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快报 第118号，2016年12月 2016年回顾 (Simplified Chinese)

标题

• 特写：北京2016年审查的重点
• 独立新闻在中国艰难求生
• 少数民族因言论表达而遭拘禁的人数超过活动人士和记者的人数
• 收紧对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国技术公司的审查
• 香港：来自北京的干预对媒体的寒蝉效应
• 中国之外：‘网络主权’，孔子学院教室，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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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  北京2016年审查的重点 

萨拉∙库克

此文的一个版本2016年12月16日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

中国范围广泛、机制复杂的审查系统尽人皆知。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系统处于静止状态，根据一个标准的政治敏感话题而审查新闻。自由之家对泄露出来的党宣对中国媒体的审查令进行的分析显示，政府审查人员对哪些类型的新闻进行压制或者推广，从一年到另一年，情况有明显不同。比如说，与2015年相比，2016年更着重保护官员的声誉，并且影响对外交事务的报道。

几乎每一天，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机器都会向全国各地新闻机构、网站、社交媒体管理人员传达详尽指示，规定是否或者如何报道突发消息以及相关评论。

这样的指令总是会泄露出来一部分，并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发表出来。他们所收集的泄露指令虽然并不完整，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不透明，这些指令有其独特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优先考虑的事务以及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下所喜用的“引导大众舆论”方法。

过去三年来，自由之家分析了数百条泄露的指令，包括截止12月1日为止《中国数字时报》发表的所有2016年的指令。在2016年的指令中，一共有86条下令采取“负面”行动，如删除一篇文章、不要派记者去报道一个新闻事件、或者关闭网站相关部分的评论页。另外8条指令下令采取严格的“正面”行动，推广党的说法，如报道某些具体的话题或在某一新闻事件上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等。这些指令的真实性虽难以核实，但是泄露的指令往往与可观察到的报道情况相符合，因此它们总的来说被中国媒体观察者认为是可信的。

2016年审查指令最常针对的新闻类别如下：

1. 党与官员的名声：一共有19条指令限制流通影响个别官员或党的形象的内容或新闻，其中4条指令要求删除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尊重或戏耍的说法。另外4条指令要求对习的形象采取“正面”行动，包括7月份的一条指令要求所有网站推广一篇描述习在纪念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如何引起了“强烈反响”。
2. 健康与安全：一共有18条指令限制对人为事件、环境污染、或食品和药品安全的报道。即使受官方青睐的商业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不例外。“澎湃新闻《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一文不转载，控制评论不炒作，”3月的一条指令这样写道。其它指令则禁止报道天津大爆炸一周年，压制对一条医药广告丑闻的报道。一名年轻的癌症患者被认为受到虚假医药广告误导而死亡。
3. 外交事务：2016年，美国和台湾都举行了总统大选，北韩频频进行了核弹试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有15条审查指令寻求限制中国人对中国大陆外新闻事件的了解。选举和公投尤其成为敏感话题，因为它们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共产党非民选产生这个事实。9条指令限制对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台湾反对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及英国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报道。
4. 官员错误行为：一共有13条指令限制对官员错误行为进行报道，包括“巴拿马文件”泄露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海外资产，以及诸如6月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判等高层腐败案。5条指令限制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报道，包括一个死刑冤案以及一起在拘押内可疑死亡事件。
5. 媒体与审查：11条指令限制来自控制较宽松的媒体的内容（如商业媒体财新或一部流行韩剧），限制对信息控制本身的报道，如对一个记者遭受的迫害或者对《炎黄春秋》杂志解散的报道。《炎黄春秋》由一些老党员主办，进行一些敏感的政治辩论。
6. 公民社会：6条指令限制对公民社会的报道，包括对人权律师仍在进行当中的打压。这是中国政府这一年之间对中国“维权”运动广泛打压的一部分。

其余的指令寻求控制对经济、看似良好的政府政策、以及香港事态的报道。

去年一月，自由之家对2015年泄露发表出来的75条审查和宣传指令进行了分析。比较去年和今年的审查话题，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忧虑起了哪些变化：

