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标题
新闻报道：
- 《网络安全法》和各种网络法规生效
- 政府宣传转向新闻应用，调查性新闻报道持续减少
- 2017年逃过中国审查的重要新闻
- 香港：新的数字媒体抵消了部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对异见人士的压力
- 中国之外：中国政府加强全球审查机制，民主国家考量如何回应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闻报道
被披露的言论审查指令揭示中共心头患，然而管控越严格心患更难除。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发布详细的指令，告诉新闻媒体、网站和社交媒体管理员是否和如何报道一些突发新闻，以及如何管理相关评论。尽管这些指令在技术上讲属于机密，但是过去若干年，有数百条这样的指令被匿名的爆料人公诸于世，给观察人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中共的信息管控手段。
而人们担心的是，随着当局言论审查野心的逐步增长，这样的披露将越来越罕见。
利用位于加州的非营利性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搜集的档案资料，自由之家对过去四年超过500条此类指令进行了分析。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否决”性指令，例如删除某一篇文章、不得派遣记者报道某一事件，或是关闭某一网站的评论功能等等。而那些必须执行的“肯定”性指令都是为了宣传党的路线，尤其是转发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文章。
自由之家对2017年指令的分析发现了以下五个重要特征：
1. 指令披露的数量锐减：在2013-2014年，习近平主席刚刚上任之际，总共有314天指令在两年内被披露。这一数字缩减到2015年的八十一条和2016年的九十五条。而在2017年，仅有四十三条这样的指令被披露。《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说，这些数字的下降未必是反映了相关当局发布的指令数量减少。相反，很多资料显示披露这些指令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危险”。
导致爆料人面临更大风险背后的相关因素——以及限制援引发布指令的官方机构名称的新趋势——包括加强媒体工作人员的“编辑室控制”、降低网络通讯的匿名度，并且惩罚那些被认定与国外读者分享机密信息的记者和博客作者。
2. 爆料人与中共官员各有不同关注重点：由于被披露的指令大幅减少，因此更难从文件中出现的某个新闻主题的频率得出结论。一方面，通常指令针对的最新出现的新闻类别可以反映当局最为担心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中国数字时代”的萨缪尔·韦德（Samuel Wade）在最近的一篇贴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被披露的指令可能仅仅反映了披露者自己的判断，即哪些项目是有趣的或重要的，并值得为之冒险。
例如，2017年最为常见的类别是健康与安全：总共有十五条指令限制新闻报道和网络讨论的话题，包括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虐待儿童、HIV丑闻和据称的高铁豆腐渣工程。而爆料者的重点关注使得媒体与言论审查类别的指令经常被曝光，因为那些新闻从业人员自然更关注这些话题。有总共六条指令，不是限制有关审查制度本身的报道，就是为了保护官方媒体的行为免遭批评——像官媒每年直播的“春晚”或是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7年另外两个最为常见的类别是官方不当行为和外交事务，这更有可能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重点。有六条指令限制对官方不当行为的报道，其中包括两起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枪击事件，以及一起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香港亿万富豪肖建华遭绑架事件。有5条指令限制有关外交事务的报道，其中包括中国与北韩、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一个不寻常的事例是，有若干条指令专门针对有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报道，其中一条声称“不允许对川普的言行进行未经授权的批评。”
三条其他的指令针对有关中共或官员个人声望的报道，包括对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报道。这区区三条指令反映了相比2016年的下降趋势，而在2016年被披露的指令中这一类别是最为常见的。同样与2016年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指令含有特别针对习近平个人声望的指令，但是这或许是说明爆料者明白有关习近平个人消息的高度敏感性。
其余的指令涉及像体育（这是以往未曾出现的新类别）、公民社会、群体事件、台湾和经济等议题。专门针对经济问题的指令只有一条；而2015年当中国股市遭遇重大挫折时，经济类指令是名列第二的最常见类别。
3. 更加聚焦手机应用程序：2017年的言论审查指令显示审查机关正努力将他们的指令范围，从传统媒体、网站和新闻门户扩张到手机新闻应用和相关传播方式。
相比过去几年，更多指令特别将手机应用，还有些“自媒体”——指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号——称为实体，并希望在这些媒介上执行有关指令。有些指令甚至公开要求媒体管理者不得向手机用户为有关报道发布“推送通知”或新闻提醒。往年披露的指令中未曾出现“自媒体”和“推送通知”等术语。
这个新的言论审查重点是为了适应手机应用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新闻来源，尤其对于众多的中国年轻人而言。这同时也反映了言论审查机构在努力落实习近平的一贯要求，确保党的管控能够达至所有各种媒体。
