条款模糊不清，提供警方非常宽泛的免责以「防止侦破罪案」来获取个人数据。另外，对政府监视的担忧不仅限于警方对手机的没收。抗议者配戴面具，唯恐摄像头内装有面部识别软件，以防香港和大陆中国当局识别出他们。

不单是当地政府在侵袭香港居民的隐私权。支持和抗议政府的双方网民，都曾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对手，人肉搜索搜索对手的个人信息并公布在网上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人肉搜索的对象包括警察、记者、抗议者、政府职员和各种政治人物。照片、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和家庭成员信息之类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在各种网站、社交媒体和加密传输的通训应用程式「电报（ Telegram）」上。自去年6月依以来，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PCPD）已收到了关于人肉搜索的4700例投诉。

10月份，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禁令，禁止未经许可分享警察和他们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然而，当地的法律和法规目前其数还无力有效控制这类手法。 12月，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儿（Stephen Wong Kai-yi）承认人肉搜索是个问题，并表示他的办公室将与各网路平台一道，删除「恐吓性讯息」。

重点反制：在2019年的打压中幸存的异议人士

2019年间，新的以及持续进行的对劳工维权人士、人权律师以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打压，进一步抑制了对政府的批评、信息分享和草根维权。到年底时— 在中国当局可能认为许多国际观察员心思放在圣诞过节之时— 安全部门进行了一轮对维权人士的拘捕和审讯，其中包括一个在12月初参加私人晚宴的团体，在该晚宴上他们就中国的民主过渡愿景进行了讨论。

但是在这些和其它限制中，中国网民一直在坚持保护基本自由、分享新闻和获取关键资讯的尝试。在整个2019年，自由之家《中国媒体快报》在这方面突出报导了这些冒风险的举动，譬如记者们主动在高规格的政治聚会报导、软件工程师在未封锁的GitHub网站进行抗议，设法传出的在新疆集中营和法轮功学员身亡于监禁中的视频、以及中国网民采用文字游戏来表达他们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其它在去年发生的例子有：

• 中国律师陈秋实8月份到香港旅行，他在那边对香港抗议进行实时视频播出和社交媒体更新，而被公安人员限制出境。
   
• 一场快速组织起来的国际行动，阻止了维吾尔人玉素甫（Ablikim Yusuf）被从卡塔尔（Qatar）遣返回中国，使其安全抵达美国。
   
• 11月新开的一脸书页面使得在香港和其它地区的中国用户可以匿名表达他们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该页面在两个月内吸纳了12000名粉丝和无数的贴文。
   
• 中国监狱的一名犯人成功的将一份求救呼吁藏在圣诞卡中，被一名6岁的英国女孩发现，从而导致Tesco玩具公司暂停了与其供货商的合作。

同时，在对翻墙软件虚拟私人网路（VPN）的加紧审查和加剧打压下，每月依然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持续利用此工具翻过网路防火墙。事实上，据诸如 GlobalWebIndex和 Hootsuite 类的市场行销公司报导，估计有31 ～ 35%的中国网民在2019年使用VPN。如果是对全中国8亿网民的报导准确，将有相当于大约2亿5千万的人在翻越网路防火墙。

图：在英国一张圣诞卡中发现的来自一位关押在中国监狱的外籍人士所写的短信

本期标题

• 本期分析：中國媒體控制的全球化：從2019年開始的主要趨勢
• 新聞報導：
  • 中共新意識形態的推行反映在2019年的流行語中，網路控制
  • 2019年加劇的控制中  調查新聞報導在夾縫中前行
  • 對電影、影像和文學作品的限制加劇
  • 監視趨勢：城市監視、數據洩漏、出口限制和公眾的擔憂
  • 香港：2019年大規模的沒收手機和人肉搜索引發對隱私權的擔憂
• 重點反制：在2019年的打壓中倖存的異議人士
• 2020年未來關注
• 行動起來