2016年的变化看来反映了对某些官方叙事越来越多的政治注意力，如习近平号召媒体增加“正能量”，以及对习个人名声的担忧。习近平继续进行个人集权。另一方面，驱动2015年审查的一些其它因素可能不再重要。比如说，今年没有继续重复股市去年的动荡，一些强势报道财经新闻的记者转行离开。因此，审查人员看来不再需要对经济报道进行不同寻常的限制。

至于审查人员使用什么方式转移大众对某些新闻故事的注意，从22条指令中可以明显看出，今年一个尤其受欢迎的做法是指示编辑和网站低调处理一条新闻，不让它引起太大注意，不然的话这条新闻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超过领导人的容忍程度。

所指示的行动包括万金油式的“不炒作”、禁止某些特别功能、不放在显眼位置等、对新闻排名的具体指示等。2016年5月的一条指令指示某一新闻必须把“位置控制在第七条以下”。与其它诸如删除用户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相比，此类幕后操纵不那么显眼，因此也不那么容易引起网民的不满，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L展望2017年，中国公民更加需要在这些审查指令所控制的话题上获得更准确的信息，如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国际事务、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行动。中国的记者、网民、技术人员、以及国际社会必须在越来越敌视的政治环境下，找到新的有创造性的方式生产和传播新闻。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纸媒/新媒体 : 独立新闻在中国艰难求生 

调查报道与自由化评论在中国连续几年情况恶化，2016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控制更严的国家媒体占据了市场优势。

首先，几家出版物和几个论坛在度过了前几轮的打压后终于被关闭或受到严厉惩罚。《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由退休干部主办，以党内温和声音著称，但是这家刊物7月份宣布解散。曾经以犀利的调查报道著称的《京华时报》据说已被关闭，并入没有什么特色的《北京早报》。10月份，中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官员进行公共辩论、观点比较中性的“共识网”(www.21ccom.net)突然被关闭。10天后，中国媒体管制者发布指令，大大缩小了受尊重的财经网站《财新》的发行渠道，在两个月里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其内容。

其次，诸如腾讯、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受到更大压力，不许它们生产自己的新闻内容，即使聚合也不可以。这一变化尤其影响那些把这些网站当作获取信息第一站的千百万中国网民。在夏天宣布的一系列规定中，中国网信办声称这些网站“严重违反了法规”，要为自行生产新闻而接受罚款，它们的编辑必须对偶发事故负责，不许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从社交媒体采集新闻。

第三，对独立新闻的政治与商业空间的限制，以及近年对几位媒体人高调判刑，影响了个体记者的个人职业决定。中国很多顶级调查记者，如王克勤、罗昌平等，已经离开新闻业，在相对安全但也许更有社会意义的领域安身。他们的揭黑报道曾经是中国以及国际报道的头条。

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创办主任陈婉莹教授说，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调查报道如今在中国艰难求生。”

在将独立内容边缘化后，共产党试图用诸如“澎湃”这样的新电子媒体填补空缺，吸引读者。2015年在上海出台的“澎湃”由国家审查部门监管并提供经费，但它被赋予一定的空间来吸引读者。根据前中国记者方可成，澎湃“长着商业媒体的脸，装着党媒的心。”

2016年，澎湃出台了一个英文相关网站Sixth Tone. 《外交政策》网站的Bethany Allen-Ebrahimian把它描述为“中国共产党买下来的Vox网站”。它的网页界面设计平滑，新闻标题抢眼，它的故事试图披露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某些东西，但是它许多文章说到底避免提供会使得中国政治系统显得负面的深度信息。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些政治和市场因素，独立英文网站The Nanfang在运作了将近7年后于今年12月出于盈利不佳宣布关闭。结果是，关于中国新闻领域的英文网站，国家控制的多了一个，独立声音少了一个。

虽然媒体学者展江说，中国几乎没有不再有什么专业的监督性媒体，但是一些中国记者仍然在坚持他们的职业标准，为社会服务。习近平在2月的一个讲话敦促媒体忠实于党，遭到了一片反驳。前新华社记者周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从事审查的官员进行调查。财新发表了一个披露审查的报道，三名半官方作家以辞职抗议。与此同时，澎湃本身也遇到了挑战，其创立总裁和一组资深记者今年离职，创办了一个新的、允许他们拥有股份的网上新闻录像公司。