4. 着重淡化处理“热点事件”：彻底删除敏感内容的另外一种特别常见的做法是——在得到分析的指令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显然属于此类做法——指令编辑、门户网站和其他言论管理人员将那些可能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事件淡化处理，对那些受关注度已经超越中共领导人容忍范围的事件也要采取同样措施。这些手段包括了通常的“不得炒作”指令、对某些特别内容进行查禁，以及对某些事件的处置下达高度具体的指令。
2017年1月被披露的一则有关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报道的指令要求“移动端严禁在首屏展示”。其他一些有关去年秋天上海一家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指令，要求相关信息“必须撤至三屏以后”并且要“从首屏撤下。”相比其他言论审查手段，诸如在社交媒体删除个人帖子，这种幕后操纵的方法能更加有效地扼杀事件报道，而且比较隐蔽和不容易引起公众反感。
5. 限制使用来自官方媒体的内容：2017年最为令人吃惊的明显趋势之一是中国官方甚至对来自官方新闻媒体和得到政府强力支持的媒体内容的流传都感到紧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7年4月一则有关批评政府的流亡大亨郭文贵的指令，要求各网站不得发布有关新闻，“包括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此外，还有至少5条指令删除最初由“澎湃新闻”（The Paper）发布的报道或相关内容，澎湃新闻是由政府资助的一家上海数字新闻媒体，创立这家媒体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样一个自主的商业媒体为官方宣传来争取读者。这些指令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便是与官方有密切联系的媒体也难以遵循审查机关不断变化的红线。
考虑到官方做出这些指令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很值得问一问这些指令到底效果如何？
这些指令的执行常常可以从新闻报道的变化或通过对社交媒体言论审查的研究看出端倪。例如，根据来自“微博圈”（Weiboscope）2017年的数据——这是香港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追踪研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言论审查——显示删帖和标定敏感词的峰值与特定的言论审查命令相吻合，这些命令涉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和在7月份逝世、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对幼儿园丑闻的公众抗议以及11月份北京大规模驱逐外来务工人员。
然而，这些指令的内容反映了中共在打压公众特别关注的新闻报道时所面对的挑战。一则带有些微怒气的指令禁止媒体分享有关郭文贵信息，而这已经是针对同一个主题的第三条指令。这说明有些媒体对于这个本年度最热门话题之一的言论审查指令执行不力。类似还有，11月份有关部门需要下达第二条指令禁止报道9月份爆发的幼儿园虐童丑闻，这显示有关事件的报道没有得到彻底压制。
每年仍然有数十条指令继续被披露的事实——尤其那些有关公共健康和安全新闻的——也说明在中共体制内依然有些人对于中共的言论审查措施极为不满，并甘冒巨大的风险将其公之于众。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项目主任，长篇调查报告《中国灵魂争夺战：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作者。Alexander Lin对本文提供了研究帮助。
《网络安全法》和各种网络法规生效
2017年，由于《网络安全法》和若干其他一些网络法规生效，中国“网信办”(CAC)忙于阐释和实施各种互联网限制。事实上，对该机构网站的一份评论显示，在过去两年里，该机构发布了340份与网络监管相关的公告(2016年164份，2017年176份)，平均几乎每两天发布一次。
国内和国际公司都受到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的影响。8月份，“网信办”对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腾讯和新浪执行了《网络安全法》，调查它们容留不良信息，称这些信息损害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在外国公司中，苹果公司因积极遵守新规定而引人注目。这些法规还加强了对个人用户的审查和监视，例如要求他们相互监督。
2017年林林总总新规则当中，下列几条最具意义：
- “管理”在线新闻：“网信办”给各种在线新闻媒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5月2日公布，并于6月1日生效——去落实遵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条例》。从新闻门户网站到“自媒体”，所有的新闻信息提供者都必须获得许可证，满足严格的编辑条件，否则就会面临巨额罚款和可能的刑事调查。在线新闻媒体被禁止接受外国资金，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对新闻活动的认可。这些规定按照政府媒体的要求改造网络媒体，同时将新闻管理的责任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转移到“网信办”。
- 打造“大蜂巢”：两项关于用户行为的规定在10月生效，实施实名注册制和论坛管理规则。自10月1日起，用户必须注册他们的真实姓名，以便在社交媒体或论坛(BBS)论坛上发表评论;从10月8日起，服务提供商、群管理人员和个人用户必须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进行监管，并举报违反规定的任何一方。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将这些新规则称为打造一个“大蜂巢”，让每个用户相互隔绝从而提高言论的一致性。