本期分析：中共媒體控制的全球化：自2019年開始的重要趨勢

中國共產黨影響國際媒體的行動正在迅速擴張— 世界對此的反應亦如是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位官員要求當地記者從其工作的媒體網站上刪除一篇質疑中國經濟健康狀況的文章，並說若不從，他將會被中國納入黑名單。尼泊爾一家與新華社簽有內容共享協議的國營新聞通訊社針對三位記者啟動了調查，只因他們傳播圖博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消息。德國的一家區域公共電視台近期上了一檔與中共國家電視台聯合製作、報導當今事務的節目，因此飽受批評。東帝汶民主共和國（Timor-Leste）不顧非洲各電視台表達的擔憂，迎來了兩家中國公司管理其擴展數位電視的計畫；這些中國公司將對於觀眾能夠接觸到哪些電視台有極大的影響力。

以上只是過去一年的部分案例，展現了中共正在全球推廣更具侵略性的政治宣傳，以及加強執行針對與其利益相關的言論審查。《自由之家》上週發佈的一個新報告 – 「北京的全球揚聲器」（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 描述了中共媒體影響的一系列策略，並提出了證據呈現其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以及這些影響所引發的來自各國政府、獨立媒體、科技公司或是公民社會的反制行為。

該報告追蹤了中共自2017年以來的策略及其效應的演化過程，以下為四個在2019年最為顯著的趨勢：

一、動員面向他國的國營媒體以打擊中共的敵人：長久以來，中國的主要國營媒體在國際上一直具有一定的聲量。但是最近，其中的大多數媒體在中國國內被封鎖的國際社交媒體平台上愈漸活躍，並且吸納了數以百萬計的粉絲。面向外國觀眾的內容主要為中國和其政權做正面宣傳，並著重報導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同時洗白中共的對於人權的侵犯。然而在2019年，隨著香港的民主抗議和新疆維吾爾人在集中營被羈押捕獲了國際的眼光，針對中共鎖定的敵人、越來越具有攻擊性和負面的內容，開始被散佈在關於一般日常的內容當中，如關於熊貓、開發項目和中華文化類的帖子中。

例如，去年夏天，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的英文臉書頁 — 中共國家電視台的海外國際分支 — 針對其逾七千萬的粉絲發佈了幾則影片，或把香港抗議者比作恐怖份子，或重複傳播已被證明是捏造的內容。去年十二月，中國環球電視網英文、西班牙文和法語版的臉書頁面張貼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紀錄片」 ，內容為所謂新疆維吾爾人帶來的恐怖主義威脅。在數小時內，其中一則影片便吸引了2萬5千多次的瀏覽量，對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內容來說這是相對高的流量。

二、在全球社群媒體平台上展開傳播假消息的行動：過去一年來，以有組織的網路帳號假扮作是普通用戶張貼信息的俄國式假消息宣傳，成為在中共海外傳播中共敘事的新手段，儘管這一現象早在2017年中期就已開始。先前，根據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調查，大多數的證據顯示這類隱密政治宣傳只出現在中國國內的平台上。然而在2019年，該機構報導，中國政府展現了「積極使用臉書、推特和YouTube的興趣」。這三家公司都宣佈大量刪除其認定被動員於中共假消息行動的帳號。

針對這些被移除帳號的詳細資料分析顯示，儘管中國當局在海外的假消息行動還處於相對初始階段，但他們學習的速度很快。在台灣，其針對中文社交媒體的操作比其在全球範疇下的行動更加成熟，關注的專家們注意到假消息變得更更難以查明。還有，雖然推特採取各種措施來移除與中國相關的帳號網絡，與中國政權有關聯的網軍顯然在該平台仍相當活躍。這一點，從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10月份發推文支持香港抗議後，所引發的威嚇式宣傳攻勢可見一斑。親北京的網軍也被懷疑正以行動操縱中國以外的主流資訊平台的內容排名，包括在Google搜索引擎、Reddit和YouTube上的內容排名。
 

證據顯示，中國的平台上的政治審查擴展至海外：隨著中國的社交媒體公司及其主打的應用程式在全球逐漸大受歡迎，它們也為中共創造了新的管道以影響海外的新聞傳播–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便是微信。微信是一款結合即時通訊、群聊、商業服務和電子支付於一體的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為騰訊所擁有，並稱在中國國內有十億活躍用戶。然而，根據估計，微信在海外–特別是亞洲地區–擁有約一到兩億的用戶。在微信的全球用戶中，數百萬人是身在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海外中國僑民。在這些民主國家中，微信越來越頻繁地被政治人物用來和他們的中國裔選民溝通。 