位于中国境外的媒体机构也在填补调查报道缺失后所留下的空白。过去一年里，外国媒体公司、由多国记者组成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以及和草根保持联系的自由亚洲电台以及新唐人电视等，发表了关于金融丑闻、对少数民族的压制、以及人权施害等一系列报道。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中国国内记者的工作，如同前些年一些记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披露大学招生过程中的腐败，深度挖掘疫苗工业的问题，记录劳改营系统的黑幕。

纸媒/新媒体 : 少数民族因言论表达而遭拘禁的人数超过活动人士和记者的人数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控制公共辩论以及信息流动的努力，自由之家收集了2016年中国公民因言论表达而被判监的数据。根据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消息、法庭判决书、以及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自由之家研究人员确认有111人因和平表达观点或与其他公民分享信息在2016年1月至12月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个完整全面的数字，尤其考虑到在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获取信息非常困难。这个数字也不包括那些已经在押、等待审判的人，或者那些已经在服刑的人。

但是，即使从这些有限的样本也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 信仰者和少数民族是打压目标：在2016年因为行使言论表达权而被囚禁的这111人中，有80人属于少数民族、或者一个宗教群体。法轮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尤其突出，80例中占去了68例。这部分反映了共产党对这个群体的持续打压，也因为自由之家能够接触到中国政府涉及法轮功案的判决书数据库。这80例中有7人是藏人，3人是维吾尔人，2人是汉人佛教徒，包括一个和尚。
• 草根活动者多于专业记者：在31名不是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的人当中，有三人是专业记者，其中一人在被逮捕的时候仍然在一个媒体机构工作。他们当中17人是草根活动人士，5人是博客作者，4人是访民，1人是律师，1人是出版商。被拘禁的活动人士中有4位因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而在2014年被抓，在2016年4月被判刑。在另一起案件中，三名活动人士因为进行“光明中国行”而被逮捕。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鼓励民间促进民主和法治的活动。
• 刑期平均3.4年：2016年言论罪判刑从6个月至19年不等。5人被判10年以上。获刑最长的张海涛因为200多条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接受海外中国媒体采访、评论和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判处19年徒刑。
• 在不同媒体发言而受罚：在我们考察的111个案例中，45个案例涉及网上发言，36个涉及自制材料，28个涉及公共讲话，2个涉及印刷媒体。大多数公民因为他们的网上活动而被判监，包括通过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或QQ，这表明中国政府对网络世界控制得极其严格。有64个案件涉及自作材料和公开宣讲，这显示许多公民转而使用线下方法进行政治敏感的沟通。这包括散发传单，举横幅，或简单地公开呼吁更大自由。36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散发介绍法轮功修炼以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传单和VCD而被判刑。相比之下，样品中的藏人和维吾尔人则分别因为公开在街上高举达赖喇嘛画像以及在手机上查看伊斯兰教的信息而遭到惩罚。
• 地理分布：案例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为广东（15）、山东（13）、湖北（9）、福建（7）、和湖南（7）。在广东，15个被抓的人当中有8个是活动人士。相形之下，在山东、湖北、福建和湖南被判监的公民大多数都是宗教信仰者。

综合考虑，上述发现反映了过去两年的一个变动，从对专业记者此一时的拘留或判刑，回归到之前的趋势，即少数民族、信仰者、和网络活动人士是言论迫害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数据还突出显示，除了对互联网活动和新闻相关的比较受人注意的案例外，国际上需要加大力度监督对非正式的、线下表达的迫害。