- 取缔VPNs：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启动针对虚拟专用网(VPNs)的“清理整治行动”，该行动将持续到2018年2月。7月和8月，一些VPN被从网上商店删除。去年，苹果公司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674个应用程序，其中包括许多VPN和RSS应用程序Inoreader。该行动阻断了许多初创企业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网民访问所谓“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以外内容的能力，包括哪怕是出于职业需要。在2017年的最后几个月，由于外国公司一直能够使用自己订制的VPN，打压举措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监管当局通过进行扰断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转而使用政府认可的替代产品。
- 存储用户数据：《网络安全法》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将中国用户的云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苹果公司在1月10日宣布，iCloud数据将被转移到由贵州省政府拥有的“云上贵州”服务器上。“按照法律规定”，苹果公司和“云上贵州”都可以访问iCloud数据，包括照片和其他内容。中国iCloud用户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是在2月28日前删除他们的账户。
政府宣传转向新闻应用，调查性新闻报道持续减少
- 调查性新闻报道持续减少：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和博士生曹艳辉合著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7年，中国只有175名调查记者，比2011年减少了58%。今年，一些新闻行业的领军人物纷纷离职，其中包括《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和主编王跃春。过去10年，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通过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信息，以规避正式新闻媒体的新闻审查。在2013年打压微博“大V”和半私密的通讯应用“微信”（Wechat）兴起之后，大量专业人士和公民记者创建了“自媒体”——专门的社交媒体账户，向订户传播新闻，有时通过广告筹集资金。现在，这条大道也在变窄。在纽约的博客作者和活动人士温云超说，社交媒体的新规则使得自媒体无法自我支撑。 “中国的一些新闻业者试图利用社交媒体报道突发新闻，但‘网信办’的最新规定限制了这种可能性，” 他告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就是说，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在社交媒体（如微信公共账号)上发布信息文章赚不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工作。”
- 新闻审查和金融挑战公众利益的故事：受欢迎的商业刊物《财新》被解除了为期2个月的禁令并开始重新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禁令是从2016年10月开始实施的，但2017年11月《财新》网站提高收费标准凸显了其财政困难。“和其他传统媒体一样，《财新》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南方周末》前记者、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生方克成（音）说。由于《财新》关注商业报道，他理解提高付费标准背后的逻辑，但他警告说，这将切断公众对政治报道的关注。“据我所知，财新网的公共事务记者对于提高收费标准感到非常担心，”方说。在中国，因言论审查以及新闻门户网站和其他新闻聚合类媒体必须附和官方媒体的实际境况，那些因较强批评性和调查性报道而闻名的商业媒体正在失去盈利能力。
- 智能手机新闻应用越来越受欢迎，党国也在寻求影响力：当新闻内容制作人员苦苦挣扎的时候，新闻聚合应用“今日头条”却正在享受爆炸式的增长。该应用于2017年新增4000万用户，总用户数达到1.2亿。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估值为200亿美元。“今日头条”并不是一家新闻企业:由薪酬丰厚的工程师运营，它从其他媒体网站转载内容，并为博客作者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分享和货币化他们的文章，利用算法来根据用户的兴趣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内容，并时常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内容里放上少许政府查禁的新闻。不过，麻烦总是和成功相伴。该公司正面临几家在线媒体和省级报纸的诉讼，他们声称“今日头条”没有权利免费分享他们的内容。此外，由于“今日头条”多次分享非法内容，政府已经对其进行惩罚。据方克成介绍，“今日头条”和其他类似应用程序被要求使用“超级算法”，将有关习近平主席报道置入向所有人提供的内容，包括将习近平的最新宣传主题“新时代”作为一个单独新闻版块。
2017年逃过中国审查的重要新闻
2017年，对中国一些最重要新闻报道的严厉的新闻审查，限制了中国公众获取一些重大事件信息的能力，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和流亡大亨郭文贵对中共高层领导的指控等等，本期的专题分析提到的这个问题，而香港大学“微博圈”（Weiboscope）项目跟踪监控到的新浪微博删帖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审查制度的作用是限制讨论或表达对国家媒体广泛报道的话题的批评意见，比如10月的中共“十九大”。