隨著中國國內的網路審查日益箝緊，報導聲稱微信員工正在刪除外國用戶張貼的政治敏感信息，甚至關閉他們的帳戶。2019年4月，研究人員發現證據指出微信有系統地監控海外用戶的通話，並標示政治敏感的內容作為某種形式的監視，即便他們並未阻擋此類訊息的傳輸。另外，中國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旗下的應用程式抖音在2019年成為全球被下載次數最多的應用程式之一，特別是在美國的青少年用戶中大受歡迎。如微信一樣，有報導說抖音已在審查被中國政府認定敏感的內容，或是更大範圍地將政治性內容降低關注度。

意識到北京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後，用戶們的反制也持續增加：隨著北京擴展媒體影響的行為被揭露，大量的國際社群和普通用戶開始意識到，中共具有影響中國之外的人們能說什麼、讀什麼和看什麼的能力。去年秋天是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數週之內，由中共引起的自我審查和壓力波及了流行文化偶像如NBA、諷刺電視影集「南方公園」和電動遊戲公司暴雪。看到有公司為了避免冒犯北京而屈服、甚至審查別人的言論時，許多普通民眾–包括體育迷和電競遊戲的參賽選手–都非常憤怒。

日益增長的覺醒，促使民主國家的政府開始檢視北京的媒體介入和投資活動。2019年2月，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美國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FARA）」進行登記，此事件彰顯了美國ˊ針對涉有專制極權影響的活動加強執法力度以及透明化的措施。去年11月，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針對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公司在2017年對Muciscal.ly公司的收購發起了範疇擴及全美的安全評估，該收購是開發和傳播抖音的關鍵。在澳洲，一系列的境外影響力透明化法案–包括類似FARA的登記要求–自3月份開始生效。同年，英國的媒體監管機構就CGTN錄製和播出強迫認罪畫面和其對香港抗議有偏見的報導是否違反了電視播放法規的調查案例，增加了八例的調查。

2018年到2019年，在有相當穆斯林人群的有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裡，包括印尼、肯亞和突尼西亞，對中國的公眾認同分數下降了7到17個百分點。上個月，在土耳其裔足球名星梅蘇特·厄齊爾（Mesut Özil）在其一則社群媒體貼文中，突顯了新疆維吾爾人的困境，以及數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國家對此的噤聲。在貼文被廣傳後，諸如科威特（Kuwait）、約旦（Jordan）和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官員和民眾已採取行動，透過發佈聲明、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和禁止遣返尋求庇護者，來展示他們對該議題的支持。

尚無跡象表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們有計劃在2020年放慢他們影響全球媒體的步伐。事實上，他們很可能將新的反制行動視為自己必須加強類似行動的信號。這樣的趨勢使得其他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工作者、科技公司和公民社會所採取的透明化、保護媒體自由的措施，變得更為重要。這類措施將在加強民主體制抵制其它國內和國際的威脅方面帶來額外的益處，而這些威脅看起來將會逐年增加。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北京的全球揚聲器：自2017年以來中共媒體影響之擴張」一文的作者，該文發表於2020年1月16日。

該文章還於2020年1月21日發表在《外交官》上

中共新意識形態的推行反映在2019年的流行語中，網路控制

2019年見證了中國政府對國內媒體和網路空間的控制加劇。各級當局更協調一致地推行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個人形象，和種種中共優先推行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可在中國的網路用語中明顯的反映出來，而且看得出這種趨勢在2020年將會繼續，特別是在新的內容管控法規在三月份開始生效之後。