新媒体 : 收紧对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国技术公司的审查 

2016年，中国在范围和复杂性上都扩大了本已严格的互联网控制，对技术新领域造成影响

• 微信审查：2013年中国当局加紧对新浪微博的审查和惩罚的时候，许多用户转移到了腾讯的即时通讯平台微信。微信被认为更加隐私，在分享内容上也更加自由一些。从那时到现在，这两种平台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关微信审查的报道在2016年继续增加。微信今年四月公布了一系列规定，除了标准的禁止灌水和诈骗外，还包括不许“传谣”或不许使用“明显有偏向的标题”这些有政治成分的禁令。多伦多大学11月30日发表一篇报告披露说，与以前不同，用户的帖子被封的时候，微信不再通知他们。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微信审查常常变动性很强，根据词语出现的上下文而变，那些已经在境外居住、在自己的国际手机上使用微信的中国大陆用户，只要他们最初是用一个中国号码登记的，他们所受到的审查与中国国内用户仍然一样。
• 网络流媒体限制：在中国，网上录像流是一个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管制的媒体领域，但在过去一年里，官方管制已经逐渐赶上了市场。今年一月和二月，几个很流行的录像系列，如包括时间旅行和性别更换的《太子妃升职记》以及同性恋题材的《上瘾》，都被下令下架。今年三月，负责对媒体业进行管制的国家广电局表示，网络电视节目必须服从于与传统电视相同的内容标准。七月份，国家广电局加强了对2014年首先出台的外国内容的限制，大大限制了外国节目的数量。管制人员还强化了对网络播放个人生活的限制，五月份对网络名人Papi Jiang做出惩罚。十一月份，网信办正式规定，要求提供个人生活上传服务的公司必须记录并保留用户数据60天，并且与国家安全调查合作。一个星期后这些规定生效，官媒报道说，成千上万账户因为暴力或庸俗的内容而被关闭。
• 网络安全法对外国公司的影响：中国政府11月7日采纳了一项新的法律，由于其强化网络审查与监控，人权观察称之为“倒退”和“滥用”，对那些寻求在中国运作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影响尤其严重。批评者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储存用户个人信息、完全实施实名制、服从政府审计、为官方调查提供“技术支持”等要求上。一些这样的行为也许已经被默许接受，但是新的法律提升并要求严格实施它们。该法赋予政府进行安全检查的权力，其中一个条款使得当局有权在公司把数据转移到境外前进行审核。这些规定令人们担心企业秘密外泄，并妨碍日常经营活动。这个法律将在2017年6月生效，而2016年已经通过了一系列对外国应用和网站的限制，包括四月份突然关闭中国用户使用苹果的iTunes和iBooks网店。

香港 : 来自北京的干预对媒体的寒蝉效应 

这一年里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持续增加，对媒体、出版业和言论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寒蝉效应。

催化高度自我审查的一个事件是五名香港书商被中国当局拘禁的事件，其中一人是直接从香港被绑架走的。这公然违反了指导香港和大陆关系的“一国两制”原则。在书商绑架事件之后，出版、印刷、销售批评中国领导人或政府的出版物大大减少。类似的书从中国游客喜欢买书的机场书店下架，更严格的海关控制减少了到香港来买书的大陆人数。

中国大陆对获奖电影《十年》的严格审查看来也加剧了香港本地的自我审查，许多香港电影院拒绝播放一部有关雨伞运动的记录片。在新闻媒体界，人们担心《南华早报》在2015年底卖给中国互联网大亨马云后会变得更加亲中，而这种担心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早报》对一名明显处于被控状态下的人权律师助理的访谈使人们将之与中国官方媒体比较，而这篇访谈被从该报的中文网站Nanzao.com以及社交媒体账户删除，则令人猜测中国官员希望删除这一内容。

政治领域的最新事态更是加剧了人们对北京政府限制香港自由的担心。中央政府公开干预，确保两名在宣誓仪式上修改誓词以示抗议的新当选本土派议员无法就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11月7日自行发布了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阻止了梁颂恒和游蕙祯在立法会就职（香港高院之后于11月15日发布了自己的决定，杜绝他们二人就职）。香港官员接着又根据北京对基本法的诠释而提起新的诉讼，寻求挑战另外四名著名的民主派议员的誓词。港府这样做很可能是北京驻港联络处的旨意。这四人的案例与前两例不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或者接受了他们的誓词，或者允许这些议员重新宣誓，他们已经就职。在清除两位亲民主新议员后继续在立法会清除民主派议员人数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是对香港余留的政治自治的一个威胁。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努力将对香港的政治与稳定造成长期后果，特别是如果民主阵营失去对某些立法进行否决的权力的话。