尽管中国深挖真相的记者们面临着严厉的言论审查和挑战，但勇敢无畏的记者们仍然努力让强大的公司和官员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打破了重重阻碍，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百度搜索引擎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列出的十大“社会新闻故事”（英文版见SupChina网站）中，有五篇是调查报告的结果，并被国际非盈利组织“全球调查记者网络”（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Network）评为年度最佳。
- 追债人被杀：山东一名年轻男子因杀死一名骚扰和恐吓其母亲的追债人被判处5年徒刑。这名男子最初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记者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详细描述了该地区的讨债黑幕，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他最终获得减刑。
- 保姆纵火：杭州的一名保姆放火烧毁了她的客户的公寓，杀死了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进一步的报道暴露了在执行防火安全和就业法规方面的严重缺陷。
- 上海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披露的视频资料显示旅游机构携程的幼儿园工作人员把一个年轻女孩推到地上，强迫一个小男孩吃芥末和其他残忍行为。审查该公司背景的记者曝光这家幼儿园试图逃避有关幼儿园审核登记的法规。
- 北京幼儿园虐童事件：家长们声称他们的孩子在一个由上市公司“红黄蓝教育”经营的幼儿园里被猥亵和强制喂食。新闻机构调查了该公司的所有者和过去的虐待指控，直到当局压制事件的报道。
- 李文星之死：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求职软件身陷求职传销骗局，后被发现死于天津市。在同一天，一名陷入类似骗局的年轻男子的尸体被发现。几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该地区的传销骗局团伙，随后警方逮捕了数十人。
其余被“全球调查记者网络”突出强调的8起案例涉及对弱势个体的虐待和漠视、养老金欺诈和无良商业骗局，以及不安全的采矿作业对健康的影响。一些报道促使当局调查和惩罚滥用权力的机构。例如，由于《新京报》报道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在托养期间丧生，广东韶关涉事托养所遭到关闭；中国证监会指控一家制药公司将填料加入药品中；一家游戏成瘾症戒除中心因被曝体罚儿童而遭到停业并接受调查。
香港：新的数字媒体抵消了部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对异见人士的压力
过去一年，香港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对某些媒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一些英语和中文非营利性数字新闻媒体的崛起，使其覆盖范围变得多样化，并间接地挑战主流媒体，以避免公开的自我审查。
- 对不同意见的压力增加，尤其针对地方主义运动：在亲北京的候选人林郑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之前，民间社会和政治活动人士就已然遭遇新的挫折。各方联合的民间人权阵线（Civil Human Rights Front）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年度示威游行中就遭遇了阻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访港之前，抗议人士遭拘捕，抗议标语被查禁。8月份，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人因领导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被判处6到8个月不等的刑期，尽管他们提起上诉，且从他们被定罪后，他们已经数度出入监狱。（黄之锋于2018年1月17日被判入狱，但在23日被保释出狱。）在这一学年里，大学校园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场，大陆和香港的学生竞相在所谓的民主墙和其他公共场所主导政治演讲。不过，也有一些亮点：2014年被中国当局绑架的五名书商之一林荣基计划在台湾重启他的出版社；2016年被迫关闭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纪念馆，在一个新的地点重新开放。
- 大陆投资和内容涌入传统媒体：2016年初，中国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南华早报》，似乎使人们开始担心《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已逐渐式微， 而这似乎已经开启了一种趋势。在2017年，《苹果日报》(Apple Daily)将旗下杂志《壹周刊》卖给了一位私人投资者，导致人们猜测这份杂志随心所欲的政治报道可能会受到影响。9月4日，香港电台（RTHK）以国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版节目取代了它的BBC国际频道24小时广播节目。尽管对中国媒体大亨李瑞刚投资无线电视(TVB)存在争议，但法院最终还是允许他增持股份，而他也在10月17日成为该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董事局副主席。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年度报告显示，到2017年底，26个主流媒体中有9家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或受到影响。