• 分析《人民日報》的政治用語：最近一份對中共官方媒體中政治用語的分析報告，表明了習近平統治下加強的馬克思主義和專制意識形態的轉向。這份報告是由附屬於香港大學的一項獨立研究「中國媒體項目」（China Media Project ）所發佈的，該報告分析並檢視了2019年在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中出現主要詞彙的頻率。許多用的最廣泛用到的詞彙反映出了習近平日益增長的權力或其對意識形態的影響，譬如：在詞彙頻率方面，根據該報告的話語熱度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一帶一路」被標識為「熾熱」或「火熱」級。作為對照，該報告的作者、資深的中國記者和媒體學者錢鋼指出，「在2019年，在中共的政治語彙中我們看到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對『政治體制改革』一詞的完全拋棄」，這詞曾定期出現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儘管其在內涵方面比國際上通用的更有限制性。其它一些自由派的詞彙被標識為「冷」級，反映了對它們的使用被限制，如「司法公正」、「依憲法治國」和「跨黨派民主」。
   
• 網路流行語：由中國政府支持的一家研究機構公佈的「2019年度網路用語」遭到了網民們的冷嘲熱諷。該流行用語是由「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發佈的，包含了從主要國內媒體中抽出來的新詞、流行語和網路用詞。然而，許多網民指出，包括諸如「5G元年」和「止暴制亂」（後者指的是針對仍在進行的香港抗議）這類的語彙，或根本不為人知，或是全然地配合政府准許的敘事。可是，另一份由文學雜誌《咬文嚼字》所發佈的用語列表可以發現，中國政府試圖將公眾情緒導向與國家方向一致的作法可能已經結出果實，儘管該雜誌本身比其十年前受到更強的審查控制，這也影響了其列表中的詞彙選擇。2009年，該雜誌的年度列表中包含了意指政府虐待和社會病態的詞彙。而在2019年的列表包含了詞彙「996」，意指軟件工程師們對中國科技公司從早9點到晚9點、一週6天的工作文化，但表示對政府不滿的詞彙卻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該列表包含意指流行文化的網路爆紅事物，如：習近平愛用的詞「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推行的技術「區塊鏈」。在8月份，在香港抗議者將懸掛的五星旗摘下並拋入大海後，「14億護旗手」一詞被熱傳一時。
   
• 新的網路內容管制：12月20日，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CAC）頒布了《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其中除了指出中國政府不鼓勵的內容（譬如與性相關的內容，或違反政府宗教或其它政策的內容）外，還列出了各種特定種類的、要被提倡和優先化的內容，譬如習近平思想和對中國文化的正面表述。然而，對各式各樣的非政府團體被期待協助政府進行網上內容管理，引發了人們新的擔憂。根據該規定，「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不僅是政府和科技公司的責任，也是社會和個人的責任。此外，這些規定基於中國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範圍寬泛到廣受惡評。該規定中的條款也指出了新科技在審查中扮演的角色，人工操作和各種演算法都被用來識別和刪除非法內容。該規定計劃2020年3月生效，可能會進一步限制網路信息共享。

在2019年加劇的控制中，調查新聞報導在夾縫中前行

在中國準備邁入鼠年之際，其給予獨立記者的空間繼續縮小。12月，「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宣佈，中國在監禁記者方面名列世界榜首，至少有48位記者被監禁。儘管其中只有幾位是在2019年被捕的，數字表明更多的抓捕和長期拘留反映，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新聞自由越來越不為當局所容忍。廣州中山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在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的調查記者減少了58%，只剩175位。在過去幾年，中國許多最知名的調查記者，包括張文敏、劉萬永和紀許光，已經停止報導、被禁止寫作，或逃離中國。

然而，有限的批判式新聞報導仍在勉力求生。在「全球深度報導網（GIJN）」的2019年度最佳調查記者名單中，突顯出許多中國記者不顧國家審查而描繪敏感話題的作品。該名單包括在描寫以下議題的文章：

• 化工廠爆炸：3月21日，江蘇響水化工廠發生爆炸，78人死亡。事發兩個月後，《財新》的記者們調查了未經檢查、沒有監管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導致災難的發生。
   
• 《穿山甲報告》：作為全球環境報導聯盟（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的一部分，10位來自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記者和他們的數十位國際同仁一同完成了一部關於瀕臨滅絕物種–穿山甲的非法貿易的報告。
   