尽管这些负面事件连连发生，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人乐观。非常不受港人欢迎的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2月9日宣布他不再在明年换届选举中寻求连任，这使得人们希望一个更具和解姿态的人物可能会站出来。根据“香港自由新闻”12月6日的报道，香港申诉专员裁决说，电子媒体的记者应该像纸媒记者那样享受同样的政府新闻资源和场所。为了打破书籍出版市场的肃杀气氛，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凤选择自行出版她的一本关于中国独生子政策的新书。美国一些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通过确认和惩罚“那些对压制香港基本自由负责的中国官员”，这个法案可能会产生威慑效果。

中国之外:‘网络主权’， 孔子学院教室，一些让步 

上个月的《中国媒体快报》指出了共产党近年来在影响外媒、电影业、以及国际文化活动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借助代理人的帮助。在本期的年度总结中，我们希望指出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与国际社会交叉点上三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 ‘网络主权’与俄罗斯联系：延续2014年开始的一个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1月在乌镇召开国际互联网会议，其展示的互联网前瞻与目前开放的国际模式非常不同，强调“网络主权”以及政府在它们的国界内管制内容的权力。2016年期间，中国当局和他们的俄罗斯同行进行了更多合作，促进这种做法，包括今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七届国际安全互联网论坛”。随着俄罗斯政府寻求对其互联网进行更进一步的控制，据说他们转向北京寻求帮助。俄罗斯官员今年多次与北京的互联网管制官员以及技术人员见面，包括前网信办主任鲁炜以及中国国家防火墙的设计师方滨兴。俄罗斯接着引入或采纳了几项立法和技术措施，其目标显然是建立它自己的互联网围墙，名字叫“红网”。
• 孔子学院教室向青少年灌输：由中国政府资助运作、设立在外国大学内的汉语教学中心孔子学院的数目继续增长，也继续在一些地方引发争议和抵制，因为人们担心孔子学院在对学术自由产生负面影响，它们的雇人方法也存在歧视。孔子学院还在世界各地数百个中小学建立了教室。这些项目所涉及的人群更容易受孔子学院的软性灌输。与大学官员相比，小学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更不具备识别一个外国机构微妙灌输的能力。2016年，孔子学院在巴基斯坦、塞浦路斯、葡萄牙、安哥拉、加纳、英国、苏格兰、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几个州（包括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幼儿园和俄勒冈州）开办了教室。由于缺乏透明性，孔子学院的运作中出现了诸如诈骗和贪污等丑闻。 还有家长抱怨说，这些学习项目等于是“中国共产党对公校系统的渗透。”
• 有限的让步：中国虽然决心控制信息和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由于国际常态和压力，中国在几个案例中做了让步。对美国公司进行商业黑客行为是中国实行技术快速工业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是在2016年这些黑客行为有了相当大的减少。在国际呼吁下，中国释放了被关押的法律教授陈泰和以及知名维权律师张凯。《纽约时报》记者Keith Bradsher获得了签证，并担任上海办公室主任。与前些年相比，这些让步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国今年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和一项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尽管如此，从这些做出让步的案例看，来自海外高层领导人的呼吁以及多边压力看来还是起了作用，显示了这些努力的重要性。

2017年展望 

19大期间进一步加强审查：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接近年底时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多数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都可能会置换，习近平的一个继任者也有可能会被指定出来。观察家们在猜测习近平是否会选择一个继任者，十九大以前哪些人在党内内斗中取得上风。注意对这些话题的审查。在十九大期间，注意对媒体报道和网上表达的广泛和严格的控制，以及对活动人士短暂或长期的关押。

网络安全的实施，非政府组织立法：2016年采纳的两项法律《网络安全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从2017年开始生效。这两项法律预计将对言论表达和网络隐私有负面影响。随着这两项法律的实施，注意当局如何实施那些专门用于压制和平表达异见、确认和惩罚互联网用户、或阻碍外国技术公司以及民间机构活动的条款。

香港在新特区行政长官下有何不同：2017年3月，香港新的行政长官将通过一个亲中国利益的选举过程产生。在梁振英领导下，由于北京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本身不透明、不喜欢更加包容的媒体，香港新闻自由明显退步。2017年，注意选举期间对自由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限制，注意梁的继任者上台后在媒体政策方面是否会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