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回顾
标题
- 特写：2015年中国受审查最严重的新闻话题
- 纸媒 / 新媒体: 商业化调查报道衰落，国家出资的数字媒体增长
- 纸媒 / 新媒体: 羁押记者、电视认罪均达新高
- 纸媒 / 新媒体: 新的法律条款将党的领导地位法律化，加重对异见的惩罚
- 新媒体: 2015年中国网络重大新闻
- 中国之外: “网络主权”，大炮，意外的让步
- 看点
特写：2015年中国受审查最严重的新闻话题
萨拉∙库克，东亚资深研究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此文的一个版本2016年1月5日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
2015全年，中共党宣部门以及国家有关单位几乎每天向新闻机构、网站、和社交媒体管理员下达具体指令，指示他们是否报道这起或那起突发新闻、如何报道、如何处理相关评论等。自由之家最近对几十份这样的指令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当局下令审查的主题范围远远不止于对政权的批评、异见人士活动、或长久以来的禁忌话题。
尽管这些审查指令应该是机密文件，但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CDT)总有办法获得这些泄露的文件，并且以中文和英文译文公开发表。虽然我们很难在CDT范围外证实这些指令的真实性，但是这些泄露的文件经常与我们实际看到的报道和审查情况吻合，因此观察中国媒体的人认为它们一般来说是可靠的。
自由之家分析了CDT 2015年发布的所有75份这样的泄露文件。这些文件指示删除某篇文章、不派记者报道某一事件、在网站首页上排除某一话题、或关闭相关报道的评论功能等等“负面”做法。另外许多指令则指示采取一些积极做法，如只采用“标准”和“权威”信息源，或与国家喉舌新华社的通稿保持一致。
这几十份指令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九月份一份来自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指令标号为2015年320号。即便如此，对这些指令的分析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共产党的对不同内容的敏感性在哪里，哪些话题是中共领导人认为对他们维持权力危险最大的话题。
以下是2015年受审查最严重的新闻报道内容：
1. 健康与安全：我们分析的审查指令中有超过四分之一（75份中的21份）限制对人为事故、暴力袭击、环境污染、或食品安全的报道。比如说，四月份的一份指令说，“福建漳州PX爆炸一事不上新闻网站要闻区，” 由此审查对一家PX工厂爆炸事件的报道。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多起反对PX项目的抗议。2015年初，柴静有关雾霾的记录片《穹顶之下》播出后立刻走红、但随后遭到突然审查，有五条指令特别指示要限制这个记录片的流通和讨论。
2. 经济：指令密集的第二类内容是对中国经济、股市、或有关经济政策立法草案的报道（75份中的11份）。其中一条指令要求删除一篇题为《为何至今没有对罕见的股灾进行追责》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新浪财经版，后在被封锁的海外中文网站转载。
3. 官员不法行为：这75份指令中有10份限制对官员不法行为的报道，包括官员海外资产、警察暴行、腐败调查中发生的死亡事件等。两起死亡事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习近平强力反腐不那么好看的一面 – 重庆前书记薄熙来的盟友死于狱中，一个举报者被不明身份的面具人打死。
4. 媒体/审查：9份指令限制对官方管控媒体或网络的讨论，如抓捕记者、封锁反制中国防火墙的工具 、或要求删除网上音乐的新规定等。以财经报道著称的商业化媒体在2015年也受到压力，指令点名要求它们删除出版的一些文章。
5. 党/官员的名声：8份指令限制那些会损害特定官员或党的正面形象的内容或新闻，包括九月举行的大型阅兵。5份指令禁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尊重或恶搞的提法。
6. 公民社会：7份指令限制对公民社会的报道，包括拘留一名反腐活跃分子的消息，以及夏天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抓捕律师是中国当局加大力度打击“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样范围的大抓捕还是首次。
其余的指令涉及对看上去无关痛痒的官员活动、对外事务、香港、以及西藏的报道进行控制。
2014年，自由之家曾对发表与2012年11月与2014年5月间的318份审查和宣传指令进行了类似分析。尽管样品不全，但是对前后两个时期最敏感的话题进行一下比较，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中共在最敏感的话题上有一些变化：
| 话题 | 变化方向 | 排位（以前的位置到现在的位置） |
|---|---|---|
| 健康和安全 |  | #3  #1 |
| 经济 | | #7 #2 |
| 官员不法行为 |  | #1 #3 |
| 媒体/审查 | | #6 #4 |
| 公民社会 | | #4 #6 |