• 內蒙古瘟疫：11月，《北京新聞》的記者們調查了發生在華北自治區內蒙古的肺鼠疫，據信是由鼠疫感染所致。
   
• 官員腐敗：對內蒙古大量當地腐敗官員的調查後，《財新》發表了一份檢視其官員影響力和庇護網絡的詳細報告。
   
• 校園謀殺：2003年，湖南懷化一家學校大樓項目後勤主管被殺，一涉的嫌承包商被捕。《財新》記者追蹤調查了殺人犯的包庇者以及為何此案長達16年卻仍未破案。

總部位於北京的《財新》，報導了「全球深度報導網（GIJN）」5篇受矚目文章中的3篇，該雜誌是在中國僅存的擁有堅定調查報導團隊的財經新聞媒體之一。

其它調查報導來自於海外的新聞機構。位於香港的《端傳媒》和《紐約時報》聯手報導了來自中國之源的全球芬太尼交易。去年發生的與中國相關的大事件中，《紐約時報》和「國際調查記者聯盟」都公佈了中國政府內部文件，其中詳述了各級當局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的拘禁和打壓。

對電影、影像和文學作品的限制加劇

中國2019年的政治控制加強，不僅影響了傳統的和網路媒體，也影響了藝術、文學和娛樂相關內容。以下是一些最近的例子：

• 官方媒體抹去提及中國紀錄片的內容：政府審查者已經刪除了提及中國前一胎化政策的中國紀錄片《獨生之國》的內容，在其於2019年11月進入奧斯卡「最佳記錄故事片」的入圍名單之後。該片由王男袱和张嘉玲共同執導。儘管其加字幕盜版在網路上流傳，《獨生之國》在中國官方管道依然無法觀看。
   
• 北京藝術展被取消：11月末，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 宣佈取消美籍華人藝術家劉虹的畫展。藝術家劉虹以其對歷史、記憶和性別議題的作品而聞名，其畫展被取消則是在習近平統治下增加針對藝術的審查的另一案例。這可能更反映了在中美貿易戰下，針對來自美國內容創作者的嚴格審查。12月27日，據《紐約時報》報導，許多美國作家著書的中譯本在2019年被中止出版。
   
• 圖書館審查令下的焚書：12月初，甘肅省鎮遠縣的一家地方圖書館，因當眾焚燒「非法出版物、宗教類出版物，特別是『含有偏見』的書籍和影像資料」，而引發公眾與政府的批評。儘管官方媒體說當事著將會受到調查，當地圖書館實則看來是應政府的指令而行，該指令要求政治敏感性讀物在全國範圍內從圖書館下架並銷毀。
   
• 中國獨立影展停辦：1月初，「中國獨立影展」主辦者宣佈該展將無限期停辦，因為面對日益加強的官方控制，該活動的舉辦已「不可能」。自2003年開幕以來，由於該展放映如政治歷史和同志題材的敏感內容，南京的這個影展間歇性地接到有關部門的威脅和恐嚇。
   
• 兩家領先的圖庫網站被「糾正」：12月10日，兩家中國最大的圖片機構被暫停營業，因其未經適當的安全評估而與外國機構合作，以及沒有資訊服務的執照。這兩家機構「視覺中國集團」和「IC 圖片」 隨後在他們各自網站上簡短聲明，說他們正在進行「全面開展自查整改」。這位被預期的暫停，導致從這兩家獲取圖片的全國各家新聞媒體和網站亂成一團。

2019年分析：上述例子反映了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加緊限制文化內容創作的擴張手段，雖然中國作為重要的國際娛樂產業市場仍然持續成長中。2020年，中國被預期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影院市場，估計票房收入可達122.8億美金。然而，在中國國內，日益加強的政府審查持續地傷害中國的電影製作者，中國政府審批通過的電視劇數量的減少導致許多電視演員失業。隨著國家限制的加劇，陳述敏感話題的演出團體和表演藝術家已轉而組織快閃式演出，以避免引起政府當局的憤怒。