- 数字媒体影响力增加并获得认可：数字媒体初创企业显然给陷入困境的新闻行业和新闻消费者带来了希望。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香港新闻记者协会”发现记者和公众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在两年内第一次有所改善。“香港新闻自由” (Hong Kong Free Press)联合创始人兼总编辑汤姆·格兰迪（Tom Grundy）在接受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采访时表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是“一种未被充分报道的、更积极的事件，来自于雨伞运动的抗议活动。” “香港新闻自由”和“传真社”（FactWire）成立于2015年，“众新闻”（Citizen News）网站于2017年上线。许多数字媒体都是非营利的，消除了对收购将削弱编辑独立性的担忧。9月19日，政府宣布允许在线媒体记者参加官方新闻发布会，这一长期政策的改变是坚持不懈的倡议活动的结果。格兰迪（Grundy）说，自去年11月以来，“香港新闻自由”的记者确实能够参加政府活动，并向政府官员提出问题，尽管相关的法律条例尚未公布。然而，他和其他新的数字媒体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许多人靠众筹生存，但这种方法的可持续性仍不确定。今年4月，获奖的营利性机构“端传媒”（The Initium）在90名员工中裁掉了70名，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投资，他们转而求助于付费订阅。
中国之外：中国政府加强全球审查机制，民主国家考量如何回应
- 加大对学术审查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利用各种手段强迫外国公司和机构进行自我审查方面经验丰富，但在2017年，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中共的手段更为公开和咄咄逼人。8月18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不通知编辑人员的情况下，从中国网站上删除了《中国季刊》的315篇文章。它笨拙的审查是基于政治敏感的关键词，过滤掉一些相当无害的内容，同时让其他真正敏感的材料通过了审查。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之后，仅三天后，该机构就改变了方向。但在去年11月，另外一个学术机构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称该公司决定为中国用户删除1000篇文章表示不以为然，并表示“只有百分之一”的内容是无法访问的。美国赛奇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11月21日披露，如果他们继续拒绝接受中国政府言论审查，中国政府可能会迫使该公司完全退出中国。北京方面也试图压制数字领域之外的言论。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之后，中国外交官敦促学校撤销邀请，而一些直言不讳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警告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将会毁掉我们的快乐”。大学最终没有做出让步。
- 全球影响：过去一年，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影响。在北美，华文媒体尤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因为中国官员培养了合作伙伴，而中国国有媒体成为这些华文媒体的持股人。一名华裔加拿大记者由于试图为刘晓波发表讣告而遭到报社免职。去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脆弱的民主国家都使用了“锐实力”（Sharp power）手段来操纵和分散注意力。《中国日报》（China Daily）副刊《中国观察》（China Watch）已经设法进入了几家阿根廷报纸（这份副刊长久以来一直被塞进《华盛顿邮报》），而拉丁美洲的新闻记者则被带到中国免费游览，以鼓励他们做出对中国有利的报道。在波兰，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到访之后，在华沙机场一直可以获取《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中国电视发行公司“四达时代集团”（StarTimes Group）在30个非洲国家已经赢得了1000万用户。中国除了施加直接影响和与外国媒体合作的举措之外，它还为那些寻求压制言论自由的威权政府树立了榜样。“越南正在复制中国使用的策略，”自由之家的玛德琳·厄普（Madeline Earp）说，“这为该地区定下了令人不安的基调。”在马尼拉，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他的政府似乎是复制了中国的剧本。2018年1月15日，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吊销了Rappler新闻网的营业许可，声称该新闻网站接受美国欧米迪亚网络（Omidyar）的捐赠，违反了对外国媒体所有权的限制。澳大利亚出版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Allen & Unwin）推迟了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这也无意间凸显了汉密尔顿作品所传达的讯息的紧迫性。
- 遭遇政策阻力：和中国影响力日隆将影响国家安全有关的担忧，过去的一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尽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全面的回应可能会引发反华仇外情绪，但政策已经根据提议得到调整，以应对北京方面的有害活动，并堵住现有的漏洞，同时保护当地华人居民和来访学生的权利。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谭保(Malcolm Turnbull)的政府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为范本，起草了《外国干涉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澳大利亚智库“中国问题”（ China Matters）敦促各主要高校共同努力，帮助中国学生融入当地社会，同时支持校园言论自由。政治科学家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呼吁警惕中共统战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代表的“神奇武器”，该部门负责监管各种拉拢和影响外国政府和社团的活动。她警告说，她的祖国新西兰是中共党国体制全球策略的试验场，并呼吁其他国家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维护民主和自由。布雷迪发表了一份关于她的调查结果的报告。正在此报告发表之前，媒体曝出新西兰议员杨健曾在中国的“间谍学校”受训，并曾在军事学院任教。与此同时,美国在经过彻底调查后，美国“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对遍及全美高校的有中国政府资助的 “孔子学院”进行彻底调查后明确表示：“我们建议所有大学关闭孔子学院。”