| 对外事务 | | #5 #8 |
要确定地解释这些上下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媒体和互联网管控日益钳紧的时代，这些变化看上去既反映了某些话题敏感度的提升，如中国经济下行期间的状况，也反映了其它力量的空缺，如缺乏曝光官员不法行为的网友和记者。
2016年，中国公民在诸如环境污染、过度警察暴力、经济以及其它受审查禁令限制的话题上仍然需要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目前的中国看来是过去十年多以来媒体管控最严厉的一个时期， 中国的记者、网民、技术人员以及国际社会都将需要找到新的、创造性的办法来产生和传播新闻。
纸媒/ 新媒体:商业化调查报道衰落，国家出资的数字媒体增长
对中国媒体来说，2015年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直到不久前为止，相对自由的商业化纸媒还在从事力度大、影响深远的报道，这种报道同时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的一部分。但是政府钳紧控制、对它们进行有目标的控罪、以及纸媒在全球普遍面临的财政压力，几重因素的结合，把它们逼向了衰落。
尽管调查记者和商业化媒体十多年来不时遭遇政府的打压，2012年来更是面临更大压力。这些媒体试图在政治受限制、市场又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到空间，但是2015年的几个事件进一步挤压了这些媒体的存在和影响。
位于广东的南方传媒集团遭受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去年一月，《南方周末》前记者方可成感叹2013年南方周末记者和其他公民对新闻审查的抗议是一个失败。《南方周末》本来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自由化媒体之一以及严肃调查报道的一个先驱，但是方说，围绕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的抗议发生后，审查要求变得相当严苛，有经验的记者大批离开报纸，前往新辟网站工作。
去年四月，当局取消了《理财周报》的出版许可，关闭了《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2014年，这两个南方传媒集团属下媒体的工作人员因敲诈指控而遭到拘留。8月份，广东当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对南方传媒集团提出了几点新要求，包括增加员工中党员的比例。9月份，这个集团的三份报纸均对在北京举行的阅兵进行了赞美的报道。阅兵是中共2015年最大的宣传盛事之一。
2015年最后一击发生在圣诞除夕，集团公司下的21世纪传媒总裁沈灏因“敲诈勒索”被判处四年徒刑。这位前《南方周末》编辑以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著称，激励了一代新闻学生。许多同仁认为对他的指控完全是编造。在这一连串政治打击下，南方传媒集团读者人数下降，这个曾经是最成功的商业化媒体集团据说现在被迫从政府接受数百万美元计的补贴。“21世纪传媒案件显示新闻在中国已经被置于死地，”程益中告诉《华盛顿邮报》说。程本人曾因为其报道而坐牢。“执政党彻底赢得了这场开始于2003的战役，”他说。
过去两年里其它商业化媒体也遭遇了类似的压力，许多解散了调查报道团队，有的甚至干脆关闭。在2015年的一个分水岭事件中，《财经》记者王晓璐因为在夏天股价狂泻时写的一篇报道而被逮捕，并且八月间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认罪”。王晓璐的案例被广泛认为是政府在试图支撑股市的同时寻找替罪羊，以此恐吓财政记者。
中国新闻界无疑在发生着变化，2015年几个由国家补贴的数字新媒体吸引了大量读者，强化了官方表述的主导地位。最突出的一家应数“澎湃”。这家网络媒体隶属于位于上海的联合传媒集团，全部由政府资助。正如Tabitha Speelman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澎湃是中国第一家提供手机应用来传播其内容的数字媒体机构，它的内容参差不齐，其曝光社会丑闻的报道有时遭到审查，同时又有类似喉舌宣传那样的文章，以及艺术和文化新闻。通过这样一种结合，澎湃“成功地融进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媒体消费中。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般情况下本来既不跟踪、也不分享国家媒体常常很蹩脚的新闻报道。” 据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澎湃的成功相当满意，在中国至少六个省市出现了模仿澎湃的新闻网站。
总体来说，2015年发生在媒体领域的事件令中国观察者感到沮丧。他们曾经以为，南方传媒集团这样的新闻机构证明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可以在中国这个世界上管制最严重的政治环境之一生存下去、甚至欣欣向荣。
几个重量级新闻机构仍然还在继续，如胡舒立的《财新》。但是政权之手紧拉着绳套，曾经在官员腐败、疫苗污染等话题上产生过既有深度、又受欢迎的新闻调查模式已经越来越没有空间，取代它的是对政府工作歌功颂德的头条和对习近平日常工作不厌其烦的报道。