偶爾，顯然是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他們文化審查試圖延伸至海外。12月29日，據《今日挪威》（Norway Today）報導，一家在挪威梅拉克（Meråker）鎮為2022冬奧會進行訓練的中國滑冰代表團要求從該當地圖書館下架對其有爭議的中文圖書，包括一本關於被中共所禁的法輪功精神信仰團體的書。他們的要求最後被拒絕了。

監視趨勢：城市監視、數據洩漏、出口限制和公眾擔憂

中共建立監視系統的努力在2019年仍未停歇，後果令人堪憂。然而，線上和線下對於這種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的反制行動也跟進升級。

• 大規模的國內監視能力進一步擴張：根據12月17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中國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國內整合監視系統之一。中國政府如今能夠從監視攝影機、手機和其它來源–有時是在人們不知情的情形下，利用許多中國科技公司提供的技術支持–來收集數據。這些記錄，結合在政府部門檔案中存有的文件，可以大幅度加強政府識別和密切跟蹤數以百萬計的個體的能力。此外，他們對收集來的資料的安全保護之薄弱令人吃驚。從一個警察運營的資料庫可見一斑，該資料庫在2019年3月洩漏了3億6千4百萬項社交媒體用戶資料，這還只是去年諸多中國公民個人資料大規模被洩密的案例之一。在一些情形下，居民們採用低科技的手段來弱化監視系統的有效性，譬如把門撐著不讓它關上以避開靠面部識別技術的鎖門機制。浙江省的一位教授針對一家公園要求面部掃描而提起訴訟。然而，不斷被揭露的中國政府的監視範疇表明，當局仍然會繼續發展其監視能力。
   
• 學校監視系統的一訓洩漏彰顯薄弱的資料安全：一家非營利機構  GDI基金會的研究人員維克多·杰弗斯（Victor Gevers）發現，一個四川中學的未加密的資料庫存有130萬學生、老師和員工的記錄。該　資料庫包含用以訓練面部識別系統的高精度照片，以及其它關於學生的數據，譬如成績單和GPS定位。該調查呈現了被收集資訊的廣度，以及其存儲是如何不安全。事實上，12月4日由Comparitech公司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其研究的50個國家裡，中國對於保護蒐集自公民的生物數據的記錄是最糟糕的。
   
• 新的美國監視系統出口限制：美國頒布將於2020年1月6日生效的新管制，該管制將進一步限制 美國衛星空間成像技術軟體的出口，該軟體可用於軍事和監視。該措施源於對於美國的尖端技術有可能被用來加強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的擔憂，並且適用全球。這些法規是對2018年一項法案研究具體實施的第一步，該法案授權美國商業部改進對中國、及其它美國被視為對手的對象出口敏感技術的監管，相比較工業界的其他監管方式，此監管範圍還是相對狹窄的。

2019年分析：這些事件反映了政權對個人和公共空間的侵犯加劇，以及政府對所收集資訊的安全性有限的保護— 但也同時反映出在中國人對於國內監控日益增長的反制。在國際上，中國想成為全球監視技術的領先者的意圖很明顯：在過去三年中，因為擔憂監視技術而提交每一項提交給「聯合國國際電信工會」的提案，都來自中國。然而對於中國監控機構感到擔憂的人，不僅僅是國際的關注者。據一項由設在北京的「南都個人信息保護研究中心」在2019年1月和11月發佈的調查，近四分之三中國受訪者傾向於採用傳統方式來進行身分識別，而不是用面部識別軟件。隨著政府監視的增加，網民也在分享各種竅門，來規避政府對人們線上和線下的監控。

香港：2019年大規模的手機沒收和人肉搜索引發對隱私權的擔憂

隨著香港抗議運動並未減緩的跡象，人們對警察的針對抗議者收集資料的擔憂持續增加。在2020年1月8日的一次立法會會議上，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John Lee）表示，在2019年6月至11月間，香港警方扣押了涉嫌參加反政府抗議人士3721部手機。作為回應，代表信息科技事務的反對派立法議員莫乃光（Charles Mok） 對如此大規模地把抗議者當作目標而表達擔憂，他還擔憂警方可能會解鎖這些手機來收集他們的資料，或者甚至可能在歸還沒收的設備前在其中安裝木馬軟件。政府代表就警方是否用間諜軟件來解鎖抗議者的手機未作澄清。