本期良心犯：综述2017
过去一整年，很多中国公民和一些外国人遭到中国政府的逮捕和拘禁，原因是和平表达他们的观点或分享被中共视为不受欢迎和政治敏感的信息。截至12月中旬，“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统计共有41名记者、博客作者和在线活动人士在中国被拘留，这一数字在全球排名第二。
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无法充分反映究竟有多少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或的个人保管范围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或获取信息而受到拘禁，因为很多遭到拘禁的人只是因为从事了一些不那么正式的活动，比如印刷传单，创作歌曲，从被封锁的网站下载内容或分享VPN技术，而那些遭到迫害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成员的数字更是无从获悉。此外， 2017年即将结束的时刻，还出现了若干针对维权人士的新判决。
以下案例没有包括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里：
- 吴淦，博客作者，在被拘押两年之后，在圣诞节的第二天被天津一家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吴淦被判“颠覆国家政权”，因为他“利用信息网络”来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倡导人权。
- 广西的技术专家吴向阳被判处5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销售用于登录被屏蔽网站的VPN服务。
- 今年6月，两名西藏僧人更登朱巴（Gedun Dragpa）和洛桑喜饶（Lobsang Sherab）分别被判处4年和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将信息传递到西藏境外。
- 今年7月，来自四川省的一位名叫嘉央洛卓（Jamyang Lodroe）的西藏僧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显然是由于他写了一篇政治敏感的文章，并在微信上分享。
- 陕西妇女杨蓉，在3月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因为据报道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和被禁止的修炼团体法轮功相关的照片，并且经常散布有关该团体及其遭受迫害的信息。
- 今年5月，维吾尔穆斯林学者赫比布拉·吐赫提（Hebibulla Tohti）在新疆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含混不清的“非法宗教活动”。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对他的监禁是对“非暴力学术自由运动”的报复，包括他的一篇强调维吾尔文化的论文。
这一年也因虐待言论自由活动人士而受到关注，他们遭到拘禁，有时甚至因此死于非命。许多律师因在网上或外国媒体上分享他们的案件的信息而被拘留，据报道，他们遭受了酷刑折磨，甚至其中一些人最终精神崩溃。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被拘留者得不到适当的医疗。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被拖延的保外就医而辞世，作家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曾因写作文章被以“颠覆罪”被判入狱12年，在获得保外就医后仅几个月因脑癌在11月份去世。
随着2018年的到来，中国当局依然在继续努力压制那些可能持不同政见的人。1月19日，律师余文生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宪法改革，仅仅不到在48小时便遭到拘捕。几天后，在一个特别厚颜无耻的举动中，10名便衣警察绑架了香港书商和瑞典公民桂敏海，当时两名瑞典外交官正陪同他前往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进行体检，此事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2018年关注重点
网络安全执法：关注实施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的更多规定；关注更多的外国公司效仿苹果在中国境内存储用户数据；关注对以前可能不受惩罚的行为的新诉讼。
监控之国的扩张：关注监控技术的新进展（特别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关注为建立全面社会信用体系采取的步骤；关注已经在新疆地区应用的监控方法向中国其他地区的推广。
“中国模式”的推广和对“锐实力”的反制：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发表讲话后，关注中国如何更积极地将中国的治理模式——包括其信息控制手段——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政权可能采纳其中的哪些策略。同时，也要关注民主国家将采取哪些新政策举措，以增加中共在各国境内活动的可追责度和透明度，包括那些涉及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的活动。