纸媒/ 新媒体:羁押记者、电视认罪均达新高
2015年12月1日，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出版了每年一度对全世界被羁押记者的统计。中国连续两年蝉联羁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去年有49名记者被羁押，是自保护记者委员会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但这仍然只是因行使自由表达权而被羁押的中国公民人数的一小部分。在这49名记者中，25名在2014年被拘留，4名在2015年被拘留。71岁高龄的知名资深记者高瑜没有被包括在这个名单中。她今年4月被判处7年徒刑，但是去年11月被改判五年并在家中或医院中执行。
自由之家对这49个案例的分析有助于看到打压记者的最新趋向：
- 47名男性，2名女性
- 29名汉族，20名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藏人、和彝族）。这与前些年相比有些变化 – 前些年被羁押记者中更大比例是少数民族。
- 13名纸媒记者，1名广播记者，35名网络记者。这反映了向数字媒体的倾向，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广播的控制比纸媒更紧，这使得广播记者当中较少出现受惩罚者。
- 18名专业记者，28名作者、出版商、或公民记者。这个划分反映了与习近平执政前的不同。那时专业记者坐牢的几率相当低。记者保护委员会的名单中还包括了四名香港记者或出版商。在这18名专业记者中，14名因财务管理不当、腐败、或非法经营等显然是构陷罪名而入狱。
- 9年，不包括3个无期徒刑，以及20个还没有宣判的人。
- 在2014年以来被监禁的记者中，有10例被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包括未被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的高瑜以及另一名已经被释放的记者）。而之前被捕的记者没有过这样的例子。被迫上电视认罪现在成了常事，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前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除上述案例外，2015年引人注意的一个事件是对人权律师以及律所工作人员的大抓捕。他们当中许多人经常使用诸如新浪、腾讯等社交媒体发布案件细节，或者对政府政策发表看法。12月22日，北京一家法院判处著名言论自由律师浦志强三年缓刑，依据是他发表的七条讽刺政府官员、批评新疆政策的微博。他被羁押19个月后获得释放，人形消瘦，健康状况不佳，并且不能再当律师。12月14日在法院外旁观浦志强庭审的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受到推搡和骚扰；数百名中国公民也齐聚庭外声援浦志强。至少18人遭到逮捕，其中几人直到年终仍然在押。
纸媒/ 新媒体:新的法律条款将党的领导地位法律化，加重对异见的惩罚
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几项法律或修正案，将现行的对媒体的控制法律化，加强了对某些表达的惩罚度，要求技术公司在安全部门的调查中提供合作。7月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2月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引起了外国政府、商界代表、法律专家、以及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和关注。11月起生效的对《刑法》的一系列修正没有受到太多注意，但是包括了几项令人忧虑的条款。
这些法律常常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在诸如防止恐怖主义、保护用户隐私等国际认可目标的名义下，在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名义下，保护共产党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国家安全法》在多处明确把维护“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排在首要地位，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这些新的法律条款还使用模糊的语言和宽泛的定义，人们担心安全力量会使用这些条款惩罚和平表达政治或宗教意见。
人们尤其担心这些法律的几个方面会对自由表达造成负面影响：
- 要求“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而后者的范围非常宽泛，可以包括经济、文化表达和宗教。（《国家安全法》）
- 要求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安全可控。”（《国家安全法》）
- 不允许记者和社交媒体使用者个人对恐怖袭击以及当局反应进行报道，包括使用官方报道以外的其它消息来源。（《反恐怖主义法》）
- 要求科技公司向当局提供技术信息，在安全部门要求时帮助解密，协助反恐案件的调查。（《反恐怖主义法》）