甚至在李家超局長發表評論前，對於警方搜集資訊的擔憂就已被提出 。在12月19日的一則推文中，民主人士黃之鋒寫道，在他8月30日被捕後，警察擷取了他的手機訊息，儘管他從未提供過他的密碼，警方也未就此給他正當理由。黃之鋒說他是在其中一些簡訊被在法庭上作為呈堂供證時，才發覺手機被解鎖了。警察反駁黃之鋒的指控，說他們得到了地方法官授權而為。

這些發現使人們對香港政府對資訊隱私的承諾提出嚴重質疑。在《個人資料（隱私）條例》（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下，現有的保護條款模糊不清，提供警方以「防止偵破罪案」來獲取個人資訊等非常寬泛的免責。另外，對政府監視的擔憂不僅限於警方沒收手機。抗議者因擔憂攝影機內裝有面部識別軟件，而開始配戴面具以防香港和中國當局識別出他們的身分，。

不單是當地政府在侵犯香港居民的隱私權。支持和抗議政府的雙方網民，都曾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攻擊他們的對手，以搜尋對手的個人信息並公佈在網上作為一種報復手段。人肉搜索的對象包括警察、記者、抗議者、政府職員和各種政治人物。照片、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和家庭成員信息之類的個人信息，被公佈在各種網站、社交媒體和加密傳輸的通訊應用程式「電報（ Telegram）」上。自去年6月依以來，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已收到了關於人肉搜索的4700例投訴。

10月份，香港高等法院頒布禁令，禁止未經許可分享警察和他們家庭成員的個人信息。然而，當地的法律和法規目前仍無法有效地控制這類手法。12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Stephen Wong Kai-yi）承認人肉搜索是個問題，並表示他的辦公室將與各網路平台一道刪除「恐嚇性訊息」。

重點反制：在2019年的打壓中倖存的異議人士

2019年間，新的以及持續對勞工維權人士、人權律師以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打壓，進一步抑制了對政府的批評、訊息息分享和草根維權。到年底時 —  在中國當局可能認為許多國際關注者心思放在聖誕過節之時 — 安全部門進行了一輪對維權人士的拘捕和審訊，其中包括一個在12月初參加私人晚宴的團體，在該晚宴上他們就中國的民主轉型願景進行了討論。

但是在這些和其它限制中，中國網民仍持續的堅持嘗試保護基本自由、分享新聞和獲取關鍵資訊。在整個2019年，自由之家《中國媒體快報》在這方面突出報導了這些冒風險的舉動，譬如記者們主動在高規格的政治聚會報導、軟件工程師在未封鎖的GitHub網站進行抗議，設法傳出的在新疆集中營和法輪功學員身亡於監禁中的視頻、以及中國網民採用文字遊戲來表達他們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其它在去年發生的例子有：

• 中國律師陳秋實8月份到香港旅行，並對香港抗議進行直播出和社交媒體報導。他因而被公安人員限制出境。
   
• 一場快速組織起來的國際行動，成功地阻止了將維吾爾人玉素甫（Ablikim Yusuf）被從卡達（Qatar）遣返回中國，使其安全抵達美國。
   
• 11月新開的一臉書頁面使得在香港和其它地區的中國用戶可以匿名表達他們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該頁面在兩個月內吸納了12000名粉絲和無數的貼文。
   
• 中國監獄的一名犯人成功的將一份求救訊息藏在聖誕卡中，被一名6歲的英國女孩發現，從而導致Tesco玩具公司暫停了與其供應商的合作。

同時，在對翻牆軟件虛擬私人網路（VPN）的加緊審查和加劇打壓下，每月依然有數百萬的中國人持續利用此工具翻過網路防火牆。事實上，據諸如GlobalWebIndex 和 Hootsuite 類的市場行銷公司報導，估計有31 ～ 35%的中國網民在2019年持續使用VPN。如果其對全中國8億網民的報導準確，將有相當於大約2億5千萬的人在翻越網路防火牆。

圖：在英國一張聖誕卡中發現來自一位關押在中國監獄的外籍人士所寫的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