- 生产或散发倡导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印刷品和音像材料，可被判上至五年徒刑。（刑法修正案）
- 在互联网上发布危害公共安全的虚假信息和“谣言”，可被判上至七年徒刑。
- 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法定最高刑由十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这一指控经常用于监禁地下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限于宗教活动，而且也包括散发未经官方许可的宗教文本、对共产党政策的批评、以及践踏人权的细节。（刑法修正案）
- 网络服务供应商失职（包括监督、审查、或保护用户数据）导致严重后果的话，可被判上至三年徒刑。（刑法修正案）
总起来看，这些法律并不表示中共控制信息的欲望有了很大变化，而是这些法律赋予安全机器更大权力，给予那些会滥用国家权威镇压异见的人更多的法律工具。透过这些法律，外界也可看到中共想象当中自己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威胁。这些法律最终的作用取决于执行—这是未来一年需要观察的。
新媒体 2015年中国网络重大新闻
2015年年底，《纽约时报》根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的搜索数量，列出了最受中国互联网用户瞩目的十大新闻。 其它中国和外国新闻机构也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年度重大新闻名单，包括最受审查的新闻。有些与百度名单平行，因为关注度高的新闻常常引来大量嘲讽评论或者网友发布的曝光照片，从而引起审查者的注意。
以下是自由之家编辑的名单。我们参考了各家媒体的名单，但也特别注意那些如果审查不那么严重的话应该产生更大影响的新闻。
1. 阅兵：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是用户在百度搜索上查看最多的新闻。在新浪微博上，阅兵也是审查最严重的话题。根据自由之家从香港大学Weiboscope获得的数据，在20个被删贴最快的热门微博中，有6个跟阅兵相关。被删得最快一条将习近平站在敞篷车的样子与维尼熊比较，另外几个则给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照片上加上好笑的对话。
2. 天津爆炸：去年8月天津发生一系列爆炸，造成170人死亡。根据百度，这是搜索量居第二位的事件。官方虽然极力控制新闻报道，但是网络和传统媒体都进行了一些抵制，围绕这一重大伤亡事件的问责以及腐败等问题寻找答案。天津爆炸是2015年删贴数量居二的话题。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2015年最受欢迎的帖子是《北京日报》一名记者对天津爆炸的图片报道。尽管当局试图禁止记者从现场报道，但是这位记者设法进入现场并从那里发表了报道。
3. 一胎政策的终结： 10月份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允许所有中国家庭有两个孩子。这一话题在百度名单上高居第三。
4. 优衣库性爱视频：一对男女在北京一间优衣库试衣间做爱的手机录像野火一样传遍网络，高居百度搜索榜第四位。与此事件有关的数人时候被拘留，但是审查者删除黄色内容的速度，看来不及删除被认为有政治威胁的内容那样快。
5. 嘲笑毛泽东：著名电视主持人毕福剑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唱一首文革时代的歌、同时骂毛泽东的录像出现在网上，在百度排名中居第五位。审查者下令删除录像以及一篇敦促毕福剑道歉的“爱国”文章，但是这段录像以及网友的兴趣持续扩散。
6. 股市暴跌：夏天期间股市持续下跌带来数千亿计美元的损失以及全球股市抛售。美联社财经编辑命名中国经济放缓为去年世界第一大经济消息。考虑到这一新闻重要的政治、经济连带意义，它没有在百度搜索名单上排名更高，令人意外。网民有限的关注（或者也许是百度低调处理了这个问题）可能部分归因于共产党指示要加强积极的“经济宣传”，这个指令本身在《中国数字时报》2015年最受欢迎的帖子中排名第十。
7.. 《在穹顶下》”:这部由前记者柴静制作的环境污染记录片2月28日网络发布后，很快便获得了千百万人的观看。在接下来的星期，审查当局发布了越来越限制的指控，要求控制它的传播，直到3月6日下令从所有录像播放网站删除。12月中国北方遭受了严重得犹如末日般的雾霾，如果不是审查封锁，2015年应该会有更多的中国网民观看柴静的电影，它也许会上到百度排名上。
8. 区少坤：这位61岁的反腐活跃分子因曝光官员使用公车而闻名。2015年3月，他在微博贴了当地政府车辆被私用的照片几个小时后，在湖南因“嫖妓”被拘留并被扣押五天。释放后，区少坤说他是被一个与当地官员有联系的商人设局陷害的。网民和区少坤不懈地调查到底是谁在构陷他，在网上导致新一轮的删贴审查。2015年有3条审查指令与这一事件有关，采访区少坤的一个截屏照片在最快删除排名中占第四位的微博。但是这个话题没有出现在百度排名上。
中国之外 “网络主权”，大炮，意外的让步
上个月的《中国媒体快报》重点写到中国近来如何在境外媒体、电影业、以及国际文化活动中使用长久以来使用的办法发挥影响，包括拒发签证，为亲北京的商人提供财政支持等。在本期的年度总结中，我们在涉及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信息控制交界点上指出另外三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 提倡“网络主权”：这个提法首次出现在2014年在中国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2015年全年，这个概念成为中国政府有关互联网治理政策话语中一个核心成分。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最近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的发言中。“网络主权”指的是各国政府有权管理他们的国内网络，约束流经其境内的内容和交通，而不必遵守现存的自由表达国际惯例以及自由贸易承诺。言论自由倡导者担心，这个概念在会议中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北京正在努力为它的做法以及一种由国家领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寻求国际支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亚国家领导人以及全球技术公司。
- 部署“大炮”：这个词语是加拿大研究人员创造的，用以描述他们在分析对程序员数据库GitHub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阻断服务时所发现的一种网络攻击能力。通过阻断服务攻击中国政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喜欢的网站，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大炮”在中国的国际门户拦截并绑架越洋交通，将其送往攻击目标。这是第一例此类攻击，也是中国政府参与此类攻击最无可置疑的例子之一。
- 在国际压力前让步：尽管在整体气氛上，中国加紧了政治控制，逮捕了更多人，对外言辞更加强硬，但是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中国领导人这一年在媒体和互联网自由的问题上做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让步。高瑜、女权五姐妹、浦志强律师都获得释放，虽然他们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而他们也压根就不应该受到羁押。法国记者Ursula Gauthier（高洁）因为其新疆报道而被迫离开中国，但是《纽约时报》记者Chris Buckley（储百亮）在被迫于2012年离开后现被允许返回中国。虽然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内有许多有问题的条款，但是在它最终通过的版本中，这个法律不再要求外国科技公司必须将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在中国。这些例子表明，中国领导人总体上的政策虽然是控制信息流动，但是他们也在不停地计算一些具体行为的成本和好处。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2016年，国际相关方应该继续运用多边压力影响政治犯个案（如人权律师王宇和王全璋，记者沈灏等）以及问题很大的法律草案，如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未来看点
更多对经济新闻的审查，更多宣传：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今年将会进一步放缓，对财经体系和股市的一些报道，原来可以容忍的，现在变成了政治敏感新闻。与钳紧的审查相伴而来的，很可能是国家媒体和宣传部门更着力地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政府应对进行正面报道。
判处被羁押的记者和律师：注意保护记者委员会名单上20名等待判决或审判的在押记者和公民的审判消息和判决。2015年间被羁押的几十名律师今年很可能会遭到审判并被判处徒刑。
新法的执行、更多法律的通过：注意观察当局如何使用新通过的反恐法以及刑法中限制性和模糊的条款，惩罚和平进行宗教或政治表达的公民。注意中国当局是否会通过（或在国际压力下悄悄放弃）两项法律：《网络安全法》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两项法律因其对学术界、媒体以及互联网自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令公民社会倡导者、外国政府、大学、以及商界深感忧虑。
实施“社会信用系统”的计划：2015年有几则关于中国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系统”的报道。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2014年的一个国务院通知里。这个系统仿效国际常见的财政信用系统，但是将包括公民去哪里、买什么、以及在网上说什么的数据信息，以便根据政府制定的标准来评鉴和试图改进人们的行为。反对者担心这个系统会利用商业机构和国家机构搜集的个人信息来建立一个全面的奖惩系统，压制异见，惩罚批评者。注意观察这个全国数据库的蓝图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